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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别人的头脑武装自己的头脑是很有益的。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
想象以下场景：你的女儿本来很能忍痛，这天却在你们度假的时候不停抱怨自己腹部剧痛。你知道，要是她开口说痛，问题肯定很严重。你赶忙携妻带女来到急诊室。值班的外科医生是一位你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他做了两分钟检查后说，必须马上动阑尾手术。你想起自己有个高中同学是本地的医生，并且奇迹般地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他宽慰你说，这位值班医生是个可靠的人。一切都很顺利，值班医生成了你的新朋友。老朋友恢复了联系，新朋友搭上了关系。手术非常成功。而后，这些短暂的友情告一段落。这就是社交意识在运作中。
想象以下场景：你报名参加了旅行团，打算去一个需要冒险的地方。没人陪的话，那地方你可不敢去。第一天早晨，你跟团友们碰了面，并做了自我介绍。你环顾四周，看见的全是些陌生面孔。你忍不住想：天哪，我是不是脑袋进水了？然而两天之后，你走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山路上，与一个只认识了48个小时的人亲密无间、彼此信任。吃午饭的时候，你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谈话，过后又受邀跟一小群人共进晚餐。这个星期快过完的时候，旅行团早已自动分成了若干小组，小组下面还有小群体。人际互动每分每秒都在变化，关系往来乍冷乍热。社交意识忙活个不停，人际政治现象一览无余。
从大的方面来说，构建和重整社交群体和联盟是一件我们随时都在做的事情。而许多像我这样的实验科学家关注的则是这幅全景图中的小片段。我们煞费苦心地大致弄清了人类到底依靠哪些基本的认知技能进行分类和计量，把零散的感觉输入整合成完整的知觉。但我们还来不及把重点放到大脑最擅长的事情——社会性思考上。这似乎也是它形成的目的所在。
一切都和社会过程有关。尽管我们极为擅长把人、动物和东西分类，但是我们分类的依据从来不是什么三角与方块或者红与蓝。看到有人牵着狗走过来，我可不会想：“呃，这个人脑袋是圆形，躯干是三角形，哇噢，瞧那儿，长方形的四肢，哦，不对，四肢应该是圆柱形，还有圆柱形的十根手指……现在轮到分析狗了。”事实上，在进化过程中，我们身边总有许多其他人。大脑产生了监控群体性社会行为的机能，令我们可以评估合作的价值、不合作的风险等。一旦我们意识到人是社会性动物，而不是孤独的隐士，也不仅仅是活体数据处理器，一个新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人类这么强的群居性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从哪儿来？我们的祖先就是群居动物吗？自然选择怎样筛选出了群体合作？自然选择只适用于选择个别的认知特征吗？难道它也能选择集体行为？
这一核心议题攫住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视线。在大力宣传适者生存观的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少动物会故意让自己不那么适应，以便整个种群能够存活。表面上看来，这甚为荒谬，可蜜蜂和禽鸟一直是这么做的。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自然选择必然能在整个种群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实际上，此类机制可充当人类社会和伦理行为出现的基石。
一切看起来都很圆满，直到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暂时）推翻了群体选择的概念。他在一次访问中说：“自然选择在个体层面上运作最有效，某些个体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产生了适应性，并跟同一种群的其他个体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显然不是为了什么群体的福祉。”个体选择意味着生物体的适应不是为了让整个物种免于灭绝，单个生物体只不过是煞费苦心地让自己的生命延长罢了。过去55年里，威廉姆斯的“个体适应论”一直是进化生物学的主流观点。
在威廉姆斯的分析基础上，进化生物学家、牛津大学公众科普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进一步提出了“自私的基因”的观点。
读了这种认为自然选择只作用于基因层面的观点后，人们或许会认为利他主义和其他所有集体主义观点全都只是次要的，偶然附带产生的。不难想象，许多学者都讨厌这种想法，其中包括知名的古生物学者、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
道金斯的观点建立在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的研究工作之上。20世纪60年代初，汉密尔顿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确立了达尔文式的利他主义学说。他从亲缘选择入手，并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 C ＜ R × B ，其中 C 是施益者的成本， R 是施益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基因关系， B 是受益者所得的利益）指出，人类的利他行为可能会体现在面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时。这暗示自私的竞争行为或许存在一定的限度，有限的自我牺牲也并非不可能。在血缘上足够亲近的人之间互相帮助，从基因上来说是站得住脚的。汉密尔顿进而指出，这种行为支持了社会进化的一般性生物学原则。简而言之，汉密尔顿给了达尔文和“自私的基因”的支持者们一个理解利他主义的统一途径。他解释了适应性如何对行动者之外的人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汉密尔顿原理，非常精彩。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否定群体选择在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道金斯、威廉姆斯和其他批评群体选择说的人承认，从原则上来说，自然选择可以在群体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但他们的立场是这样的：个人层面上的选择压力总是大于群体层面上的。并非所有进化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一看法。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和爱德华·威尔逊回顾了群体选择理论兴起和衰落的历史，得出结论：过去55年来的研究为群体选择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群体选择在理论上是一种站得住脚的进化力量。“问题在于，要想把社会群体看作一个适应单元，成员之间必须彼此帮助。然而，这些群体优势行为几乎不可能使群体内的相对适应性最大化。达尔文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自然选择发生在生物层级的多个层面上。在群体之内，利己者可能优于利他者；但在群体之间，利他的群体胜过利己的群体。这就是如今所谓的多级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戴维·斯隆·威尔逊认为，群体选择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进化力量，而且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进化动力。在写给某电子邮件通信网站的一封信里，他说：“进化不仅是小型的突变，也发生于社会群体和多物种群落，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身就变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有机体。”
