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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已经出版的郁达夫的日记看，徐志摩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两人同住在上海后，往来颇为频繁。他们和胡适、邵洵美、林语堂、汪静之、刘海粟等等都是朋友。其他名气不太大的朋友也不少，如在上海泰东书局工作的沈松泉。1924年初夏，徐志摩谈起自己从欧洲回国船上的奇遇，郁达夫颇为不信。徐志摩说他有证人沈松泉，于是郁达夫跑去求证。
沈松泉回忆，1924年初夏，有一天达夫先生突然问我，“你认识徐志摩吗？”“哪个徐志摩？”沈松泉反问。郁达夫说：“那个新从英国回来的，他说他认识你。”原来，郁达夫头天晚上在福州路同兴楼请徐志摩吃饭，席间徐志摩谈起他在从欧洲归国途中，发现同船的旅客中有二人（一个朝鲜人，一个中国人）贩运大量毒品准备销往上海。嫉恶如仇的徐志摩在船经新加坡停泊时上岸发电香港海关检举，因而破案。郁达夫先生说：“徐志摩侃侃而谈，非常得意。我以为他在吹牛，有点怀疑。徐说此事有沈松泉为证，他是经手拍发检举电报的。我说，那太好了，沈松泉我们太熟了，就在我们编辑部里。”于是郁达夫问沈松泉：“是真有这件事吗？”沈松泉说是真的，而且把他知道的经过跟郁达夫详细说了一遍。
在郁达夫的日记里，徐志摩在1927年频繁出现。这年1月2日，“晴，日曜（旧历十一月廿九日）”，郁达夫刚从广州回到上海不久。这天下午他去“四马路剃发，见了徐志摩夫妇，谈浙杭战事，都觉伤心。”
成仿吾等人在广州恳请郁达夫辞去广州大学教职，去上海重新整理一塌糊涂的创造社和编辑月刊《洪水》，郁达夫答应了。日记中的徐志摩夫妇就是徐志摩和陆小曼，他们也刚刚移居上海。
1月14日，这是郁达夫和王映霞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午后三四点钟，上出版部去看信。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上海的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因而就去徐志摩那里，托他为我写了一封致丁文江的信。”
因为徐志摩人头熟，所以郁达夫托他为创造社缓颊。不久，徐志摩就打听到一些内部消息告诉郁达夫。1月18日，郁达夫“饭后至创造社，看信件，得徐志摩报，说司令部要通缉的，共有百五十人，我不晓得在不在内。”
1月20日，热心的志摩专门去创造社找郁达夫。郁达夫记载，在创造社出版部“遇见了徐志摩。谈到了五点钟出来。”
关于徐志摩帮助创造社的事，王映霞有回忆，就在认识王映霞的那天，“郁达夫到创造社出版部处理信件时，听到国民党要查封创造社的消息，他马上去找徐志摩，托他给丁文江写信，弄清情况，后来获悉当不至有意外惨剧”。
1月22日，“星期六（旧历十二月十九日），晴，奇寒”。天气似乎反映了郁达夫的心情，认识才八九天，郁达夫便为王映霞花了不少钱，“冒冷风出去，十一点前后，去高昌庙向胡春藻借了一笔款。这几日来，为她而花的钱，实在不少，今日袋里一个钱也没有，真觉得穷极了。”而王映霞因为周围人的原因，和他突然冷漠，拒绝见面。
“午后上志摩那里去赴约，志摩不在。便又上邵洵美那里去，谈了两三个钟头天。”
2月13日，“星期日（旧历正月十二日），晚上去邵家吃满月酒，雨仍是丝丝不止。同席者有徐志摩刘海粟及邵氏夫妇等。笑谈吸烟，一直到了午前的三时。”
3月6日，“星期日（旧历二月初三），阴，后雨”，“晚上到了刘海粟家里吃晚饭，因为他已经请过我好几次了，所以不得不去，席间见了徐志摩及其他二三个女人，美得很。”
徐志摩相貌端庄，风度翩翩，周围尽是美貌的女子可知。
