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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此番，已是第三次来日本了。
前两次，都是自己主动来的，此次却是迫不得已。前两次，是为了出人头地，决心忍受一切的清苦乃至屈辱；此次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使命，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实际上就是流亡，所以轻易不敢抛头露面。
好在，陈其美给了他一笔巨款，花钱倒是不再发愁。身边又有姚冶诚陪伴，正可利用这个时机，好好读读书，研究些问题。
最大的遗憾是，国内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自己却不能身临其境，只能通过报章和亲友的来信，密切关注着这一切。
蒋介石刚到日本，就从报纸上，看到了清廷的退位诏书。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亨，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看到这份预示着延续几千年的帝制正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的诏书，蒋介石和所有的革命党人一样，很是兴奋。
随之，又看到了袁世凯按照南京临时政府的要求，宣布的政见。他称赞“共和为最良政体”，发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就在清帝退位的次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人选。
袁世凯是中外公认的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3天后，临时参议院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统一后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与此同时，临时参议院还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共和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国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内阁承担行政责任，对国会负责，总统乃虚权元首。
4月初，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大家都畅出了口气：革命，终于成功了！‘革命党的历史使命，终于完成了！
黄兴这些党内先进，也不过30多岁的年纪，都在谈论“功成身退”之事。
不满25岁的蒋介石，也蓄了胡须，深居简出中，继续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
蒋介石也很关注同盟会领袖人物的去向。
孙中山辞职后，移居上海。
黄兴为南京留守，负责遣散南方的军队。
胡汉民辞去总统府秘书长之职，回任广东都督。
汪精卫在上海与对他崇拜已久的陈璧君结婚，还和吴稚晖等人组织了一个叫“进德会”的团体，提倡“不作官吏、不当议员、不吸烟、不纳妾”等等的所谓“六不主义”、“八不主义”，旋即偕陈璧君往广东省亲，此后便出国“小休”。
宋教仁则忙于改造同盟会为新政党。
陈其美辞去沪军都督职务，旋即被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名为首届责任内阁阁员、工商总长。虽然经临时参议院通过、临时大总统颁令任命，但是陈其美并未到北京就任。
4月末，首届责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离职出走，包括陈其美在内的同盟会四阁员，便联名辞职。
到了8月，又有消息传到东京。受袁世凯总统的邀请，孙中山到了北京。
到京以后，孙先生出席了宋教仁主持的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大会，并被推举为理事长，现在的国民党，已然不再是革命党，而是多党制下通过合法竞选争取执政党地位的普通政党。眼下，正全力参与即将举行的国会两院议员的选举。宋教仁发誓要通过竞选，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组成国民党执政的责任内阁。
共和党、民主党等等，也都表示要与国民党竞争议席。
报章上，连篇累牍报道着袁世凯、孙中山在京晤谈的消息。从报道中得知，袁世凯和孙中山晤谈甚是投机。孙中山表示，眼下，统一的共和国家告成，大家当齐心协力，拥护袁世凯当大总统十年。孙先生说，袁世凯应练兵十年，他自己修铁路十年，黄兴开矿十年，陈其美兴工商十年，就可以富国强兵。
袁世凯禁不住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
孙中山与袁世凯，也大有相见恨晚之慨，连连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这天，蒋介石在9月13日的《民立报》上，突然看到有一篇于右任的《答某君书》，其中说：“英士在沪无聊时，匿谱笙家中，客亦不多见，而攻之者谓其日在清和坊、平安里。公试思之，可怜不可怜！”
蒋介石知道，攻击陈其美的，每每说他在清和坊、平安里这些妓院出入流连。可是，陈其美现在已是平民，为什么突然又提这个事呢？似乎预示着英士兄要有什么动作了吧？
果然，旋即就有消息传来，陈其美随黄兴一起进京了。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在《大共和日报》看到章太炎的一个声明，不禁大吃一惊！
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词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嘱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冲冠矣！
这几个月来，国内发生了太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刺杀陶成章一案，渐渐为人所淡忘，章太炎何以突然公开提出此事，并怀疑刺杀陶成章是黄兴和陈其美背后指使？
蒋介石有些不安。
不久，收到陈其美的来信。
原来，陈其美随黄兴进京，除政府欢宴外，各政党也都举行宴会，表示欢迎。其中，就有章太炎为主要领袖的共和党。当黄兴邀请章太炎参加共和党的欢迎宴会时，章太炎断然拒绝，并发表了那篇声明。
但是，章太炎的这篇声明，除了他自己发泄一番外，并未引起关注。因为章太炎对政坛的头面人物，几乎开口即骂，他本人有了“民国弥衡”的雅号，大家对他骂人已习以为常，也就不再当回事。他重提刺陶一案，也没有继续查办下去的说法。
相反，大总统袁世凯对陈其美，很是热情。
陈其美信中告诉蒋介石说，袁世凯大总统和他说，想派他往国外调查政治制度，并要送陈其美17万元，作为出洋游历的资费，劝他勿问国事，遭到陈其美的拒绝。
蒋介石才松了口气。
