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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长郁达夫五岁，两人在少年时代并无交集。胡适1910年（宣统二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同年，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1919年，胡适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样，胡适便成为国内学界文化界乃至政界的风云人物。
郁达夫在去日本之前基本在杭州一带求学，和胡适没有任何接触。1921年5月4日，还在东京求学的郁达夫写了《夕阳楼日记》一文，发表在1922年8月25日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上，批评了胡适的学生余家菊翻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中所犯的翻译错误。1922年9月17日，胡适在其主编《努力周报》第20期的《编辑余谈》发表《骂人》一文，既为余家菊辩护，又批评了创造社成员。这便开始了郁达夫和胡适的一段龃龉，随即也成为胡适和创造社交恶的开端。由郁达夫和胡适的文章引发的茶壶里的风波，因为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的加入，夹杂了创造社和胡适以及文学研究社的几场对骂，牵涉到徐志摩、郑振铎和茅盾等人，这是提倡新文学运动中先驱人物之间不应该发生的内战。对于郁和胡的龃龉，研究者或略述之，或侧重于郭沫若和胡适这两位更有政治色彩在此后政坛上地位更高的名人之间的关系，或侧重于他们的文学理念之分歧，
而郁达夫作为此场龃龉的发端者以及他和胡适之间之后的关系反而被人忽视，其脉络无人寻踪。
郁达夫和胡适的龃龉，虽然发轫于1921年8—9月，其渊源或可溯至1919年10月自卑而孤傲的郁达夫致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