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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515年左右，巴门尼德出生于位于意大利南部海岸的希腊殖民地埃利亚。由于他发现的一个悖论，人们用“埃利亚学派”一词来称呼一群认为实在是一个不变的统一体的哲学家。
“万物本是一物”的论断听起来是一种积极判断。但是，巴门尼德是通过不停地消极思考才得出这个积极结论的。他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关注“是者”转移到“不是者”而给哲学带来了一场革命。
巴门尼德会反对这种描述。他认为人无法考虑“不是者”。“不是者”并不在那儿以供人思考。我们只能思考存在着的东西。
商业大亨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通过发掘出符合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特洛伊的描述的城市遗迹，驳斥了“特洛伊不存在”的说法。在此过程中，他炸毁了无数墙壁，撬开了诸多坟墓，而且没少贿赂当地的官员。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更清晰的反驳：如果“特洛伊不存在”这个句子关涉什么东西的话，那它关涉了特洛伊。就像只有存在一个可以刻画的表面的时候我们才能雕刻一篇铭文一样，只有当某个陈述所关涉的事物存在时，这个陈述才可以关涉某个事物。“特洛伊不存在”是一种自我推翻的说法。它否认了使自己能够有意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就像是说“没有人可以被称作雅典人”。
没错，这种扶手椅考古学看起来是滑稽可笑的。尽管施里曼之前的学者们误以为特洛伊不存在，但他们之前似乎已经正确地断言了许多东西不存在：“亚特兰蒂斯不存在”“宙斯不存在”“飞马不存在”，等等。根据巴门尼德之于“关涉”的推理，这些否定句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
20世纪的哲学家将这个问题称为“否定存在命题难题”（problem of negative existentials）。“否定存在命题”是一种否认某种东西存在的陈述。既然陈述句必须关涉某些内容，那么否定存在的陈述句怎么可能为真？
一种富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是，认为“飞马不存在”这句话所关涉的是飞马的观念。但如果“飞马”是飞马的 观念 ，那么“飞马不存在”这一命题为 假 。飞马的 观念 确实存在着。需要记住的是，我们的问题在于要解释一个否定存在命题何以为 真 。无论如何，飞马显然不是一个观念。它应该是柏勒洛丰所骑乘的有翅膀的马。而观念显然不会飞。
亚历克修斯·迈农（Alexius Meinong，1853—1920）认为，可能在实存之外还有其他的存在形式。他宣称飞马具有某种存在性（subsists）。迈农的策略是挑战从“有某种东西是飞马”推断出“飞马存在”。对迈农的一个普遍反驳是，当我们考虑“飞马不存在”这样的否定存在陈述时，之前的问题会再次出现。至此，我们又需要 重新 解释为什么这些陈述为真。
即便如此，迈农的解决方案在其问世之初也曾流行一时。直到伯特兰·罗素在他的经典论文《论指谓》（“On Denoting”）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替代方案后，迈农方案的受欢迎程度才急转直下。根据罗素，“飞马”是一个伪装的摹状词。“飞马存在”意味着恰好存在着一匹带有翅膀并且由柏勒洛丰骑乘的马。如果有两匹或更多匹这样的马，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马，那么这个陈述为假。“飞马不存在”指的是两种可能中的第二种；它意味着“所有事物都不是一匹长有翅膀的、由柏勒洛丰骑乘的马”。这种分析方法使我们无须再指称不存在的对象。
罗素对于他的限定摹状词理论解决悖论的方式深感自豪。他建议其他逻辑学家们尽可能地收集各种悖论，因为它们与实验在科学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同。正如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科学理论能多好地回答观测中的问题来检验这个理论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一个逻辑理论能多好地解决推理中的谜题来检验它。