虽说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但总有一天，进化生物学家们会辩出个头绪。让我们先说到这里吧，我们只需确认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行为有着生物学根源。
从我们如何发展成现在的模样着眼，催生我们社会意识的深层生物学力量就变得很明显了。更吸引人的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自然选择中，我们发展出一些用来避免被天敌吃掉的行为，而我们现在最关切的那些社会关系只是这些行为的副产品。为了生存，自然选择要求我们群居。一旦有了群体，我们就开始构建“有意义的”以及“可操纵的”社会关系，同时我们的思维开始忙着处理我们身边的事情，其中大部分涉及我们的同伴。一方面，这些人类社会关系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很多时候甚至成了我们人生的存在意义；但另一方面，相较于人类形成社会群体的真正原因，它们始终是由一个次级过程产生的。我们现在随时想着其他人，因为人类就是被这么构建起来的。倘若没有其他人，没有联盟和团结，人类根本存活不下来。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对早期人类来说是这样，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仍然如此。
如果你是地球上唯一的人，你会想些什么？也许是你的下一餐饭？不管怎么说，你不会去想谁能帮你搞定这餐饭，或者你会跟谁分享这餐饭。说不定你会考虑如何避免自己被别的东西吃掉，但没人能帮你盯着捕食者。
究其核心，人类是社会性的，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我们的大型大脑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处理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去看，去感受，去思考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出这些个人的和更偏重心理性的行为，我们还可以建立起丰富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个性，但我们这么做，是大脑在群居世界里行使职能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以下事实：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必须群居。因此，要想理解我们如何变成现在这样，必须回顾进化生物学，而为了搞清楚我们当前的社会能力（包括利他等现象）背后隐含的生物学，我们需要想一想进化是如何运作的。
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
双双观察到，尽管物种有着极强的繁殖潜力，种群数量应呈指数级增长，但现实中却并未出现此种情况。除了偶尔波动，种群总体数量保持稳定。毕竟，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它保持不变。
所以，倘若新生数量超出资源能支持的限度，物种必然会对资源展开竞争。
达尔文和华莱士还指出，对每个物种来说，种群中的个体是不同的。没有哪两个个体完全相同，不少可变特征都是遗传而来的。他们得出结论，生存概率不是随机的，而是随遗传特征有所变化。根据自然选择规律，一个特征要想在竞争环境中被选中，必须为个体带来生存优势，这种优势必然体现在大量的幸存后代身上。该特征或许能让个体更成功地找到食物（所以他会更强壮，更健康，从而繁殖数量更多，繁殖时间更长），更成功地交配（从而更多地繁殖），或更擅长跟天敌搏斗（从而活得更长，得以更多地繁殖）。这些特征编码在个体的基因里，并遗传给下一代。因此，凡是对提高繁殖成功率的行为进行编码的基因，都会在种群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竞争压力受气候、地理、其他动物个体（来自同一物种和不同物种）的影响。气候和地理的变化，如火山喷发，会导致食物资源的变化（既有可能变得更丰富，也有可能变得更匮乏）。同一物种内会出现对食物资源和性伴侣的社会竞争。不同的物种会进化出应对食物竞争的不同方式。有一些物种彼此分享食物，有一些则不然。
达尔文对自己的理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涉及利他行为。单个个体分享食物是没有意义的——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虽然有利于他人的成功繁殖，但不利于自身。然而，在群居物种中，这种情况频频出现。前面我已经说过，1964年威廉·汉密尔顿提出了解释利他行为的亲缘选择理论。倘若受益者跟施益者有着血亲关系，利他行为就有可能进化出来。父母会为孩子牺牲，因为孩子携带着父母50%的DNA。同胞兄弟姐妹之间也有50%的DNA是相同的，孙辈之间也会共享25%的DNA。你的近亲生存和繁殖，同样能把你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基因怎样遗传无关紧要，只要遗传下去就行。
然而，亲缘选择不能解释所有的利他行为。为什么有人会帮朋友的忙呢？最终解开这个谜题的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要是一个人帮助了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日后得到了回报，那时他就获得了竞争优势。当然，这里假设了若干前提条件。若乙帮助了甲，其一，甲能明确地认出乙，并记得自己受过乙的恩惠。其二，两人有着紧密的联系，还人情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同时他们还得有能力评估恩惠的成本，确保另一人得到同等价值的回报。这就是所谓的互惠利他，在动物世界中，互惠利他是非常罕见的。
由于施恩与报答之间存在时间差，难题出现了。时间差有可能带来欺骗。假设第二个人不可靠，那么跟他合作就对第一个人不利，合作系统存在的可能性就崩塌了。实践互惠利他的物种还必须具备识别骗子的机制，要不然这种行为就没办法持续。所以，严格的达尔文原则或许有助于解释诸如利他一类的行为。“安然丑闻”
之后，人们紧盯着钱。在生物学上，你得紧盯着基因。
这带出了另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为什么你会给一家绝不会再次光顾的餐厅留下小费？我们等会儿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它可能要用群体选择来解释！
自然选择中的一些适应提升了生殖竞争中成功的可能性，孔雀尾巴是个典型的例子。常识告诉你，拖着巨大的尾巴只会是个累赘，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具有适应性呢？然而，任何能够靠着巨大尾巴生存的鸟类必然是个富有吸引力的伴侣：强壮、健康、机智。这条大尾巴印证了麦迪逊大道
的逻辑：一场伟大的广告活动能赚回更多的顾客。拥有大尾巴的鸟类能够繁衍更多的后代。
孔雀的尾巴为性选择赋予了优势。性选择这个词指的是涉及配偶选择和繁殖的社会动态，尾巴是所谓的“适应度指标”。“适应度指标”对个人来说成本越高就越可靠。携带并维护一条大尾巴，孔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它没法伪造，因此是一项可靠的“适应度指标”。一个开着崭新的平价汽车的车主有可能伪造他的“适应度指标”，他的车可能是用零首付、每月低额偿还的贷款方式买来的。可是，倘若一个人开着维修费用极高的天价跑车，没有一大笔现金是买不了这车的，因此也就可靠地暗示了他拥有的资源。天价跑车是一个很好的“适应度指标”，平价汽车则不是。
特里弗斯还帮我们认识到，性选择背后的行为跟亲本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有关系。亲本投资指的是双亲对单个后代所做的投资可以提高该后代的生存概率，但牺牲了双亲对其他后代投资的能力。因此，在任何物种当中，具有潜在高繁殖率的性别总是希望尽量多交配，以便自己的基因尽可能多地传给下一代；而繁殖潜力低的性别总是更关心对子女的抚育，确保自己的少量后代能够生存下去。对95%的哺乳动物来说，雄性和雌性对交配和养育投入的精力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由于怀孕（内部妊娠）和照顾幼仔（哺乳期），雌性的繁殖时间有限。至于雄性嘛，我们都知道，他们随时准备着繁殖。
