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昆明的岁月

1937年杨振宁才真正地尝到战乱生活的滋味，那一年他还不到15岁，刚念完北平崇德中学的高一。

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是有备而来的，到7月底北平和天津便相继被日军占领。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那个时候已怀孕数月，分娩在即，杨武之于是带着全家大小，乘坐火车经过天津到了南京，改乘轮船到芜湖，再坐公共汽车回到合肥老家。杨武之在清华大学教书略有积蓄，早些年已托在老家的弟弟杨力瑳在合肥北油坊巷买下一栋住宅，杨家大小于是就住进这所房宅，杨家最小的男孩杨振复也就在这里出生。

北平和天津被日军占领以后，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便南迁到湖南长沙，联合成立为临时大学，由三个学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共同主持校务。杨武之在合肥安顿好家小之后，就兼程赶往长沙的临时大学去了。

杨武之和弟弟杨力瑳的感情很好，两人虽年幼便相继失母丧父，但一人念书，一人营商，皆有所成。杨振宁母子多人在合肥便由后来成为合肥商界代表人物的杨力瑳照顾。

1937年9月，杨振宁进入合肥大书院的庐州中学继续高二的学业。不久之后，日军的飞机便开始对合肥频繁空袭，庐州中学就转移到巢湖西岸的三河城，但是战争日益逼近，庐州中学也不得不停办。到那一年的12月13日，首都南京陷入日军之手，日军进城后大肆烧杀掳掠，为时一周，惨死者数十万人，是为“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杨武之由湖南长沙赶回三河城附近的桃溪镇，这个时候临时大学已经决定迁往昆明。于是杨武之带着一家大小，由桃溪镇经过安徽的六安、宿松和湖北的黄梅等地，到达了汉口，再由汉口坐火车到了广州，经过香港搭船到了越南的海防，然后取道越南河内，沿红河北上，经过老街到中国云南河口，又再搭滇越铁路火车，整个行程5000公里，到1938年2月才到达昆明。

1938年，杨家七口在昆明城内西北角文化巷十一号租赁的房子住下之后，杨振宁进了昆华中学念高二。那个时候辗转流离而来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教育部在那年夏天公布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所以杨振宁念完高二以后，就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在两万多的考生中，以第二名考进西南联大。

杨振宁报考的时候，因为对化学很感兴趣，于是报考了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后来发觉物理更合他的口味，便转到了物理系。

1938年到1942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大学，他后来回忆道：“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一些教室和图书馆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相对于如此贫弊的物质条件，西南联大却有着最优秀的师资，他们不只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的教授，更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代表人物。 另外当时民气凝聚，一心要打赢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这些因素使得从1938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存在的短短八年时间，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个有点像是奇迹似的辉煌年代。

杨振宁正是这一个教育奇迹中的受益者。西南联大当时因为名师如云，像一年级的国文，就采用轮流教学法，每一个教授讲一两个礼拜，这种可能在教学上产生混乱的办法，因为老师的优秀，却使得杨振宁受益甚多，当时教过杨振宁的国文老师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和王力等人，皆一时之选。

在科学方面，教杨振宁大一物理的赵忠尧，大二电磁学的吴有训和力学的周培源，以及大三原子核物理的张文裕，都是在美国和英国受过良好科学训练，后来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有代表地位的科学家。

杨振宁说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吴大猷引领他走上对称原理的研究方向，王竹溪给了他统计力学方面的启蒙，而这正是杨振宁后来在科学上获得顶尖地位的两个领域。

中国做理论物理研究得博士学位的第三人是吴大猷，他1934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回到北大任教，培育了许多中国现代物理人才。杨振宁认为吴大猷带头将量子力学引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贡献很大。 1941年吴大猷在西南联大教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杨振宁成为他班上的学生，同班的同学还有黄昆、黄授书和张守廉。吴大猷说，这是一个不容易碰见的群英会。

