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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西历1911年，是旧历的辛亥年。
这年夏天，还看不出有大事发生的迹象。
要说，在春夏之交，已经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大事。
这一年的4月27日，孙中山直接策划，黄兴亲自上阵指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这是同盟会发动的第十次武装起义。但是仍以失败而告终。殉难的优秀党人达72名之多。
5月8日，清廷发布《新订内阁官制》，宣布接受立宪派的请求，设立责任内阁。旋即发布责任内阁名单，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举国为之哗然。
只不过，与半年后即将发生的大事相比，这两件大事，就相形见绌了。
但是，夏季里，还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发生更大的事。
局势扑朔迷离，瞬息万变，已经结束了振武学校在校学习的全部学业，即将被分配到部队实习的蒋介石，利用暑假，匆匆赶回国内。
此次归国，蒋介石一如既往，一下船，就去拜见英士兄长。
此次的会面地点，安排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法租界五马路群玉坊的一家堂子。
这爿堂子只有一个叫筱翠云的“先生”，有两个娘姨服侍她，其中一个负责管理“先生”的衣物首饰，为“先生”梳头，并做招待客人等轻巧活，称“细作娘姨”。
陈其美非常忙碌，送走了一批客人，才与蒋介石会面。
两个人躺在“先生”屋里的床上，舒展身子，蒋介石感到很是惬意。
“先生”暂时避开了，一位娘姨在忙着倒茶、拿瓜子。
说是娘姨，俗称老妈子、小大姐，其实未必“老”，给他们两个人倒茶送瓜子的，就是一个和蒋介石年纪相仿的娘姨。
这位娘姨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两眼不住地在他脸上看来看去，似在传递着某种情意。
递茶的动作也格外轻柔，周到。
蒋介石见这个女人生得明眸皓齿，面目娟美，皮肤白皙，修长适度，体态丰腴，不禁怦然心动。
“你叫什么名字？”蒋介石忍不住问。
“姓姚，名阿巧。”娘姨细声回答，露出甜甜的笑意。
蒋介石记在了心里，他还要继续问什么，英士兄长说话了：“怡琴，你先出去，有事会叫你们，不叫，你们谁也不许进来。”
“英士兄叫她怡琴，可他对自己说她的名字叫阿巧；或许，阿巧是她的真名，怡琴是她的花名吧？在风月场上，对客人说出自己的真名，何意呢？”望着阿巧关门而去，蒋介石思忖着阿巧对他的言谈举止中包含的意味，有些怅然若失。
直到英士兄长很严肃地说出“现在的局势很复杂也很关键”这句话，蒋介石才回过神来。他没有想到，躺在姑娘床上的英士兄长，谈的，竟是有关革命的话题。
从英士兄长的谈话里，蒋介石了解到了局势的严峻。
春夏之交的广州起义失败，对同盟会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这次起义是经过精心策划、全力以赴、志在必得的。
也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的行动。
去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按照计划，此次举事，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800人组成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但是，起事后不到3天，还是失败了，而且损失更为惨重。
此次失败，当即导致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陶成章带着光复会骨干又重新自立门户。孙中山也发出“不能及身以见其成”的喟叹，遂再做世界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将国内计划一切都委托给黄兴与胡汉民二人；而黄兴则组织暗杀团，革命的方式，以原来的举事，改为以暗杀为主。
听了陈其美一番话，蒋介石很是沮丧。
“但是，为兄不仅不悲观，反而觉得时机正在成熟！”陈其美兴致勃勃地说，“就清廷而言，实在已是虚弱不堪，并且一直在自掘坟墓。光绪帝和西太后死后，立了一个孩子，二十几岁的载沣摄政，又把北洋新军的统帅袁世凯贬斥回籍，清廷已经没有什么支撑局面的得力人物了。”
蒋介石说：“我在东京就听说一句民谣，说是‘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足见民心对清廷已无指望可言。”
“现在当政的摄政王载沣，是个愚蠢至极的人物，”陈其美继续分析局势，“贬斥袁世凯是一大失策，更为失策的是，君宪派三番五次吁请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结果载沣竟弄出了一个‘皇族内阁’的怪胎，这对党人，对革命，真乃最大的支持！”