养育投资成本高、繁殖潜力低的性别（一般为雌性）往往更重视配偶的选择。要是做了糟糕的决定，它们的损失更大（生出不健康、有可能无法繁殖的后代）。雌性对交配伴侣的选择也影响到了雄性的生理（孔雀的尾巴）、行为和社会性的进化。它加剧了雄性之间对交配伴侣的竞争，也加剧了雌性之间的竞争。性选择可能会导致“失控性选择”。也就是说，被选中的基因本身也在做着选择，从而建立了正反馈循环。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它的工作原理。
假设你有一群短耳兔，和其他特征一样，兔子耳朵的长度是可遗传的。雄兔几乎不做养育投资，往往是随便找个雌兔交配。尽管现在它们都有着短耳朵，但一只名为雷克斯的雄兔的耳朵比其他兔子稍微长一点。出于某种原因，一些雌性进化出了偏爱长耳朵的倾向，所以它们选择跟雷克斯交配。它们的后代不仅将拥有较长的耳朵，还将拥有对长耳朵的偏好。当不同特征（长耳朵和对长耳朵的偏好）的基因最终融合在同一个身体里，这些特征就产生了遗传上的相关性。正反馈循环就此建立。选择长耳朵的雌兔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雄兔和雌兔拥有长耳朵以及对长耳朵的偏好。“失控性选择”就是这样出现的。
人类趋于群居的另一点因素似乎来自我们培养日益发达的大脑的需求。狩猎、放牧、藏身和欺骗都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本能，并最终成了主流。美国密苏里大学心理学教授戴维·吉尔里（David Geary）使用了一种比较大脑体积的方法，对不同原始人类的脑化商数
做了估计，看它们占现代人脑化商数的百分比是多少
。他指出，在原始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大脑的相对体积不断增加。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发展呢？
传统理论认为，生态学问题的提出及解决推动了大脑的变化。杰里森注意到，在过去的6 500万年间，捕食者和猎物的大脑体积在针锋相对中各自呈增大趋势。由于人类使用工具打猎，于是我们假设工具的生产和使用是大脑体积增加的推动力。然而，这种理论并不符合事实。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韦恩（Thomas Wynn）指出：“从现有证据来看，人类大脑（即我们假定中智力所依托的解剖结构）的大部分进化，均早于人类创造出精巧工具的时间。因此，技术本身似乎不可能在人类能力大进化中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这并不是说生态环境不是大脑体积增大的初期推动力，只是说工具不是。
大型大脑比小型大脑消耗大，需要更多的能量（食物）。有证据显示，早期原始人类的确在打猎和觅食上变得越来越有效率，由此得以占据更广泛的生态环境。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欧文·德沃尔（Irven Devore）认为，狩猎对人类进化来说十分重要。诚如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所说：“关键问题不是大脑能为狩猎做什么，而是狩猎能为大脑做什么。”狩猎得到的肉类是一种完全蛋白质，对大脑来说是绝妙的能量来源。平克指出，在哺乳动物中，食肉动物的大脑相对体积更大。
上文提到过的研究黑猩猩的理查德·兰厄姆认为，光有肉是不够的，还要吃得有效率。尽管黑猩猩的饮食中包含了30%的猴子肉，但猴子肉很硬，要花很长的时间咀嚼，就算它在卡路里总量上占有优势，消化它所用的漫长时间也足以将其优势一笔勾销。也就是说，用等量时间吃植物也能获得等量的卡路里。兰厄姆不仅花了很多时间观察黑猩猩的行为，还采集了它们的食物样本。他对这些食物给出的评价不高。这些食物有生水果、树叶、块茎植物和猴子肉，韧性大，纤维含量高，很难咀嚼。他想不出猿类怎么能靠黑猩猩的食谱获得足够的卡路里，维持大型大脑奢侈的新陈代谢。在黑猩猩清醒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用来咀嚼，偶有短暂休息。这点时间足够令它们不会腹中空空，但不够用来远途狩猎。每天的时间光是用于补充足量的卡路里都不够用。
此外还有一件麻烦事儿。黑猩猩有巨大的牙齿和有力的下颚，和早期的南方古猿及能人一样。直立人（Homo erectus）却有着另外一番面貌。他们的下颚和牙齿较小，大脑却是其祖先能人的两倍。靠着如此软弱的下颚和牙齿，他们要吃什么来获得足以维持和推动大脑成长的卡路里呢？不仅如此，直立人的胸腔和腹部较小，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能人那么大的消化道。事实上，现代人的消化道长度比对同体格大猿的短60%。
这真是个火烧眉毛的问题。于是兰厄姆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想法：这些早期人类吃的是烤肉！熟食与生食相比有许多优点，熟食包含更多的卡路里，而且更软，人类不用在咀嚼上大费功夫。换言之，卡路里增多，进食时间减少，进食需要的精力减少，跟如今的快餐概念没什么两样。事实上，食物越软，进食后可用于成长发育的卡路里越多，原因就在于你吞咽、消化它们所用的能量较少。部分人类学家反对这一理论，因为迄今为止，有关火的最古老的证据来自50万年前。但也有一些痕迹暗示，火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也许是在160万年前，差不多就是直立人出现的时期。兰厄姆指出，直立人在生理上适应吃熟食。他认为，熟食能带来更多卡路里，减少了直立人的摄食时间，推动了他们大脑体积的增大。这为直立人带来了更多的狩猎和社交时间。
然而也有人认为，奥妙在于大脑中的脂肪酸。在过去100万到200万年间，原始人类大脑皮层的扩展需要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和他在英国北伦敦大学脑化学和人类营养学研究所的同事们认为，靠饮食中的亚麻酸（LNA）合成DHA是相对低效的，人类大脑的扩展需要更丰富的预成型DHA来源。DHA最丰富的来源是海洋食物链，而热带稀树草原环境却只能提供很少的一点DHA。较之其他任何已知的食物来源，热带淡水鱼和贝类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率更接近于人类大脑。克劳福德的结论是，智人不可能从热带稀树草原上进化而来，他们躲藏在海滩上，沿着海岸线形成群落。通过海洋食物链获取的营养有助于扩大大脑的体积，提高智力，从而使得我们的祖先更有效地觅食和捕鱼。
但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家布赖斯·卡尔森（Bryce Carlson）和约翰·金斯顿（John Kingston）不为所动。他们认为生物化学并不能暗示这样的结论。他们指出，这种观点的主要前提——LNA合成的DHA不够维持大脑的发育和成熟缺少证据支持。与此相反，有证据表明，大量陆地生态系统中都有着多样化的LNA来源，靠消耗LNA足以维持现代人正常的大脑发育。推测起来，这些对我们的祖先也应该足够。
迁徙到更宽广的开放林地、热带稀树平原和草原上之后，原始人类不仅可以狩猎更多的动物，本身也成了天敌们更明显的目标。研究者们正在逐渐达成一致意见：大脑变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社会群落的结成。结成社会群落之后，人们可以更有效率地狩猎和采集，还能更有效地抵御天敌。
智胜天敌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比它们体型大，二是成为较大群体中的一员［加里·拉森（Gary Larsen）
提出了第三种方法：你只需要有个比你跑得慢的朋友就行了］。群体成员越多，就有越多双眼睛把哨望风。天敌的攻击范围取决于它们的速度和捕猎风格。只要及时发现它们，待在它们的攻击范围之外，你就能平安无事。此外，如果你有麻烦时同伴会来帮你，天敌就不大可能攻击。群居动物没有结伙制，但社会性灵长类动物显然有。结伴的个体有着更高的存活率。这促使我们形成了社会群体。
故此，三个互相交缠的因素触发并推动了我们社会意识的发展：自然选择、性选择、为大脑发育提供更多食物的需求。一旦社会能力成为人类大脑结构的一部分，其他能量就被释放出来，反过来又有助于我们大脑体积的不断增大。
1966年，一位在美国接受训练，后来在英国温切斯特大学任职的行为生物学家艾利森·乔利（Alison Jolly）在一份有关狐猴社会行为的论文中得出结论：“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生活为其智力提供了进化背景。”1976年，并未读过乔利这篇论文的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也得出结论：“我认为，灵长类动物的较高智能，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进化出来的。”他指出，预测和操纵他人行为的能力带来了生存优势，从而提高了心理的复杂性。这些论文孵化出了“马基雅维利智力理论”。