杨振宁在物理方面得到很好的启发，而他在数学方面是很有天分的，这个时候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父亲杨武之，不像早几年那样不鼓励杨振宁太快进入数学领域，而是开始主动介绍一些数学的书给他看。杨振宁记得父亲介绍给他最早的关于数学的两本书是哈代（G. H. Hardy）所著的《纯数学教程》（ A Course of Pure Mathematics ）和贝尔（E. T. Bell）写的《数学大师》（ Men of Mathematics ）。

哈代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家，他曾经通过通信发掘了印度近一百年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这一事传为美谈。哈代的这本书，是一本范围非常广泛，从微积分到数论，谈论数学精神的书，中间还有很多19世纪数学家才会问的问题。这本书给了杨振宁在数学方面很大的启发。

其实杨振宁早几年就已经喜欢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看一些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虽然有许多地方看不懂，杨武之总是叫他不要着急慢慢来。后来杨武之虽然给杨振宁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杨振宁念数学，因为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

1941年杨振宁要写学士毕业论文，去找吴大猷寻求指导，吴大猷给了他一本物理期刊《现代物理评论》（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叫他研究其中一篇讨论分子光谱学和群论关系的文章。杨振宁回家把文章给父亲看，杨武之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于是就给了杨振宁他芝加哥时代的老师迪克森（L. E. 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近代代数理论》（ 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 ）。

杨振宁非常欣赏这一本小书，他说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的“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杨振宁说他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群论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这对于他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杨振宁在数学方面受到的这些启蒙，事实上对他一生物理工作中都带有的清简美妙的数学风格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后来曾经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中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1]

杨武之对于杨振宁几个弟妹的教育也都非常注意，在战乱迁徙的时候他们难免失学，杨武之就在家里亲自教导这几个孩子。杨家有一面小的黑板，这面小黑板除了用来教育几个小弟妹的古文、诗书、算术和英文之外，也常常是杨振宁和父亲讨论数学的天地。杨振平一直都还记得，大哥和父亲常常一面在黑板上写着许多奇怪的数学符号，一面在讨论中提到什么“香蕉”（相交）和听起来像是“钢笛浪滴”（ Comptes Rendus ）的法国学术杂志的名字。

杨振宁也常常把父亲介绍给他的《数学大师》中一些著名数学家的故事，分章分节讲给弟妹们听，因此在杨家的孩子中间，像笛卡尔、费马等一些数学历史上的名人，很早就是他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杨家确实可以算是一个数学家庭了。

杨振宁因为比弟妹大上8岁到12岁，因此不但常常把在学校里的事情和在书本上看到的故事讲给弟妹听，弟妹们的课业和行为也都是由他来督导教育的。毫无疑问，杨振宁是一个有权威的兄长，弟妹很服气他的管教。他常常用花生米来做奖赏，如果弟妹在课业和家里行为上有好的表现，他就记上一颗红星，一个礼拜以后每一颗红星可以得到一粒花生米的奖赏；如果红星够多的话，甚至还有到昆明城里去看电影的机会。不过据杨振宁的弟妹说，也有一些花生米一直到杨振宁出国都没有兑现。

1940年秋天，杨家在昆明小东角城租住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的轰炸炸中，幸好家人都躲在防空洞里，但是仅有的一点家当全部化为灰烬。杨振宁还记得几天以后，他带着一把铁锹回去挖出几本还可以用的书时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 ^[2]

杨家遭此巨变，一家人只得迁到昆明西北郊的龙院村居住。那是一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村，住家生活条件更加困苦，白天可以看到蛇行屋梁之上，夜半时分后面山上还有狼嚎之声。杨武之每天要骑脚踏车往返昆明西南联大和龙院村的家，有一天夜里因为天黑，脚踏车从崎岖泥泞的堤埂上滑到下面水沟里，杨武之浑身是泥，身上几处受伤。

杨振宁家里的情况，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并非罕见，许多学校的教授都有家无隔宿之粮、需靠典当度日的窘境。杨家到战争结束时，也是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杨振宁说，他的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克勤克俭的妇女，为了一家七口的温饱，她年复一年从早到晚辛苦操劳，孩子身上穿的，都是她补了又补、改了又改的旧衣服，连袜子都要补。那个时候杨振宁也经常是穿着一身军装改的旧衣服，连报考庚款留美报名表上用的都是那一张“戎装”照片。