“是啊，”蒋介石把在东京听到的舆论反应说了出来，“舆论皆云，‘皇族内阁’的出笼，表明清朝政府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也正好说明，清廷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那么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就是名正言顺的了。就连醉心于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愤然说出了‘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的话。一贯反对革命的梁启超都这么说了，那清廷剩下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正是如此，”陈其美兴奋地说：“我和宋教仁，与同盟会首脑部的看法相反，现在的局势，恰恰是革命的时机。别看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了，朝廷加强了戒备，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中，其实这是回光返照，越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越说明朝廷的虚弱，越引起军心离散，民怨沸腾，这正是革命的良机。”
蒋介石很赞同英士兄长的判断，说：“小弟以为，英士兄和宋教仁先生的见解，高人一筹。”
“但是，不能再延续既往的路径，‘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策略应该改变。我和宋教仁多方研议，觉得革命地点宜居中而不宜偏远，革命日期宜缩短而不宜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而不宜扩大。为此，我们制订了‘革命三策’：以中央突破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但是施行起来有困难；以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以在边陲举事为下策。与其在边陲进行旷日持久的武装举事，不如在腹地发动，犹如将尖刀直接插入清廷心脏，反可缩短战祸，提早成功日程。”
蒋介石一扫迷茫、悲观情绪，很是振奋，也越发敬佩英士兄长。
“适才，我们还在磋商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之事，以为策划、指挥长江各省革命的总机关。”陈其美也很兴奋，把重大秘密，透露给了蒋介石。
“孙先生和黄克强先生会支持吧？”蒋介石问。
“宋教仁已经说服他们了。或许内心未必赞成，但是他们也知道，现在，党人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上海这里了。”陈其美很是自豪地说，“这四年来，为兄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白手起家、重整旗鼓，从空言渐进于实行，远在海外的孙先生，从对我几无所知，今日终于到刮目相看。孙先生和黄兴都对宋教仁说，我陈其美在上海奔走革命，慷慨持义，秘密勇进，党势为之一振，凡是同志，无不敬佩。眼下，同盟会中部总会中，一切事务，是由我来主持。”
“英士兄胆识、才干、策略，非一般人所能比肩。”蒋介石由衷地说。
“到上海四年了，我没有革命举动，外界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乃至误解，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我的策略。”陈其美颇是得意地说，“党人以往举事总是失败，就是触角不深，基础不固。所以我到上海重整旗鼓，就是先把基础打牢。眼下，大上海的戏园里、茶馆里、澡堂里、酒楼里、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都有为兄的党羽。在上海，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非要拉上我不可。”
蒋介石多多少少听到些传闻，说陈其美此人，风流倜傥，加入帮会、出入妓院，花天酒地云云。听了陈其美的一番讲述，他才明白了这里面的名堂。
蒋介石还接触了几位英士兄身边的朋友。
有一位叫于右任的，创办了《民立报》，他对蒋介石说：“英士兄，实在是了不得的领袖人物。他的马霍路德福里私宅和法租界应宅，乃是联络机关。此外，清和坊琴楼别墅，天保客栈和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英士兄表面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清廷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矣！一部分党员每于下午一二时后至粤华楼报告工作，及听候指挥。晚间十时后，则改至琴楼别墅以为常，六时至十时，则或餐于粤华，或宴于琴楼，为主要人物讨论计划之时。”
