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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将质数描述为数学研究的原子，因为所有的数都可以被分析为质数之积。我认为悖论是哲学的原子，因为悖论是规范思辨的基本出发点。
哲学是通过问题，而不是通过答案被整合而成的。基本的哲学问题产生于我们日常概念框架中的麻烦之处。这些悖论通过共同的问题以及对其不断积累起来的回答将一代又一代人联系在了一起。哲学通常的呈现方式要么以哲学问题为导向，要么以哲学史为导向。通过研习悖论的历史，我们有机会同时实践这两种方法。
本书被如下的人类学假说所指导：悖论产生发展自古希腊民间传说中的谜题——德尔斐神谕、基督教的教义问答（Christian catechisms）和哑剧猜谜游戏（charades）也都同源。与此对应，我将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讨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将不正式的口头辩论模式精炼为“辩证法”（dialectic），其最著名的体现就是柏拉图的对话集。古希腊人的创举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从而产生了当代的逻辑学以及对于历史与科学的辩证理解。
悖论是那些会使我们在 太多 个好的答案之间无法决策的问题（或者伪问题）。当一条变形虫一分为二时，它是否就不复存在了呢？从一方面来说，生物体是可以在失去了一半身体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存活的。变形虫母体的唯一问题在于它过于成功：它所失去的那一半身体并没有变成无生命的组织，而是变成了另一条同样健全的变形虫。从另一方面来说，变形虫的繁殖仿佛与自杀别无二致，因为它无法以任何身份在分裂之后继续存活。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变形虫母体等同于繁殖之后两个子体之中的一个，而不是另一个。而变形虫母体同时以两个子体的形式继续存在的说法，又和每个生物体都是统一个体的观念相冲突。
通常来讲，支持悖论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论证在孤立情况下往往看起来深具说服力。不同的答案就像拔河比赛中旗鼓相当的参赛者那样分不出胜负，而这使得问题长期持续存在。古希腊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令人惊讶且又持续存在的对立关系十分感兴趣。
常识或许看起来像是一个天衣无缝、恒久不变的整体。但是它其实更类似于地球的表面，是一个由一系列巨大的、缓慢碰撞并相互摩擦的板块所构成的拼图。大地所具有的稳定性，是强大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互抵消的结果。这种均衡状态并不是完美的；潜在的张力持续地存在着，有时甚至会突然出现板块下降。悖论标志着我们的常识世界之中存在着断层。
这种裂痕是否深入到了理性本身？许多哲学家敦促我们坚持遵循论证，无论它引向何方——就苏格拉底而言，哪怕它引向死亡。但是，当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将我们引向相互冲突的不同方向之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种由赫拉克利特率先提出的激进回应是我们应该接受矛盾的实在性。他认为悖论是切实存在的。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当代的澳大利亚辩证逻辑学家都扩展了这种思路。
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人则认为我们的不自洽来源于我们对感官的依赖。巴门尼德摒弃了世界上存在着多个变化着且移动着的事物这一表象。他将实在视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整体。芝诺的悖论则旨在通过从常识之中提取出荒谬的结论来强化巴门尼德的结论。
大多数哲学家都是这两种极端之间的温和派，试图调和知觉与理性。德谟克利特的折中方案是将这个世界看作一个由复杂物体组成的变化中的宇宙，而这些物体是由不变的、不可分的原子在虚空之中移动所构成的。理性主义者则将辩论推向有利于理性的那一方。他们认为悖论的起因是先天见解（ a priori insights）的匮乏。随着科学的兴起，经验主义者则向相反的方向与理性主义者展开了艰难的“讨价还价”。他们将悖论归结于海量的错误信息。如果我们能够清除掉我们所具有的迷信思维和更不易察觉的思想污染，那么我们就会有充分的耐性来回答哪些谜题是可以得到回答的这一问题，也会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认我们对感官范围之外的无知。悖论既塑造了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之间的经典辩论，又受到了这一辩论的塑造。要准确如实地描述悖论，就必须将它们放置于其自然的智性环境之中。一旦脱离了这种背景，它们就会看起来像是马戏团动物一般。
我承认，悖论 有时 确实应当孤立地被研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惯常于在临床试验环境下将悖论拼装起来。二律背反（antinomies）、谬误推理（paralogisms）、诡辩（sophisms）被陈列于读者的眼前，就像是一列参加大型入伍体检的新征士兵。我们从忽略宏观大局的分析性方法中确已学到了很多。但是，为什么总是忽略宏观大局呢？
无论如何，我对悖论的发展历程和古老形态很感兴趣。因此，我的叙事方法是相对从容的。尽管对于悖论我有着自己的理论，但是我的总体意图是让悖论自发地按照其本来的发展顺序铺展开来。
最深刻的悖论具有外向的性格——它们自然地擅长于做自我介绍。这些对于必要的普遍信念的挑战具有自我诠释的能力：它们促使着我们做出区分、提出假说，来应对“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悖论”这一问题。常识有可能是错误的吗？悖论的存在是否是人类理性的弱点的症状？它们是否指向了不可言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忽略论证又是合理的呢？
在亚里士多德的外甥卡利斯提尼斯（Callisthenes）主动选择去记述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之时，他不可避免地随着鲁莽的亚历山大一起陷入了容易产生误判的情形之中。悖论的发现者们使得为他们著史立传之人面临着类似的危险。与之保持着看似安全的距离的我看到探究者们仰起头来以获得更好的视角，最终将一只脚踩在某条看似坚实的原则之上，而将另一只脚踩在了与第一个原则不兼容的另一原则之上。因为我急于说明他双脚的站姿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也有失足的风险。在本书接下来的篇幅之中，我将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次又一次地冒这种风险。我将或早或晚陷入与我所记述的人们相同的命运之中。对于这些错误，我深表歉意，但是我也感谢那些使得我有机会犯下这些错误的人们。
我还有更加具体的致谢辞要讲。我要感谢《心灵》期刊的编辑允许我在第一章中部分重印《鸡蛋先于鸡》一文。［“The Egg Came Before the Chicken”, Mind 101/403（July 1992）: 541-542］我对V. 阿兰·怀特（V. Alan White）允许我从其哲学歌曲网站上引用《二律背反》（ Antinomy ）一曲表示感谢，其网址为www.manitowoc.uwc.edu/staff/awhite/phisong.htm。最后，我感谢我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同事与学生对本书的初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