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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英土兄长，蒋介石有了几分豪迈。
对局势，他已了然于心，自己也成为团体内的一分子了。从今以后，他，似乎已不再是一个游离不定，方向未明，空有报国之志而无实现之道的一介书生，他感到，自己已经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回到东京后的蒋介石，虽然仍像以往那样，小心翼翼地遵守军校的规定，但是，也时常与志同道合的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谈吐天下之事，还和同是同盟会员的苏曼殊等人一起，做些同盟会浙江支部分配给的秘密工作，诸如管理浙江支部的财务，为支部里的一些成员分配转拨经费等等。
蒋介石就利用星期天开展活动，收款、转账，一同分析研判时局。
虽然蒋介石按照英士兄长的指示，不和同盟会在东京的总部往来，但是他从甚是活跃的戴季陶等朋友那里，还是得到不少情况。
“日本的同盟会总部，已处于涣散状态。自新加坡来日的黄兴邀请在东京各省分会长开会，寻求对策，最后议定以‘勤学舍’的名义，组织一个俱乐部性质的机构，由大家分摊经费，不过半年，就因各方人心减退、不愿按时缴费而解散。”
“同盟会发动的安庆之役，广州保亚会之役，川广安、嘉定、黔江之役，潮安、惠阳、钦廉、镇南关、上思、河口诸役，皆以失败而告终。党人情绪沮丧，意志消沉。”
这些情况，已经令人颇是不安了。
可是，还不断发生新的事端。
这天，蒋介石和张群在看《新民丛报》，突然，看到了一向反对暴力革命、极力主张通过改良实现君主立宪的梁启超的文章，是专门批评革命党领袖的，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文章，顿时在留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就亲耳听到，一些同窗动辄就拿“远距离革命家”来指称孙中山，还颇是愤愤不平地说：“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他们，就会说些革命的大话，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他们还不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举事，他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
蒋介石没有站出来辩解，他忧心忡忡，也有些心灰意冷。
不料，更糟的情况还在后边。
这一天，同窗好友张群神色凝重地将一份报纸拿给蒋介石看。
映入蒋介石眼帘的，竟是《孙文罪状》。
原来是光复会首领陶成章领衔签署的一份文告，指责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惨贼同志”，贪污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二十万元，“败坏全体名誉”，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开除孙中山总理一职。
“这……”蒋介石惊呆了。
果不出英士兄所料，这个陶成章又向孙先生发难了。正好，陶成章到东京来了，按照规定，浙江支部是要给他提供经费的，蒋介石怒火中烧，断然停止，本想站出来和陶成章辩论一番，杀杀他的威风，但转念一想，自己人微言轻，未必有效果，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得不偿失，遂急忙写信，请英士兄长指示办法。
陈其美回信，向蒋介石说明了原委。
原来，陶成章到南洋筹款，未获满意结果；而孙中山所派的汪精卫，凭借出色的演说才能，在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组织分会，报告军情，劝募军需，筹款甚多。陶成章迁怒于孙中山，遂根据风言风语、揣测推理，罗织了孙中山十四条罪状，并公开发难，实欲取孙中山而代之，自为同盟会总理。
信中，陈其美明确指示蒋介石说：“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然我弟对此，可置之不理，不为所动，免致纠纷。”
“陶成章，真乃自私自利的小人！”蒋介石愤愤然。他按照英士兄长的指示，强忍怒火，没有发作。
但是，蒋介石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当时在东京主持同盟会事务的黄兴，拒绝散发陶成章等人的联名文告，还拒绝召集会议讨论罢免孙中山一事，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陶成章转而攻击黄兴与孙中山“朋比为奸”，并鼓动章太炎在《日华新报》登出《伪民报之检举状》，除了“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云云外，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
虽然汪精卫在《民报》登出启示，说章太炎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但是，难道章太炎的话，纯属空穴来风？孙、黄两大领袖并不同心同德？汪精卫演说把黄兴比拟为架空洪秀全的东王杨秀清？
其实，蒋介石早就听说，立宪派首领梁启超到处散布说：“孙、黄不睦久矣，黄剽悍实行，而孙巧滑卷望，黄党极恨之。其实孙黄只是彼此互相利用，而实有相仇之心。”
这些说法，令蒋介石心生疑云。
原以为革命党领袖人物，都是理想家，满腔热血、同心同德，致力于救国救民，可是，事实上，他们居然把很大的精力，花费在彼此猜忌乃至争权夺利上。
蒋介石感到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