最初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理查德·伯恩和安德鲁·怀滕，他们认为，灵长类动物和非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社会技能的复杂度：生活在彼此联系、盘根错节的社会群体中，比应对自然世界更具挑战性，对这种社会生活的认知需求让灵长类动物在进化中选择了大脑体积和功能的增加。“大多数猴子和猿类都生活在长期性群体里，所以熟悉的同类是资源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情况有利于那些能使用战术抵消竞争成本的个体。高明的战术取决于广泛的社会知识。由于竞争优势是相较于本群落内其他成员的能力而言的，于是导致了社会技能竞相提高的‘军备竞赛’，并最终在大脑组织代谢的高昂成本的制约下达到了均衡状态。”可怜的马基雅维利！他也许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学家，可他的名字成了含蓄的贬义词，不能以之命名了。这个理论现在叫作“社会脑假说”。
美国密歇根大学动物学教授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提出了另一个关于大脑体积增大的假说。他的焦点放在群体间竞争而不是群体内竞争上。他指出，原始人类主要的天敌是其他的原始人群体，这就引发了战略制订和武器发明的军备竞赛：“掌握了某些独特方法的人类群体具备极强的生态优势，以至于成了其他人类群体在自然界的主要敌对力量。这一点明确地表现在人类心理和社会行为的进化上。”
英国利物浦大学一位非常出色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为大型大脑的社会成分给出了有力证据。每一类灵长类动物几乎都有着固定的社会群体规模。邓巴把灵长类动物和猿类的大脑体积与社会群体规模关联起来，发现了两个不同但并行的数值范围，一个是猿类的，一个是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这两个数值范围都表明，大脑新皮层越大，社会群体越大。不过，针对每一特定的群体规模，猿类所需的新皮层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大。它们似乎得费更大的工夫才能维持其社会关系。
可为什么社会群体规模有限制呢？这跟我们的认知能力有没有关系呢？邓巴提出了有可能限制社会群体规模的五种认知能力：通过阐释视觉信息辨识他人的能力，对面部的记忆力，记住人际关系的能力，处理情绪信息的能力，处理关系信息的能力。他认为，由最后一种认知能力负责处理社交问题，是社会群体规模有限的基础。他指出，视觉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视觉皮层并未伴随大脑新皮层持续增大。记忆也不是问题所在，人们能够记住的面孔数量多于预期中的认知群体规模。情绪似乎也不是关键，事实上，大脑中的情绪中枢在缩小。按照邓巴的说法，限制社会群体规模的是对信息及社会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人只能应付数量有限的关系和勾心斗角！
衡量社会技巧和社会复杂性的方法是很难找的。目前，社会行为的五个不同方面均和灵长类动物的新皮层大小挂上了钩。首先就是社会群体规模。其他四项如下：
·理毛小圈子规模。指动物可以同时跟多少同伴维持相互理毛的亲密关系。
·雄性交配策略所需的社会技能水平。它暗示社会技能似乎能够抵消单个雄性在等级和权力上的优势。要想赢得姑娘的芳心，你不一定非得是个重要人物，你也可以靠自己的魅力征服她。
·战术欺骗的频率。战术欺骗指的是不使用武力而操控社会群体中其他人的能力。
·社会性游戏的频率。
邓巴想要寻找的是有可能跟大脑体积相关联的生态指数：水果在饮食中所占的比例，家庭的大小，每日行程的长度以及觅食风格。这些都跟大脑皮层大小没有联系。他得出结论，社会群体逐渐增大很有可能是受天敌风险这一生态问题推动的，而生活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中所带来的压力和复杂性，则推动了大脑体积的扩展。那么，我们的脑子最终长到这么大，只是因为我们不想成为别人口中的美食吗？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五项社会技巧，分析一下它们有没有哪个方面是人类所独有的。
根据观测，黑猩猩的社会群体规模是55，而按照邓巴根据人类新皮层大小所做的计算，人类的社会群体规模是150。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住在巨大的城市里，城市人口动辄上百万。可仔细想一想，你跟这数百万人里的绝大部分都没有接触的理由。请记住：我们的祖先是猎人和采集者，直到一万多年前，农业出现，人们才开始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今天，猎人和采集者部落的典型规模，也就是一年一度聚在一起举办传统庆典的亲戚群体的人数，正是150人。这也是传统园艺学会的规模，以及现代个人通讯簿上圣诞节贺卡邮寄名单的规模。
事实证明，不依靠组织层级的可控人数恰好是150～200人。这是军事单位的基本人数，在这样的单位中，维持秩序靠的是个人忠诚和一对一的接触。邓巴指出，这个数字是可以非正式运作的现代商业组织的规模上限。它也是个人能够追踪和建立社会关系，并施以善意帮助的最大人数。
流言蜚语名声不佳，但研究它的科学工作者却发现，它不仅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是有益的：它是我们学习在社会中生活的途径。邓巴认为，人类的流言蜚语相当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社会性理毛（记住，理毛群体的规模跟大脑的相对体积有关系）。身体整饰要占去灵长类动物的大量时间。理毛时间最长的灵长类动物是黑猩猩，它们有20%的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在原始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随着群体变大，个体需要为越来越多的其他个体理毛，以便维持自己在这个较大群体中的关系。理毛时间占用了觅食所需的时间。邓巴认为，语言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一旦语言开始替代理毛，人就能够在做其他事情（觅食、行进和吃东西）的同时“理毛”，也就是传播流言。
然而，语言也是一把双刃剑。语言的优势在于，你可以同时（更有效率地）给几个人“理毛”，也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网络里获取和提供信息。它的缺点则是你可能会受骗。你要花费宝贵的个人时间给别人“理毛”，这是无法伪造的，语言却添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说谎。一个人可以依据不同的时机讲述不同的故事，所以难以评估其真实性。理毛是在群体中完成的，所有人都能看到，都能证实；流言蜚语则是私下进行的，真实性得不到检验。但语言也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朋友可能会警告你说，先前他跟某人有过不愉快的经历。随着社会群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分散，追踪骗子和搭便车占小便宜的人变得越来越难了。流言蜚语或许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控制懒鬼的方式进化出来的。
HUMAN
认识人类
多项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人类80%的清醒时间都是在他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我们平均每天花6～12个小时交谈，其中大部分是跟认识的人一对一地交谈。研究的结果应该不会叫你感到吃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埃姆勒（Nicholas Emler）考察了谈话的内容，80%～90%的谈话都是关于具体的、认识的人的，也就是说，都是闲言碎语。与个人无关的主题（尽管也可能会涉及对艺术、文学、宗教、政治等的个人看法）只占总数的很小一部分。不光杂货店里的偶然闲聊是这样，大学里和公司午餐时同样如此。你或许认为全球政治巨头们在午餐时讨论的是解决世界问题，但其实他们90%的时间都在聊鲍勃的高尔夫球、比尔的新车和新秘书。要是你觉得这个统计数字太过夸张，不妨想想自己无意中听到的那些讨厌的电话粥。你听到过邻座或邻排有人在聊亚里士多德、量子理论或者巴尔扎克吗？
