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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好口舌，大脑也不顶事儿。
法国谚语
几乎所有人都会带着一丝感性的怜爱和尊敬看待自家养的猫猫狗狗，甚至自己穿了多年的旧鞋子。人们习惯为非人的动物和物体赋予人性，甚至逐渐相信这类东西是真实而持久的，为它们披上一层感情的面纱。人们经常说：“我家的狗当然聪明。”“我的猫咪通人性。”诸如此类的说法无穷无尽。
人类这个物种过去曾经很难分清“我们”和“它们”之间的界限。中世纪的时候，我们有过动物法庭。不管你信不信，我们曾经会把动物送上审判席，让它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公元824年到1845年，欧洲的动物如果违犯了人类的法律，或者只是打扰了人的安宁，可别想逍遥法外。跟普通的罪犯一样，它们也会被捕入狱（动物和人会挤在同一个监狱里），被控告做了坏事，被迫接受审判。法庭会给它们指派一名律师，律师代表它们，并为它们辩护。一些律师因为给动物辩护而出了名。被控告的动物如果被判定有罪，将受到惩罚。惩罚通常都是报复性的，换言之，动物当初做了什么，人就怎么处置它。
有这么一件关于猪的案子。那时候的猪可以在城里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相当具有攻击性。有一头猪咬了一个小孩儿的脸，还扯掉了他的胳膊。这头猪遭到的惩罚是脸被砍烂，前腿被切掉，然后被吊死。动物受到惩罚，是因为它们有害。然而有的时候，要是当事的动物比较贵重，比如牛或马，它的刑期就会判得比较轻，人们说不定还会把它捐给教会。如果家畜造成了损害并被判有罪，主人会因为监管不力而遭罚款。这里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矛盾：到底应该由动物负全责，还是应该由主人负责呢？为了拿到供词，动物也可能遭受酷刑。你瞧，严格遵守法律真的很重要。各种家畜都上过法庭：马把骑手摔了下来，把车拉翻了，上庭；狗咬了人，上庭；公牛踩了人，撞了人，或顶了人，上庭。其中，猪是最常见的罪犯。这些审判均在民事法庭举行。除此之外，由于动物与人类在司法程序中处于同等地位，人们认为吃受惩处而死的动物尸体有欠妥当（节俭的佛兰德人例外，他们会兴高采烈地把被绞死的牛烤了吃）。
不难看出人类在对动物的看法上总是充满纠结的情绪。我在前面提过，人类大脑的一个普遍而明确的特点便是在意识里反射性地构建有关他者（包括动物和物体）意图、感觉和目标的模型。我们身不由己，情不自禁。要是你去过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见过他那著名的机器人“齿轮”，那么你只需几秒钟时间就能跟这堆钢铁和电线建立起感情。“齿轮”扭着脑袋，用眼睛盯着在房间里四处转悠的你。“‘齿轮’真了不起，‘他’是个好家伙！”如果你看“齿轮”是这样，那看将来的机器人“螺丝”也会是这样。
兽医会告诉你，人会对宠物表现出与对人类似的悲痛周期。人会为逝者构建一套精神上的模型，他们必须经历一系列过程才能恢复平静。我曾经做过大量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很快就能分清每一只动物，注意到它的个性、智力和合作能力。研究常常需要对动物进行大型神经外科手术，有时候，术后照料要花很大的工夫。这种情况总是很让我烦心。但每当动物从手术中活了下来并逐渐康复，我总会对它越来越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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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
我还记得，1967年我喜欢过一只黑猩猩，我叫它莫桑比克。它需要吃一些维生素，但讨厌溶剂的味道。于是，我拿出猴子最喜欢的美味——香蕉。我把维生素溶剂注入香蕉的一头，指望莫桑比克三两下就着美味的香蕉把维生素也吃进去。我的小把戏见效了一次。第二天，我如法炮制。这一回，莫桑比克拿着香蕉，两头都看了看，发现维生素溶剂正从一头渗出来。于是它把香蕉掰成两半，扔掉滴水的那一半，吃了另一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我禁不住为它喝彩。
这个故事的问题在于，我没法肯定我自以为看到的莫桑比克的高级心理活动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还是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只不过被我过度阐释了。我想跟莫桑比克多花些时间相处吗？我真的想跟一只黑猩猩共度很长时间吗？这是值得我严肃反思的地方。我们得多花些时间，真正搞懂我们跟黑猩猩有什么共同之处。当然，硬币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希望跟所有东西建立心理联系。这种愿望是我们人类独有的吗？
试看以下个人广告：
单身时髦女性寻强壮男伴。年龄不重要。我年轻，身材苗条，长得漂亮，是个爱玩儿的姑娘。我喜欢在林中漫步，坐着你的皮卡车（我喜欢新款有皮革内饰的那种）兜风，打猎和野营，跟当地人闲逛逗趣。我喜欢在温暖又充满热情的夜晚，你把手指捋过我的毛发。月夜晚餐会让我很听话。我不是那种总喜欢谈感受的姑娘，你只要抚摸我，然后关注我的反应就好。等你下班回家，我会站在门口。我是你的。顺便再带几个朋友过来。请致电555-××××，找黛西。
或是这样：
单身女性寻聪明男伴建立长期关系。我年轻，身材苗条，长得漂亮，是个有幽默感的姑娘，我喜欢弹钢琴，散步，从花园里摘取美味的果实做好吃的。我喜欢在树林里散步，聊天，开着你的保时捷去看足球比赛。你去打猎和钓鱼的时候，我会在篝火边读书。我喜欢去博物馆、音乐会和艺术画廊。我喜欢在温馨的冬夜，躺在篝火边伴着你。到高档餐厅去吃烛光晚餐会让我变得顺从。说些甜言蜜语，温柔地抚摸我，别忘了我的生日，随时关注我的反应。
这两条广告，你喜欢哪一条？据说第一条广告刊登在亚特兰大市的一份报纸上，列出的电话号码属于当地人道促进会，刊登头两天就接到了643通电话。黛西是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连黑猩猩都不是。人道促进会否认刊登了这条广告。
这两种约会会有什么不同呢？要是你回复了第一则广告，发现面前站着只黑猩猩，你是哪儿搞错了呢？你能跟黑猩猩约会吗？你们两个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毫无疑问，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我们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说“近亲”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听人说，人类的总DNA序列有98.6%跟黑猩猩都是一样的。不过这个数字的误导性可不是一点半点，它不是说我们跟黑猩猩有着98.6%的相同基因。按目前的情况估计，人类有超过30 000个基因。但这30 000个基因在总基因组里才占了不过1.5%，基因组的其他部分不参与编码。故此，基因组里的绝大部分基因只是占个位置，我们基本上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作用。
既然人类DNA中只有1.5%的基因负责基因编码，而这1.5%是构建人类的关键，那么，遗传学家的意思是不是说，黑猩猩和人在这1.5%上有98.6%的相似性呢？答案是否定的。换个说法，1.4%的DNA怎么可能带来这么大的差异呢？答案很明显，基因，即一组DNA序列与其最终作用之间的关系，不像人们想得那么简单。每一个基因都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的差异可以带来功能上的巨大差异。
以下内容，是《自然》杂志上一篇有关黑猩猩染色体序列的论文摘要：
哪些遗传变化事关人类独有特征的起源，如高度发达的认知功能、两足行走、复杂语言的使用等？要缩小这类遗传变化的范围，比较研究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是基本。在这里，我们报告的是黑猩猩22号染色体上含有的33.3兆碱基的高质量基因序列。通过对比人类相应副本（21号染色体）的整个序列，我们发现，该染色体有1.44%的部分发生了单碱基替换，此外还有将近68 000处“插入”或“删除”。在大部分蛋白质中，这些差异足以带来变化。确实，在231段编码序列（包括有着重要功能的基因）中，有83%在氨基酸序列水平上表现出了差异。此外，我们发现，反转录转座子在两个亚科上有着不同发展，这暗示了反转录转座子对人和黑猩猩的进化有着不同的影响。物种形成后的基因变化及其生物学后果，似乎比人们最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大猿包括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这些物种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大概1 500万年前，这棵世系树上分化出了猩猩，1 000万年前分化出了大猩猩。约在500万到700万年前，我们跟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出现。这就是为什么猿类是跟我们血缘最近的“亲戚”。出于某种原因（一般认为是气候变化），食品供应发生改变，导致了我们在共同血缘上的进一步分化。大猿家族的一支住在热带森林，另一支走出森林，来到开阔的平地。
留在森林里的分支变成了黑猩猩和后来的倭黑猩猩（有时也叫作“侏儒黑猩猩”，虽然它们只是稍微小一些罢了）。倭黑猩猩一脉是在150万到300万年前从黑猩猩的祖先中分化出来的，它们占据了中西非扎伊尔河以南的热带森林，那里没有大猩猩跟它们抢粮食，而黑猩猩和大猩猩则住在扎伊尔河以北的热带森林里。由于黑猩猩素来以热带森林为家，因此被称为保守物种。它们不曾被迫适应各种变化，因此从进化上来说，它们从我们的共同祖先那里分化出来以后，没有太多的变化。
离开热带森林进入开阔平地的那一支血脉却不是这样。它们不得不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从而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数次遭遇不成功的开始和走进死胡同之后，它们最终进化成了智人。与黑猩猩共同的祖先分化以后，人类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科物种，但在我们之前，还有多个原始人科物种。1974年，唐纳德·约翰森（Donald Johanson）发现了南方古猿阿法种“露西”的化石，震惊了整个人类学界。露西双足行走，但没有大型大脑。而在当时，学界一直以为，要先有大型大脑，才能双足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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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蒂姆·怀特（Tim White）发现了已知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这些与猿类似的双足动物被叫作“地猿”，生活在距今440万到700万年前。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南方古猿湖畔种化石（仍为蒂姆·怀特所发现）距今410万年，暗示它可能是地猿的后代，“露西”的祖先。好几个不同的物种都是从南方古猿分化出来的，其中也包括我们的祖先智人。然而，人类并不是从“露西”直线发展而来的。在过去的某个年代，不同物种的智人和南方古猿是共存的。
尽管如此，问题还是最初的那一个：人类到底有多不同呢？我们知道，基因组上看似很小的1.5%的差异，其实意味着很大的不同。这样一来，我们恐怕可以找出自己物种上一些重要的独特之处了。
双足行走算不算独特？澳大利亚人摇了摇头，袋鼠不也是双足行走吗？尽管人类不是唯一双足行走的动物，但双足行走的确开启了原始人类有别于黑猩猩的一系列生理变化。
我们的大脚趾不再跟其余四趾相对，并进化出了可以负担直立体重的足部。有了脚，我们才能穿上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高档鞋子，这可是个只有人类才有的行为。黑猩猩的大脚趾仍然跟其余四趾相对，作用跟拇指类似，用来抓树枝非常合适，但不能负担身体直立的重量。