于右任还说：“不仅如此，英士兄还在上海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领，常常和这些人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并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师，培养革命勇士；他还引介商界的江浙籍名流虞哈卿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了李平书、朱葆三等更多的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进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等。此外，还先后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我所创办的《民立报》，也是英士兄资助扶持的。”
蒋介石对陈其美，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今后，自己一定要死心塌地地跟定英士兄长，努力完成英士兄长布置的所有任务，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但是，英士兄长交给自己的，都是些小事琐务，完成再好，也显示不出自己的才干来。如何才能尽快让英士兄长认识到，自己并非庸常之辈呢？
这天，也是在妓院里，陈其美对蒋介石说：“眼下，四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清廷焦头烂额，长江各省正可策应，所以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不能不万分谨慎。可是，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介石，你看该如何处置？”
蒋介石正巴不得能替英士兄分担些什么，听到陈其美说有件事要处置，顿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有一个人，叫刘师培，介石可曾知道？”
蒋介石太知道这个人了。
刘师培是江苏扬州人，早有诗名。很早的时候，他就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还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留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帝王年号纪年。和蔡元培、章太炎等创办报纸、出版书籍，宣传革命，并加人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团体。还创办学校，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并参与暗杀地方大员的活动，一度成为激进的革命党人。还有一件事也让此人名声大振，那就是他与有名的交际花何震结婚，婚后，夫妇二人都参加革命活动，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
或许是与身为交际花的何震结婚后，经济压力的关系，刘师培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演变成为告密者。竟作《上端方书》，向两广总督端方献“弭乱之策十条”，充当端方暗探，出卖党人张恭。
而张恭，是蒋介石在东京经常聚会的朋友。
所以，蒋介石对刘师培其人，非常痛恨。
后来，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不料，端方因在慈禧出殡之时拍照隆裕太后的行宫被罢官，刘师培也就随之退隐。
此时，英士兄突然提到这个人，一定是有了新情况。
果然，陈其美说：“端方已被委任为渝汉铁路督办，到了汉口，刘师培其人，也随其而至。端方这个人，见识、眼界，在满洲人里，实属凤毛麟角，绝对不会安于专心督办铁路。刘师培也会替他密侦革命动向，对我辈实施计划，是个威胁。”
“杀人放火，只听英士兄一言！”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说。
“先策划一下，听我的指令再行动。”陈其美指示说。
蒋介石顿感重任在身，也因为受到英士兄长的信任而自豪。英士兄手下，什么样的人没有，此事，却和他商议，足见英士兄对自己的信任和高看。
什么军校，什么军官资格，还有那个娘姨姚阿巧，这个时候，他都抛到了脑后。油然而生的，是务必完成英士兄交代的任务，于私为英士兄分忧解难，于公，是为革命立一功的使命感。
蒋介石接此任务，立即便着手准备，酝酿计划。
自从革命党人吴樾刺杀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未遂，暗杀行动一直没有中断过。
但是，最令蒋介石吃惊和倾慕的，还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壮举。
对于汪精卫其人，凡是在东京留学的，无不闻其大名。蒋介石对他的经历，也早已熟知。
