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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日期： 2021年3月16日
摘要： 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全面擘画了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本章在系统总结我国“十三五”期间四个突出成就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实现的六大目标和2035年前经济社会即将迈上的三大台阶。进一步地，本章重点阐述了“十四五”期间要重点抓好的八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今天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我们将“十四五”规划这件事作为今年的第一讲。前几天刚刚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贯彻。
作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交汇期，从现在到2035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系统擘画了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蓝图。在当前世界经济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局势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总结“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准确把握未来1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全面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今天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取得的突出成就进行一个回顾；第二部分，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对“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做一展望；第三部分，主要讲“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要重点抓好的几件大事。
经过5年的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四大类共25项全面小康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全部完成。四大类，即经济发展类、民生福祉类、创新驱动类、资源环境类，其中13个指标是约束性的、必须完成的，12个指标是预期性的、希望实现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附件里就有这25个指标，我们全面、系统地完成了，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哪怕2020年疫情使我们的GDP增长只有2.3%，但也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且25项指标有的还大幅度超额完成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约14.73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顺利完成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给中国制定的宏伟规划中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标。当年提出三步走的目标是：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想着到2000年要翻两番，达到1000美元，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当时中国一年的GDP总量仅相当于欧洲的荷兰，但近年来，有时我们一年GDP的增量就超过了同年荷兰的总量，这就是时代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从这个角度讲，2020年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正值建党一百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2015年的15%提升到2020年的17%左右，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稳步走完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前两步。除此以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四个了不起的“突出成就”。
一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了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到2012年底，我国仍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脱贫攻坚新方针，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到2015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5575万人。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涝灾情的冲击，仍坚持工作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经过连续奋战，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我们平均每年实现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用10年时间就解决近1亿人脱贫，全世界除了中国，绝无仅有。
二是实现了社保全覆盖。 1995年之前，工作人员如果退休了，都是由单位帮助养老，单位如果破产了，就丧失养老保障。那个时候，任何企事业单位，包括民营企业，几乎是不允许破产的，因为一破产，不仅在职工人下岗，这个单位曾经有过的几百、几千、几万的退休人员也没养老保障了。
国家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工作是在1995年的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推动的。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1995年到2010年，这15年主要是在城市里，对城市职工、城市居民推动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到2010年底城市覆盖率已达到90%。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本上还没展开。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重庆试点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自2009年开始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新农保）。2014年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发布，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到2015年，全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推进到了一半的阶段。在“十三五”期间，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实现了全方位覆盖。
大家如果在农村待过，或者了解农村、管过农村的干部，就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对农民来说，家里一旦有人生病，如果有医保报销就不会从正常家庭变成贫困家庭。很多农民因为家里有人生病但没有医保报销，就变成了贫困家庭。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后，到老了养老金哪怕一个月就200元，一年有2000多元现金，再加上他还能务农做点事，生活就有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十三五”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可能全方位地覆盖。经过5年多的努力，有4.5亿人口进入了城镇职工养老体系，有5.42亿人口进入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体系，加起来近10亿人。由于16岁以下人口不是参保对象，这近10亿人的参保意味着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医疗保险也是如此，2020年进入医疗保险的人群有13.6亿人。中国建立起全世界最为全面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应保尽保。这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围绕三中全会的《决定》16章60条336项改革举措，各方面共推出2485个改革方案，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特别是2015年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改革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高。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确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重要方针，将改革推进到了新境界、新方位。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我们及时化解了经济运行中长期积存的供需失调、循环梗阻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止跌企稳态势，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显著提升。这在客观上为我们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预留了空间。可以说，没有这几年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成果，就没有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一枝独秀、高速增长的强劲态势。