随着双足行走，我们的腿变直了，不再像黑猩猩那样弯着。我们的骨盆和髋关节的大小、形状和连接角度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脊柱弯曲成S形，而黑猩猩的脊柱是直的。我们的胸椎脊髓孔——脊髓贯穿的通道扩大了，脊髓进入颅骨的结合点向前挪到了头盖骨的中央，而不是后面。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罗伯特·普罗文（Robert Provine）专门研究笑声，他做出假设：双足行走为说话奠定了生理基础。对靠四肢行走的猿类来说，在跑动时，肺部必须充分吸气，才能提供额外的强度，让胸膛吸收前肢接触地面所带来的冲击。双足行走打破了呼吸模式与步幅之间的联系，带来了调节呼吸的灵活性，最终使我们产生了说话的能力。
其他有利于说话的变化也出现了：我们的脖子变长了，咽和舌顺着喉咙往下降。黑猩猩和其他猿类的鼻腔通道是直接连到肺部的，完全独立于食物通过口腔进入食道的路线，这意味着其他猿类不会被吃的东西噎住，但我们会。我们有一套不一样的独特系统：空气和食物共享喉咙后面的通路。我们发展出一个被称为“会厌”的结构，在吞咽东西时，它会关闭通往肺部的通道，在呼吸的时候又把它打开。咽和喉的这种结构使得我们有可能发出变化多端的声音。尽管因为哽塞致死的风险提高了，但我们必然获得了一些生存优势。这种优势是沟通能力的增强吗？
一旦直立行走，我们的手就空出来了，可以用来搬东西，我们的拇指也变得非同寻常起来。事实上，我们的拇指变得独一无二了。黑猩猩的拇指同样跟其他四指相对，但它们拇指的运动幅度比不上我们，这才是关键。我们可以拱起拇指，跟小指交叉，黑猩猩却做不到。我们可以用手指的指尖拾起物体，而不光是靠指侧。我们的指尖也更敏感，每平方厘米上有成百上千的神经向大脑发送信息，这使得我们有能力完成生物界最具运动协调性的任务。根据目前的化石证据，我们的手早在200万年前的“能人”（Homo habilis）时代就出现并发挥作用了。1964年，能人化石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被发现，它旁边还有一批已知最古老的手工加工的工具。这对当时的人类学家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因为能人的大脑还不到我们的一半大。当时的人们认为，要制造工具，大脑必须更大才行。事实上，多亏了能弯曲的拇指，我们的祖先才能抓起物体，把它们敲打在一起，制造出第一批工具。请记住，制造工具并不是人类独有的技能。科学家们观察到，黑猩猩、乌鸦和海豚都能把棍棒、草和海绵当成工具使用。不过，它们都没生产出跑车，跑车倒是人类独有的。
骨盆尺寸的变化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人类的产道变窄了，大脑和脑袋却变大了，于是人类生育变得更为艰难。从机械角度来看，有宽阔的骨盆，就不可能实现双足行走。胎儿期间，灵长类动物的头骨呈松散的板块状承托着大脑，要等出生后才接合起来。（记不记得有人警告过你，宝宝的脑袋上有块很软的地方，千万不能摸？）这使得人类头骨保持了足以通过产道的柔韧度。较之其他猿类的宝宝，人类的婴儿生下来时发育很不完善。事实上，跟其他猿类相比，我们早产了整整一年，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婴儿那么脆弱，需要长时间的照料。板块状的头骨要到大约30岁的时候才会完全接合起来。刚出生时，我们的大脑体积只相当于成人的23%，要等进入青春期，它才会停止发育增大。
尽管我们大脑的某些方面似乎一辈子都在发育，但这恐怕并不是因为新的神经元在增加。相反，是包围着神经元的髓鞘在生长。哈佛大学医学院专攻神经科学的精神科教授弗朗辛·贝尼斯（Francine Benes）发现，大脑中至少有一部分髓鞘
的形成要延续60年。轴突（神经纤维）中髓鞘的形成增加了自神经元胞体到终端区域电信号的传播。她假设，这些轴突可能在认知过程中扮演了整合情绪行为的角色，在人的一生中，这类功能可能一直都在发育和成熟。此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性别效应：较之同龄男性，6～29岁女性的髓磷脂更多。
事实证明，我们的生理解剖结构是重要的，只不过，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大脑的发展，又进而影响了我们人性的发展，目前还不清楚。让我们还是回到约会对象这个正题上来。除了外貌，我们对约会对象最看重的是其性格上的闪光点。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又有哪些无法调和的地方？假设一个男人聪明又有好奇心，他跟黑猩猩能合得来吗？
黑猩猩预期中的伴侣与人类的相比有一些很重要的区别。黑猩猩不能说话，不会控制火，不会煮饭，没有对艺术的爱好，不怎么慷慨，不搞单一配偶制，也不种植粮食。然而，黑猩猩会受到一个强壮伴侣的吸引，这个伴侣有地位意识，是杂食动物，喜欢社交、打猎、吃好的，并会跟伴侣亲密接触。
黑猩猩具有一定的智力吗？人的智力和动物的智力有区别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写整整一本书，而且很多人都写过。但在这一领域除了争议还是争议。智力的定义一般是从人的视角做出的，比方说：“智力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能力，包括抽象思维、理解概念与语言、学习、规划、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不同物种之间也可以比较智力吗？或许休伯特·马克尔（Hubert Markl）提出的“动物智力定义”更有用。马克尔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的前主席，他说，动物智力是“把无关的不同信息片段以新的途径联系到一起，并以适应性的方式应用所得结果”。
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认知进化小组兼儿童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波维内利（Daniel Povinelli）则以这样一个问题点明了动物智力问题：“不同物种的思维有什么不同？”或者换个说法：“一个物种需要什么样的思维，才能使它在自己所适应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你能想象一种不同的思维吗？我们很难想象除了人类思维方式之外的其他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也很难想象其他物种的心智状态，光是理解我们自己的心智状态就够难的了。波维内利关注的是，当心理学家们热衷于确立人类和其他大猿之间心智发展上的连续性时，只注意到两者的相似之处。他提醒我们：“事实上，进化是确实存在的，它会产生多样性。”不要曲解大猿的真实本性，认为它们的意识不过是比我们的小一些、笨一些、不怎么能说话而已，而要观察心智状态的多样性，这或许才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边境牧羊犬训练师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指出：“我认为‘狗几乎与人类无异’这样的说法对犬类动物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狗可以做很多人做不到、不能做、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确实如此，只有差异性才能定义一个物种及其独特之处。
这就给我们研究黑猩猩的心智状态和行为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在野外观察它们，长途跋涉去它们生活的地方，在蚊虫肆虐的潮湿环境中长时间地跟踪和观察它们；又或者，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观察它们，但是实验里有能力照料黑猩猩的人很少，可供实验的黑猩猩很少，实验设计受到限制，而且一旦黑猩猩熟悉了实验环境，它们就会变得“世故”起来。在野生环境中考察过黑猩猩的科学家说，实验室里的人为因素太强，黑猩猩在实验室里的行为与在野生环境中不同，而且有可能会受到实验者的影响。实验室科学家预先创造出一种假设和预期，接着设计实验，尽可能控制可变因素，而后记录并解释结果。他们说，在实地考察的科学家对环境没有进行实验控制，不能根据发生在这种环境下的行为得出准确的因果推论。两种科学家还都要受到以下事实的连累：他们都是以人类的眼光去观察的，而他们本身又会受到文化、政治、背景、宗教和心理理论的影响。请记住上述局限性，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来自实验室和实地的科学家分别提供的证据和观察报告：黑猩猩和我们究竟有多相似，又有多不同。
人类具有一种天生的能力，能够理解其他人有着不同的欲望、意图、信念和心理状态，我们也有能力构建有着一定准确度的理论，阐释这些欲望、意图、信念和心理状态。这便是最早由我们在第1章提到的大卫·普雷马克及其同事盖伊·伍德拉夫（Guy Woodruff）于1978年提出的“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简称TOM），这是一个独创性的理论。换一种说法：它指的是观察行为，进而推断出导致该行为的心理状态的能力。儿童会在4～5岁时自动构建起完备的心理理论，有迹象显示，两岁大的孩子似乎也具有部分心理理论。心理理论似乎是与智商相独立的。患有孤独症的儿童和成人在心理理论上都有缺陷，推理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也因之受损，可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认知能力并不受影响，甚至还有所提高。在观察其他动物的行为时，心理理论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或许会陷入这样一个陷阱：看到动物的某种行为时，用我们人类的心理理论推断该动物的心理状态，从而将动物拟人化，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另一方面，我们或许会过分看重自己的心理理论，把它视为衡量一切的黄金标准，认为人完全独立于所有哺乳动物。那么，只有人类具有心理理论吗？
这是黑猩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具备心理理论是人类很重要的一项能力，很长时间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人类独有的特点。不管是出于社交目的还是自我保护目的，对他人的欲望、意图、信念和心理状态的理解，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反应。普雷马克和伍德拉夫提出“心理理论”这一说法时也想到过，黑猩猩是不是也具备心理理论呢？自那以来，人们做了几十年的研究，但在实验室里，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满意解答。1998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塞塞利娅·海斯（Cecelia M. Heyes）回顾了当时针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所有实验和观察资料，并对之进行了严谨评估。这些实验研究了动作模仿（自发效仿新奇的动作）、镜像自我认知（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社会关系、角色承担（采纳他人观点的能力）、欺骗和观点采择（观点采择涉及“看到”是否能转化为“知道”的问题，即能否意识到他人看到了什么）。她得出的结论是，在每一个将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行为阐释成具有心理理论迹象的例子中，情况都可以另有解释：既可能是偶然事件，也可能是非心理过程的产物。她认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黑猩猩到底有没有心理理论仍然是一件说不准的事情（尽管她对黑猩猩镜像自我认知研究提出的争议并未得到普遍接受）。波维内利和同事珍妮弗·冯克（Jennifer Vonk）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没有什么简简单单的事情。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及其团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尽管黑猩猩肯定不是按跟人类相同的方式来理解其他人的想法的，比如它们显然不理解信念是怎么一回事，但它们确实理解一部分心理过程，比如‘看到’。”他们觉得，黑猩猩至少具备心理理论的一些成分。