或许因为汪精卫是广东人的缘故，从一名留学生，一跃就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光绪三十年，西历1904年，和胡汉民、朱执信一同赴日留学，随后参与组建同盟会，并担任三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汪精卫不仅在《民报》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还非常善于演讲，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
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人物，在梁启超“远距离革命家”讥讽的刺激下，作出了亲自到北京刺杀清廷高官的决断，以向世人表明，革命党的领袖，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并以此重振党人的信心。
尽管孙中山和胡汉民一再劝阻，汪精卫决心已定，还是秘密组织了暗杀团，悄然到了北京。
汪精卫和他的暗杀团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
经过一番尝试，最终，暗杀目标锁定为摄政王载沣。
载沣所居住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银锭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北边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待载沣经过时引爆，与之同归于尽。
不料，在夜里埋炸药时，被人发现并报官。
暗杀没有成功，汪精卫等人被捕。
狱中的汪精卫，坚贞不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
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所有读到这首诗的人，无不被那慷慨从容、英姿勃发、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所感动。
热血青年，皆以能效法汪精卫壮举为荣。
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蒋介石很是激动。
但是，被刺杀的人安然无恙，行刺者被捕，这无疑是作为刺客的大失败。蒋介石总结了其中的教训，觉得汪精卫他们，对细节过于大意。比如，这些人都是剪掉辫子的青年，集中到一起办照相馆，本来就容易引起注意，还在一起开怀畅饮，欢声笑语达于户外。还有，南方通过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给汪精卫汇款300圆，都是很不机密的。所以行刺未遂，虽未当场拿获汪精卫等人，可是，当局破案时，这些蛛丝马迹就成了线索。
蒋介石决心要精心策划，争取干得干净利落。
刺杀刘师培虽然不可与刺杀摄政王相提并论，但是刺杀摄政王失败了，效果就打了折扣；倘若刺杀刘师培一举成功，毕竟是为党人除一祸患，为革命立一大功，效果未必小于汪精卫失败的壮举。所以，蒋介石很看重这次机会，开始埋头设计行动方案。
可是，蒋介石精心筹备了很久，眼看假期就要结束，依然没有接到英士兄行动的指令。
“介石，我看，你还是按时回东京，继续你的学业吧！”这天，英士兄召见蒋介石，对他说。
“那么，行动？”蒋介石焦急地问。
“孙先生不支持。”陈其美说，“孙先生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是下策，有损光明。”
“可是，万一刘师培……”蒋介石还不死心。
“端方已奉调署理四川总督，刘师培必随他去成都，这样也就没有必要行动了，免得打草惊蛇。所以，你还是回东京，继续学业。一旦有事，我会及时知会你。”
“也只好如此了。”蒋介石颇为自己的完美设计无用武之地而感到遗憾，“或许，以后会用得着的，权且作为战前预演吧！”
西历1911年10月，日本北国的高田镇，已是天寒地冻、大雪纷飞。
即将年满24岁、身高169.4公分、体重59.2公斤的蒋介石，正在这里实习。
高田是日本本州岛西北部新浑县的一个镇，是一个寒冷多雪的地方，冬天有的地方雪深达丈余，对于一个出生于中国南方、长在江南水乡，习惯于温和湿润的气候的蒋介石来说，这里的生存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不仅自然条件令人难以忍受，在军队的地位，也让人倍感屈辱。按照日本“武士道”的规矩，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对上司，要层层服从和伺候，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甚至挨打，可谓苦不堪言。但是，这是修学的必经阶段，也只能忍气吞气，逆来顺受。
每天，蒋介石一大早起床，迅速收拾好自己的服装被褥，然后以替好几个上司打好洗脸水，又弯下身去替长官擦皮鞋，为向长官表示“忠诚”：
做完这一切，蒋介石照例来到马厩去擦马。
这是蒋介石在日本军队实习时，最重要的任务了。
对于炮兵部队来说，最主要动力就是马匹。炮车等这些笨重的机械全凭马匹来运输转移，所以对马匹的照料就显得至关重要。