四是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 “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呈现新特点：由要素流量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由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十三五”期间，我国先后增设了17个自贸试验区，从沿海省份扩大到中部、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决定在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制定出台外商投资法等法律法规，连续4年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清单条目由93项减至33项；连续下调关税，主动扩大进口，举办了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2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2.16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同样在这5年里，“一带一路”建设完成了从“大写意”向“工笔画”的转变，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完成，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朝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以上是我国“十三五”期间工作取得的重要成就，在总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全面小康指标胜利实现的基础上，完成了四个方面非常有特点、有时代意义的具体任务。
《纲要》深化、细化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2035年远景目标，立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客观条件，既充分考虑我国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也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和挑战，从九个方面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展望和顶层设计。一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二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五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六是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七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八是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九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六大主要目标。
一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蕴含着未来15年我国GDP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十四五”时期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使经济增速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这充分考虑了“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的复杂性，有利于更加积极、主动、从容地应对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强发展的灵活性；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不简单地以GDP增速论英雄，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规划纲要》对经济增长目标以定性表述为主，并不意味着经济工作中不设定GDP增长的量化指标。在年度工作中，可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经济运行状况等，更加科学合理地提出年度增长目标，具体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可以依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予以确定。
二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这是新形势下推动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细化落实重大改革任务的创新实践。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发展阶段的转换，也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格局的重构。“十四五”时期，要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基础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于商品市场，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仍然滞后，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要素市场建设，无论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还是知识、技术和数据等新生产要素，都要加快市场化配置改革步伐。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和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我们要立足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按照更高标准推进市场体系建设，在基础制度、要素配置、市场环境、市场开放、市场监管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和梗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三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十四五”时期，要通过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措施，使2025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95%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92%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6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可达11.3年。2025年执业（助理）医师数可达450万人左右，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2人。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可达4.5个，托位总数可达640万个左右。“十四五”时期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促进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2030年达到79岁的目标。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我国单位GDP能耗约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3倍左右、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左右，下降空间仍然较大。“十四五”时期，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达到20%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14%。通过推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工业窑炉治理、非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等措施，细颗粒物（PM 2.5 ）浓度下降10%，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可达87.5%。通过开展河湖水质改善技术指导、实施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强工业园区综合整治和排污口排查整治等措施，2025年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的比例可达85%。通过深化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等措施，2025年森林覆盖率可达24.1%。