其他的研究显示，60%以上的对话内容是自我表露。当然，11%跟心理状态（我岳母都快把我给逼疯了）或身体状态（我真的很想去抽脂）有关。剩下的则跟偏好（我知道这有点疯狂，可我真的喜欢洛杉矶）、计划（我星期五要去锻炼），还有说得最多的行动（我昨天把他给炒掉了）有关。事实上，做了什么事是有关他人的谈话中最主要的一类。流言蜚语在社会上发挥着许多作用：它促进了闲聊伙伴之间的关系，满足了归属于独特的团体和被其接纳的需求，提炼了信息，建立了名声（好坏皆有），维护和强化了社会规范，使得个人能够通过与他人的对比进行自我评估。它可能提高了当事人在团体中的地位，也可能只是为了单纯的娱乐。流言蜚语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寻求建议，表示赞成或反对。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写道：“流言蜚语是警察，也是教师。没有它，就会出现混乱和无知。”
说闲话的不光是女性，只不过男性爱把它说成是“交流信息”或“扩大人际网络”。只有当女性在场的时候，男性说闲话的时间才比女性少。这时更高级的话题会占总讨论时间的15%～20%。男女说闲话的唯一区别在于，男性会用超过60%的时间谈自己（我敢打赌，我钓到的那条鱼足足有20斤重），而女性只有30%左右的时间在谈自己，她们对别人更感兴趣（我敢打赌，上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足足重了20斤）。
除了谈话内容，邓巴还发现，谈话群体不是无限大的，一般仅限于四个人。想想你上次参加的舞会。人们在不同的谈话群体里进进出出，可一旦超过四个人，他们往往会分成两个谈话小组。这可能是巧合，但也可能跟黑猩猩的理毛有一定的联系。如果你参加了一个四人谈话组，一个人说话，另外三个倾听，用黑猩猩来类比的话，就是另外三个人正在“被理毛”。黑猩猩必须一对一地理毛，它们的最大社会群体规模是55。如果我们一次能对付三个，正如谈话群体规模所暗示的，那就是把55乘以3，得到165，正好接近邓巴用人类新皮层大小算出的社会群体规模。
要想把流言蜚语的水车转起来，人不光要参与信息交流，还可能要参与操纵和欺骗。他实质上可能是在欺骗聊天伙伴，因为他参与聊天并不是为了了解对方近况如何，只是为了自己采集信息。他甚至有可能捏造一些事情，以便有更多的话题可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让我们先从交流说起。我在前面提到过，为了让互惠交换得以正常运作，人必须能识别出骗子。要不然，不付出代价就享受了好处的骗子最终会占据上风，使得互惠交换行为无法维持下去。
尽管不同群体的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但仍有许多普遍行为。诚如我们所见，部分此类行为可以追溯到我们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身上，另一些行为则存在本质的不同。进化心理学领域试图把诸如记忆、感知或语言等心理特征解释成适应，即自然或性选择的产物。这种看待心理机制的方式跟生物学家观察生物学机制的方式是一样的。
进化心理学表明，认知的功能结构有着遗传基础，与心脏、肝脏和免疫系统差不多，也是通过自然或性选择进化出来的。和其他器官和组织一样，这类心理适应在同一物种中是普遍存在的，它们促进了生存和繁殖。有些特征不存在争议，比如视觉、恐惧、记忆和运动控制。另一些存在争议，但争议也越来越少，比如语言习得、乱伦回避、察知骗子，以及因性别而异的交配策略。进化心理学家解释说，大脑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模块构成的，每个模块进化出了具体的功能性目的。这些功能性目的是先天的，早就选择好的。进化心理学先驱莱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描述了对这些功能的探寻：
进化心理学家提到“心智”的时候，指的是一套包含在人类大脑里的信息处理设备，它负责所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产生所有行为。在研究心智的过程中，进化心理学家得以超越传统的方法，是因为他们积极利用了一个经常遭到忽视的事实：包含在人类心智中的程序是由自然选择所设计的，意在解决我们作为猎人和采集者的祖先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这就使得研究人员开始寻找被专门设计用来解决狩猎、寻找植物性食物、追求配偶、亲属合作、结成共同防御联盟、躲避天敌等问题的程序。我们的大脑里应该有一些让我们擅长解决此类问题的程序，不管这些问题在现代社会里是否重要。
站在进化的角度观察我们的行为和能力，有一些极为实际的理由。科斯米德斯指出：
通过理解这些程序，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应对进化新环境。举例来说，面对概率和风险，猎人和采集者们唯一可用的信息就是他们实际遭遇该事件的频率。看起来我们的“石器时代心智”具备这样的程序，能够妥善地获取频率数据并进行推理。知道这一点，进化心理学家们就能设计出更好的方法，用于对当代复杂统计数据的交流。
举个例子吧。你做了一次乳房X光检查，检查结果为阳性。你真正患乳腺癌的概率是多大？按照目前呈现相关数据的典型方法——百分比，我们很难做出判断。如果你说，在随机测试中，实际有1%的妇女患有乳腺癌，这些人的测试结果都呈阳性，但检测还有3%的误报率。这时，大多数人会误以为阳性的检查结果意味着患有乳腺癌的概率是97%。但让我以绝对频率的方式，即适合猎人与采集者心智的理解方式的信息格式重新阐述以上信息：每1 000名妇女中，有10人患有乳腺癌，且测试结果呈阳性；30人测试结果呈阳性，但并未患乳腺癌。因此，每1 000名妇女中，有40人检测结果为阳性，但其中只有10人患乳腺癌。这种格式清楚地表明，如果你的X光检查结果呈阳性，你患有乳腺癌的概率仅为四分之一，也就是25%，而非97%。
科斯米德斯还设计了一个实验，她认为该实验能表明人类心智有一个特别设计的模块，可以察知在社会交换中弄虚作假的人。这就是沃森测试。测试给出了一个条件规则——如果P，则Q，要求你找出可能违背规则的对象。这一测试有不少变体，都是为了确认人类是否具备社会交换的特殊认知机制而设计的。让我们来看看你会怎么做：
桌子上有四张卡片。卡片的一面写着字母，另一面写着数字。现在你能看到的是R、Q、4和9。这里有一条规则：如果卡片的一面是R，则另一面必然是4。你需要翻动哪几张卡片，才能证明这条规则是真还是假？
看明白了吗？你的回答是什么呢？你回答说是R和4
。好了，现在试试这个：
牌桌上坐着四个人。第一个人16岁，第二个人21岁，第三个人在喝可乐，第四个人在喝啤酒。只有年满21岁的人喝啤酒才合法。要保证法律执行到位，你应当对哪几个人严格把关？
这一道题更简单对不对？答案是16岁的那个和喝啤酒的那个。
科斯米德斯发现，人们在对付第一类问题时要头疼得多，只有5%～30%的人能做对；而65%～80%的人都能做对第二类问题。她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这个实验，后来又把实验放到世界范围内，从法国人到厄瓜多尔亚马逊雨林中的斯维亚族人，从成年人到3岁的小孩子。每当问题的内容是要你找出社会交换情境中的骗子时，人们就会觉得容易解决；而要是它以逻辑题的面貌出现，人们就较难解决。
做过更多跨文化和年龄组的实验之后，科斯米德斯发现，察知骗子的能力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它无关经验和熟悉度，而且只针对欺骗，不针对无意冒犯。她认为，这种察知骗子的能力是普遍人性的组成部分，是自然选择设计的，目的是形成一种在进化上稳定存在的条件帮助策略。
这里甚至有着神经解剖学上的证据。曾经有一位患者患有病灶性脑损伤，他察知骗子的功能也因之受损。但与此同时，他有着完全正常的推理能力，只要不涉及社会交换，他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
科斯米德斯说：“身为人类，我们能靠交换商品和服务来帮助彼此。我们觉得这理所当然。但大多数动物不能开展这种行为，它们缺乏能够实现这种行为的程序。在我看来，人类的这一认知能力是动物王国中最了不起的合作发动机。”
能够在社会交流中察知骗子的不光只有我们人类。莎拉·布罗斯南（Sarah Brosnan）和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实验表明，棕色卷尾猴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种能力。然而，参与互惠交换的动物只能给出近似的结果。人类则希望保证自己所予所得为等量交换，光是近似还不够。事实上，哈佛大学的马克·豪泽（Marc Hauser）就认为，我们的数学能力是伴随着社会交换制度的出现而进化出来的。