如果我能确信你的心理状态，你也能确信我的，那么这就叫作“意图顺序”。“我知道（1）你知道（2）我知道（3）你希望我去巴黎，（4）我也想去。”在一场有关意图的对话中，大多数人可以领悟到第（4）层，但有些人可以理解到第（5）甚至第（6）层，所以我不妨写出来：“你知道（5）我不能去，我知道（6）你知道这一点，可你还是不停地找理由让我去。”如前所述，其他猿类到底具备什么程度的心理理论，争议还很大。但大家基本上认可它们具备第（1）层意图。许多研究人员（并不是所有人）相信，进行战术欺骗的个体具备第（2）层意图。他们认为，要想欺骗另一个体，动物必须相信对方动物相信某种东西。综合了多个观察研究，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和安德鲁·怀滕（Andrew Whiten）指出，战术欺骗的例子在原猴
和新世界猴群体中极为罕见，但在具有更高级的社会性的旧世界猴和猿类群体，尤其是在黑猩猩中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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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从观察研究中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但不少人已经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存在第（2）层意图表示接受。过去十几年，托马塞洛及其团队在一系列实验中指出，黑猩猩知道其他黑猩猩看见了什么和没看见什么，并能够据此采取相应的行为。它们会去抢夺领头的黑猩猩看不见的食物，不去碰领头的黑猩猩看得到的食物。一些地位较低的黑猩猩还会采取战略活动，如为了获取食物等待和隐藏。我们将在第5章更深入地了解黑猩猩对于“看到”的理解。托马塞洛还发现，它们对他者的意图有一定的理解，能看出实验者是不愿意给它们食物，还是不能给。较之需要合作完成的任务，黑猩猩在竞争性任务上更具技巧，可一旦需要合作，它们也会选择一只过去在类似任务里表现更好的黑猩猩。
但黑猩猩没有通过四五岁小孩子能完成的“错误信念”任务的测试。过去，这项测试被用来检测心理理论是否已经发展完全。然而，人们渐渐意识到，把它视为统一标准有点夸大了。诚如美国耶鲁大学的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
和英国科尔切斯特市埃塞克斯大学的蒂姆·杰曼（Tim German）指出，心理理论发展已完全并不只是完成了“错误信念”任务就可以证明的，“错误信念”任务的完成也不仅用于测试心理理论是否发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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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传统上它叫作“萨莉和安测试”，大概运作方式如下：有两个外观一样的容器，萨莉把一份奖励品（比如食物）藏在了其中一个容器里面，安旁观，但受试者（儿童或黑猩猩）不在场。接着，受试者看到安在她认为装有食物的容器上做了一个记号。之后，儿童和黑猩猩要选出容器，获得食物。儿童和黑猩猩都可以成功做到这一点。接下来，萨莉又重新把奖励品藏在其中一个容器里面，安旁观，受试者不在场。受试者看见安离开房间，而就在她离开之后，受试者看见萨莉调换了容器。安回到房间之后，在她相信装有食物的容器（当然是错误的那个）上做了记号。有时候，年龄在4～5岁之间的儿童明白，安以为装有食物的那个容器已经被调换了，而安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安有了一个错误的信念，所以他们会选择真正装有食物的正确容器，而不是安做了记号的那个。可是，黑猩猩和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不能理解安的错误信念，还是会选她做了记号的那个容器。
在过去十几年里，研究人员意识到，这项测试对3岁以下的孩子太难了。改用了不同版本或不同类型的测试后，连18个月到两岁的儿童都可以通过对诸如目标、感知等心理状态的理解来解释他人行为。
这项任务到底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3岁和5岁的孩子之间出现了如此分水岭一般的变化？这些孩子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转变，让他们能够完成黑猩猩做不到的事情呢？
争议比比皆是，其中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论战最激烈。其一是，随着儿童年龄渐长，他们对信念的理解出现了概念上的变化：他们从理论上理解了心理状态，可能获得了一种理论形成的一般领域机制（domain-general mechanism）。换言之，理论先出现，再由它导出了概念。另一种解释则说，随着孩子年龄渐长，一种模块化的心理理论机制（theory of mind mechanism，简称ToMM）逐步形成。
说到模块，我的进度又稍微超前了一些，但马上你就会了解很多很多。在此处，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模块：它是一种硬件（天生）机制，在无意识中指引你按特定的方式思考或行动，指引你注意到信念、欲望、借口等状态，并让你从这些心理状态中学习。模块说认为，你天生就拥有这些概念。先有概念，之后才形成理论。模块机制为孩子提供了若干信念状态选项，接下来的次级选择过程（选择过程不是模块化的，因此能够被知识、环境和经验影响）会推理出带来信念状态的潜在心理状态。
举例来说，一个孩子观察并注意到了某人说“嗯”的行为。接着选项弹了出来：“这可能是说她相信这一点，而且这是真的；也可能是她相信这一点，但它不是真的。”但奥妙在这儿：“她相信这一点，而且它是真的”这一选项是默认选项。这个选项总是存在，而且经常被选中，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人们所相信的往往是真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其他人的确也有错误的信念，你很清楚这一点。在这种不寻常的时候，不应当选择默认选项。要想不选这一选项，正确完成“错误信念任务”，该选项必须受到抑制，而这恰恰是最难的地方。抑制对很小的孩子和黑猩猩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一理论还能说明我们为什么在对他人信念进行归因方面越做越好：一旦我们具备了抑制能力，知识和经验就能发挥作用了。
托马塞洛并不认为黑猩猩具有完备的心理理论，但他假设黑猩猩“具备一种‘社会认知图式’，能够透过表面看得再深入一点，洞悉一部分行为意图结构以及知觉是如何影响行为的”。波维内利不赞成这一结论，他觉得行为的相似性并不能说明心理的相似性。他提出了“再阐释假说”，认为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所共有的社会行为，绝大部分都出现在很早以前，那时候人类的祖先尚未进化出足够的思维能力，无法从第（2）层意图状态出发阐释这些行为的心理意义。
争论还扩展到人类和黑猩猩所共有的意识上。波维内利认为，我们共有的意识最多只有一丁点儿：“数据的关键指向了这样的可能性：就算黑猩猩真的具备心理理论，也跟我们的心理理论截然不同。”这就让我们又绕回了最初的那个问题：各物种之间的思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波维内利换了一种更精炼的说法：黑猩猩的心理状态是关于什么的呢？嗯，肯定大部分跟热带森林的生活有关系。波维内利认为，“这样的推论应该是站得住脚的。黑猩猩的心理状态首先必然跟它们的自然生态有关，比如记住果树的位置，警惕天敌，盯牢雄性头领。”到目前为止，黑猩猩是个露营的好伴侣。波维内利接着又说：“和人类相反，黑猩猩严格依靠他者的可见特点来形成自己的社会概念。如果这一点属实，就意味着黑猩猩意识不到他者不光只有动作、面部表情和行为习惯。”简而言之，波维内利相信，“人和黑猩猩所共有的任何能力都源自一套共同的心理结构，与此同时，人类依靠一套或多套独有的系统，将之扩大增强。”稍后，我们还会谈谈其他动物的心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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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另一作用是能够规划未来。除了从事心理理论研究，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尼古拉斯·马尔卡希（Nicholas Mulcahy）和何塞普·考尔（Josep Call）观察了其他大猿是否能够进行规划。他们发表了一篇有关5只倭黑猩猩和5只猩猩的研究报告，发现它们有能力保存合适的工具，供将来使用。在研究中，研究人员先教受试的动物们使用工具从测试室的一台机器上获取食物奖励。“接下来，我们在测试室里放了两种合适的工具和六种不合适的工具，但不让受试动物接近诱饵机器。5分钟后，我们把受试动物带到测试室外面的等候室，当着它们的面，让管理员把测试室里的所有东西都搬走。一个小时后，受试动物返回测试室，获准接近诱饵机器。因此，想要获取食物，受试动物必须先在测试室选择一种合适的工具，带着它到等候室，过一个小时之后再把它带回测试室。”受试的动物们在70%的试次里都带了工具。研究人员重复了实验，将等候的时间间隔延长到了14个小时，受试的动物们还是做得很好。马尔卡希和考尔得出结论：“这些发现暗示大猿在1 400万年前，即现存的所有大猿物种的共同祖先时期，就进化出了为将来进行规划的技能的前身。”说不定，当你和黑猩猩约会时，你的黑猩猩对象会提前做好计划，为你预留时间。
你的黑猩猩对象恐怕对你没有什么了解，因此，你跟它在一起时所做的一切，在它看来都是没有什么意图的。不过，也许它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些感觉，想要告诉你。当然，言语指的是用清晰的话语表达或描述思想、感觉或看法的能力或行为。可黑猩猩不能说话。我还记得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斯坦利·斯坎特（Stanley Schachter）老爱感叹：“赫伯特·特勒斯（Herbert Terrace）
怎么会因为证明黑猩猩不能说话而出了名呢？”归根结底，它们没有能够清晰发出所需各种声音的解剖结构，自然没法说话。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沟通。
简单来说，沟通就是用言语、信号、文字或行为传递信息。具体到动物沟通的世界里，它指的是一方动物的行为对其他动物当前或未来的行为产生影响。举个跨物种沟通的例子：响尾蛇摇动尾巴是一个警告，表明它要攻击了。当然，语言也是沟通的一种类型。它的起源及作用要复杂得多，所以定义它也很麻烦。事实上，语言学家们在不断地修正语言的定义，搞得研究黑猩猩习得人类语言的动物学家们不知如何是好。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苏·萨维奇-南姆勃（Sue Savage-Rumbaugh）曾主张猿类具备语言能力，但她不无沮丧地说：“早先，语言学家说，我们要想宣称动物能学会语言，必须让它们以象征的方式使用符号。好啊，我们办到了。他们又说：‘不行，那不是语言，因为没有句法。’于是我们证明猿类能够产生某种符号的组合，但语言学家又说，这不是句法，或者不是正确的句法。他们永远不肯承认我们已经做得足够了。”
语言是一套抽象符号和语法（规则）的系统，符号在其中处于被操纵的地位。举例来说，dog、chien和cane三个单词的意思都是“狗”，词的发音跟它的意思不挂钩，只是不同语言中指代“狗”的一个音节，一个抽象符号。语言不一定只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它也可以用手势表达，比如美国手势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复杂而多变的是我们对规则的看法，规则包括些什么，它们来自哪里以及哪些构成部分是人类语言所独有的。