五是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十四五”时期，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和城镇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劳动参与率等因素，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缓解结构性失业矛盾、增加公益性岗位等措施，可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以及通过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等途径，实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十四五”时期，按照应保尽保、自愿参保原则，基本实现法定参保人员全覆盖。考虑到参保人员基数已较大、少数人口自愿选择不参保等因素，2025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可达95%。
六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规划纲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等方面提出明确目标要求，阐明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方向和着力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科学研判治理环境、明确设定治理目标、构建完善治理格局、依法推进治理过程、灵活运用治理工具、全面增强治理能力、科学实施治理评价等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
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百年的交汇点，处于全面小康后成为现代化大国、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是我们向百年强国发展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我们现在常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百年未有的大机遇，等等。在这个百年当中，也许大家会说历史是一年一年堆积起来，任何一年都有其意义，所以每一年都是重要的。这话没错，但量变引起质变，在一百年里每年都在产生量变，但这个过程中，总有某几年是量变引起质变的拐点或上新台阶的质变点。从现在到2035年，将是十分关键的15年。这个15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15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发生“变局”的15年。这15年中有三个台阶，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这个时候出现了。
第一个台阶：到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2021年到2025年即“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从2020年的1.13万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4万或者1.5万美元。我们不说高增长（6%或7%），我们就算这5年每年增长5%，按复利计算，5年就差不多会有百分之三十几的绝对值的增长，到202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就会达到1.4万或1.5万美元。
这就是一个质变点，它有什么意义呢？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收入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1036美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国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作温饱阶段；1037美元到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046美元到12535美元之间，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535美元以上，属于高收入国家、富裕社会。2020年我们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105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再经过5年的发展，到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至少将超过1.3万美元，摆脱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里有个历史现象，从1970年以来，差不多50年时间，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除了80个国家和地区属于高收入国家（经济体）外，其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都停留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还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是低收入，现在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还在1036美元以下。问题是这50年来居然没有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从5000、8000、9000美元跳上去进入1.3万、1.4万、1.5万美元。一些国家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陷入增长的停滞期。由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四五十年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阶段，所以有许多经济学家把它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全球有80个富裕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37个、美洲21个、亚洲14个、大洋洲7个、非洲1个，全部人口约11亿，其中美国3亿多，日本接近2亿，欧洲有四五亿，一共加起来10亿，再加一些小国凑在一起约11亿，就是富人俱乐部。但中国一个国家就是14亿人，一旦跳过中等收入上限，一下子就会让世界富人俱乐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在25亿里边我们占了14亿，55%左右。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世界富人俱乐部将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台阶。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奋斗40多年，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并且让世界高收入国家人数增加一倍多，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第二个台阶：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预计今后10年中国经济将至少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到2030年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60多万亿元，加上通货膨胀因素，以现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80万亿元，折合美元约28万亿；预计美国按年均2%左右的增速，10年后大体也会达到28万亿美元左右。在“十五五”期间，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赶上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我们的人均GDP还处在高收入国家梯队的中游，但是总量超过美国，亦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在康熙、乾隆年间中国GDP占全球40%，1820年时为32.9%，仍是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80年时占世界1%不到，仅相当于当时的荷兰。2020年我国GDP占世界比重为17%，预计在今后的10年，会进一步升至25%左右。
到那个时候，也就是在2030年前，我们总量会超过美国。美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2020年GDP为20.93万亿美元，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70%左右。我国近10年应该能保持每年5%的增长，到2030年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经过了200多年，中国又回升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一，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
第三个台阶：到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15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里，写了这么一句定性的话。这里有几层内涵。
第一，高收入国家收入标准是人均GDP在4万美元以上，目前，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在5万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在2万—4万美元之间。我们国家2021—2035年这15年，如果用人民币不变价增长率来算的话，15年里只要年平均增长率4.7%就能做到总量翻番，按美元计价的人均GDP从2020年的1.13万美元增长到2.2万美元。15年里平均每年增长4.7%，这是很保守的、很稳当的一个目标，是一定能做到的。