从声望和地位看，陈其美还不能和孙先生、黄先生比，当然也就不可能和大总统袁世凯居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所以，尽管陈其美也到了北京并且参与了与袁世凯大总统的一些会谈宴请，但是，报章上，全是袁、孙、黄三巨头欢聚的消息。
孙、黄表示，不仅不会和袁世凯竞选正式大总统职务，而且支持袁世凯做十年大总统。孙本人则专心督办修路，以实现十年修20万里铁路的梦想。
旋即，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办，授予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黄兴被任命为矿务总办，兼川粤汉铁路督办。
到了9月下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大总统袁世凯的一份通电，乃是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四巨头联名签署的一份“八大政纲”。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空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蒋介石反复研读，颇是振奋。
在日本很是低调的蒋介石，还是有些坐不住了。他找来几个信得过的朋友，筹划着做些事情。
“中国要强大，非采中央集权主义不可！”蒋介石说，“军权、政权集中于中央，就国内需要而言，意义一般，但是，放在国际上来看时，意义就非常之大。中国如果真想建设强大的共和国家，在十年之内就不能只效仿美国、法国的表面皮毛的东西，以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应当采取绝对的‘开明专制’，把军政大权收归中央！”
谈论了自己的政见，蒋介石又说：“眼下，国内问题可说已经解决，对外问题，从今以后就要开始了。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凡是讲信修睦、缔结条约，都应该籍此为城。应在国内唤起尚武精神，研究军事技术，注意征兵方法，增强国防计划，改进军事教育，调查各国军情等等，不一而足！莫不如我辈创办一份杂志，专门贡献这方面的意见。”
反正蒋介石出钱，又承诺写文章、编稿件，几个朋友很痛快地赞同了他的提议。
“刊物的名字，叫《军声》如何？”蒋介石说。
“介石念念不忘的，还是军事啊！”有人说，“从所拟的刊名来看，介石俨然要代表新的共和国家军界的声音了！”
“军事问题，当然应当优先考虑！”蒋介石说，“试问日本蕞尔小国，何以强盛？不就是因为有了‘以军为要’的国策吗？我们新的共和国家也应当如此！”
“革命成功，共和告成，大家都认为该是和平建设国家，落实民生主义，倘若‘以军为要’，必加重国民负担，也对建设不利。”有人争论说。
“这个问题，要放在国际大局来思考。”蒋介石争辩说，“优胜劣汰，天演公例，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由此观察于国家关系，则两个平等国家的关系，可能建立于公理，而两个不平等国家，论权力不论公理！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所倡的铁血主义，正是我们国家应当尊奉的良师。因此要不惜代价，加强国防开支，每年所支军资，不过为国家之生命财产、名誉等之保险费而已，又何患国民负担之重，国家损失之巨呢？”
“说到对外问题，最紧迫的，是俄、日、英趁我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进一步侵犯中国边境，对中国造成多方威胁。”蒋介石阐发他的观点说，“不过，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主要是商业，而非领土为主，可暂缓处理。日本和俄国对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步步进逼，有领土野心。细细分析之，日本的军力显然要比俄国强大，因此中国要单独作战，只能首选俄国。眼下，暴俄侵我蒙古，我国要征蒙，收复失地！”
“比起俄国来，日本对我国的威胁，更大！”有人不同意蒋介石的观点，“倘若我国贸然征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局面出现。”
蒋介石陷入了沉思。
“介石，写文章把你的看法说出来，供大家讨论嘛！”有人建议说，“《军声》创刊后，不是正需要这样的文章吗？”
蒋介石欣然应诺。
不长时间，在蒋介石的积极筹办下，《军声》便创刊面世了，蒋介石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6篇文章：《〈军声〉发刊词》、《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校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
“看来，介石兄是有大志向的人啊，所思所虑，非一般军人所能比啊！”看了蒋介石的文章，一起编辑《军声》的几个好友不禁感慨。
“不过，从《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这两篇文章看，介石兄主张对俄政策应转向谨慎的外交，与此前宣扬主要敌人是暴俄，对俄要严防，甚至作战的观点，似乎变化了吧？”有人问。
“日本的行动值得注意，与俄国比，日本强大，对中国取咄咄逼人之势，令人忧虑。”蒋介石说，“不过，首要问题必须探明日本是否真有吞并南满的野心。”
“介石兄在文中说，中国征蒙之前，应该做三件事：一是要乘近东多事之机会，与暴俄利害相反之英、德、意、澳诸国，竭力联络；二是与先进共和国美、法相互缔交；三是在‘无形之中’将南满让给日本，使中、日之间干涉不起，牵制无由，垂涎既断，争竟自息，而利益均沾之祸，亦可消灭于冥冥之间。再并力北向，锐意攻敌。”有人说，“且不说这些事该不该做，能不能做，只是从中多少读出些介石兄有‘惧日症’的讯息来。”
“喔，介石兄对局势的研判，非就事论事，也不是一般的学术商榷，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有人替蒋介石辩解说，“包括认清主要敌国，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外交谋略，远交近攻，打拉结合，孤立目标，为出奇制胜营造有利外部环境。这些，可都是当国执政者的思维、治国安邦的谋略啊！”
每当有人恭维说，蒋某人有大抱负、大志向，有治国安邦的谋略的时候，蒋介石总是又高兴又烦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位”在何处？不禁对自己的境遇感到沮丧。
难道，自己就此充当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
刊物，办了；文章，也写了。热情过后，蒋介石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自己所追求的。
眼看，民国元年就要过去了，国内各党派分化组合，国会议员竞选如火如荼，有识之士都在各自寻找自己在共和国家中的新位置，蒋介石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给陈其美写信，详细汇报了在日本的境遇，请求陈其美允许他早日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