你能骗过骗子侦测系统吗？恐怕不能，这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夏普（Dan Chiappe）的结论。他指出，在社会契约的情境下，人们会判定，骗子比合作者更值得记住，人们会观察骗子更长时间，更好地记住骗子的脸，并更容易记住与骗子有关的社会契约信息。
一旦侦测出骗子，人们会对其做两件事：回避他们，或者惩罚他们。回避骗子是不是更容易些呢？惩罚骗子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这能得到什么收获呢？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帕特·巴克利（Pat Barclay）完成了一次实验室研究，他指出，在反复进行的博弈中，惩罚骗子的参与者能赢得信任和尊敬，并被其他人看作群体的焦点。由此而来的好处是信誉提高（你要记得，这是性选择的一项适应度指标），抵消了为惩罚而付出的成本，这有可能解释了利他行为心理机制的进化。凡是有可能让竞争对手获得良好声誉的事情，你最好都别做。比如：你在跑道边上看见唐的身边陪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人人都好奇唐的私生活，在办公室流言蜚语的世界里，这条八卦应该会变成大热门。但你如何知道自己得到的反馈是否真实呢？如果你能察觉骗子，这是否意味着一有人说谎你就能知道？并非如此，那跟阅读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有关。
欺骗行为遍及整个动物世界——比方说笛鸻（piping plover）会假装受伤，把天敌从自己的巢边骗走，但蓄意欺骗却仅限于大猿。人类更是“行骗”的大师。欺骗无处不在，从早晨就开始了。女人一起床就化妆（让自己显得更漂亮、更年轻）、喷香水（遮盖体味）。女性戴首饰、染发，在脸上涂脂抹粉的历史相当悠久，你去卢浮宫的埃及展馆看看就知道。男人在欺骗上也是老手。他们喷除臭剂，把两侧的头发往秃顶的地方扒拉（以为这能骗过谁似的），要不就戴上假发，之后才坐进贷款买来的车。
你能想象一个没人说谎的世界吗？那会糟糕透顶。你向人打招呼：“嗨，今天过得怎么样？”你真的想知道答案吗？你真的想听见有人对你说“我注意到你最近长了5斤肉，而且全长在下巴上了”？谎言会用在工作面试的自我推荐上（“没问题，我知道怎么做那个。”），用在跟新人碰面的时候（你会说：“这是你女儿？她长得可真漂亮！”而绝不会像喜剧演员罗德尼·丹泽菲尔德那样说出“我终于知道老虎为什么要把幼崽吃掉了”这样的刻薄话来）。谎言还会用在跟潜在配偶相遇的时候（“我的金发当然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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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对彼此说谎，也对自己说谎。100%的高中学生认为自己跟他人相处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从数学上看这实在不可能），93%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力高于平均水平，这都是自我欺骗的表现。再不然，想想这些话：“我经常锻炼。”“我家孩子绝不会那么做。”要做一个出色的“骗子”，不知道自己在说谎，或是根本不在乎自己说谎很有帮助。实际上，孩子学会说谎是父母教的（“跟奶奶说你超喜欢她送的皮短裤”“别对萨米说他胖”），也是老师教的（“你觉得乔是个笨蛋，这我管不着，可你不应该这么对他说”）。
我们如何判断某人在说谎呢？我们真的想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对自己说谎？
在闲聊并判断所得信息是否真实的同时，我们还会读取面部表情。面部识别有可能是人类最发达的一项视觉技巧，而且明显在社会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面部识别是由人类大脑的一个专门系统促成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大脑的不同部分负责不同类型的面部识别。判别对方身份的大脑通路与察知动作及表情的大脑通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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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以后不久，较之其他物体，婴儿就开始更喜欢看脸。到了7个月大时，婴儿开始对特定的表情做出恰当的反应。自此以后，面部识别就为顺利的社会互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根据面部的视觉外观，人们可以获取有关对方身份、背景、年龄、性别、心情、兴趣度和意图的信息。我们可以注意到，对方也正在观察打量我们的面部表情，此外，读唇还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说的话。
不只人类具备辨识面孔的能力，黑猩猩和猕猴也能做到。和先前的观察结果相反，新近的解剖发现黑猩猩和人类有着近乎完全相同的面部结构，并有着一套完整的面部表情。埃默里大学的莉萨·帕尔（Lisa Parr）做了一些研究，证明黑猩猩有能力将照片上的面部表情和录像中的情绪场景匹配起来。所以，我们和黑猩猩共享了理毛（流言蜚语）和社会交换的两个组成部分：辨识对方是谁，根据面部表情读取情绪。但这是否有助于我们识别骗子呢？好吧，这里有一整套的面部和身体动作与欺骗相关，而且我们又得回到马基雅维利这个人。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做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的面部表情研究。当他开始研究时，这还是一个冷门领域，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对这一主题避之不及——当然，除了达尔文，以及18世纪一位名叫杜胥内·德·波洛涅（Duchenne de Boulogne）的法国神经学家。通过多年的研究，埃克曼确定，面部表情是全人类共有的，特定的情绪对应特定的表情。当一个人说谎时，风险越高，他感受到的情绪（如焦虑或恐惧）就越多。这些情绪会从脸上和声音语调里流露出来。而这正是自我欺骗的一大好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你的面部表情也就不会出卖你了。
埃克曼研究了人们觉察骗子的能力，结果不甚乐观。大多数人的这项能力都不怎么样，哪怕他们觉得自己还不错（又一次自欺）。他们的成功率跟随机猜测是一样的。不过，他也找到了一些擅长辨别谎言的专业人士：秘密特工最棒，其次是一些心理治疗师。他总计测试了1.2万人，其中仅有20人是天生的测谎仪！读取面部表情的一个固有问题是，人能读取情绪，但并不一定能理解产生情绪的原因，因此有可能会曲解它。我们会在稍后的章节详细说明这一点。你或许意识到了某个人很害怕，于是以为这是因为他说了谎，担心被你发现；但情况也可能是他并没有说谎却遭到了错误的指控，所以他害怕你不相信他。
当然，并非所有的欺骗都不怀好意。出于礼貌，人们往往会在自己并不喜欢的时候表现得很喜欢，比如恭维你鱼做得好吃，而事实上他快要吃吐了；又或者在听你讲了一个前人说过很多次的冷笑话时做出被逗笑的样子。这些都是无关痛痒的小谎言。
人们会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表情，但埃克曼却发现了因为试图掩饰情绪所带来的微表情。大多数人看不到，但你可以学会辨认它们。假装出来的表情也很难辨认，比如假笑。真笑主要涉及两块肌肉的活动，颧肌拉动嘴角向上，外侧眼轮匝肌拉动两颊向上，形成眼角的鱼尾纹，同时还把眉毛外侧往下拉。外侧眼轮匝肌不受随意控制，所以假笑时，哪怕颧肌拉动面颊形成鱼尾纹，眉毛外侧也不会向下垂。
既然我们擅长辨识社会交换中的骗子，为什么却难以察觉说谎者呢？说谎是个极为普遍的现象，难道人类没有进化出一个检测机制吗？埃克曼提出了几点解释。首先，他认为，在我们的进化环境中，说谎并不太常见，因为当时这样做的机会不多，人们不遮掩地生活在群体当中。由于没有隐私，察觉说谎很容易，而且直接观察行为就能发现，用不着去判断对方的态度。其次，被揭穿谎言会带来坏名声。今天，我们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说谎的机会比比皆是，而且我们住在自家的房子里，你可以逃脱谎言带来的坏名声，比如换工作，换城市，换国家，甚至换伴侣，尽管有可能代价不菲。另外，我们还没有进化到能通过态度识别谎言的地步。那么，既然我们没有这种天生的能力，为什么也没有习得如何识别谎言呢？或许是因为父母教我们别去识别他们的谎话，比如用来遮掩性行为或者诸如此类情况的故事。或许，我们自己也宁肯不去抓出谎话精，因为怀疑会令我们难以建立和维持关系。还有可能我们宁愿受误导，因为不知道真相对自己有好处。真相也许能带给你自由，但也会让你失去收入，没法再见四个孩子。还有很多时候是出于礼貌，说话者只希望你知道这么多，我们不应该去窃取别人不愿你知道的信息。