杨振宁说，他母亲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抗战时期。战争结束时，全家个个清瘦，但总算人人健康。 ^[3]

这个时期的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校园里已经有了天才的名号，不少人觉得他将来一定大有成就，杨武之也认为杨振宁是90分以上的学生，确实可能得到诺贝尔奖。

杨振宁对自己也很有信心和大的志向，他于1942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以后，又考进了研究院，这个时候他和已经认识的黄昆和张守廉成了同班同学。从燕京大学毕业的黄昆，考的是北京大学研究院，跟随吴大猷做研究；张守廉和杨振宁考的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张守廉是周培源的学生，杨振宁跟随王竹溪做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

在他们念研究院的时候，由于研究生的待遇不好，家里经济情形也很糟，所以杨武之就找他的一个同学，当时的昆明昆华中学校长徐继祖给他们三人找了一个教员的工作，在昆华中学教三个班。他们每一个人教一班，薪水由三个人来分。由于在学校教书，昆华中学还给了他们一个房间住，这个新的建筑比起西南联大研究生宿舍好多了。

杨振宁他们三个人白天都在西南联大校园里上课、吃饭和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三公里外的昆华中学宿舍睡觉。因为大学校园里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所以他们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昆华中学以前，都会到大学附近三条街上的茶馆里喝一两个小时的茶，并且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杨振宁说，这些在茶馆里喝茶的时间，让他们三人真正认识了彼此。他们讨论和争辩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面的细节。茶馆里的客人也有一些学生，可是大多数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来的商人。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杨振宁他们三人通常声音最大，有的时候正当他们激烈地辩论时，会突然意识到声音太大，因为大家都正看着他们，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停下未完成的辩论。

但是困苦生活背后整个大时代的动荡和不安，有的时候还是会闯进杨振宁他们相对来说单纯的学生生活，让他们终生难忘。

杨振宁记得，好几次坐在凤翥街的茶馆里，看见一队一队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走向昆明西北郊的小丘陵地带，那里满布着散乱的野坟。每一个犯人都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有少数喊着一些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每一次当这种队伍走过时，茶馆里的喧闹声就会突然停息。然后，远处预期的枪声响了，他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士兵们走回来，向南方回到城里去。

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总是在西南联大和昆华中学来来去去，所以杨振宁总是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装了很多的书，又因为杨振宁比黄昆和张守廉都小两岁，所以黄昆给他取了一个“小孩背着个大包裹”的外号。杨振宁的穿着比较土气，但是在思想方面非常灵活，对于看待物理和做学问，杨振宁当时发明了两种说法，一种是俯视，一种是趴视。杨振宁主张做学问要站得比较高，要俯视，不能够趴视。

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因为天天都在一起，所以感情变得非常密切。杨振宁在茶馆的辩论中，观察到黄昆是一个公平的辩论者，不会坑害他的对手。不过黄昆有一个趋向，就是往往喜欢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黄昆也说自己比较极端，说杨振宁和张守廉都是天才，张守廉比较怪一点，就叫作张怪，杨振宁对于朋友人情都照顾得很好，是一个最正常的天才。 他们三个人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和茶馆里小有名气，甚至有“三剑客”的说法。

那时候他们对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欧洲发展的物理科学中的量子力学非常感兴趣，常常在茶馆里面辩论。有一次他们争论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一个重大且微妙的贡献。

杨振宁说，那一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最后他们三个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来解决他们辩论的谁是谁非。

他们三人当中，黄昆兴趣特别广泛，英文书也看得比较多。杨振宁除了巴金、曹禺的小说之外，也从黄昆那里得到引介，到图书馆借了康拉德（Joseph Conrad）、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等一些人的英文小说来看。那个时候黄昆的表弟凌宁在中央大学念生物，有的时候也会跑来找他们，并且加入茶馆里的辩论会。黄昆跟张守廉是一派，杨振宁跟凌宁那一派对人道主义特别关心，十分佩服法国大文豪雨果，黄昆说他不那么看重人道主义。

