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气候没有任何异常,戴高乐将军回归,推出了新法郎,建立了新的共和国,贝利夺得世界杯冠军,查理·高卢(Charly Gaul)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达琳达(Dalida)唱了《我的故事是一段爱情故事》。
那是一个漫长的夏天,就像25岁前的任何一个夏天。之后的夏天变得越来越短,记忆变得模糊不清,只记住了干旱异常、酷暑难耐的夏天。
1958年的夏天。
和往年的夏天一样,一小部分家境优裕的年轻人和父母一起到蔚蓝海岸晒太阳,另一部分同样富裕、在高中或者在圣-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勒教会学校就读的年轻人,乘船前往迪耶普(Dieppe),练习学了六年的哑巴英语。还有一部分人,诸如高中生、大学生、小学教师等,他们假期很长,钱很少,会去在法国各地大型住宅或者城堡举办的夏令营看管孩子。无论走到哪里,女孩们都在手提箱里装一包一次性卫生巾,既担心又期待,想知道是否在这个夏天她们会第一次和男孩睡在一起。
那年夏天,特遣队的数千名士兵大多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阿尔及利亚恢复当地秩序。他们写了几十封信,讲述北非的炎热气候、山地、乡镇,以及被占领百年依旧不会说法语的阿拉伯“文盲”。他们发回了自己和朋友穿着短裤,在干燥、多岩石的风景中大笑的照片。他们像是童子军在探险,你会以为他们是在度假。女孩们什么也不问,仿佛报纸和广播上报道的“战斗”和“伏击”与他们无关。她们觉得他们履行作为男孩的职责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那个传言,他们需要一只山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她们看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他们休假回来,带回来项链、法蒂玛之手和一个铜托盘,然后又走了。他们唱起《退役的那一天》,改编自贝考(Bécaud)的歌曲《下雨的那一天》。他们最终回到了四散在法国各地的家,不得不结交新朋友,而这些朋友没有去过北非,没上过战场,不会谈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士或北非阿拉伯人。他们与现实脱节,沉默寡言。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是应该感到骄傲还是羞愧。
1958年的夏天,她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甚至连在夏令营庆祝的十八岁生日都没有照片。她是最年轻的辅导员。生日那天她正好休假,所以下午有时间去市区买起泡酒、拇指饼干和夏蒙尼牌橙汁,但只有少数人去她的房间喝了一杯,吃了些点心,并且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也许她不是他们常来往的人,或者只是觉得没意思,因为她没带唱片,也没带电唱机来夏令营。
1958年的夏天,在奥恩省S市夏令营遇到她的所有人中,有谁记得她这个女孩吗?应该没人吧。
他们忘记了她,忘记了彼此,9月底大家就都散了,回到了自己的高中、小学教师师范学校、护士学校、体育教育中心,或者被召唤加入了赴阿尔及利亚特遣队。大部分人都很满意这个看管孩子的假期,既挣到了钱,又获得了心灵上的满足。但她,作为一个异类,总是背道而驰、乱七八糟,应该会更快地被遗忘吧——让这些可笑的事情来增加记忆的负担是很荒谬的。在他们1958年夏天的记忆中没有她,而当年的记忆如今可能已经渐变成模糊地方的模糊轮廓,只剩下“ 夜晚地下室舞厅的黑人大战 ”和“ 未知的停演 ”,那是他们最爱开的玩笑。
因此,她从其他人的意识中消失了,从所有那些与奥恩省的这个确切地点有关联的意识中消失了。就在这个夏天,这些人评估他人的行为、表现、身体的诱惑力,尤其是她的身体。他们评判她,排挤她,一听到她的名字就耸耸肩或翻白眼,他们中的某个人因为找到了跟她名字有关的双关语而洋洋自得:
安妮,你的身体在说什么
(安妮·科迪
,哈哈!)。
她被其他人彻底遗忘了。这些人散落在法国或世界各地,已婚,离婚,独身一人,抑或成为祖父母,已经退休,头发花白或者染了头发。物是人非。
我也想忘记那个女孩。真正的忘记,就是不再想书写她,不再认为必须书写她,叙说她的欲望,疯狂,愚蠢与骄傲,饥饿与停经。可是我做不到。
日记里总有一些句子,暗指“S市的女孩”“1958年的女孩”。二十年来,我不断地在写作计划中写下“1958”。这本书至今仍未撰写,反复列入写作计划。无法形容的空白。
每次都是只写几页,除了有一次,那一年的日历与1958年的完全一致。2003年8月16日星期六,我提笔开写:“1958年8月16日星期六。我穿着花5000旧法郎买的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蓝白相间的横条纹无袖毛衣。这条牛仔裤是从玛丽—克洛德那里买到的,而她是花了10000旧法郎从鲁昂的埃尔达商店买到的。这是我最后一次拥有自己完整的身体。”我每天都奋笔疾书,试图让写作的日期与1958年的日期完全吻合,我乱七八糟地记下了所有重现的细节。仿佛这种每天不间断的周年纪念写作方式最有可能跨越四十五年的间隔,仿佛因为这种日期的“日复一日”,写作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回到那个夏天,就像从一个房间进入到另一个房间一般简单。
由于画面、文字的涌入,写作需要不断延伸,很快,我的写作进度就落后于1958年各种事情发生的时间。我无法将1958年夏天的时间塞进2003年的日历中,它不断地溢出我。我越写越感觉自己写得不贴切。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文字应该以另外一种状态呈现,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是怎样的状态。我也没有寻找这种状态。其实,我只是单纯地享受释放记忆的快乐。我不愿意因形式而痛苦。五十页后,我又停笔了。