6月28日，“星期二，晴”，“午后有暇，当去访适之及他们的新月书店。新月书店，开在法界，是适之、志摩等所创设。他们有钱并且有人，大约总能够在出版界上占一个势力。”
7月5日，“星期二，大雨终日（旧历六月初七）”，“二点多钟，上内山书店去，杂谈到夜。田汉、伯奇等也在那里，就一道出去吃晚饭，饭后去中央会堂看新剧，遇见了志摩等，到十二点钟，冒雨回旅馆，读书到午前二点。”
7月18日，“星期一，晴，热（旧历六月廿日）”，“约定于二十日晚上，再招佐藤来吃晚饭，当请志摩、适之、予倩等来作陪客。”
这次请客是因为郁达夫7月16日在南洋西菜馆晚饭时碰到胡适，两人约定合请佐藤春夫吃饭。
7月20日，“星期三，晴，热极（旧历六月廿二日）”，“八点钟到功德林去，适之、通伯、予倩、志摩等已先在那里了。喝酒听歌，谈天说地，又闹到半夜。”
1929年“九月十二日（旧历八月初十），星期四，晴爽”，郁达夫“午后小睡，三点钟的时候，出去访徐志摩，过四马路现代书局去看了一回”。
王映霞也经常参加这些人的聚会。她说：“徐志摩似乎不属于美男子系列，但很有男人的魅力和气质，长短胖瘦都适中，看上去很舒服。他和胡适、邵洵美都喜欢穿中式衣服，但衣服的料子很好，颜色也比较亮，如朱色、银灰色、淡蓝色等。徐志摩说话很风趣，席间常和大家说说笑话。我每次去吃饭，都觉得非常轻松愉快。”
从1927年初到1929年底，这大致三年时间，郁达夫和徐志摩的交往最为频繁的；不久之后，郁达夫搬家到杭州，而徐志摩泰山失事，两人从此便阴阳两隔。徐志摩失事后，陆小曼等人筹划出版徐志摩全集。陆小曼深知郁达夫和徐志摩的交情，以及郁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因此约请郁达夫为徐志摩全集作序。郁达夫觉得义不容辞，欣然答应。郁达夫的《冬余日记》便记载了此事。
1935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旧历十月廿九日），星期日，阴晴”，郁达夫计划在二十六日前，完成《志摩全集序》《宇宙风》等三篇文字。
“十一月廿六日（旧历十一月初一），星期二，晴和”，“作《追怀志摩》一篇，系应小曼之要求而写的，写到午后因有客来搁起。”
“十一月二十七日（旧历十一月初二），星期三，阴”，“午前将那《追怀志摩》的东西写好寄出，并发小曼等信。”
1935年赵家璧写信告诉郁达夫，良友准备出版《志摩全集》，因为郁、徐是密友，故向郁达夫征集徐志摩的信。9月16日，郁达夫致信赵家璧，说：“志摩生前，和我通的信札不少，但因在上海受了几次惊，亲友信稿，全部烧了，所以现在找了数天，终找不着一封。适之此番南来，我无机会见面。大约志摩的信，以给适之、陈通伯、凌叔华、冰心、林徽音的为多，小曼更可以不必说，男朋友间，或者周作人先生还藏有几封耳（当然洵美处也不少），我之所见如此，聊供这点意见，以备采择。（他给梁任公的信，思成或有得保存，亦可以去信问问。）”
郁达夫和徐志摩两人均为编者和作家，所以互相约稿，有信为证。1931年3月徐志摩致信郁达夫，说：“我将去北平，与公等自此相违，曾闻知否？笔会再三相请，未蒙枉驾。近来酒兴何如？《新月》要问达夫讨书印，有希望否？令友所撰诗，无人承印，只得送回，即乞转还。前承允与中华一书，至今未闻消息，念念，我北平寓后门米粮库四号适之家。时代险恶，我辈只许闭口。”信末写“此念香福！”
当时坊间流传郁达夫的流言，有的谬之为“淫秽”作家。徐志摩深知郁达夫的为人，经常在朋友间称赞。当时同在北京的黎锦明回忆说，“我的八角琉璃井寓所来了两个访者：左君，叶君。他们说见到了近来时常在报上现面的休芸芸，又听见志摩教授说，达夫很可亲近，不妨去看看他。”
徐志摩又在给成仿吾的信中对郁达夫称赞不绝，说“达夫真是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