第二，按照刚才讲，人均GDP 1.13万美元翻一番，达到2.2万美元以上，是以2020年的不变价、静态来算的，但实际每年的货币是有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的。第一，每年总有至少2%的通货膨胀。假定说每年2%，15年通胀至少有30%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以不变价计算的2.2万美元，届时现价人均GDP折合美元完全可能达到2.6万美元以上。第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现在是按1∶6.7算的，今后15年，人民币升值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到2035年是1∶6的汇率，那人均GDP有可能是3万多美元了。也就是说，到2035年中国实现高收入国家中的平均线、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远景目标，人均GDP达到2.6万—3万美元是可以想象的，这样我们就提前15年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家的前景非常的灿烂，非常鼓舞人心。
以上讲的远景目标，迈上三个台阶的概念，这三个台阶都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转折点意义的。所以我说这15年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15年里中国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经济总量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能够把原来20世纪80年代定的2050年的目标提前15年实现。这么想一想，这15年的确是非常重要，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讲的新阶段、新战略、新格局，都体现在这三个台阶里。
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规划纲要》系统描绘了我国在“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思路、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有八个事关新的战略与路径的事项，应作为重中之重，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现在直到未来2050年期间，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阶段。这个阶段的战略跟以前的战略相比，在内循环方面会出现五个变化。
一是能源、粮食自主自立，工业制造自主自强。 我们国家在能源供给上总体缺油少气，长期靠进口为主，在内循环、双循环和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以清洁能源替代石化能源，在以电代气、以电代油的过程中，完全可实现油气自主循环。粮食方面，坚持口粮自给，饲料进口补充。我们国家发展会从能源、粮食更加安全的角度，形成一个以国内的能源和粮食自主自立的经济循环体系。同时，在工业方面也会形成一个自主自强的工业制造体系。
二是国民经济依赖世界市场循环的程度会有较大幅度减少。 在以外循环为主的时候，我们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65%左右。最近这些年来，比重已经有了较大幅度下降，2020年已经降到了32%。我认为今后的十几年，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降到25%左右。意思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内循环。
三是建立高标准的商品和要素循环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过去几十年，商品市场已经实现了较高标准的市场循环体系。但是我们国家在要素市场方面，不管是要素的定价、要素的配置，还是要素的流转，比较多的还是依靠政府在进行配置。今后的十几年，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展，要素的配置和定价将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形成一个高标准的要素市场的循环体系。
四是我们国家的产业链将更加配套安全。 今后这一个阶段，我们国家产业链通过强链、扩链、补链使得我们全要素的产业链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将转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也就是说零部件原材料百分之七八十在国内，然后产品市场还是覆盖世界。它在产业链的分工上面的基本特征还是开放的水平分工，让世界最有能力、最有效率的企业加工各种部件。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水平分工的产业链企业集群百分之七八十将垂直整合一体化，在国内形成加工制造的产业链集群。
五是作为内循环的第一动力，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将有较大的提升。 目前，中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只有42%。在共同富裕的发展的逻辑下，我预计在今后十几年，这一比重会从42%逐渐地上升到50%以上。由此，内循环的发展动力，经济拉动的能力就更强了。
另一方面，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对外开放的国际循环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更有力度的开放。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将给中国带来三大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一是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转变。 在能源消费端，清洁能源将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主力。同时，能源消费形式上，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实现电能替代，电气化比重将大幅提升。在能源供给端，目前我国能源供给基本上是以煤电、油气等化石能源为主。未来将通过大力发展光伏电、风电、水电、核电、氢能等清洁能源，使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由目前的34%左右提高到90%以上，建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体系，实现能源领域深度脱碳和本质安全；同时通过大幅减少炼油、重点发展炼化，大幅降低能源进口依存度，形成能源自主自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促进国民经济的质量效益全方位提升。 实现“双碳”目标，将倒逼经济增长以更高效益、更低排放的产业结构来支撑。在工业方面，“双碳”目标的实现，将从五个方面推动中国工业部门脱碳减碳。一是矿产物资源头减量；二是生产过程节能减排；三是废品废物循环回收；四是工艺流程更新改造；五是发展碳捕捉、碳回收的技术。与此同时，由于服务业的碳排放比传统工业要低得多，实现碳中和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事实上，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将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这将带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颠覆性变革和治理效益的全方位提升。
三是助力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今后几十年，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石化能源，是全球新一轮的能源革命。不同于前两次全球能源革命中国只是落后跟进的格局，在这场能源革命中，我国走在前面处在引领位置：在供给端，中国自主研发、自主品牌的光伏电、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发电设备已引领全球，2020年中国清洁能源发电装备产量占全世界的70%，不仅仅满足国内需求，而且大量出口海外。在消费端，中国2020年生产了全球50%的电动汽车和73%的储能锂电池，品牌、技术、原材料都是自己的。在传输和配送端，中国的特高压输变电技术已经能够做到每1000公里1.5%的损耗，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科学基础。中国这三方面的技术引领世界，使得中国有底气宣布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从而助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背景下，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对冲疫情影响，还将为疫后经济复苏和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数字经济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数字化平台的各个环节自成产业，即数字经济产业化。 包括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涵盖了通信、算法、算力等方面。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元。各地正在兴建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元。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的投资规模也会达2万亿—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元级的。