罗素的理论所具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佐以他本人的论辩技巧，使迈农的方案沦落成哲学史中一个可笑的脚注。当我还是学生时，迈农仍被视为处于边缘的过渡性人物。因此，当我在晨间电视节目中看到一本研究迈农的著作时，一度感到十分吃惊。在那个节目里，电影评论家吉恩·沙利特（Gene Shalit）正在展示名字越来越怪异的书籍。压轴的一本是特伦斯·帕森斯（Terence Parsons）所著的《不存在的对象》（ Nonexistent Objects ）。沙利特难以相信帕森斯写了一整本书去讨论并不存在的东西。
巴门尼德接下来考虑的是事物是否可以开始存在或者停止存在。他相信自己已经成功证明了“不存在的事物”这一说法跟“圆的方”一样是包含矛盾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既是圆形，又是方形，因为一个方形不可能具有边上任意一点与其中心等距离的特性。可以由此推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一个圆形的方形，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圆的方形变为一个更能令人接受的图形。同理，没有东西可以成为一个不存在的对象，同时也不会出现以下情况，即开始时是不存在的，之后变成存在的。巴门尼德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任何存在者都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是否有东西可以 没有 属性？如果“毕达哥拉斯不胖”为真，那么要么存在毕达哥拉斯胖的事态，要么不存在这一事态。如果存在毕达哥拉斯胖的事态，那么“毕达哥拉斯不胖”的表述为假。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事态，那么“毕达哥拉斯不胖”就不指称任何事态。因此形如“ x 不为F”的陈述与形如“ x 不存在”的陈述会陷入相同的困境。
人们也许会说，“毕达哥拉斯不胖”这句话是借由 否定 事实而成真的。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在其间毕达哥拉斯并不胖的事态的话，那么“毕达哥拉斯不胖”这一表述就可以借由这个事实而成真。然而巴门尼德会反驳称，实在所关涉的是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你允许一个否定事实的存在，你就等于为无数的否定事实打开了大门。在诸多否定性事实之间，我们很难加以区分。在此时此刻，埃利亚没有发生地震。现在埃利亚的没有地震是否等同于爱奥尼亚的没有地震？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然而，实在一定是 确 定的 。
如果“毕达哥拉斯不胖”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毕达哥拉斯何以能从胖的状态转变到不胖的状态。据此，巴门尼德否认任何事物随着时间变化。
那么事物可能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吗？根据地理测量数据，克里特岛在延伸257公里后终止。但克里特岛之有端点意味着它从空间的某一点开始就不再有了。不再有就是不再存在。巴门尼德总结说，事物的大小必然不能有界限。
如果所有事物的大小都无限的话，难道结果不会是宇宙变得难以忍受的拥挤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巴门尼德否认世界上存在多于一个事物！假使存在两个不同的事物，那么就会存在这样的陈述，它对于其中一个事物为真，而对另一个为假。诸如“毕达哥拉斯不是阿那克西曼德”这样的陈述不可能为真，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非阿那克西曼德”的。非阿那克西曼德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对于巴门尼德来说，论证并不像出租车那样，在你到达想去的地方之后就可以挥之即去。你必须一直走到底。巴门尼德得出结论说，只存在一个不变的事物。它具有统一性和简单性，而这种合一是很难想象的。巴门尼德倾向于将它想象成一个又大又圆的球体。这个球体没有裂口、密度均一、亘古不动。
如果实在是字面意义上的球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区分球体的表面和球体的内核。巴门尼德已经通过论证反对存在着具有不同部分的物体。因此，实在这一巨大统一体不可能是球体或任何其他常见的对象。巴门尼德关于实在所给出的很多正面说法只能统统被看作是比喻性的。