杨振宁说，当时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他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不觉得苦楚和颓丧，却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他说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他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他们对物理工作的偏好，从而给他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下了基础。

杨振宁自己也常喜欢找各种各样的英文书来看，他看过《傲慢与偏见》《三剑客》《悲惨世界》等世界名著，另外他也看了《金银岛》《最后的莫希干人》《汤姆·索亚历险记》之类的小说。当时在昆明街头上有许多卖美军干粮、军靴、罐头、奶酪的地摊，杨振宁也会去买一些美国的袖珍本的书，从新闻记者到通俗畅销作家写的都有。这不但使得杨振宁对于美国的社会有多一点的了解，也反映着那个时候社会上对于美国的一种好奇和印象。

杨振宁还是老毛病不改，喜欢把他在书里面看到的故事讲给弟妹们听，所以每到周末杨振宁回到龙院村家里，弟妹们和附近邻居的好些小孩，都会来听杨大哥讲故事。不过杨振宁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总是第一本书还没有讲完，就开始讲他看的第二本书，弄得一大群等着听上礼拜故事结果的小孩都被吊在半空中。

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三个人在昆华中学教了一个学期，觉得每天在西南联大和昆华中学两头跑很不方便，所以就放弃了教书工作，搬进各自的大学研究生宿舍。后来黄昆去了英国，张守廉也到美国留学，后来还和杨振宁同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们终生都维持着亲密的友谊。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书期间，就像张守廉说的，当时看起来显得特别年轻，而且心无旁骛，所以对于物理问题的认识最为深刻，想问题也最仔细最快。但是事实上，有一段时间的杨振宁，其实有着一份少男青春的烦恼。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二年级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同班的女孩子叫作张景昭。张景昭是数学系的学生，也许比杨振宁还大一两岁，她因为是杨武之的学生，所以也常常到杨家来，杨武之和太太都很喜欢这个女学生，有的时候还留她在家里吃饭。

张景昭是一个皮肤白皙、长头发的和善开朗的女孩子，后来好像还做过杨武之的助教，她因为常常穿着红衣服，所以杨振玉说他们私下叫这个张姐姐“红豆”。 在抗战时期一片阴丹士林衣服中间，张景昭一身红装，是非常引人注意的。那时16岁的杨振宁，自然受到这个他口中所说“非常动人的女孩子”的吸引，坠入了少男的初恋。他说他的感情本来好像是一面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起了很大的波浪。

那个时候杨振宁会打听张景昭上哪些课，然后在她上课的课堂附近徘徊，希望下课的时候可以看到她，跟她谈谈话。有的时候张景昭到杨家来，吃过晚饭以后天黑了，杨振宁会护送她回女生宿舍，可以顺便在路上说说话。这样过了一阵子，杨振宁认为长此以往对自己不好，觉得那个时候不应该交女朋友，宜于专心念书，于是后来渐渐地就冷淡下来，也就不常常见到彼此了。

这次无疾而终的初恋，在杨振宁的内心虽然留有很深刻的印记，不过他自己想清楚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和父母谈过，这似乎正反映出他作为长子早熟个性的一面。作为家庭中的长兄，杨振宁不仅律己甚严，对于弟妹的教育，也是规矩严明的。

那个时候张守廉的妹妹张守慧偶尔也会到杨家来，杨武之本来有意要介绍给杨振宁的，但是杨振宁并没有兴趣。有一次杨振玉和张守慧到昆明最热闹的南屏街上去，看到玻璃橱窗里面有一个铝做的非常好玩的小飞机，还有会转动的螺旋桨，杨振玉看了就停下来不走，意思就是想要张守慧买给她，后来杨振宁知道了，就骂了杨振玉一顿。另外，杨振玉有次捡到一个银的戒指，杨振宁也要她还给学校去。杨振宁这些给弟妹做人的教育，也反映了他的个性和做人的是非原则。