句法指的是句子或词组的构成范式，它控制着词语搭配成句子的方式。人类语言可以无限制地把词组串在一起，产生数量无限的、全然不同的、从没有人说过的句子。如果懂得这种语言，你就可以理解它们，因为字词是按照一定的结构层次和递归方式组织起来的，而不是随机的。这样，使用人类语言的人可以在某时某地安排一场约会，并给你何时和怎样去那儿的准确指示。“中午在银行旁边的博物馆前见”跟“中午在博物馆旁边的银行前见”是不一样的，也跟“银行见你中午博物馆我前”一类的胡言乱语不同。为什么说这是胡言乱语？因为它不符合语法规则。如果语言没有句法，我们只会有一大堆乱七八糟串起来的字和词。你或许能够理解某些基本含义，但你无法确定。对约会来说，这可真够糟糕的。
句法是怎样发展的呢？一个物种要么具备学习语言的能力，要么不具备，而这种能力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获得的。如果一个物种能够学习语言，那么这个物种中的个体天生就具备了对象征性表征和句法的感觉。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理论，反方看法有二。有一些人相信语言不是先天能力，而是习得的。这不是指学习特定的语言，而是学习任一语言的能力。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个体并不是本能地使用句法和象征性表征。另一些人对语言的进化持不同看法。认知语言学家支持“连续性”理论，他们认为，既然生理特征是在自然选择的力量下产生的，心理特征亦然。“非连续性”理论的支持者则认为，行为和心理特征的某些元素为特定物种所独有，跟其他现存物种或已灭绝物种没有进化上的遗传关系。麻省理工学院杰出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语言是“非连续性”的。
请记住，我们最关心的是找出什么特质为人类所独有。我们的语言能力经常上榜，持相同看法的可不只是乔姆斯基。黑猩猩可以用语言沟通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猿猴可以用人类教它们的语言进行沟通吗？最先教黑猩猩语言的是大卫·普雷马克，那时他还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书。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那只受训的黑猩猩就在我隔壁的办公室。它名叫萨拉，可聪明了。实际上，要是它真能把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讲清楚，说不定已经在学校获得终身教职啦。
普雷马克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后继续尝试，其他人也参与了竞争，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赫伯特·特勒斯。1979年，特勒斯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他教一只名为尼姆的黑猩猩学习美国手势语的经历，并对黑猩猩的语言能力表示了怀疑。尼姆能够把手势跟意义联系起来，并表达简单的思想，比如“给橙子我吃”。然而，尼姆不能把手势按没有教过的方式结合起来，表达新的思想，它不能掌握句法。特勒斯还回顾了其他人教黑猩猩语言的努力，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黑猩猩表达不出复杂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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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导员彭妮·帕特森（Penny Patterson）教过一只叫可可的大猩猩手语。她评估可可的能力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帕特森是对话的唯一阐释者，因此，她不够客观。耶鲁大学的语言学家斯蒂芬·安德森（Stephen Anderson）评论道，尽管帕特森说自己做了系统化的记录，可没有其他人能够研究这些记录，而且，自1982年以来，所有关于可可的信息都来自通俗媒体和互联网上人们跟可可的聊天过程，而帕特森负责翻译并阐释可可的手势。
手势语言阐释起来模棱两可，使得苏·萨维奇-南姆勃转而使用含义确定的图形字。事实上，萨维奇-南姆勃有着最吸引人的数据和一只偶然发现的雌性倭黑猩猩玛塔塔。她在电脑键盘上使用一种名为“图形字”（lexigram）的人工符号系统。
她开始教玛塔塔如何使用键盘。实验人员按下代表图形字的键，同时指向目标对象或行为。然后，电脑说出该字，按键亮起。当时，玛塔塔有个名叫坎齐的宝宝，年纪很小，不能离开母亲，所以在训练过程中坎齐一直跟玛塔塔在一起。玛塔塔不是个好学生，两年后，它几乎什么都没学到。坎齐差不多两岁半的时候，玛塔塔被转到了另一个机构，人们开始关注坎齐。虽说它从没接受过具体的训练，只是看过母亲上课，却竟然学会了以系统化的方式使用键盘上的部分图形字！
萨维奇-南姆勃决定改变战术。她不再照搬先前对玛塔塔使用的那一套训练方法，而是随时带着键盘，并在日常活动中使用。坎齐学到了什么呢？它可以匹配图片、物体、图形字和口语单词。它可以毫不困难地使用键盘，做出想要什么东西和想去什么地方的请求。它可以告诉你它打算去哪儿，接着就去了。它可以进行概括，用代表面包的图形字来指代所有的面包，包括玉米卷儿。它可以在听到一段信息之后，根据信息调整自己正在做的事。先前我们引用了萨维奇-南姆勃的一段话：“早先，语言学家说，我们要想宣称动物能学会语言，必须让它们以象征的方式使用符号。”萨维奇-南姆勃指的就是这件事。她说得没错，坎齐的确做到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回避了句法这个实质问题。斯蒂芬·安德森指出，语言的产生（敲击键盘）和语言的识别（听到英语口语）这两者都需要评估。坎齐使用键盘和手势，有时候还把两者结合起来排出个顺序。它会先用图形字指代动作，比如“挠”，然后做出个指的动作来说明对象，一贯是这个顺序，哪怕它不得不先穿过房间去指图形字，再回来示意对象。这是坎齐自己发明出来的随意规则。安德森说，这并未满足句法的定义。按照定义来说，意义的沟通依赖于字词的类型（名词、动词、介词等）、意义和它在句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语、宾语、条件从句等），而不是它是用键盘打出来的、做手势做出来的、说话说出来的，还是写字写出来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语言学家帕特里西娅·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专门研究儿童的语言习得，她分析了萨维奇-南姆勃的所有数据，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坎齐的多字组合有句法结构。比方说，它可以识别词序，懂得“让狗狗咬蛇”和“让蛇咬狗狗”之间的区别，并使用布偶动物玩具演示了这两种不同的意思。听到隐藏的训导员用声音发出的陌生指示，比如“抓住热狗”时，在70%的时间里它做出了回应。它是表现出这两种能力的第一只非人类动物。
安德森还是没被说服。他指出，倘若一个句子的理解取决于某个“语法词”，比如介词的时候，坎齐的表现很差。它似乎无法区分in、on或next to，而且目前也说不清楚他是否理解连词，比如and、that和which。要是拿坎齐当约会对象的话，它最明显的优势是，你不会听到它说什么垂悬分词或终端介词，比如“Where are you going to be at?”（你要去哪里？）以它目前的水平，坎齐能够掌握代表可视物体或行为的词汇。安德森表示：“坎齐可以把图形字和某些口语按自己头脑里的部分复杂概念联系起来，但它只能忽略那些仅表示语法内容的词，因为它没有掌握语法，这些词发挥不了作用。”尽管坎齐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但我们必须记住，训练了多年以后，它的能力仍然只维持在基本水平。
我们在上一章了解到，人类和其他大猿（尤其是黑猩猩）在大脑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人类的大脑体积更大，有更多连接，还有FOXP2基因。我们了解到，自从在共同祖先那一辈开始分化以后，我们的解剖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发出声音。我们和其他大猿的共同祖先大脑里的部分神经连接方式已经产生，黑猩猩一脉按一种方式使用它，而人类经历的大量变化使得我们产生了一些别的东西，这么说是否有道理呢？萨维奇-南姆勃指出：“不管怎么说，坎齐拥有语言的某些要素，这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由于猿类大脑的体积不到人类大脑的三分之一，我们应当把检测出的少量语言元素看作是连续性的证据。”
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能够彼此沟通吗？其他物种中存在自然语言吗？毕竟，诚如波维内利的提醒，其他物种在进化中学会了彼此沟通。然而不幸的是，正如萨维奇-南姆勃所言，坎齐对人类语言的了解远远多于人类对倭黑猩猩语言的了解。
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要来看看其他类型的沟通。语言只是沟通的一种类型，而且明显不怎么可靠。让我们去森林里看看已经观察到的资料吧。有关跨物种沟通，目前最有名的研究应该是罗伯特·赛法特（Robert Seyfarth）和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在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所做的黑长尾猴研究。他们发现，面对不同的天敌，黑长尾猴有不同的警报呼叫：蛇是一种，豹是一种，捕食性飞禽是一种。听到对蛇的警报，其他黑长尾猴的反应是站起来，往下四处打量；听到对豹的警报，它们全都往树上窜；听到对捕食性飞禽的警报，它们会爬向树干，远离露在外面的树枝。人们一直以为动物发出的声音是情绪性的。可黑长尾猴并不是在任何时间都会发出警报呼叫，独处的时候它不会这么做，而且它们向亲属发出警报的概率比非亲属要高。呼叫不是自动化的情绪性反应。
大卫·普雷马克曾经指出：有效的沟通系统，哪怕完全以情绪为基础，也有可能产生语义（即不光传达情绪，还可以传达信息）。就算尖叫纯粹是情绪性反应，也可以传达其他信息。几十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看法。但在对黑长尾猴做了深入观察之后，赛法特和切尼对此说法表示了赞同：“信号的发出者和接收者尽管在沟通事件中产生了联系，但仍然是不同且独立的个体，因为令信号发出者发声的机制，并未限制接收者从叫声中提炼信息的能力。”他们解释说，倘若叫声能提供信息，它必然是专门的：相同的叫声不能用于多种不同的原因。此外，叫声还必须具有指示性，也就是说，只要相关情况发生，它就一定会响起。很明显，其中包含了信息的发出和理解。这或许代表了语言演化的一种机制。
不过，赛法特和切尼继续指出，人类语言最普遍的功能，是改变其他人的知识、思想、信念或欲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但大多数证据显示，尽管动物发出的声音会导致其他动物的行为改变，但这并非它们的本意，而是在无意中做到的。黑长尾猴似乎并不能判断其他猴子的心理状态。比方说，当幼猴看到鸽子时，往往会给出老鹰警报。周围的成年猴子会抬头看，但要是没看见老鹰，它们自己不会发出警报呼叫。然而，要是幼猴第一个看到真正的天敌并发出警报呼叫，成年猴子有时会抬头看看，给出第二通警报，但它们并不是总会这么做。由于成年猴子重复幼猴警报的模式是随机的，并不是对所有正确的警报进行再确认，因此，它们似乎并不知道幼猴只是在学习侦测天敌，发出的警报不算数。