对于巴门尼德的一个自然的反驳是他的推论与我们的经验相悖。感官告诉我们，有 很多 事物存在着。这些事物大小不一。它们有时会移动。它们也会经历质的变化，譬如牛奶变酸。
阿那克西曼德的追随者们并没有去质疑经验的权威性。即使赫拉克利特这个最早强调知觉错觉的人，也以经验为师。赫拉克利特认为，我们的感官显示每个事物都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但这种变化之中存在统一性。当赫拉克利特说到“你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时，这只是意味着你不能两次踏入一条河流的同一部分水之中而已。即使在同一条河流之中也有不同部分的水流过。赫拉克利特主张我们要在经验和理性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他说只有在感官作为证人的价值被我们的理智评估之后，我们的感官才能指导我们。
必须承认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确实提升了纯粹推理的地位。但是他们把理性看作一种通向结论的神圣捷径，而后者总可以顺利地通过感官得到证实。只有在巴门尼德那里，我们才能看到一种完全否定感官的尝试。巴门尼德十分乐意地同意他的论证与经验相冲突这种说法。而他依然坚持着理智相对感官而言的至高无上性。
巴门尼德强调了这样一个原则：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论证，无论它导向何方。他之前的哲学家们认为感官对推理提供着重要的制衡作用。但他们很难反驳巴门尼德口中“理性为王”的论断。毕竟，感官的证言必须由理性来加以判断。还有别的选项吗？任何声称比理性更好的方法都必须通过理性才能被采取和应用。这使得理性对于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具有一种近乎专制的统治力。
尽管巴门尼德认为感官所传达的是一种宏大的错觉，但他承认与这种表象世界打交道具有实用意义上的必要性。为此，他或多或少地跟随了阿那克西曼德的传统而提出一种物理理论。他通过避免提及“虚空”与“缺乏”（譬如，认为黑暗无非是光的缺失的观点）来修正其前辈的观点。但即使在从传统的物理学中清除虚无这一概念之后，巴门尼德也只是提供了一种旨在“近似”真理的理论。在他看来，真正的真理是一种不妥协的一元论。
有些人指责巴门尼德是一个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的骗子。古希腊人早已清晰地意识到否定句有可能会让我们陷入谬论的泥潭之中。在《奥德赛》中，荷马描述了波吕斐摩斯——一个独眼巨人无意间将奥德修斯与其好奇心过剩的船员困在了他所居住的洞穴里。波吕斐摩斯用一块大到只有他才能搬动的岩石封锁了洞口。当波吕斐摩斯发现他挡住了奥德修斯一行人的去处后，他当场吃掉了其中两个人作为晚餐。第二天早上，波吕斐摩斯吃了另外两个人作为早餐。“诡计多端的男人”奥德修斯决定使用大量的高度酒来解救自己。在波吕斐摩斯又一次吞噬了另外两个随从之后，奥德修斯向他奉上了一杯甘甜美味的葡萄酒。饮毕，波吕斐摩斯急切地接受了第二杯酒，随后是一杯接一杯……在过足了酒瘾后的恍惚状态中，波吕斐摩斯许诺给予奥德修斯一个恩惠，于是便询问了后者的姓名。奥德修斯回答：“没有人。”独眼巨人对“没有人”的奖励是承诺最后才吃掉他。波吕斐摩斯在咯咯作响地咀嚼被他吃掉的人的遗骸的时候，渐渐进入了睡眠。奥德修斯和他剩下的随从们抓住了这个时机，一举戳瞎了波吕斐摩斯唯一的眼睛。这个盲掉了的巨怪发出可怕的叫声，吸引了所有邻近的独眼巨人都跑向了封锁他的洞口外。巨人们高声询问波吕斐摩斯为什么哭嚎，是因为有人类要拐走他圈养的牲畜，还是因为有人在尝试通过背叛或暴力的方式来杀害他？强壮的波吕斐摩斯从洞穴深处咆哮道：“‘没有人’正在以背叛或暴力的方式杀害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独眼巨人邻居们纷纷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洞穴，并且建议波吕斐摩斯应该耐心地忍受众神带给他的东西。随后，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逃出了洞穴，并在划船离开的途中嘲笑着那个失了明的独眼巨人。
一元论者巴门尼德自嘲说：“如果说巴门尼德是对的，那么狗就是人，天就是地。”
根据巴门尼德的推断，最多只能存在一个有意义的陈述。因为如果存在两个的话，那么其中一个陈述就将具有另一个陈述所不具有的含义。
在此，巴门尼德开创了对于悖论的语义学解决方案。他并没有试图正面回答“飞马存在吗”这一谜题，而是将它看作一句隐藏的无意义句。如果你认为名称的意义是其所指，而且“飞马”没有所指，那么你就会认为“飞马存在”和“飞马不存在”同样没有意义。由于论证的结论必须是一个命题，这两则陈述都不能充当一则论证的结论。如果你也认为悖论是结论或者论证的话，那么你就不得不否认任何否定存在命题类悖论的存在。