杨振宁从小就有坚持自己看法的个性，有一次在家里父母吵架，杨振宁看不下去，就直说如此吵架有失体统，父亲杨武之听了甚为恼怒，大骂了杨振宁一顿。还有一次杨武之的两三个中学同学经过昆明，到杨家来吃饭，这几个人又抽烟，又大声咳嗽，又常常吐痰，行止颇为粗野。客人走了以后，杨振宁就跟父亲表示对这些人不以为然的意见，也惹得父亲大发脾气。

留美预备班的清华学堂在1925年改制成为大学以后，就有了一个庚款留美考试，这个考试在北平举行过四次，在昆明举行了两次。另外还有留英的庚款考试。这种考试出过很多顶尖人才，比如杨振宁念研究所的老师王竹溪就是留英的庚款出国的，还有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马仕俊，那个时候还在英国留学的彭桓武，以及早几年考上庚款留英，后来到美国去的林家翘，都是有名的代表性人物。

在这种环境中，参加庚款考试出国念书，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想法。那个时候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已经大有名声，许多人都知道他考试所向无敌，所以1943年杨振宁参加清华第六届留美庚款考试时，他的好朋友黄昆和张守廉都躲开了杨振宁投考的物理项目，黄昆考的是气象，张守廉去考无线电，为的就是免得被杨振宁打败。 结果这个考试搞了一年才发榜，黄昆和张守廉都没有考上，杨振宁被录取了。

在那一年庚款留美公布录取的榜单上，还有杨振宁认识的凌宁，他考取的是动物学门，另外还有沈申甫（航空工程）、洪朝生（无线电学）和钟开莱（数学）等一些后来出名的人物，其中被录取的西洋史学门的何炳棣，后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大放异彩，也一直是杨振宁的老朋友。

杨振宁留美庚款的准考证上，在他报考物理项目的下面注明了要着重高压电的实验，意思也就是他要去做加速器物理的实验工作。发榜以后，杨振宁去找了赵忠尧，于是赵忠尧给清华大学庚款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让他可以自由从事物理的学习，并不一定要做加速器实验。不过杨振宁自己倒是认为，因为他在西南联大做实验的经验等于零，而物理的基础是实验，所以他本来是决心出国要做一篇实验的论文的。

杨振宁考取了庚款留美，全家都非常高兴。杨振宁记得那时候昆明最讲究的电影院叫作南屏大戏院，1944年庚款发榜的时候，南屏大戏院放映的电影名字叫作“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中文译作《国恩家庆》。杨振宁说当时他看到这个电影名字，觉得非常符合他们当时的心境，真的是“国恩家庆”；他当时念书一帆风顺，又通过了留美考试，对于物理非常有兴趣，发现其中妙不可言，自己也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1944年杨振宁考上了庚款留美之后，因为按规定要在原单位等候通知，所以他开始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西南联大附中用的教室是原来昆华中学的旧房子，杨振宁就住在教室上面的宿舍里，教书和改考卷之外的时间就自己研究“场论”。

西南联大附中的学生，大多数是教职员的子弟，杨振宁教数学的两班学生当中，有许多出名的人，譬如教过杨振宁国文的文学大师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的时候，闻立鹤压在父亲的身上保护他，结果受了伤，因而名噪一时，后来闻立鹤在新闻界工作。还有就是写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大师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后来冯钟璞以宗璞作为笔名，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教授。后来嫁给国画大师黄君璧的储辉月也是杨振宁的学生。

另外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畅销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红岩》是讲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在重庆的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里面的故事。

在这些学生当中还有杜致礼。杜致礼是蒋介石手下爱将杜聿明的长女，她上了杨振宁一年的课，后来也出国念书。五年以后杨振宁和杜致礼在美国再次相遇，后来结为夫妻。

杨振宁那个时候比这些西南联大附中的学生大不了多少，他本来显得特别年轻，加上班上又有很多女学生，所以更显得有一点害羞。有的时候在课堂上同学讲起一些好笑的事情，年轻的杨老师就会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公式，并不跟着学生嬉笑，态度很严肃。不过杨振宁教得很好，甚至有一次杜致礼和几个同学都要跑到杨振宁的宿舍来问物理的问题。