十多年过去了,又过了十一个夏天,与1958年的时间间隔增长到五十五年。1958年,连同那些战争、革命、核电站爆炸,一切都在被逐渐遗忘。
摆在我面前的时间越来越短。必然会有最后一本书,就像会有最后一个情人,最后一个春天,但没有任何迹象能预知到。一想到如果我在临死前没能书写那个我很早就称之为“1958年的女孩”,我就感到很困扰。终有一天,没有人能够回忆她。这个女孩而并非任何其他女孩所经历的,没有得到任何说明,等于白活了一场。
在我看来,这个写作计划不比其他写作计划更高明、更新颖、更让人快乐,但它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能够让我超越时间而存在。只追求“享受生活”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没有写作计划的每一刻都像是最后一刻。
我相信,我是唯一记得的人,这让我着迷。1958年的夏天赋予我一种相较于其他人的绝对优势,就像是主权国家的绝对优势。我的欲望,在鲁昂街头的那些荒谬的梦想,以及十八岁就开始停经,如同一名老妇一般,这一切让我感到羞耻。而关于羞耻的记忆比任何其他记忆都更加细致,更加让我不知所措。简而言之,这种记忆是羞耻的特殊馈赠。
我意识到,以前发生的事情旨在消除阻碍我未来前进的障碍,就像在噩梦中一样。我准备好要开始寻找1958年的女孩,寻找她和其他人,并把他们都带回到现今某一年的夏天,比1914年的夏天还更加遥远。
我注视着一张黑白证件照,这张照片贴在伊沃托(Yvetot)市圣米歇尔寄宿学校为高中毕业会考C方向所制定的学生手册上。我看到,一张脸占据了照片的四分之三。这是一张标准的椭圆形的脸,鼻子笔直,颧骨平平,额头宽大。可能是为了让额头显得不那么宽大,一侧奇怪地垂着微微卷曲的刘海,另一侧垂着一绺卷曲的头发。其余的深棕色头发被梳到脑后盘成一个发髻。嘴唇勾勒出一个微笑,可以认为是甜美或悲伤,或两者兼而有之。一件深色毛衣,立领、插肩袖,有一种古板而平淡的天主教教士长袍的效果。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头发凌乱的漂亮女孩,给人一种甜美或慵懒的印象,今天再看,我们会觉得她不止十七岁。
我越盯着照片中的女孩看,就越觉得她在看着我。这个女孩,她是我吗?我是她吗?为了让我成为她,我必须:
能够解决一个物理问题和一个二次方程,
每周都读《晚安周刊》中连载的小说,
梦想最终能去参加“青年家庭舞会派对”,
支持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
感受到妈妈的灰色眼睛到处盯着我,
没有读过波伏瓦、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等。
名叫安妮·杜切斯内。
当然,我必须对未来,对1958年的夏天,一无所知。我必须突然之间忘记我的人生经历和世界的变化。
照片中的女孩不是我,但她不是虚构的。我对世界上任何其他人的了解,都没有对这个女孩这样广泛、无穷无尽。我知道,例如,
在2月假期的一个下午,她和她的好朋友奥迪尔在市政广场的摄影店拍了证件照;
她额头上的卷发,是因为她前一晚戴了卷发夹,她柔和的目光,是因为她近视——她摘下了厚厚的眼镜;
她的左唇角有一个爪形疤痕,在照片中看不见,是因为三岁时摔倒在玻璃瓶碎片上造成的;
她的毛衣来自费康市服饰用品批发商德卢姆。该批发商为家庭主妇经常光顾的店铺提供袜子、学习用品、古龙水等,其旅行推销员每年两次在咖啡厅的桌子上打开装满样品的手提箱推销产品,就是那个胖胖的推销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有一天跟她说她的名字与一个流行歌手名字一样,就是唱 《牛仔的女儿》 的安妮·科迪,当时她很不高兴。
历历在目,数不胜数。
因此,可以说,我对于其他任何人的记忆都没有如此之多。脑海中只有关于她的记忆,这也是我对1950年代世界的认知:穿皮毛大衣、戴巴斯克贝雷帽的男人,前轮驱动轿车, 《雪之星》 ,乌鲁夫(Uruffe)神父的罪行,冯斯托·科皮(Fausto Coppi),克劳德·卢特(Claude Luter)的管弦乐队。关于她的记忆让我能够确定哪些人曾经存在过,哪些事曾经发生过。照片中的女孩是一个陌生人,她把她的记忆留给了我。
然而,我不能说我跟她不再有任何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跟转年夏天的她没有任何关系,这会让我感到不安,就像我在阅读帕韦泽(Pavese)的 《美好的夏天》 ,罗莎蒙德·莱曼的 《尘埃》 ,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安一样。电影名我需要提前罗列一下才能下笔:
《旺达》《不幸时刻》《苏》《手提箱女孩》 ,还有我上周刚看的 《露西亚离开之后》 。
每次,我都像是被银幕上的女孩掳走了,我变成了她,不再是今天的我,而是1958年夏天的女孩。她将我吞没,遏制我的呼吸,给我一种我只存在于银幕里的短暂错觉。
这个1958年的女孩能够在五十年后重现并让我内心崩溃,所以她一直隐藏在我身上,无法摆脱。字典里关于真实的定义是,行动并且产生效果。这个女孩,不是我,但真实地存在于我的身上。这是一种 真实的在场 。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把1958年的女孩和2014年的女人融为一个“我”?或者,使用“她”和“我”来区分二者,以期能够尽可能地阐述事实和行为。在我个人看来,这不是最公平的,而是最冒险的,同时也是最残酷的,就像你在门后听到别人谈论自己的时候用“她”或“他”,那一刻你感觉快要窒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