二是数字经济融合赋能传统产业，即产业经济数字化。 指的是融合基础设施，是应用上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形成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比如，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跟物流结合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60余个万亿美元级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大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装备、关键软件的研发创新。 即创新基础设施，比如支撑重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大科学装置、大试验平台等。高灵敏度、高可靠性、高安全性、低能耗的智能仪器仪表、传感器、检测终端和高性能的芯片、工业设计软件、操作系统、算法、算力等，这些为数字经济提供支撑的硬件、软件及装备制造产业就属于创新工程，通过科研创新、引进消化等方式，把数字经济的硬件、软件及核心装备发展起来。每一项投资规模都是上万亿元级的。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5%，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聚的过程趋于尾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是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改造提升的建设，过去那种疾风骤雨、铺天盖地大规模发展的阶段过去了。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以及关中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元级。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70%。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得见的经济学与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最关键的连接点。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带动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的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内的功能集聚区；三是要注重联通高效，实现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的综合交通网络的无缝对接，以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这个过程中，过去由房地产投资、大拆大建搞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深度城镇化转变。农民工将成为历史，中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将发生质的变化，即由过去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真正转为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工业国，城市文明在中国将正式进入发育定型、日益成熟的新阶段。
这个过程中，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也会有重大变化。过去几十年，我们GDP增长的40%左右靠城市化拉动、靠房地产拉动、靠城市基础设施拉动，今后15年，这种拉动力会从40%降到20%左右，经济发展更多地靠二三产业发展，靠产业结构调整，靠城乡居民消费为内涵。
我们的城市将从过去几十年的基础开发、形态开发为主，转变为功能开发为主，转变为更多地靠产业发展结构的完整、系统配套。城市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来自内在的功能性的开发，把效益潜力提升起来。从空间来说，由大、中、小城市各管各的单个发展转变为向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协同化发展，使得内涵、质量、效益更高地提升。从城市开发阶段看，我们整个的城市化已经从过去30年的基础开发、形态开发转变为更多地具有集聚性、辐射性的功能开发，使得城市三次产业之间更加地匹配，教育、卫生、文化和人民的生活各个方面都会更好地改善。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竞争、区域与区域竞争、企业与企业竞争，不仅仅是头部企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产业链上有总装龙头企业，也有为龙头企业服务，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的企业，形成了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进一步讲，谁控制了产业链集群，谁是供应链纽带的核心，谁是价值链枢纽，谁就是产业巨头——生态型的“链头”企业，因为它是产业链标准的制定者、供应链纽带的管理者和价值链枢纽的掌控者。
产业链分工最合理的方式，就是让产业分工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这种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与传统水平分工的区别在于，尽管产业链上的企业还是国际化水平分工，但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是选择合适的地区，在1小时到3小时车程半径内（50—200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中间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这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在疫情下全球产业链支离破碎的情况下，这种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不受影响，更凸显其竞争力。凡是重要产业，都要考虑集群化发展，形成一批空间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我们要抓住未来几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战略窗口期，深化改革开放，抓准机遇进行“引资补链”“引资扩链”，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本“活水”灌溉我国高端制造产业链的“良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经济圈、关中地区经济圈等地域，围绕国家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打造一批区域性产业链集群。这些产业链集群是把全球产业链的各个组成部分集中到特定区域，在区域内依然是全球供应商的水平分工，但同时也形成了区域产业链内的垂直整合，从而大大提高了产业链集群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产业链集群的投资是拉动中国GDP未来增长的重要动力，每一个产业链集群都有可能带来成百上千亿元量级的投资，并进而撬动数以千亿元计的工业销售值，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各级政府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加速优化营商的软、硬件环境。硬件方面，要加快建设以5G网络、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为吸引全球产业链提供一流的营商硬环境；软件方面，要提高政府部门的数字化服务水平，以诚信高效、公平竞争、开放合作、透明安全的营商软环境吸引更多全球企业加入中国产业链集群，推动国内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地方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产业链集群，扶持引入全球龙头企业成为产业链集群的核心，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从经济角度上讲，改革的重点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资本、劳动力要素，也包括技术进步、制度要素的供给。过去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资本和人力拉动的，技术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供给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投资、房地产投资，通过大规模借债进行大量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减弱；在劳动力方面，中国14亿人口已经接近天花板，城市化率也到了天花板，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供给也下降了。随着近年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逐渐降低，全结构性要素生产率增速也趋于下降。
基于上述，“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增强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关键是抓好两件事：一是必须要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技术进步。二是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改革。通过加大技术进步和基础性制度改革红利的供给，消除资本和劳动力边际效用下滑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保持经济更好地增长。要素市场一般具有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维护市场秩序功能、集中竞价功能、资金枢纽功能和大数据汇集功能。要素市场的效率往往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成为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竞争的核心能力的体现。相比较普通经济体，那些拥有全球要素市场影响力的经济体竞争优势更为突出。因此，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力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逐步解决中国经济运作中存在的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旦实施到位，每一项都将产生万亿元级别的红利，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竭动力。