蒋介石细心地为马匹擦摸着。从马蹄、马腿擦到马背，经过马背擦到马头、马尾。这马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都要用手掌尽力地摩擦。这样大概经过一小时，将马的浑身擦热了，马的血脉流通了，而蒋介石也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
等到马擦完了之后，还要将它牵到厩外雪地里的马槽去饮水和喂料。直到马喂好了，才能回营房去吃早饭。
到了傍晚，再要同样地到马厩去擦马一次，然后才能吃晚饭。在日本军官的眼里，中国的留学生，不如马匹。
但是，蒋介石咬着牙，坚持着。
大雪纷扬，天寒地冻，可是，蒋介石也像不少日本人那样，用雪擦身和洗冷水澡。
他，要在耻辱中磨炼自身意志。
“介石兄，你的电报！”这天早上，正在擦马的蒋介石，听到张群兴奋的声音。
他预感到，有大事发生了。
的确，国内发生了大事。
就在十多天前的一个晚上，或许是蒋介石擦完马正在吃饭的工夫，武昌的湖北新军一个营地内，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第二排排长巡棚查哨，突然，看到两个士兵推枪上膛，忙上前呵斥：“你想造反吗？”
“砰！”回答他的是一声枪响。
顷刻，武昌城内枪声大作，火光冲天。
经过一夜激战，武昌城光复了。因清廷预备立宪而成立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议决成立鄂军都督府，推举并逼迫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都督。
这，就是辛亥年发生的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远在日本高田的蒋介石，此时还不知道这些，但是，他已预感到，很可能是发生了革命。
果然，是英士兄要他接电速归的加急电报。
“快，立即动身！”蒋介石兴奋而急切。
“需向师团长长冈行史请假。”张群说到了部队的纪律。
蒋介石拉上张群，直奔长冈行史的办公室。
“报告长官！我们有要事，需马上请假回国！”蒋介石拿出加急电报，很急切地说。
长冈行史看着急躁不安的两个年轻人，说：“军校留学生请假回国，要清国使馆批准。再有一个月，实习就要结束，就可以拿到证书，取得军官资格。有什么急事，非要现在就回国呢？你们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
两个人退出来，心急如焚。
“师团长事实上是未置可否，他既不说允许，也不表示完全禁止。”张群说。
“找联队长请假！”蒋介石拉上张群，又急急地向联队长飞松宽吾说明情况，希望队长能高抬贵手，允许他和张群动身回国。
“本队长的权限，是给假48小时”，飞松宽吾联队长说，“如果你们在48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缉查。”
“明白！”蒋介石爽快地说。
出了联队长的办公室，蒋介石和张群相视一笑。
48小时归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但是日本宪兵要想缉查，就得横渡东海，到中国去捉拿逃兵，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蒋介石心里清楚，别说48小时，48天也不可能回来，永远也不可能归队了。
多少年来的梦想，就是留学日本，到日本的军校学军事。经过了多少努力，忍受了多少屈辱，再有不到两个月，就要修业期满，取得军官资格了。
但是，这一切，都无所谓了。
蒋介石和张群收拾好一切应带回的东西，就像初次莽莽撞撞来日本一样，这次，也要冒冒失失回国。临行前，联队的官兵还以水代酒，为他们送行。
时间紧迫，两个人立即乘火车至东京，向同盟会浙江支部领得回国路费，脱下军装，张群着学生装，蒋介石换上日本和服，将军装和军刀由邮局寄回部队，然后到长崎登船回国。
西历1911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24岁生日，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回到了上海。
一下船，蒋介石就直趋马霍路德福里陈其美住处。
“英士兄！我回来了！”一进门，蒋介石就兴奋地说。
陈其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的起义，抬头见蒋介石一路风尘仆仆赶过来，很是欣喜。
“介石，一路劳累，不妨先休息一下，随后再布置任务。”陈其美关切地说。
“英士兄，小弟不累，现在就下达命令吧！”蒋介石急不可耐地说。
“那好，你去和黄膺白接洽，参加光复杭州行动。”陈其美吩咐说。
蒋介石想不到，黄郛也在上海。
黄郛是在头年毕业回国，到清廷军谘府二厅，筹办军事官报局任职的。临行前，黄郛还专门到蒋介石实习的高田，与他合影留念。
“膺白兄！”蒋介石惊喜地叫着比自己大7岁的黄郛说，“你不是在北京的筹办军事官报局任职吗，何以在这里？”
“介石兄！”黄郛也很兴奋，“我是应英士兄电召，匆匆赶来上海的。”
“情况怎样？”蒋介石兴奋而又急切地问。
“想不到，同盟会发动那么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武昌新军里几位无名之辈，10月10晚几声枪响，竟一举拿下武汉三镇，成立了革命政府！”黄郛向蒋介石讲述了国内发生的情况，“截至今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已先后有湖北、湖南、江西、陕西、山西、云南宣布独立，其余各省，也正在酝酿中。”
