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熟的童年

杨振宁是安徽太湖县都司杨家驹落籍合肥以后的第四代长孙。合肥在历史上曾经出过宋朝廉吏包拯和清朝重臣李鸿章等一些代表性人物，但是整体而论还是贫穷落后的地方。

清光绪三年（1877年）杨家驹任满回到安徽原籍凤阳，途经合肥，拜望他的老同学张厚斋。张厚斋是合肥著名书法家张琴襄的父亲，两人相聚甚欢，流连数月。杨家驹在原籍凤阳并无恒产，亲友也少，看到合肥物产丰富、民俗敦厚，加上张厚斋的力劝，于是就在合肥落户。

杨家驹因官卑俸薄、家境清贫，生养的五子二女之中，只有长子杨邦盛和幺子杨邦甸读书，其余都经商维生。

杨家的大排行是“家、邦、克、振”。杨振宁的祖父杨邦盛是杨家第二代的长子，生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自幼读书，清光绪六年（1880年）参加应考。本来按照旧例，客籍童生可以不回到原籍报考，但是就地应考须禀生二人具保，而请禀生具保要花二两银子送礼，当时杨家经济拮据，连这二两银子都筹不出来，杨邦盛不得不步行数百里回到原籍凤阳应考，得中秀才。

杨邦盛考上秀才之后，先在家开馆授徒，后来到天津投入担任津南巡警道的合肥人段芝贵幕中，司笔札，有了固定收入，后来加上二弟杨邦瑞的营商所得，在合肥四古巷买下市房一所，前后七进，前面三进租给启源泰中药店，后面四进自用。1922年的农历八月十一日（公历10月1日），杨振宁就在这一间老房子第五进正东房中出生。

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是杨邦盛的长子，号武之，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生，他虽9岁丧母，12岁丧父，却立志发愤念书。1914年他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二中学，第二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预科，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本科。毕业后受聘回到母校安徽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并且担任训育主任。

杨武之对教育事业忠诚尽责，对于当时学校中少数纨绔子弟不守校规，在外赌博宿娼深夜不归的现象，严加管教整顿，引起了这些学生的不满，甚至扬言要将杨武之打死，学校亦未有对策，杨武之乃愤而离开位于合肥的省立二中。

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还没有出生便许配给了他的父亲杨武之，这种指腹为婚的旧习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并不罕见，而这一联姻还有特别原因，那就是杨振宁做土郎中的外祖父罗竹泉，治好了他祖父杨邦盛的病。两人的夫人接着怀上的孩子便在腹中定了亲，后来罗孟华和杨武之在1919年结婚。

杨振宁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杨武之正在安徽当时的省会安庆某中学当数学老师，安庆旧名怀宁，杨振宁的“宁”就是这样来的。

杨武之在安庆做数学老师大约两年，考取了安徽省的官费留美学生。不同于全国性的官费留学如中英、中美庚款留美，这种由各省教育厅考选的官费留美必须自己筹措部分经费。1923年杨武之赴美留学，先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一年，得到数学学士学位。第二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到1928年得到数学博士学位。由于补助金额不足生活用度，杨武之曾经做过餐馆洗碗和农场摘葡萄等临时杂工，以维持生计。

1923年，杨武之出国留学之前，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家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穿着长袍马褂的杨武之站在一边，母亲抱着才10个月大的杨振宁坐着，年轻的父母两人表情都很严肃，倒是10个月大的杨振宁眼睛看向一边，一颗特别大的头颅显得格外有趣。此后一直到杨振宁6岁，他都是和母亲在合肥的老家相依度日。

罗孟华是旧式的妇女，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没有受过多少旧式教育，但是意志坚强，对杨振宁终生的影响很大。杨振宁吃母亲的奶吃到两岁，感情上和母亲十分亲近，父亲不在的5年当中，母亲在大家庭中生活，有些委屈也只能跟儿子说一说，这不但让杨振宁成为母亲唯一的精神支柱，也造成他比较早熟。

罗孟华虽然自己受的教育不多，但是对于杨振宁的教育十分注意，4岁开始教杨振宁认识方块字，一年多的时间认识了3000个方块字，杨振宁说他终其一生认得的方块字，不超过当时的两倍。

从5岁的时候开始，杨振宁和大家庭中的堂兄弟姐妹一起跟着一位老先生读书，他们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杨振宁把这一本包含着自然知识和历史典故的文言启蒙读物背得滚瓜烂熟。母亲对于杨振宁的生活教育也相当尽心，常教诲他做人的道理；杨振宁本来天生是一个左撇子，母亲也费了一番精力把他改成用右手吃饭和写字。