悖论的谜题理论允许存在无意义的悖论这一可能性。谜题只需要看起来像是真正的问题即可，它们完全可以只是看似是问题，而实际上却没有意义的话语。伪问题只需要看起来似乎有答案即可，因而它只需要看起来有许多好的答案就可以了。每个伪答案都可以在一个对于答案进行排名的标准化衡量下获得高分，而不必真正地表达任何命题。它们起效用的方式与假币在市场中流通的方式别无二致。
巴门尼德似乎接受了只存在一个有意义的陈述这一观点。他并不回避他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其观点与常识之间的冲突。去淡化这种跟常识之间的冲突不会给巴门尼德带来任何好处。正因如此，批评者不知道该如何对巴门尼德提出反对意见。你怎么能指责巴门尼德犯下了比他所明确承认的内容还更加荒谬的错误呢？
对巴门尼德的唯一回应方式就是在他的推理中找出重要失误。由于他的论证所基于的前提都是非经验性的，能给出的驳斥只可能是建立在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基础上的。在巴门尼德所处的时代，这两个领域都不存在，因此当时的人们在回应巴门尼德革命性的哲学论证风格时几乎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虽然希腊人发现了巴门尼德的推理和语言技巧与奥德修斯用到“没有人”的语言诡计之间存在可类比性，但是没有人利用这一点。
当代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奥德修斯的伎俩在于故意混淆“没有人”作为名称和作为量词（量词表示着有多少，如：“一些”“大多数”“全部”，等等）的两种用法。从表面上看，名称是最容易理解的词语，因为名称的含义就是它所指示的事物。所有人都强烈地倾向于用名称的这种含义模型来理解所有词汇，哪怕他们无法想到任何合理的所指。我们不应该认为“没有人” 命名 了任何东西。“没有人”的含义只来源于它在整个句子中的功能；它并不是从它所命名的事物那里获得含义。
人们对于自己如何说话的理解并不比对于如何看见的理解更深。比如说，父母会试图通过问孩子们许多问题的方式来教他们说话。但疑问句是最复杂的语法结构，它总是在孩子语言成熟过程的末期才会被掌握。与此相似，“悖论即是谜题”这种说法可能因其看起来过于简单而不像是真的。但实际上我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丰富的解释性实体。问题比哲学家们定义悖论时所使用的论证、集合或任何其他实体都更加万能和精微。我对他们的定义的反驳往往都是因为它们太过于狭隘。
巴门尼德在其所处的年代是无可匹敌的。古希腊人尚处于语言学自我意识的萌芽阶段，甚至还在努力地确定诸多基本的语法差异，比如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差异。他们无法解决“没有人”带来的问题。
语言学的革命性进步并没有消除长期以来关于语言本质的迷思。在20世纪初期，对于语言的理解方面，德国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他们仍然错误地认为，如果哲学思考是可能的，那么它只有通过德语进行；如果不只是通过德语，那就只有通过德语和希腊语！这种语言民族主义直到1953年仍然在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形而上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中得到了体现。
讽刺的是，希腊语在存在问题上尤其容易犯模棱两可的错误。英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是”（is）这个字存在着含义上的模糊性：在“西塞罗是雄辩的”这一句中表谓述，而在“西塞罗是塔利”（“Cicero is Tully”）一句中表同一。这种模糊性是大学厕所中常见的演绎推理涂鸦的基础：荷马是盲目的，爱情是盲目的。因此，荷马就是爱情。这个推论的问题在于，它将其前提中表谓述的“是”看作是在表同一。
“是”还有一种相当边缘性的意义：指示存在。人们常说“我是”（I am）是英语中最短的完整句子，而这句话里的“是”意味着存在。在希腊语中，这种存在的意义更为常用，因此在人们用希腊语说到“是”时，比起其他意义而言，他们更容易联想到存在这层意义。
最后，我应该提一下“是”代表着“提及”的情况。“是”有时会被用来描述一个指称某一事物的词，而不是该事物本身。譬如在“雅典娜爱宙斯”这句话中，宙斯（Zeus）是一个4个字母的单词。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雅典娜爱着一个4个字母的单词。这里的第二个前提就涉及了“是”的提及用法，但只有在“是”被看作表示同一的条件下，这个论证才有效。