野生黑猩猩也提供了类似的数据。它们好像不会调整自己的呼叫，把自己或食物的位置告诉其他不知情的黑猩猩。黑猩猩妈妈能听见自己迷路幼仔的呼叫，但她并不会回应。与此同时，在实验室里，波维内利发现，受过训练的黑猩猩不能教另一只黑猩猩拉绳子获取食物奖励。总之，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似乎不能进行呼叫或沟通尝试，因为它们无法像人一样，察觉到别的个体欠缺信息。如果黑猩猩具备心理理论，黑猩猩妈妈或许会想：“我听见孩子在远方呼叫，它肯定不知道我在哪儿，我应该叫一声，这样它就能知道我在哪儿了。”不过，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或许意识到了呼叫会对行为产生影响：我以某种方式呼叫，所有的同伴们都会往树上跑。这绝不是否定信息传递的事实，而是说呼叫者并没有传递信息的意图。那么，这一切对我们的约会对象意味着什么呢？从黑猩猩的角度来看，声音沟通可能只是代表“这就是我”。当然了，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很多人类对象与此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同。
研究人员观察到野生黑猩猩会结合使用眼神、面部表情、姿态、手势、理毛和声音进行沟通，就跟坎齐结合运用图形字和手势一样。所有这些模式会引出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有趣问题：语言是怎么起源的？语言是从手势演变而来的吗？还是从手势与面部动作的结合演变而来的？前一理论得到了迈克尔·科巴里斯（Michael Corballis）的支持，后一理论有贾科莫·里佐拉蒂和美国南加州大学脑计划主任迈克尔·阿尔比布（Michael Arbib）撑腰。或者，它是单独从发声进化来的？又或者，诺姆·乔姆斯基提出的“人类语言大爆炸”理论才是正确的？
人类的语言中枢位于大脑左半球。大脑左半球控制身体右侧的运动机能。黑猩猩会优先使用右手进行手势沟通，尤其是伴随发声的手势沟通，据观察，人工饲养的狒狒也主要用右手打手势。此外，还有很多针对人类进行的有趣研究，揭示了手势和语言的联系。有人研究了12位先天失明者，发现他们边说话边做手势的速度跟一群视力正常的人（使用同一系列的手势）一样。就算是对着另一位失明者说话，盲人也会打手势，这暗示手势和说话的动作是紧密配合的。孤立于社群的先天失聪者则会发展出具有句法结构的沟通性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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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勒冈大学的海伦·内维尔（Helen J. Neville）及同事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证实，大脑左侧的两个主要语言协调区域——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在听人说话时都会被激活，在失聪者观看美国手势语打出的句子时也会被激活。然而，在失聪受试者阅读的时候，这两个区域并不会被激活。研究人员还观察到，布罗卡区前部病变会影响到打手势本身，后部病变则会影响到对手势的理解。内维尔还发现，失聪受试者大脑右侧的活动比正常人的更多。这或许是因为手势的空间性主要是大脑右半球的功能。黑猩猩在打手势时，大脑里也发生着类似情况。
来自帕尔马这座因为手势而出名的美丽城市的贾科莫·里佐拉蒂、莱奥纳尔多·福加希（Leonardo Fogassi）和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于1996年首次发现了猴子大脑运动前区（F5区）的镜像神经元。当猴子做一个手或嘴跟物体相互作用的动作时，这些神经元会被激活。而仅仅看另一只猴子（或人类实验者）做同样的动作，这些神经元也会被激活。因此，这些神经元得名为“镜像神经元”。后来，在猴子大脑的另一部分——顶下小叶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的身影。普遍被接受的看法是，猴子的F5区和人类大脑的布罗卡区有着相同的起源。据信，人类的布罗卡区是语言区域，而且如前所述，它也是手势区域。猴子F5区的背侧负责手部运动，腹侧负责嘴和喉的运动。里佐拉蒂和阿尔比布指出，镜像神经元是语言发展的基础，也是语言出现之前其他有意识沟通形式（如面部表情和手势）的根本。人类拥有这种镜像神经元吗？大量证据显示有。在人类进行行为观察时，大脑皮层区会被激活，跟猴子一样。故此，猿类和人类似乎有一种共同的行为识别基本机制。
以下是里佐拉蒂和阿尔比布提出的语言发展假说：个体识别出其他人所做的行为，是因为观察他人行为时神经的激活模式跟自己做出行为时的模式相同。因此，人类语言回路的发展，可能是因为后来演变成布罗卡区的原始结构具有一种识别他人行为的机制，而且该区域肯定是在语言进化出来之前就具有了这种能力。
里佐拉蒂和他的朋友们知道，因为提出这一假说，他们走得太远了。让我们看看他们能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因为神经科学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你在细胞层次上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并试图把它跟行为联系起来。你提出一个假说，它要么会被批评的子弹打出一堆窟窿眼儿，要么不会。在许多科学领域，情绪脆弱和脸皮薄是不可取的。
我们已经通过黑长尾猴的例子意识到行为和怀着沟通意图发送信息之间存在差距。人类是如何形成沟通意图的呢？一般而言，当人看到一种行为或准备做出一种行为时，大脑运动前区会处于警戒状态。为防止行为的观察者真正模仿该行为，我们有一套抑制机制。要不然的话，我们随时随地都会跟着领头的人做这做那。然而，有些时候，要是所观察的行为特别有意思，观察者可能会放松抑制，不自觉地做出反应。这就建立起一条双向通路，行动者（做出行为的人）意识到观察者的反应，观察者又会看到自己的反应给行动者带来的反应。如果观察者可以控制自己的镜像神经元系统，那么，他就可以主动发送信号，展开某种形式的初步对话。主动控制的镜像神经元是语言形成的必要基础。注意到某人发出了信号的能力，以及意识到它造成了反应的能力，并不一定是同时产生的。这两种能力都有着极大的适应优势，故此得到了进化的选择。
里佐拉蒂他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行为呢？是面部还是手势动作？请记住，F5区和布罗卡区有着能控制两者的神经结构。里佐拉蒂和阿尔比布推测，在一系列最终导致语言产生的事件中，最早出现的应该是面部表情。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指出，目光长时间来回接触可能会伴随着友好交互。接着她描述了众多面部表情中的一种：“有一种面部表情比其他表情更具信号价值，那就是龇牙咧嘴。当这一表情突然出现，雪白的牙齿衬着粉红色的牙龈，就好像把脸部分成了两半。人们往往在无声中做出这个表情，它是对意外的可怕刺激的反应。当人转向同伴，脸上带着这个可怕的表情，往往会令旁观者立刻产生惊恐反应。”
猴子、猿类和人类迄今仍把面部动作当作一种自然而然的主要沟通方式。人类延续了猿类的唇舌翻动运作，而唇舌翻动构成了说话中的音节。之后就轮到发音出现了吗？里佐拉蒂和阿尔比布不这么认为。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猴子和猿类的发声系统是一套封闭系统吗？手势系统可以给出更多的信息。而在解剖结构受限制的发声系统中，想让尖叫这种情绪性声音表明你处于惊恐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叫得更大声一些。手势系统则可以为它添加信息：尖叫说明你被吓着了，然后再配上一个手势，表明蛇很大以及它在哪儿。人们在象牙海岸地区的黑猩猩中观察到了这种行为：在迁徙或碰到邻近群落时，黑猩猩会吠叫并连续敲打。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以手势描述的物体或事件，就有可能跟一种声音（不是尖叫，而是简短的“噢”或“啊”）联系起来。如果同样的声音每一次都表示相同的含义，那么，一套初步的词汇库说不定就这样开始发展起来。为了使这一套新的声音发展成言语，它还需要得到更富技巧性的控制，原先的情绪声音中心不够用了。类似F5区的区域已经具备镜像神经元，能控制喉部运动，跟初级运动皮层有联系，这就有可能进化成布罗卡区。由于有效的沟通系统能带来生存优势，最终，进化的压力带来了更多复杂的声音，而得以产生这些复杂声音的解剖结构就被选中了。手势变得不再重要（除了对意大利人来说），成为语言的附属品，但在必要的时候，它们仍能发挥作用，比如打手语。
以下段落节选自路易吉·巴尔齐尼（Luigi Barzini）的《意大利人》（ The Italians ）一书：
一般来说，一个简单的手势再配上适当的面部表情，不仅能代替短短几句话，甚至能胜过一段雄辩的演说。举个例子，试想有两位绅士坐在一张咖啡桌边。其中一位绅士正在详细地解释：“我们这个古老的欧洲大陆分成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又分成省，每个国家和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小生命，说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方言，不同的想法、偏见、缺点和仇恨就这样慢慢地在其中滋生……我们总记得自己击败邻国的荣光，却完全忘记了邻国也曾击败我们。要是欧洲能融为一体，实现许多伟大人物梦想中的帝国，生活会变得多么轻松呀。为什么不呢？”
另一位绅士耐心地听着，专心地盯着前一位绅士的脸。有那么一刻，他仿佛被朋友的一大堆论点和乐观精神给打动了，他慢慢抬起一只手，从桌子垂直往上举，直到高过头顶。与此同时，他只发出一声长长的“呃……”，就好像是在叹气。他的眼睛一直锁定在对面绅士的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稍带疲倦，又伴着点怀疑。这一连串动作的意思是：“你的结论太仓促了，我的朋友，你的推理太复杂了，你的愿望太不切实际了。我们知道，世界一直就是这样，所有表面光明的解决办法，总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同的问题，新冒出的问题比我们习惯的老问题更加严重，更叫人无法忍受。”
说回约会对象这个正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黑猩猩可以做一点点计划，进行一点点沟通，但没有我们所使用的言语或语言技能，说不定也不能进行抽象思考，主要沟通内容都跟自己的需求有关。那么感觉呢？情绪呢？
直到21世纪初，人们还对情绪的研究持忽视态度。美国纽约大学的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以前是我的学生，才华出众。他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颇多。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认为边缘系统（其中包括多种大脑结构）负责创造情绪，但新出现的认知科学吸引了研究界的视线。尽管勒杜认为，边缘系统的概念并不足以充分说明特定的大脑情绪回路，但他承认，情绪牵涉到相对原始的回路，这些回路是在哺乳动物的进化中一路保留下来的。
情绪研究还存在主观性的问题。认知科学家们能够指出大脑如何处理外部刺激（如疼痛），但并不需要说明有意识的知觉体验是如何出现的。人们发现，大多数认知过程都是下意识出现的，只有最终产物需要进入有意识思维。勒杜继续说：“和流行的看法相反，产生情绪反应不一定需要有意识的感觉，情绪反应和认知过程一样，涉及无意识处理机制。”人类大脑中许多无意识运作的系统，在其他动物的大脑里也发挥着类似作用。从这个范围来说，各物种的自我在无意识方面有着很大一部分的重叠。
恐惧是人们研究得最多的一种情绪。当你听到响尾蛇的咔咔声，或者听见草丛里有东西在滑动，身体会怎么反应？感觉输入传到丘脑，它相当于一座中继站。接着，刺激被送到皮层的处理区域，再传递到额叶。在额叶，它们跟其他更高级的心理过程整合在一起，输入意识流。这时，人便意识到了信息（那儿有响尾蛇），决定怎么做（响尾蛇有毒，我不想它咬中我，我应该退后），并将行为付诸实现（腿，赶快动起来跑呀，你可不能对不起我）。所有这一切都要花点时间，大概一两秒的样子。但这里有一条明显具备优势的捷径可走，即通过杏仁核。它位于丘脑下面，跟踪一切通过丘脑的刺激流。一旦它察觉到某种模式跟危险相关，便直接跟脑干联系，激活战斗或逃跑反应，并拉响警钟。你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身体已经往后跳了。要是你往后跳了以后发现那不是蛇，上述过程会显得更明显。
这条更快的通路以及古老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在其他哺乳动物身上也存在。其他情绪是否也会使用人与动物的共有通路目前尚不清楚，这也是一大研究热点。