对于在合肥前6年的生活，杨振宁只有很少的记忆，他曾经回忆道：

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1928年，杨武之由美国留学回国，母亲带着6岁的杨振宁到上海去接他，杨振宁说他这一次看见父亲，等于是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欣喜之中难免有一些羞怯。父亲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问他念过什么书，他说是《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了出来，但是对于父亲问他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完全说不出来。父亲显然是高兴的，送了他一支自来水笔，那是杨振宁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武之那一代的留学生，许多人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便和原本家里面定亲的旧式老婆离婚，这一方面是因为知识有了差距，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一种追求爱情自主的新风气。因此杨武之要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心里也忐忑不安，不知道5年多没有见面，现在又得了博士学位的丈夫，对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当时罗孟华其实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丈夫另外找了新式老婆，她就带着儿子到天主教修女院里面去避难，并且和修女都说好了，准备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结果杨武之从美国返回上海之前，就打电报要她带着儿子振宁到上海相聚，罗孟华喜出望外，一时间痛哭失声。

父亲杨武之和母亲罗孟华的感情始终很好，杨武之曾经说：“夫妇应始终如一，胡适之从来不嫌弃他的小脚太太，我很赞成他。” 他们生养了四子一女，终生相互扶持。杨振宁尝谓，中国旧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妇女，往往比男人意志坚强。他的母亲数十年克勤克俭辛苦持家，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杨武之晚年在病榻上也曾经说：“你母亲勤俭持家，一生奉献给丈夫和子女。” 这些事情都在杨振宁对于人生和家庭的信念上起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1928年秋天，杨武之受聘到厦门大学数学系任教，杨振宁跟随有些陌生的父亲，和母亲一块到南方海边的厦门住下。厦门的生活，在杨振宁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设备也很现代化，还有抽水茅坑，这些对杨振宁来说都是很新鲜的。6岁的杨振宁常和父母到海边去散步，和一般的孩子一样，他也喜欢捡拾海边的贝壳。杨武之特别注意到儿子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而且多半是极小的，显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观察力。

杨振宁在厦门进了比较现代化的小学，那是厦门大学教职员子弟集中念书的小学。有一位姓汪的老师教学很认真，杨振宁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只有手工艺做得不大成功。有一回他用泥土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父母看，他们说做得很好，问：“是一只藕吧？”

杨武之是中国学习代数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对于中国近代数学教育有很大的贡献，对中国近代的大数学家华罗庚，杨武之有提携之功。

对于自己的儿子，杨武之也是悉心教诲。在厦门时，他就曾经给杨振宁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并且教他一些简单的算术问题，同时也要杨振宁背唐诗和一些中国的古籍知识。杨武之自己喜欢唱京戏，不过他并没有教杨振宁唱戏，只教他唱民国初年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之类的歌曲。那些歌曲反映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国家积弱动荡不安，在国外留学又饱受歧视之后，心底最深沉的感情。

杨武之的围棋下得很好，在厦门的时候他就教杨振宁下围棋，但是杨振宁的围棋一直下得不算好，起初杨武之可以让杨振宁16个子，慢慢地杨振宁进步到9个子，但是他显然没有从后来在上海还得到围棋比赛优胜奖的父亲那里学到围棋的真传。到1962年，40岁的杨振宁和父亲在日内瓦见面下棋，棋力的差距还是在7个子以上。

1929年秋天，杨武之应聘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杨家也举家北迁到北平，住在清华园西院十九号（后来在新建西院时门牌号改为十一号）。此后一直到1937年，杨振宁和父母一起在清华园度过了相当平静的童年和青少年岁月。

1911年，用美国归还得自八国联军赔款半数的1100万美金而设立的“清华国立学堂”，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史中混合着屈辱和自强情感的一个象征。因为“庚子赔款”的这个历史背景，老一代的清华师生都称自己的学校为“国耻纪念碑”。

这个学校是有远见的一批美国人在中国最好的投资。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E. J. James）在给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年轻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因这一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潮流引向美国，并使之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用最圆满、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这一个“游美预备学校”，培养出了一个世代受美国精神影响的青年学子，这些人对于中国近代的发展确实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影响。

清华建校的校园，在北京西北郊繁盛的园林区，原是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之行宫“熙春园”。到了道光初年，“熙春园”一分为二，西边取名作“近春园”。到了咸丰年间，“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近春园”亦遭到破坏。

清宣统三年（1911年），清华大学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就荒废的这一片皇家园林上建立起来，它有着得天独厚的林园胜境，蜿蜒流过的万泉河和其间的湖泊小溪，更将其塑成“水木清华”。现在校园里荷花池畔有着朱自清塑像的“荷塘月色”，校园里闻一多和王国维的纪念碑，都述说着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清华大学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代大师荟萃鼎盛时期的绝代风华。