第欧根尼·拉尔修声称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提出了如下的一则诡辩：“如果你说某物，那么该物就会通过你的嘴唇。现在你说马车，因此，一辆马车通过了你的嘴唇。”有时，在一个词到底是真正在被使用，还是仅仅被提及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在字母不重复的情况下能拼写出来的唯一一个15个字母的单词是‘不可版权化的’（uncopyrightable）”。在这句话里，“不可版权化的”这个词到底是被使用了还是被提及了呢？通常情况下，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差异似乎非常明显，不易混淆。然而，将词语的性质推广到事物，或者反过来把事物的性质推广到词语的做法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普遍现象。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在死后通过保存自己的名字继续存活。因此，埃及史上毁誉参半的首位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在帝王谷的所有纪念碑上都铭刻下自己的名字。在哈特谢普苏特去世后，她充满怨恨的继子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主导了一场大规模的铭文擦除活动。他希望通过擦掉“哈特谢普苏特”这个名字来从世间抹除哈特谢普苏特。
小小一个“是”字竟然描述了如此多不同的概念！伯特兰·罗素将“是”字这种歧义性描述为全人类的耻辱。
人们习惯于根据词汇的长短来判断它的精微性。他们对于重大的事务可以依赖短小的词汇这一想法往往抱有嗤之以鼻的态度。这种根据词汇长短作判断的思维在当代的政治史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其存在。在1997年，保拉·琼斯（Paula Jones）对于有关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性骚扰指控展开了调查。她询问了多名女子是否与总统存在任何性关系。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签署了一份宣誓证词，声称她与克林顿总统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克林顿的律师罗伯特·贝内特（Robert Bennett）针对琼斯的指控为克林顿辩护时引用了莱温斯基的宣誓证词。总统后来承认他与莱温斯基发生过不当接触——虽然这种接触并不符合强加于克林顿身上以获取其证词的性关系的定义。在1998年8月17日，所罗门·维森贝格（Solomon Wisenberg）对总统进行了质询。他问克林顿总统是否同意莱温斯基的陈述是完全错误的。
克林顿： 这取决于“是”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如果这……如果他……如果“是”意味着现在是，而不是过去是，那她说的就并非完全错误，这是一回事。如果这意味着现在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性行为的话，那她给出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陈述……
维森贝格： 我想确认一下我理解了你的意思，总统先生。你今天的意思是，因为你在举证期间没有与莱温斯基女士进行性行为，所以贝内特先生的说法就是准确的吗？
克林顿： 不，先生。我的意思是，在举证时，我与莱温斯基女士之间已经……早就不存在任何不当接触了。因此，一般现在时包括了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在一般现在时态下一个人说（我和莱温斯基之间）并不存在着不正当关系的话，他是用一般现在时说的并不存在，那么这个人说的符合事实。这就是我的意思。
记者把这段证词作为克林顿诡辩的证据。但克林顿对现在时态的灵活性理解是正确的。“现在是现在吗”（“Is it now, now?”）这个哲学难题部分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可以被缩短为任意厚度的时间切片。与许多哲学谜题一样，“现在是现在吗”的答案是：“得看情况。”如果出题人把“现在”理解成说完整个句子所用的时间的话，那么现在就是现在。如果出题人把“现在”限制到说到“现在”这个词的瞬间，那么现在就不是现在。在注意到“现在”这个词恰似一台手风琴一样能屈能伸之后，我们就可以抵制出题人暗示的那种观点：我们对于“现在”一词的常规用法存在错误。我们可以自由地压缩现在，也可以自由地把它拉伸成现在。