我们不仅跟黑猩猩对象有着一部分相同的无意识情绪，野生环境下的观察研究还表明，我们在无意识层面上跟猿类相似的地方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让我们去野外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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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4年1月7日之前，科学家们还以为激烈的暴力行为是人类独有的。结果，在坦桑尼亚的贡贝国家公园，珍妮·古道尔贡贝研究中心的资深实地考察助理希莱丽·玛塔玛（Hillali Matama）第一次观察到，一群黑猩猩偷偷进入另一个黑猩猩部落的领地，杀死了一只正在安静进食的雄性黑猩猩，在随后的3年里，它们又有组织地杀死了该竞争部落里剩下的其他雄性黑猩猩。雌性黑猩猩呢？有两只年轻雌性黑猩猩被送到了偷袭一方的部落，其中一只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新部落殴打致死，还有另外四只不知所踪。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些部落曾经来自同群体。
其他地区的观察者记录了更多的观察结果。除了古道尔之外，西田利贞（Toshisada Nishida）的研究小组是唯一一个对黑猩猩进行了长达21年研究的小组。在坦桑尼亚马哈雷山国家公园他们看到，相邻群体的雄性黑猩猩之间会发生激烈的打斗，而且在边界巡逻的黑猩猩还会对陌生黑猩猩施以暴力。
自从首次观察到这类情况以来，已经有两个黑猩猩群落被自己的同类彻底灭绝了。观察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人员则目睹了雄性大猩猩和某些猴子杀害幼仔，雄性黑猩猩和猩猩强奸雌性。随着人们的实地观察记录越来越多，我们了解到，就群居动物而言，无论是鸟、鱼、昆虫、啮齿类动物还是灵长类动物，许多物种中都存在雄性或雌性甚至幼仔杀害幼仔的行为，但杀害成年同类的行为却并不普遍。
哈佛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认为，我们可以把人类暴力，尤其是雄性暴力的起源追溯到猿类，具体而言，则是我们与黑猩猩的那位共同祖先身上。在《雄性暴力》（ Demonic Males ）一书中，他举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他认为，最能证明这一结论的事实同人类与猿类社会的相似之处有关。“只有很少的动物生活在以雄性为纽带的父系群落，在这些群落中，雌性为减少近亲繁殖的风险，而迁徙到邻近群落去交配。仅有的两个这么做的动物物种，都有一套由雄性发起的激烈的领土侵略制度，其中包括偷袭邻近群落，寻找弱势敌人，展开攻击并杀死对方。在4 000种哺乳动物和超过1 000万的其他动物物种中，只有黑猩猩和人类有这么一套行为。”
兰厄姆报告说，观察研究发现，黑猩猩的族群奉行父系制度。雄性占主导地位，继承领土，袭击和杀害邻居，获得战利品（不仅包括扩大的觅食范围，还包括邻近的雌性），但要是它们失去领地，就会被杀害。然而，雌性具备一种不同的优势，只要向征服部落效忠，它们就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领地，获取食物。它们活下来再次繁殖，而雄性则被杀死。
黑猩猩奉行父系制度，那么人类呢？
兰厄姆翻阅了人种学的记录，对当代原始部落的研究和考古发现均表明，人类一直是父系制度。这里有件好玩的事情，我在相关软件里输入文稿，拼写检查功能总是在patrilineal（父系的）这个词下划波浪线，说它拼写错误，并建议更改为matrilineal（母系的），而输入matrilineal，软件却从不报错。有人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文化创造，而新出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进化女权主义则认为，父权制是人类生物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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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置人于死地的偷袭呢？兰厄姆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人类和黑猩猩各自群体之间的侵略有着共同的起源，因为在其他动物中这并不常见。尽管人类的侵略在当代世界不是什么稀有之事，但他也看出现存原始文化中人类的暴力模式跟黑猩猩有着类似之处。亚诺玛米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亚马孙盆地低地森林中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他们大约有20 000人，以好斗出名。他们是有着大量食物的自耕农，每个部落大概有90人。男子留在出生的村庄，妇女则出嫁到别的部落。亚诺玛米人的打斗不是为了争夺资源，而主要是为了争夺女性。30%的亚诺玛米男子死于暴力。然而，暴力袭击者却会得到奖励。他们会得到自己部落的尊敬，拥有的妻子数量是其他男性的2.5倍，孩子的数量则是3倍。“亚诺玛米人中流行的致命袭击让袭击一方获得了遗传上的成功。”
“亚诺玛米社会跟黑猩猩类似的条件在于，他们在政治上独立，物质产品稀少，没有黄金、贵重物品或食物储备可抢夺。在那个严酷的世界，人类战争的一些熟悉模式消失了。没有长期较量，没有军事同盟，没有注重报酬的战略，也不抢夺存储的货物。剩下的就是谨慎地寻找攻击机会，杀死邻居，迅速逃跑。”在贡贝国家公园，30%的雄性黑猩猩死于暴力，跟亚诺玛米村落的比例一样。在其他原始部落，如新几内亚的高地，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还有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当中，侵略行为造成的死亡率也差不多。正如兰厄姆的观察，在显微镜之下，以打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并不比黑猩猩进步多少。
也有少数社会设法在较长的时间段内避免了直接战争。瑞士是当代最好的例子。然而，正如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在《瑞士协和广场》（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Suisse ）一书中所说，为了捍卫和平，“瑞士从来不乏民众奋起准备抵御侵略战争的场面”。瑞士实行义务兵役制，在重要桥梁和道路上埋地雷，在山上挖掘深深的洞穴，存储足够全部军队和部分平民使用一年多的医疗物资、食品、饮水和设备。此外，他们还有阿尔卑斯山脉的天险阻隔。
因此，人类与黑猩猩都是父系社会，都有致命偷袭的历史。而且，众所周知，男人比女人更暴力。世界各地的暴力罪案数据都反映出这一点。所以，如果你认同我们和黑猩猩的这个相似之处，不妨来听听兰厄姆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的社会生态版本。有一种叫“群体成本”的理论指出，群体的规模取决于它能够获取的资源。在一个食品供应不稳定或呈季节性变化的环境中，部落的大小也会相应变化：食物多，部落大；食物少，部落小。一个群体要不要迁徙，要迁徙多远，取决于部落成员所吃的食物。有些物种的食物来源丰富而稳定，因此它们的群体能实现最终的稳定状态，比如大猩猩可以坐在一个地方整天吃树叶。而有些物种在进化中变得只吃难以找到的高质量食物，比如坚果、水果、根茎和肉类。在这一点上，我们跟黑猩猩相似。
倭黑猩猩则有所不同，它们既吃黑猩猩吃的东西，也吃大猩猩吃的树叶，同时又没有大猩猩跟它们竞争。它们不必为了寻找食物而长途跋涉，有着宽松的生活环境。我们和黑猩猩所吃的食物类型注定了雄性占主导地位。雌性外出寻找食物有困难，因为它们要照料、养育婴儿。雄性和没有孩子的雌性可以跑得更快更远，抢先获得食物，而后进行合作，它们能够维持较大的部落。部落规模可变的优势在于，它能让一个物种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劣势则在于，一旦群体变小，就容易受到较大群体的攻击。这就是兰厄姆所谓的“拉帮结派”物种：有着联系纽带（一起外出的雄性）和部落规模可变的物种。
是什么促成了这些物种互相杀害呢？原因跟另一些物种的习惯性杀婴一样：“经济”。杀婴“便宜”，“性价比”很高。杀死一个婴儿，雄性自己没什么受伤的风险，所以成本很低。他们可以获得食物来源，或是提高与雌性交配的概率，因为当雌性的婴儿死亡，她会停止分泌乳汁，再次排卵。当他们参加帮派对抗弱势邻居时，受伤风险同样很低。他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呢？削弱了邻居的力量（这对未来总是很有利的），扩大了食品供给，并且也能让他们找到交配对象。
但为什么雄性的侵略性这么强呢？难道性别选择选中了雄性的侵略性？尽管猿类没有硕大的犬齿，但它们全都可以用拳头打架。为了适应在树上摆荡，猿类的肩关节可以旋转，它们长长的胳膊和握紧的拳头可以击出有力的一拳，不让对手近身。拳头还可以抓起武器。黑猩猩在扔石头和树枝方面是出了名的。在青春期，雄性猿类和人类上半身的肌肉组织都会得到发育，长出宽大的肩膀，而肩膀软骨和肌肉对应着不断增加的睾酮水平。
可话又说回来，很多动物都具备发动攻击的身体能力，但并不是所有强壮的动物都喜欢攻击。
HUMAN
认识人类
大脑里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可以理解动物无法控制自身情绪或冲动的观点，但难道人类不能通过冷静的理性控制自己的攻击性吗？事实证明，情况没那么简单。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学系的负责人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研究了一组前额叶皮层腹内侧
特定位置受损的患者。他们全都缺乏主动性，不能做出决定，没有情绪。达马西奥仔细研究了一位患者，测得他的智力、社会敏感性和道德感均正常，面对假设性问题，他能够设计出恰当的解决办法，并预见其后果，但就是完全没办法做出决定。达马西奥得出结论，这名患者和其他类似患者不能做决定，是因为他们无法把情绪价值跟选项联系起来：单纯的理性不足以做出决定。理性能列出选项清单，情绪则负责从中挑选。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现在需要知道的重要一点是，哪怕我们人类喜欢认为自己能够做出非情绪化的决定，但情绪其实在所有决定中都发挥着作用。
兰厄姆断定，倘若情绪是行动的最终主宰，那么骄傲就是潜藏在黑猩猩和人类攻击行为背后的情绪。他指出，处在青春期的雄性黑猩猩会围绕级别地位组织自己的整个生活。所有决定都受其指引，包括早晨什么时候起床，跟谁一起出行，给谁理毛，跟谁分享食物。所有的行动都以当上首领为目标。成为首领很困难，这就成了争斗的导火线。人类的情况也大致一样。兰厄姆援引了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18世纪的说法：“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半小时以上，就必然有一人占据明显的优势。”如今也是一样，男人们仍然会用名贵的手表、汽车、房子和社会阶层来炫耀自己的地位。
兰厄姆猜测：“获得高地位的雄性得以把自己在社会上的成功变成额外的繁殖量，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延续，骄傲就进化出来了。”这是性别选择的遗产。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红色皇后》（ The Red Queen ）论及女人天性的章节中这么说：“我们的遗传特点延续自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时代，和那时相比，现在并没有太多变化。现代男性的内心深处仍遵循着原始的猎人和采集者的雄性法则：努力获取权力，用它来吸引女性，让她给自己留下后嗣；努力获取财富，用来收买其他男人的妻子，让她们怀上自己的孩子。在原始社会，男人跟邻居迷人的妻子分享一条珍贵的鱼或者一罐蜂蜜，换得短暂的风流韵事。在当代社会，明星开着豪车载着模特招摇过市。”