对于这八年在清华园的生活，杨振宁曾经回忆道：

清华园的八年在我的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杨振宁小的时候头特别大，外号就叫作杨大头。杨大头是清华园里一群儿时玩伴的孩子头，他总是有许多奇怪的想法，领着大家玩新花样。当时在清华园里面他的玩伴包括清华大学数学教授熊庆来的儿子熊秉明，父亲是生物系教授的吴人美（吴人勉），数学系郑桐荪教授的儿子郑士京（郑师拙）。

杨大头带着这些孩子玩各式各样的花样，其中一个就是从清华大学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脚踏车冲下来，从一座没有栏杆而且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驶而过。这种特技式的冒险，让这些孩子觉得十分刺激，玩了又玩。

另外，他们也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所放的金鱼缸之间一条砖砌的沟中间，练习骑车的特技。那条水沟约有两寸深、六七寸宽，必须有一点不错的技术，才能够在窄沟里面疾驶而过。

对于这种把戏，杨大头玩了一阵子以后，显然觉得还不满意。后来他居然把1930年出生、当时才4岁大的弟弟杨振平放在脚踏车的小座位上来练习这个特技，结果技术不够纯熟，摔了一个大跤，杨振平的左额一头撞上沟边，开了一个大口子。杨大头赶紧把弟弟送到医院去止血缝合伤口，并且贿赂弟弟，给他吃平时难得吃到的金钱酥，要他不要声张，结果杨大头回家后还是挨了一顿骂。

郑士京的姐姐，也就是后来嫁给中国大数学家陈省身的郑士宁也说，杨振宁跟她弟弟这几个小孩整天都在树上。 杨振宁儿时玩伴之一，后来成为著名雕塑家的熊秉明说，他们常在树上的原因，是清华园里有很多桑树。后来他还替郑士京画了一张画，画里面是一棵树，树上有好多小孩，远方就是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还有成志学校。熊秉明说，这就是郑士宁所说的他们整天都在树上的一个景象。

当然，杨振宁和这几个孩子并不是整天都在树上。杨振宁1929年跟父亲到清华大学以后，就进了校园里的成志学校念三年级。杨振宁回忆说，他每天从清华园西院的家里出门，先沿着一条小路向南走，然后向东南方越过一个小土山后就碰到清华的围墙，沿着围墙北边小路向东走就可以走到成志学校。杨振宁说，这样走一趟差不多要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现在成志学校的房子还在清华校园里，依然留有一个学校名称的牌子，不过已经变成学校的工会所在地了。

在清华园的成志学校念书时期，杨振宁已经显现出对于知识的浓厚兴趣，在学习课业方面也有不凡的才分。杨振宁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而且兴趣广泛，什么都看；另外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看书得知的事情讲给别人听。有的时候杨振宁由成志学校放学回家，四个小孩越过山坡一路走回来，父亲老远就听到杨振宁一个人在那说个不停，一会儿天文，一会儿历史，一会儿地理，吴人美、郑士京和熊秉明都是他的听众。

在杨振宁9到10岁的时候，杨武之已经看出他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很强。但是杨武之对于杨振宁天分的发展，却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并没有特别给杨振宁数学方面的训练。杨振宁说他念小学的时候，夏天放暑假父亲会带他到清华科学馆的办公室去，杨振宁就在那里做他的暑假作业；父亲偶尔会教他一些四则问题和等差级数等算术问题，但是并没有要他学更深的三角或者解析几何。

1933年，杨振宁进入了当时的北平崇德中学（现在是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这个学校在北平城里的西绒线胡同，和清华园有一段距离，所以杨振宁是住在学校，到周末才回到家里。这个学校校友中在国际上出名的人物除了杨振宁之外，还有世界著名结构工程大师林同炎、世界著名的中国建筑专家梁思成，其中和杨振宁交谊深厚的，就是在中国核武计划中有重大贡献，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外号叫作杨大头的杨振宁和外号叫作老憨的邓稼先感情很好，两人常在一块，有的时候打墙球，有的时候一块儿玩打弹子。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邓稼先个子比较小，有时候会受到别人欺负，杨振宁也会出面帮忙，劝告别人不要欺负他。

杨振宁的个性里面有一种好打抱不平的天性，他倒也不会跟别人打架发生冲突，但是却勇于出面主持正义。杨武之有一次就说，因为杨振宁有这种好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的个性，怕他将来在社会上要吃亏的。 杨振宁的这种个性，确实也在他往后的人生历程中，给他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杨振宁也确实开始对于科学有了一定的兴趣，他会买一些烧杯和试管之类的化学仪器，在礼拜六回家之后，把一些化学的溶液倒来倒去，让它们一会儿变蓝、一会儿变红地表演给弟弟和几个好朋友看。