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两个功能：一是作为对标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平台，对标国际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措施进行先行先试，积累可推广、可移植的经验，为FTA做好基础性的准备。二是作为中国开放的新高地，为解决几十年开放中存在的短板服务，包括四类短板，一是服务贸易；二是金融；三是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四是数字经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点不在于像搞工业开发区那样招商引资、建厂房；也不在于像搞保税区那样征地动迁、铁丝网围网，设卡口；同样也不在于一般的城市新区征地动迁、七通一平、建高楼大厦。自由贸易试验区要集中精力、抓紧时间，让已建成的现有楼堂馆所区域享受自贸区政策，搞离岸贸易、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各类生产性服务贸易、产业链金融等，这样一来在这个区域内立刻就把服务贸易、金融服务、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短板都补上了。大家一定要理解，在自贸试验区内搞保税加工固然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但这些事，在过去30年已经运行的开发区、保税区里都可以做，在自贸试验区做开发区、保税区可以做的事，是政策的放空和浪费。重要的是要让贸易公司在自贸试验区做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业务。
RCEP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RCEP作为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的自贸协定，体现出全面性、高标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在货物贸易领域，RCEP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且主要是立刻降税到零和10年内降税到零。在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方面，RCEP可以用协定中多个缔约方的中间品，来达到所要求的增值标准或生产要求，显著降低享受零关税的门槛。在服务贸易方面，RCEP采取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结合的管理方式，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各成员国的“东盟+1”协定，为区域内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在投资领域，中国首次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对5个行业作出高水平自由化承诺。此外，RCEP还涵盖了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内容。要抓住RCEP机遇，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把自贸试验区政策用好、用足、用活，充分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2%左右，该比例是比较低的，未来要形成以消费为主体的需求格局，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过去30多年，外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条件下，我国以劳动力成本为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出口占领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收入的比重会更高，投资拉动的能力会更强，出口拉动经济的比重会更大，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就会逐步降低。大家可以看到：1980年到1990年，我们GDP总量不大，在规模不大的GDP中，58%是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以后就逐渐下降。到了2000年左右，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58%降到了46%左右，最低的时候是在2012—2013年，降到了40%。最近两年回升到了42%。中国2020年的GDP为10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42万亿元是老百姓的收入；到2030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比重上升到50%？到2035年进一步提高到52%，比现在增加10个百分点？这就和共同富裕的方针有关，也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有关。今后15年我国的GDP从100万亿元变成200万亿元，如果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42%变成52%、比现在增加10个百分点的话，就多了20万亿元，老百姓就可以增加20万亿元的钱用于消费。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消费拉动，成为内循环、双循环的第一发展动力。
实现上述目标，很重要的是要通过发展增加就业。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有4亿人，主要是城市就业人群；我们还有6亿低收入人群，年收入平均在1.2万元左右，主要是农村务农、务工的农民群体。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增加就业，提高消费能力，解决好中国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消费结构上讲就是要让中等收入人群翻番，低收入人群减半。“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逐渐让中等收入人群从4亿增加到8亿，低收入人群从6亿减少到3亿。
总之，我相信在八个战略的推动下，中国2035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2.5万美元以上，GDP总量会达到30多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高收入人群现在是11亿人，中国人一进入就变成25亿人，而这14亿人是相对共同富裕的而不是两极分化的14亿人。中国在世界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都会得到巨大的提高。到那个时候，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我们发展好了，整个国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将极大地提升，更有底气，更加深入人心，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合作、和谐共处的状态也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问题1： 中国在10年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8—10年后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但这些都还只是预测，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美战略经济竞争加剧，能否实现变数很多。请问黄教授，过去十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的4倍多，您认为今后十几年，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的增速可能是多少？
黄奇帆教授：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8%—9%的增速，是美国同期经济增速的4倍左右，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经济总量对美国的比重由1978年的6.3%提高到2020年的66.5%（根据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以下皆同）。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界和智库机构根据过去十年这一增速的趋势，预测中国经济的总量将在2028—2029年左右超越美国。但这个预测是基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3倍的假设，具体能否实现，变数很多。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美战略经济竞争加剧，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什么时候超越美国。