因此，男人和雄性黑猩猩在生理上为攻击做好了准备，在情绪上以达到高地位为重。不但群居的人类和黑猩猩是这样，独居的猩猩也是如此，骄傲也是社会侵略的重要原因。任何群体，不论是一支团队、一种性别、一行买卖或者一个国家，都能吸引专注的追随者。可这是为什么呢？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还是古老猿类大脑的本能反应？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群体忠诚和敌意的出现很容易预测。该过程首先以群体区分“我们”和“他们”开始。这就是所谓的“组内组外偏见”，它普遍存在，根深蒂固：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对讲英语的加拿大人，警察对联邦调查局探员，野马队球迷对其他各队的球迷，滚石乐队歌迷对披头士乐队歌迷……对一个有着漫长的群体间侵略历史的物种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达尔文写道：“一个部落的成员，倘若有着高度的忠诚、顺从、勇气和同情，总是乐于助人，总是愿意为了共同利益牺牲自己，必定能战胜其他大多数部落，这会成为自然选择。”他写这段话是为了说明，当团结成为自然选择的方向，道德是如何从中出现的。兰厄姆还暗示，在进化史上，以群体内部忠诚为基础的道德感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能让该群体更有效地组织对外侵略。
有时候，翻阅家谱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可以解释许多看似神秘的行为。许多夫妇在婚后遭遇困境，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未来伴侣的家人。以我们的黑猩猩对象为例，我们有共同的祖先。诚如兰厄姆所说，家人们有了多方面的分歧，但仍然有不少共同的特点。我们在身体解剖结构上有了显著变化，这成为许多独特功能的进化基础。双足行走解放了双手，改变了呼吸模式。相对弯曲的拇指使得我们发展出其他任何物种都达不到的精细运动协调性。我们独特的喉让我们能够发出无限多种声音用来说话。我们镜像神经元系统的规模比其他物种要大得多，它衍生出的远远不只是语言。我们大脑中的其他变化，使我们得以理解比“亲戚”黑猩猩所能理解的更为复杂的内容：其他人有着不同的欲望、意图、信念和心理状态。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我们将迈入下一章，看看它们能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在我看来，跟坎齐玩上一天很有意思，但从长远来看，我会选择跟更有文化的物种约会。还是让我跟一个智人约会吧。
用别人的头脑武装自己的头脑是很有益的。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
想象以下场景：你的女儿本来很能忍痛，这天却在你们度假的时候不停抱怨自己腹部剧痛。你知道，要是她开口说痛，问题肯定很严重。你赶忙携妻带女来到急诊室。值班的外科医生是一位你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他做了两分钟检查后说，必须马上动阑尾手术。你想起自己有个高中同学是本地的医生，并且奇迹般地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他宽慰你说，这位值班医生是个可靠的人。一切都很顺利，值班医生成了你的新朋友。老朋友恢复了联系，新朋友搭上了关系。手术非常成功。而后，这些短暂的友情告一段落。这就是社交意识在运作中。
想象以下场景：你报名参加了旅行团，打算去一个需要冒险的地方。没人陪的话，那地方你可不敢去。第一天早晨，你跟团友们碰了面，并做了自我介绍。你环顾四周，看见的全是些陌生面孔。你忍不住想：天哪，我是不是脑袋进水了？然而两天之后，你走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山路上，与一个只认识了48个小时的人亲密无间、彼此信任。吃午饭的时候，你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谈话，过后又受邀跟一小群人共进晚餐。这个星期快过完的时候，旅行团早已自动分成了若干小组，小组下面还有小群体。人际互动每分每秒都在变化，关系往来乍冷乍热。社交意识忙活个不停，人际政治现象一览无余。
从大的方面来说，构建和重整社交群体和联盟是一件我们随时都在做的事情。而许多像我这样的实验科学家关注的则是这幅全景图中的小片段。我们煞费苦心地大致弄清了人类到底依靠哪些基本的认知技能进行分类和计量，把零散的感觉输入整合成完整的知觉。但我们还来不及把重点放到大脑最擅长的事情——社会性思考上。这似乎也是它形成的目的所在。
一切都和社会过程有关。尽管我们极为擅长把人、动物和东西分类，但是我们分类的依据从来不是什么三角与方块或者红与蓝。看到有人牵着狗走过来，我可不会想：“呃，这个人脑袋是圆形，躯干是三角形，哇噢，瞧那儿，长方形的四肢，哦，不对，四肢应该是圆柱形，还有圆柱形的十根手指……现在轮到分析狗了。”事实上，在进化过程中，我们身边总有许多其他人。大脑产生了监控群体性社会行为的机能，令我们可以评估合作的价值、不合作的风险等。一旦我们意识到人是社会性动物，而不是孤独的隐士，也不仅仅是活体数据处理器，一个新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人类这么强的群居性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从哪儿来？我们的祖先就是群居动物吗？自然选择怎样筛选出了群体合作？自然选择只适用于选择个别的认知特征吗？难道它也能选择集体行为？
这一核心议题攫住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视线。在大力宣传适者生存观的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少动物会故意让自己不那么适应，以便整个种群能够存活。表面上看来，这甚为荒谬，可蜜蜂和禽鸟一直是这么做的。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自然选择必然能在整个种群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实际上，此类机制可充当人类社会和伦理行为出现的基石。
一切看起来都很圆满，直到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暂时）推翻了群体选择的概念。他在一次访问中说：“自然选择在个体层面上运作最有效，某些个体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产生了适应性，并跟同一种群的其他个体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显然不是为了什么群体的福祉。”个体选择意味着生物体的适应不是为了让整个物种免于灭绝，单个生物体只不过是煞费苦心地让自己的生命延长罢了。过去55年里，威廉姆斯的“个体适应论”一直是进化生物学的主流观点。
在威廉姆斯的分析基础上，进化生物学家、牛津大学公众科普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进一步提出了“自私的基因”的观点。
读了这种认为自然选择只作用于基因层面的观点后，人们或许会认为利他主义和其他所有集体主义观点全都只是次要的，偶然附带产生的。不难想象，许多学者都讨厌这种想法，其中包括知名的古生物学者、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
道金斯的观点建立在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的研究工作之上。20世纪60年代初，汉密尔顿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确立了达尔文式的利他主义学说。他从亲缘选择入手，并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 C ＜ R × B ，其中 C 是施益者的成本， R 是施益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基因关系， B 是受益者所得的利益）指出，人类的利他行为可能会体现在面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时。这暗示自私的竞争行为或许存在一定的限度，有限的自我牺牲也并非不可能。在血缘上足够亲近的人之间互相帮助，从基因上来说是站得住脚的。汉密尔顿进而指出，这种行为支持了社会进化的一般性生物学原则。简而言之，汉密尔顿给了达尔文和“自私的基因”的支持者们一个理解利他主义的统一途径。他解释了适应性如何对行动者之外的人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汉密尔顿原理，非常精彩。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否定群体选择在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道金斯、威廉姆斯和其他批评群体选择说的人承认，从原则上来说，自然选择可以在群体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但他们的立场是这样的：个人层面上的选择压力总是大于群体层面上的。并非所有进化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一看法。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和爱德华·威尔逊回顾了群体选择理论兴起和衰落的历史，得出结论：过去55年来的研究为群体选择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群体选择在理论上是一种站得住脚的进化力量。“问题在于，要想把社会群体看作一个适应单元，成员之间必须彼此帮助。然而，这些群体优势行为几乎不可能使群体内的相对适应性最大化。达尔文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自然选择发生在生物层级的多个层面上。在群体之内，利己者可能优于利他者；但在群体之间，利他的群体胜过利己的群体。这就是如今所谓的多级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戴维·斯隆·威尔逊认为，群体选择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进化力量，而且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进化动力。在写给某电子邮件通信网站的一封信里，他说：“进化不仅是小型的突变，也发生于社会群体和多物种群落，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身就变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有机体。”
虽说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但总有一天，进化生物学家们会辩出个头绪。让我们先说到这里吧，我们只需确认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行为有着生物学根源。
从我们如何发展成现在的模样着眼，催生我们社会意识的深层生物学力量就变得很明显了。更吸引人的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自然选择中，我们发展出一些用来避免被天敌吃掉的行为，而我们现在最关切的那些社会关系只是这些行为的副产品。为了生存，自然选择要求我们群居。一旦有了群体，我们就开始构建“有意义的”以及“可操纵的”社会关系，同时我们的思维开始忙着处理我们身边的事情，其中大部分涉及我们的同伴。一方面，这些人类社会关系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很多时候甚至成了我们人生的存在意义；但另一方面，相较于人类形成社会群体的真正原因，它们始终是由一个次级过程产生的。我们现在随时想着其他人，因为人类就是被这么构建起来的。倘若没有其他人，没有联盟和团结，人类根本存活不下来。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对早期人类来说是这样，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仍然如此。