但或许问题出在人类稍后才进化出来的语言上。理解和阐释语言是一项耗费大量认知能量的有意识活动。倘若我们全神贯注地倾听，而不是让视觉感知和声音线索通过感觉登记进入我们的意识大脑，有可能反倒降低了自己的探测灵敏度。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在《注意！有人在盯着你》（ The Gift of Fear ）一书中建议，人们应当相信他所谓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明白了”的现象。他是一个预测暴力行为的专家，他发现，大多数暴力受害者都在无意识中收到过警报信号。是社会训练教会了我们不要去察知欺骗吗？我们是否重新阐释了眼睛真正看到的东西？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多着呢。
对自己说谎是否会适得其反呢？常言道，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还能信任谁？还记得我们的社会交换骗子探测器吧？提防骗子的同时保持合作是很有好处的。但你并不一定真的要合作，只需要表现出合作就行了。你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好名声，不一定非得配得上这个名声。
——你的意思是做个伪君子吗？我最讨厌伪君子了！
——等等，别急着下结论。人人（当然，除我以外）都是伪君子。显然，从外部看比从内部看要容易些。正如我们刚才所知，要做个伪君子，你最好不知道自己是个伪君子，因为这样你会少些焦虑，也就少了些被逮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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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丹·巴特森（Dan Batson）做了一系列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学生们得到一个机会，分配自己和另一名学生（实际上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去执行不同的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更诱人，有机会赢得抽奖券；另一项任务没机会获得抽奖券，而且听起来很乏味。实验者告诉学生，另一名参与者会认为任务是随机分配的。学生们还听说，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投硬币分配任务最为公平，要是愿意的话，硬币可由他们来投。实验过后，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说，指派另一位参与者做更好的那项任务，或是主动投硬币来选择任务，是讲道德的方式。然而，所有的参与者里只有一半选择了投硬币。没投硬币的那一半人，80%～90%都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了自己；而投了硬币的那一半人，居然也有80%～90%的机会摊上更好的那项任务。从概率上来说哪有这么美的事儿！投了硬币的学生全都认为自己比没投硬币的学生更讲道德，哪怕他们在投硬币时做了手脚。
这样的情况在多次研究中反复出现，即使硬币被做了标记，以免投硬币的结果不清不楚。一些参与者为表现公平投了硬币，但会自私地无视结果，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自己，然后评价自己更讲道德，就因为自己投了硬币！这就叫作道德伪善。哪怕实验人员告诉学生，等他们做出分配决定后，得告诉另一名参与者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实验结果还是照旧，只有一个区别：选择投硬币的人更多了（75%），他们会报告自己是如何得出任务分配决定的，然而投了硬币又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自己的人的比例并未改变。巴特森指出：“道德伪善对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既能得到自私行为带来的物质奖励，又会被其他人看作正直、讲道德的人，从而获得社会和自我奖励。”
在多个道德责任感测试中得分更高的参与者选择投硬币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投硬币的人里，道德得分高的人跟道德得分低的人一样，还是会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自己。所以，有着更高道德责任感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更优秀的道德操守，而是表现出了更多的伪善！他们更容易表现得讲道德（投硬币），但并不一定真正讲道德（真的根据投硬币的结果决定任务怎么分配）。
只有当参与者们坐在镜子前面做出决定时，他们才会放弃对投硬币作弊。很明显，一方面是口头标榜公平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是不公平地无视投硬币的结果，要眼睁睁地面对两者的差异，人还是有点受不了，希望表现得讲道德的人只能真正讲道德。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镜子。它或许还有助于改善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
好了，我们对自己说谎，并且难以辨别其他的说谎者。对你的八卦交流追求而言，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你大概得上个保罗·埃克曼的培训班，学学如何识别谎话精。与此同时，你至少可以留心眉毛，还可以知道同事们并不善于洞穿你的谎言，除非办公室里风声太紧，叫你有点过分紧张。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在语言方面有个问题。他关心的是语言为什么会进化出来。大部分言语似乎都是为了在说者与听者之间传递有用信息，费时又费力。看起来，这纯粹是利他行为。给予另一个人正确信息能得到什么样的适应性好处呢？米勒对早期理查德·道金斯和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之间的争论做了一番回顾，他指出：“演化对利他性信息分享的倾向性，并不比对利他性食物分享的倾向性更大。因此，大多数动物信号的进化目的必然是为了操纵另一动物，使之符合信号发送方的利益。”而对方则进化出忽略此类信号的能力，因为听操纵者说话可没好处。真的听什么信什么的动物成不了我们的祖先。
只有寥寥几种信号获得了信任，它们是可靠的。这类信号发出的信息是：“我有毒。”“我比你快。”“想都别想，我比你更强壮。”此外还有亲戚的警告信号，比如：“那儿有一只豹子！”之后是适应度指标，比如：“宝贝儿，看见我的大尾巴了吗？”米勒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可靠模式表明进化倾向于其他种类的信息，因为它们都可能存在欺骗的动机。只要有竞争，就总会有欺骗的动机。人类语言是欺骗的温床，因为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描述倾听者不在场的其他时间和场合，比方说：“昨天我钓到的那条鳟鱼足有66厘米长呢。”“我在山顶的那棵树上给你留了条羚羊腿。哎呀，怎么没有了？肯定是被狮子叼走了。”“我奶奶能一个人开车去商店再开回来。”还有那句最臭名昭著的谎话：“我昨天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