克林顿是正确的：几个月的时间段足以涵盖现在时态。当然，他的“没有性行为”这一说法仍然具有误导性，因为此前确实发生过相关的“不当接触”。宣誓证词的意义在于提供证据去证明总统没有参与任何不当性行为。莱温斯基与克林顿之间不当接触的时间接近于现在，这已经足以支持保拉·琼斯的控诉了。但在法律审查中双方斗智斗勇的情况下，证人没有义务去避免听众推断出错误的结论。这是提出问题的律师的职责。
我对于克林顿的态度是太温和了吗？我承认我自己的一次经历使得我倾向于在他的事情中置身事外。在克林顿于1992年当选时，一位记者了解到总统的官方照片是在就职典礼之前，也就是在宣誓上任之前拍摄的，而那时他还不是总统。他想知道这些照片是否真的算是总统的照片。这名记者打电话给纽约大学哲学系主任——也就是我。我告诉记者不必担心。克林顿的就职照片确实是作为总统的克林顿的照片。这样想吧：一张照片并不需要照下克林顿整个身体的全部空间外延才能被算作一张克林顿的照片。只要照下他身体上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就够了。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时间上的部分：克林顿在某一个时间阶段拍下的照片也是克林顿的照片。即使是克林顿在婴儿时期的照片也是克林顿总统的照片。记者在我提到时间部分时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因此我继续讲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对作为第四维度的时间进行建模这一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在所谓的“块状宇宙”中，克林顿是一条从其出生延伸到死亡的时空蠕虫，就像长岛高速公路从长岛的西端延伸到其东端那样。这名记者对我表示了感谢，而我觉得我已经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后来我从一位不满意的宣传官员那里听到了回复。为什么哲学系主任会把美国总统称为一条“时空蠕虫”？当我拿到那份报纸时，我感到非常懊恼，因为我发现人们开始认为哲学界发现了一个关于就职摄影的新谜团。我们这些继承了古希腊光荣传统的人们似乎现在就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讨论就职摄影的问题上了。（显然，这不过是中途小憩罢了，我们更多时候是在争论一枚针尖可以容纳多少天使在上面跳舞。）
这名记者为我担任学界领导的志向蒙上了阴影。我能体会另一位与我一样崇拜巴门尼德的人一定有的感受。伯里克利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雅典政治家。有一次，他和他的大儿子克桑提普斯（Xanthippus）发生了争执。他愤怒的儿子
感觉自己深受虐待、满腹窝火，于是就公然辱骂他的父亲。首先，他用嘲讽的语气讲述与伯里克利在家里的对话相关的故事，以及他与来到家里的智者和学者们的交谈。例如，当一位五项全能运动员在无意之中用飞镖或是标枪击中并害死了法萨罗人厄庇提姆斯（Epitimus the Pharsalian）时，他的父亲与普罗泰戈拉大吵了一整天，究竟这个过错的原因是标枪，是那个投掷它的人，还是那些允许这项运动的官员们。（普鲁塔克，1880，122）
虽然伯里克利是雅典最负盛名的民主人士，但他的贵族背景和他对抽象哲学思考的偏爱使他饱受质疑，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反对民主的贵族。幸运的是，哲学家们同时也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因此他们的存在被人们所容忍。尽管如此，伯里克利的政治反对者仍然挑起事端，指责他的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有不敬神灵的行为。阿那克萨戈拉不得不从监狱中被救出来（可能是在伯里克利的帮助下），并被安置到了兰普萨库斯（Lampsacus）。他在那里建立起了一所学校。当阿那克萨戈拉去世时，兰普萨库斯的市民在市场上竖立了一个致敬心灵和真理的祭坛。
巴门尼德也同样享有良好的声誉，即使他不时遭到嘲讽。他受到了同胞的尊敬并招来了忠诚的学生。我们接下来将转而讨论他最著名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