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杨振宁家里的经济情况也非常不好，所以杨武之还给他和凌宁找到一个教美军中文的工作。杨振宁说他是在昆明的美军招待所教一群美国军官和士兵中文，一星期三个小时，每月可以赚到一百美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对家里的经济很有帮助。

那个时候杨振宁和他的几个好朋友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他对友情非常看重，对朋友也很周到。那个时候因为吴大猷从马背上跌下来受了伤，所以吴大猷的学生黄昆已经搬到吴大猷住的城外岗头村附近，就近在吴家上课，杨振宁还特别跑去看过黄昆一次。

那时候在西南联大生理系的凌宁，总是穿着从美军招待所买来的旧鞋子，但是因为常常要走很远的路，鞋底很快就破了一个大洞，但是当时穷得没有钱买新鞋，只好用报纸垫在里头。后来凌宁过生日，杨振宁送给他的礼物，就是一双新鞋子。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有七年时间的学习和研究。除了正常的课程之外，他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听过一个系列的电磁学方程讲座，后来又听了刚刚从英国回来的王竹溪讲“相变”，虽然当时对有些内容并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却给他的物理基础打下了一个宽广的根基。

在联大附中教书的这一年，他又自修学习了马仕俊所教过的“场论”，后来自己还做了一些笔记，把他对于这些物理的认知推导演算出来。这些过程使得他不但到国外留学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物理研究生，后来也在与“相变”和“场论”相关的领域做出了一流的贡献。

事实上，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那些纸张像草纸一样的笔记本，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仍完整地保存着，上面用铅笔整齐地写着很多量子力学的公式和内容。杨振宁说，这些笔记内容非常扎实，有些公式今天仍有参考的价值。

杨振宁通过这七年的学习，不只是了解了物理知识的内涵，如他自己所说，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个人对于物理科学的一种品位和偏好。他曾经说过：

在创造性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里，一个人的品位，加上他的能力、气质和际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又进一步决定了他的贡献。

乍听起来，一个人的品位和风格竟然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如此关系密切，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一般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客观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

然而，物质世界有它的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品位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4]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所培养的对物理的偏好和品位，使得他后来特别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Paul Dirac）和费米等人那种能够把物理概念、理论结构和物理现象的本质精炼出来的科学工作风格，但是却不能够欣赏另外一位量子力学大师海森堡的科学风格。

1943年以后，日本事实上已在节节败退中苦撑。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遭到两颗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终于屈服而宣布无条件投降。大约两个礼拜之后，杨振宁也踏上了他赴美留学的路途。

杨振宁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他即将离家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他曾经写道：

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去。

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而且头发已显斑白。

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52年以后，杨振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杨振宁坐飞机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等船，结果等了两个多月。当时同船去美国的10多个庚款留学生心中很焦急，他们想打听消息，于是凌宁自告奋勇说愿意到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去，不过要杨振宁和他同行。于是两人就坐火车跋涉千里，路上杨振宁还生了病，发烧住到了医院里。

在加尔各答等船的这一段时间，到底是第一次远离家门，杨振宁非常想念父母亲和弟妹，而且对父母亲的艰辛也非常清楚，于是就把母亲亲手织给他的唯一的一件白毛背心，从加尔各答寄回昆明家里，给弟弟振平和振汉穿。

1945年11月，杨振宁终于搭上一艘叫作“斯图尔特将军”号的运兵船，从加尔各答出发，航向对他来说是无限宽广的未来。

[1] 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 New York: W. H. Freeman, 1983, p. 74. 翻译文字是杨振宁自己写的。

[2] 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 New York: W. H. Freeman, 1983, p. 3-4.

[3] 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 New York: W. H. Freeman, 1983, p. 4. 另外杨振汉、杨振玉的访问中也都提到过。

[4] 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 New York: W. H. Freeman, 1983, p. 4. pA8gwZDDz+Z1QDKXtI8A2PBInUq9I8LhGZYZcqtL1arsLHofI99zJ4id89/dfVy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