“清朝政府有何反应？”蒋介石又问。
“武昌炮声一响，清廷即派陆军大臣荫昌前往镇压。可是，荫昌对新军指挥不灵，所以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处于荫昌副将的位置。袁世凯显然是不为所动。27日，清廷不得不调回荫昌，重新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把剿抚事宜，全权授予了袁世凯。不过，袁世凯迄今也未出山，只是他的北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已兵临武汉三镇，汉口的大智门，已被冯国璋占领。”
“同盟会并没有统一指挥的军队，论实力，是不可能抵御住北洋军的啊！”蒋介石转喜为忧。
“是啊！论实力是拼不过袁世凯的。”黄郛说，“武昌起事后，英士兄即急电在香港的黄兴，请他速来指挥军事。28日，黄兴和宋教仁，还有英士兄的侄儿陈果夫等一行，化装成女人模样，混在上海红十字战地救护队里，潜赴汉口。”
蒋介石对黄兴能不能守住武汉三镇，实在没有把握，很是焦虑地说：“眼下在清廷，关键是袁世凯会不会真心效命；在革命党方面，则关键是策动各省响应，形成燎原之势，清廷也就捉襟见肘、无能为力了。”
“清廷已下罪己诏，不仅宽宥此次举事的革命党，还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所有政治犯，并宣示要迅疾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据说，是袁世凯向清廷施加的压力。”黄郛说，“党人也有推袁世凯为共和国家总统之议。至于策应方面，英士兄已在上海加紧准备中，同时策动浙江、江苏独立。10月12日，英士兄已亲自赴杭，约集党人，督促其尽快举事。此后，又派我和几名得力同志，不断来往于沪杭之间。这不，我刚刚从杭州回来，向英±兄报告进展。”
“进展如何？”蒋介石忙问。
“眼下，杭州方面在弹药物资方面有些不足。”黄郛回答说，“还有，在清军中做动员联络方面还稍有欠缺。但是这两个方面都在加紧进行，估计已基本就绪。”
“具体施行计划如何？”蒋介石又问。
黄郛说：“已从奉化、嵊县招募百余名会党成员和贫苦渔民组成先锋敢死队，作为光复杭州先锋队，配合浙江新军起义。敢死队现已抵达杭州待命，分散潜伏于奉化会馆、高升客栈、大方旅馆、平安旅馆和仁和火腿栈等处。”
“我这就报告英士兄，到杭州，参加敢死队！”蒋介石语气坚定地说。
黄郛吃了一惊：“介石兄，敢死队死者多而生者少啊！党人中正规学过军事的不多，还有更需要你的地方，还是不参加敢死队的好。”
“我决心已定！”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说，“既然革命，就不复顾及生死！”
黄郛还想劝阻，蒋介石说：“膺白兄，我儿经国，业已一岁有半，对家庭的使命即告完成，现在是对国家完成使命的时候了。”
见蒋介石如此坚定，黄郛也只好作罢。
说出了自己的决定，蒋介石感到悲壮。他想到了自己含辛茹苦的母亲。
应该对母亲有所交代。
于是，蒋介石急忙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信，向母亲报告了他的决定，请母亲“恕儿不孝之罪”。接着，他又说自己原本是想出人头地，为了国家，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最后，他又言及自己万一牺牲，后事及家事该如何处理的想法。
信，发出了，蒋介石如释重负，也就不再停留，和英士兄告别后，当即赶赴杭州，来到奉化会馆。
敢死队队长王金发，也是陈其美的好友，认识蒋介石，见他前来参加敢死队，很是高兴：“介石兄刚从日本归国，又是学军事的，制定先锋敢死队作战计划的重任，就交给介石兄了。”
蒋介石当仁不让，找来杭州地图，边仔细看着边说：“此次攻杭州，应以浙江巡抚衙门和旗营为主要攻击目标，先锋敢死队分成两队，分别从杭州郊外的笕桥和南星桥出发进城，一队攻击旗营，另一队攻击巡抚衙门。”
“好！”王金发等人表示赞成。
“根据巡抚衙门的地形和防守情况，进攻此地的敢死队分队，再分三组，分头前进。”蒋介石进一步细化作战方案。
“一切按介石兄的计划办！”王金发等人异口同声地说。
正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制定作战计划的两天里，传来一悲一喜两个消息：11月2日，汉口失守，被袁世凯的北洋军占领！11月3日，上海起义成功，上海光复了！
听到上海光复的消息，奉化会馆里，群情振奋。旋即，传来了命令，4日夜，发起进攻。
敢死队编组已经完成，蒋介石参加由王金发率领的分队，并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进攻浙江巡抚衙门。
晚饭后，敢死队员们神情庄重，等待着进攻的命令。
“砰！砰！”进攻的枪声响起了！
“冲啊！”蒋介石率领小组，杀进城内，直奔巡抚衙门大门冲杀过去。
浙江抚署卫队见状，未作抵抗，便举手投降了。
5日，杭州即告光复。
来不及在光复后的杭州城转一转，王金发就焦急地说：“快回上海去！上海那里很复杂，有人要和英士兄分庭抗礼，我们得帮英士兄尽快稳定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