可靠的信息分享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共享信息，说话者不一定会失去好处。事实上，通过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信息分享能够带来好处。尽管米勒承认，这一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甚至也有可能是语言最初出现的源头，可当他观察人类的实际行为时，却发现它并不完全符合亲缘关系和互惠模型的预测。如果你把语言看作是信息，它带给听者的好处多过说话者，因此我们理当进化得善听而寡言才对。我们不该讨厌长舌客，不该讨厌自以为是的健谈家，不该讨厌动不动就“我再多讲15分钟”的发言人，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不喜欢只坐在那儿全神贯注听我们说话却一点儿不肯介绍自己的人才对。人人都有话要说。在交谈的时候，人们往往想着自己接下来该说些什么，而不是专心倾听其他人在说什么。甚至还有人专门为发言程序写了书，规定谁在什么时候可以说话。我们理当进化出巨大的耳朵和勉强够用的说话器官，全力收集能收集到的信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进化出异常发达的语言能力和远为逊色的听觉能力。
着眼于这一难题，米勒提出，语言的复杂性进化自口头求爱。这能解决利他问题：男女雄辩的口才能带来性回报。“语言的复杂性有可能源自若干种因素的结合：性选择、心理上对清晰阐述思想的偏爱，以及适应度指标效应。”米勒并不认为人类大脑体积庞大完全是性选择造成的，他认为性选择大概只占了成因的10%。
人类学家罗宾斯·伯林（Robbins Burling）提出了另一套相关理论。他想知道，从事打猎、贸易、制造工具这些活动，只需要有语言的雏形就足够用了，但为什么后来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语言形式呢？他认为，语言最初产生之后，雄性雄辩家凭此互相竞争社会地位，口才最好者能获得生殖优势，导致了语言越变越复杂。他列举了这一生殖优势在不同社会的证据，从亚诺玛米到古代印度，再到古希腊。虽说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领导权问题，但他也这样总结道：“我们需要发挥出自己最棒的口才，才能赢得爱人。”
想想人类求爱活动中会涉及哪些因素。假设你跟别人随意聊天，对方或许会带着适度的怀疑态度。而求爱时赌注可就大了。如果你成功了，它或许能带来繁衍后代的好处。你务必要拿出大口径武器来，因为你的听众会在各个方面挑三拣四。她会自动评价你所说的话是否合理，是否与她的所知所信相吻合，是否有趣新颖，她能否据此推断你的智力、教育程度、社交能力、地位、知识、创造力、幽默感、个性与品格。“波士顿红袜队怎么样”一类的话题可引不起她的兴趣。还记得在电影《土拨鼠之日》（ Groundhog Day ）里，比尔·默里（Bill Murray）用了多长时间才求爱成功吗？
口头求爱并不限于一对一的接触。当众演讲，以及任何能提高智力威望的活动，都能宣传你的魅力和地位。诚如米勒所说：“语言把思维公开展示出来，如此一来，性选择在进化史上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思维。”
这有点叫人糊涂。如果男性这么擅长说话，他们怎么会得来个不善沟通的名声？如果男性被选择是因为他们的口头求爱能力，女性们又怎么会戴上话痨的帽子？请记住，口头求爱是双向的，并被视为一种适应度指标。这意味着从竞争生存资源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两方面来看，它艰难而又昂贵。一旦有了配偶，男性再从事这种高成本的行为就得不偿失了。他再不需要唠唠叨叨，只需要一两句话说不定就能度日了，除非配偶要挟，他们才会再花言巧语一番。然而，女性则有动机继续口头求爱活动，因为她们希望把男性留在身边，帮助自己养育后代。
社会性游戏是一件很难弄清楚的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可又能完成些什么呢？没有人真正知道问题的答案，但人们详细讨论过不少想法。研究普遍认为，大部分幼龄动物的游戏就是实践，实践跟踪、追逐和逃跑是锻炼身体、培养运动和认知技能、打磨战斗技巧的一种途径，让动物从身体上更容易从突然冲击（如失去平衡、跌倒）中恢复过来，从情绪上更擅长应对压力环境。想想一窝小猫咪追逐打闹的情形吧。然而，意大利比萨大学的伊丽莎白·帕拉吉（Elisabetta Palagi）对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游戏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上述游戏理论太过关注长期收益，忽视了眼前的好处，有可能妨碍人们进一步理解游戏的一些重要的适应性意义。对认识成人游戏行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游戏行为固然最常见于幼年动物（如幼年的黑猩猩、倭黑猩猩及人类），可成年动物也会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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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动物为什么要玩游戏呢？为什么它们明明不再需要锻炼，却还是会玩游戏呢？在法国谢尔河畔圣艾尼昂的博瓦尔动物园，帕拉吉研究了一群黑猩猩——10只成年黑猩猩和9只幼年黑猩猩。她发现，黑猩猩们不光大多是在进食之前互相理毛，也主要是在进食之前一起玩耍。黑猩猩的竞争心理很强，对它们来说，进食时间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情境。理毛刺激了β-内啡肽的分泌。帕拉吉认为，理毛和游戏或许限制了争斗，提高了容忍度，有助于高压力时期的冲突管理。这不是长期收益，而是即刻的好处，对成年黑猩猩和幼年黑猩猩都有益。
较之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人类社会把社会性游戏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人游戏的另一个理论来自我们的性选择专家杰弗里·米勒。他认为，游戏的成本随着年龄而增加，因此，游戏是年轻、活力、多产和健康的一个可靠指标。“嘿，他的眼睛锁定在了那年轻姑娘的身上，突然之间，他又玩起了帆板和网球，就好像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事实上，米勒认为发明和欣赏展示生理适应性的新方法是人类的一项独特能力，这里指的就是体育运动——心智和体力的交集。这又是一个普遍现象，所有文化里都有。和其他动物一样，在人类中参与竞技体育的雄性比雌性多。为了避免竞争者互相残杀，也为了判断谁赢谁输，体育运动产生了规则，虽说在观看某些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感受不到这一点。货币奖励是新近才发明的，过去，唯一的报酬是地位，但这就足够了。在体育比赛中胜出是可靠的适应度指标，奖励则能吸引高质量的性伴侣。
人之为人的关键，就是变得高度社会化。许多动物都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但没有哪种动物会像我们这样沉浸其中。随着我们的大脑体积越来越大，我们的社会群体规模也越来越大。有些东西触发了我们对他人、对在群体里生活与合作的兴趣。理查德·兰厄姆提出了一套迷人的理论，认为烹调对灵长类动物的巨大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抗天敌、寻找食物的需求也有着同样的作用。另一些学者提出，不管转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高级智力能力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进化出来的社会需求。要理解人类，首先要理解人类的社会化。
如今，社会群体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理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展开如下讨论：自然选择在社会群体层面上也能发挥像在个人层面上那样的作用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争论，不论对于正反双方，还是对于想要建立一个融合双方观点的理论的尝试，这都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然而，这些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并得到了整个学界的认同：如今，我们有着发达的大脑，生活在社会群体当中，同时越来越擅长社会生活。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社会本性深植于我们的生理机体，而不光是藏在我们的认知理论当中。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其他的人类才能如何指引我们穿越社会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