另外，那个时候他们在北平清华园的家里有一个阳台，晚上杨振宁就跑到阳台上去看星象，比较大的弟弟杨振平也跟着上去，1932年出生、那个时候还比较小的杨振汉不容易上去，不过心里却觉得哥哥真的很像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那个时候杨振宁也在家里自己动手做过一个幻灯机。他是用一个饼干盒，里面放一个灯泡，然后再加上一个透镜做成的。杨振宁的好朋友熊秉明很会画画，于是就由熊秉明负责画连续的图，然后他们就在自制的幻灯机中间拉动这些连续的图画，好像放电影一样。杨振宁还给他们的电影取了一个名字叫作《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剧情是讲日本飞机轰炸，家破人亡的故事。

在崇德中学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的书。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作《中学生》，每个月厚厚的一本，杨振宁每一期都看，从里面学到很多文学、历史、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他还特别记得曾经看到一篇谈论排列组合的文章，这是他头一次接触到这方面的数学概念。

1934年夏天杨振宁在崇德中学念完初一，父亲虽然看到他在数学方面显现出早慧的迹象，但是却没有特别在这方面去揠苗助长，反而是去找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就认识的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雷海宗，要他介绍一个人来给杨振宁补一下古文，于是雷海宗就找了他的学生丁则良来教杨振宁念《孟子》。丁则良的学识很丰富，他不止教杨振宁念《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的知识。杨振宁连续念了两个暑假，结果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

杨振宁认为，他的父亲当年发现他有数学方面的天分，不但没有极力把他向那个方向上推，反而找人来教他念《孟子》，扩展他历史古籍方面的知识，是使他终生都大为受用的一件事情。

1934年秋天，杨武之从清华大学数学系休假，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一年，一向辛苦持家的母亲又要独自照顾整个家庭。这个时候家里不止有大儿子振宁，还有老二振平、老三振汉，以及刚刚出生的女儿振玉，母亲的责任和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12岁的杨振宁，因为年纪比弟妹长一截，本来就长兄若父般地照顾他们，现在父亲不在家，母亲有繁重的家务要料理，他更是弟妹们生活和学习方面的总管。母亲虽然靠着自学认识了字，但是写得很慢，因此他每个礼拜都会替母亲给父亲写信。杨武之一直觉得大儿子的信写得很有条理，说北京的天气如何，说家里母亲很好，弟妹们又如何，清清楚楚的。信上当然是用吾夫开头，结尾则是爱妻，完全是超龄的大人口气。

杨振宁在信上还会和父亲讨论代数和几何方面的问题，他在课业求知方面的聪颖早慧，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早熟周虑，都使杨武之意识到儿子不凡的秉赋。在1935年杨振宁于清华园家门口照的一张照片的背后，杨武之曾经写下“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的字句。

杨振宁在清华园的8年生活期间，校园外的中国是动荡纷乱的。早些时候是民国成立，地方派系各为己利，加上背后列强在华势力的介入，造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军队北伐之后，又有各派系联合反蒋的行动，造成1930年“中原大战”，此外还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入沈阳，造成了“九一八事变”，内乱的中国这时候要面对国家存亡的外患。

“九一八事变”之后，虽然有调停谈判之势，国际上亦有国联派来李顿调查团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各地仍有反蒋势力崛起，加上后来欧洲局势丕变，国际对中国问题失掉兴趣，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当权，因此非但没有撤军，1932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1933年日军更侵入山海关，震动平津，国内此时虽有对日抗战的强烈要求，但因蒋介石“剿匪”先于“抗日”之考虑，加上各地有反蒋的军事力量，一时之间仍是阢陧不安的局面。

对于外面这样一个混乱变动的世界，在清华校园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杨振宁是受到保护的。他在初中时候有一次参加演讲比赛，以“中学生的责任”为演讲题目，似乎知道1935年学生要求对日抗战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运动， 但是整体来说，他是成长在一个安全而平稳的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

童年的成长环境，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关系到这一个人面对往后人生挑战的态度和能力。杨振宁后来也说过，虽然他从小成长在一个物质条件困难的年代，但是由于父亲给他安排的中国古文教育，使他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因深刻认知而来的信心；安全稳定的家庭生活，又使他得到中国传统人伦观念的正面影响。这些都使得他的人格发展平稳均衡，也使得他后来在国外面对不同的文化和环境挑战时，能够适应调整得很好。

1937年7月7日，在杨振宁生活的北平城外西南方，以桥上数百个形态各异的石雕狮子而闻名的卢沟桥畔所开始的战争，终于还是结束了杨振宁这一段平静美好的少年生活。 hOhERo8HyxZdBieLxD3mVJ6jUFFADz4xF3zEjuBH+cjiegiBPyjrbU6ube8SB/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