对美国而言，以对抗、竞争、打压中国，遏制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已成朝野上下、两党精英的政治抉择。无论是前任特朗普政府还是现任拜登政府，都把对抗、竞争、打压中国放在首位，这种对抗打压中国的政治立场将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的全过程，只有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5年、10年、20年后，世界经济进入新格局，才会逐步终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预测，今后几年美国经济发展会有所加快。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拥有最强大的科技、军事和金融实力。全世界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在美国，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资本市场在美国，全世界最强的高教资源和科研力量也在美国，美国仍是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不排除美国的这些“硬”实力被美国政府有效利用，进而转变成支撑美国未来10年长周期稳定增长的“巧”实力。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未来15年，以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经济的不变价增速应能保持2倍于美国的增速，确保在未来15年内超过美国。根据测算，若美国经济保持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中美经济增速倍率按2倍计算，并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上升因素，中国经济赶超美国会在2035年左右实现。但若中国对美经济增速倍率降到1.5倍以下，那赶上美国的目标将会被拖到2070年。这个时间太漫长了；总之，认为中国经济5年、8年能超过美国的判断，过于乐观激进，认为中国经济2035年、2040年还追不上美国，又太低估了自己。因此，我们应该将经济总量2030年超过美国作为努力实现的目标，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作为未来15年的基本目标、底线目标。因为这关系到全球资源的配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就在这15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要在这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尽管那个时候中国在金融、科技、军事等方面与美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这毕竟是中美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标。
问题2： 近10年，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增长过快和人口增长率增长放慢的问题。请问黄教授，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有多大影响，应如何应对？
黄奇帆教授： 你的问题很切实，有关老龄化增长加速的问题，是当下中国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速度比10年、20年前的数学模型预测的增长更快。一是因为近十几年医疗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身体健康、人均寿命提高的结果。二是因为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这十几年全民的医保，包括农村医保全面到位，农村妇女改变了原来一定比例在家里接生的情况，近乎百分之百到医院生小孩，婴儿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使得中国人均寿命显著上升。总之老年人寿命越来越长，使得这个地区人均寿命往上抬。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件大好事。当然，这也会带来老龄化社会避免不了的问题。最关键就是在下一阶段，在未来15年，“十四五”期间怎么样把老龄产业、夕阳产业发展得更好。你提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有关人口增长率放慢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切实的问题。中国在1950年人口是5.5亿左右，1980年是10亿左右，2020年是14亿左右。过去几十年，大体上每10年人口增长1亿左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由于近几十年经济条件、生活方式、年轻一代生育观念的变化，近几年出现了每年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退休人员多于新生代就业人员的现象。可以预测，今后30年中国总人口不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2亿—3亿人口。这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投入降低，会导致经济增长放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对策，一是抓好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尽管我国每年新生劳动力减少了，但每年毕业的大专院校生超过1000万，比以前大幅增加了。二是推进生产工艺自动化，增加机器人，以减少蓝领的用工数量。三是推进国民经济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用科技创新对冲抵消劳动力供应能力的下降。
问题3： 关于大城市的发展，是尊重市场要求，让各类经济社会的要素越来越集中，城市越做越大，还是为避免大城市病，控制城市规模扩张？
黄奇帆教授：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国有14亿人，超大城市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超大、特大、大、中、小城市要按城市群、大都市圈的发展规律协同发展。超级大城市有金融、贸易、经济要素的集聚功能，经济效率也相对较高，但也不能走极端、越搞越大、越搞越多，既要避免带来大城市病，又要避免挤压周边城市发展。我国的大、中、小城市及其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大体应遵循五个约束性要求：
一是中国有14亿人，超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大体上每1亿人产生1个，应当控制在14个左右。从工业化以来300年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看，大体上每1亿人的国家或地区会产生1个上千万人口的超级或特大级的城市。比如美国有3.4亿人，有纽约、洛杉矶、芝加哥3个超、特大城市；日本近2亿人，有东京、大阪2个超、特大城市；德国8000多万人，英国、法国都是6000多万人，各有1个特大城市柏林、伦敦、巴黎。我们国家现有7个超级大城市，有十来个人口接近七八百万的城市在争取超千万人口，今后十年，全国增加七八个达到超级大城市标准的城市是可能的，但也不能一哄而起。
二是我国超过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除北京、上海达到2500万人口外，其余的十来个超级大城市不能都往2000万以上的人口目标去发展。这些城市最终发展的人口天花板，应当控制在1500万左右。太多了会产生虹吸效应，往往造成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发展受影响。
三是超级大城市和周边其他大、中、小城市应该形成一个比例合理的城市群。城市群中的大、中、小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大体上应按照1∶3的比例递减，如果超级大城市1500万，第二层级的城市就是五六百万，第三层级外围的城市就可能是一两百万，由此形成了梯次结构的城市群。你不能这边中心城市2000万，旁边第二层次的城市就是一两百万，太大的城市和太小的城市结合在一起，构成不了城市群。就像大齿轮和小齿轮，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一百圈，无法啮合。超大城市的辐射能力需要和它相当的中等城市匹配，一群中小城市往往吸收不了超级大城市的辐射，也支撑不了超级大城市的集聚。这样的城市群结构功能效应就不能很好体现。
四是鼓励并支持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而不简单地是城市居民自我改善的过程。中央对农民工的落户政策有三个内涵：第一，凡是500万人口以下的大、中、小城市，只要农民工愿意在城市落户，城市不要有任何户籍的限制政策。第二，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支持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两三年的农民工变成常住居民、户籍居民。第三，对于已经有1000万以上人口的超级大城市，落户门槛要高一些，比如要求打工六七年以上的工龄积分等；超大城市1500万人口的天花板红线，要管紧一些。鼓励并支持外来人口在超大城市周边的都市圈里落户，并给予同城化相应的政策。
五是一般超级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构成的城市群或大都市圈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应达到70%以上，城市群内产业分工功能明确，相互协调配套。大小城市之间交通通畅便捷，各种城际轨道交通、城市公路、高速公路互联互通、无缝对接。
总之，对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应遵循科学合理的规划原则，在推动省级区域、超大或特大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同样要重视地市州区域中心级的大、中城市建设，更要关注涉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小城市。因为县域经济既是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基础支撑，又是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纽带桥梁和动力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