如果你是地球上唯一的人，你会想些什么？也许是你的下一餐饭？不管怎么说，你不会去想谁能帮你搞定这餐饭，或者你会跟谁分享这餐饭。说不定你会考虑如何避免自己被别的东西吃掉，但没人能帮你盯着捕食者。
究其核心，人类是社会性的，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我们的大型大脑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处理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去看，去感受，去思考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出这些个人的和更偏重心理性的行为，我们还可以建立起丰富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个性，但我们这么做，是大脑在群居世界里行使职能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以下事实：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必须群居。因此，要想理解我们如何变成现在这样，必须回顾进化生物学，而为了搞清楚我们当前的社会能力（包括利他等现象）背后隐含的生物学，我们需要想一想进化是如何运作的。
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
双双观察到，尽管物种有着极强的繁殖潜力，种群数量应呈指数级增长，但现实中却并未出现此种情况。除了偶尔波动，种群总体数量保持稳定。毕竟，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它保持不变。
所以，倘若新生数量超出资源能支持的限度，物种必然会对资源展开竞争。
达尔文和华莱士还指出，对每个物种来说，种群中的个体是不同的。没有哪两个个体完全相同，不少可变特征都是遗传而来的。他们得出结论，生存概率不是随机的，而是随遗传特征有所变化。根据自然选择规律，一个特征要想在竞争环境中被选中，必须为个体带来生存优势，这种优势必然体现在大量的幸存后代身上。该特征或许能让个体更成功地找到食物（所以他会更强壮，更健康，从而繁殖数量更多，繁殖时间更长），更成功地交配（从而更多地繁殖），或更擅长跟天敌搏斗（从而活得更长，得以更多地繁殖）。这些特征编码在个体的基因里，并遗传给下一代。因此，凡是对提高繁殖成功率的行为进行编码的基因，都会在种群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竞争压力受气候、地理、其他动物个体（来自同一物种和不同物种）的影响。气候和地理的变化，如火山喷发，会导致食物资源的变化（既有可能变得更丰富，也有可能变得更匮乏）。同一物种内会出现对食物资源和性伴侣的社会竞争。不同的物种会进化出应对食物竞争的不同方式。有一些物种彼此分享食物，有一些则不然。
达尔文对自己的理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涉及利他行为。单个个体分享食物是没有意义的——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虽然有利于他人的成功繁殖，但不利于自身。然而，在群居物种中，这种情况频频出现。前面我已经说过，1964年威廉·汉密尔顿提出了解释利他行为的亲缘选择理论。倘若受益者跟施益者有着血亲关系，利他行为就有可能进化出来。父母会为孩子牺牲，因为孩子携带着父母50%的DNA。同胞兄弟姐妹之间也有50%的DNA是相同的，孙辈之间也会共享25%的DNA。你的近亲生存和繁殖，同样能把你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基因怎样遗传无关紧要，只要遗传下去就行。
然而，亲缘选择不能解释所有的利他行为。为什么有人会帮朋友的忙呢？最终解开这个谜题的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要是一个人帮助了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日后得到了回报，那时他就获得了竞争优势。当然，这里假设了若干前提条件。若乙帮助了甲，其一，甲能明确地认出乙，并记得自己受过乙的恩惠。其二，两人有着紧密的联系，还人情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同时他们还得有能力评估恩惠的成本，确保另一人得到同等价值的回报。这就是所谓的互惠利他，在动物世界中，互惠利他是非常罕见的。
由于施恩与报答之间存在时间差，难题出现了。时间差有可能带来欺骗。假设第二个人不可靠，那么跟他合作就对第一个人不利，合作系统存在的可能性就崩塌了。实践互惠利他的物种还必须具备识别骗子的机制，要不然这种行为就没办法持续。所以，严格的达尔文原则或许有助于解释诸如利他一类的行为。“安然丑闻”
之后，人们紧盯着钱。在生物学上，你得紧盯着基因。
这带出了另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为什么你会给一家绝不会再次光顾的餐厅留下小费？我们等会儿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它可能要用群体选择来解释！
自然选择中的一些适应提升了生殖竞争中成功的可能性，孔雀尾巴是个典型的例子。常识告诉你，拖着巨大的尾巴只会是个累赘，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具有适应性呢？然而，任何能够靠着巨大尾巴生存的鸟类必然是个富有吸引力的伴侣：强壮、健康、机智。这条大尾巴印证了麦迪逊大道
的逻辑：一场伟大的广告活动能赚回更多的顾客。拥有大尾巴的鸟类能够繁衍更多的后代。
孔雀的尾巴为性选择赋予了优势。性选择这个词指的是涉及配偶选择和繁殖的社会动态，尾巴是所谓的“适应度指标”。“适应度指标”对个人来说成本越高就越可靠。携带并维护一条大尾巴，孔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它没法伪造，因此是一项可靠的“适应度指标”。一个开着崭新的平价汽车的车主有可能伪造他的“适应度指标”，他的车可能是用零首付、每月低额偿还的贷款方式买来的。可是，倘若一个人开着维修费用极高的天价跑车，没有一大笔现金是买不了这车的，因此也就可靠地暗示了他拥有的资源。天价跑车是一个很好的“适应度指标”，平价汽车则不是。
特里弗斯还帮我们认识到，性选择背后的行为跟亲本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有关系。亲本投资指的是双亲对单个后代所做的投资可以提高该后代的生存概率，但牺牲了双亲对其他后代投资的能力。因此，在任何物种当中，具有潜在高繁殖率的性别总是希望尽量多交配，以便自己的基因尽可能多地传给下一代；而繁殖潜力低的性别总是更关心对子女的抚育，确保自己的少量后代能够生存下去。对95%的哺乳动物来说，雄性和雌性对交配和养育投入的精力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由于怀孕（内部妊娠）和照顾幼仔（哺乳期），雌性的繁殖时间有限。至于雄性嘛，我们都知道，他们随时准备着繁殖。
养育投资成本高、繁殖潜力低的性别（一般为雌性）往往更重视配偶的选择。要是做了糟糕的决定，它们的损失更大（生出不健康、有可能无法繁殖的后代）。雌性对交配伴侣的选择也影响到了雄性的生理（孔雀的尾巴）、行为和社会性的进化。它加剧了雄性之间对交配伴侣的竞争，也加剧了雌性之间的竞争。性选择可能会导致“失控性选择”。也就是说，被选中的基因本身也在做着选择，从而建立了正反馈循环。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它的工作原理。
假设你有一群短耳兔，和其他特征一样，兔子耳朵的长度是可遗传的。雄兔几乎不做养育投资，往往是随便找个雌兔交配。尽管现在它们都有着短耳朵，但一只名为雷克斯的雄兔的耳朵比其他兔子稍微长一点。出于某种原因，一些雌性进化出了偏爱长耳朵的倾向，所以它们选择跟雷克斯交配。它们的后代不仅将拥有较长的耳朵，还将拥有对长耳朵的偏好。当不同特征（长耳朵和对长耳朵的偏好）的基因最终融合在同一个身体里，这些特征就产生了遗传上的相关性。正反馈循环就此建立。选择长耳朵的雌兔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雄兔和雌兔拥有长耳朵以及对长耳朵的偏好。“失控性选择”就是这样出现的。
人类趋于群居的另一点因素似乎来自我们培养日益发达的大脑的需求。狩猎、放牧、藏身和欺骗都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本能，并最终成了主流。美国密苏里大学心理学教授戴维·吉尔里（David Geary）使用了一种比较大脑体积的方法，对不同原始人类的脑化商数
做了估计，看它们占现代人脑化商数的百分比是多少
。他指出，在原始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大脑的相对体积不断增加。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发展呢？
传统理论认为，生态学问题的提出及解决推动了大脑的变化。杰里森注意到，在过去的6 500万年间，捕食者和猎物的大脑体积在针锋相对中各自呈增大趋势。由于人类使用工具打猎，于是我们假设工具的生产和使用是大脑体积增加的推动力。然而，这种理论并不符合事实。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韦恩（Thomas Wynn）指出：“从现有证据来看，人类大脑（即我们假定中智力所依托的解剖结构）的大部分进化，均早于人类创造出精巧工具的时间。因此，技术本身似乎不可能在人类能力大进化中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这并不是说生态环境不是大脑体积增大的初期推动力，只是说工具不是。
大型大脑比小型大脑消耗大，需要更多的能量（食物）。有证据显示，早期原始人类的确在打猎和觅食上变得越来越有效率，由此得以占据更广泛的生态环境。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欧文·德沃尔（Irven Devore）认为，狩猎对人类进化来说十分重要。诚如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所说：“关键问题不是大脑能为狩猎做什么，而是狩猎能为大脑做什么。”狩猎得到的肉类是一种完全蛋白质，对大脑来说是绝妙的能量来源。平克指出，在哺乳动物中，食肉动物的大脑相对体积更大。
上文提到过的研究黑猩猩的理查德·兰厄姆认为，光有肉是不够的，还要吃得有效率。尽管黑猩猩的饮食中包含了30%的猴子肉，但猴子肉很硬，要花很长的时间咀嚼，就算它在卡路里总量上占有优势，消化它所用的漫长时间也足以将其优势一笔勾销。也就是说，用等量时间吃植物也能获得等量的卡路里。兰厄姆不仅花了很多时间观察黑猩猩的行为，还采集了它们的食物样本。他对这些食物给出的评价不高。这些食物有生水果、树叶、块茎植物和猴子肉，韧性大，纤维含量高，很难咀嚼。他想不出猿类怎么能靠黑猩猩的食谱获得足够的卡路里，维持大型大脑奢侈的新陈代谢。在黑猩猩清醒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用来咀嚼，偶有短暂休息。这点时间足够令它们不会腹中空空，但不够用来远途狩猎。每天的时间光是用于补充足量的卡路里都不够用。
此外还有一件麻烦事儿。黑猩猩有巨大的牙齿和有力的下颚，和早期的南方古猿及能人一样。直立人（Homo erectus）却有着另外一番面貌。他们的下颚和牙齿较小，大脑却是其祖先能人的两倍。靠着如此软弱的下颚和牙齿，他们要吃什么来获得足以维持和推动大脑成长的卡路里呢？不仅如此，直立人的胸腔和腹部较小，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能人那么大的消化道。事实上，现代人的消化道长度比对同体格大猿的短60%。
这真是个火烧眉毛的问题。于是兰厄姆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想法：这些早期人类吃的是烤肉！熟食与生食相比有许多优点，熟食包含更多的卡路里，而且更软，人类不用在咀嚼上大费功夫。换言之，卡路里增多，进食时间减少，进食需要的精力减少，跟如今的快餐概念没什么两样。事实上，食物越软，进食后可用于成长发育的卡路里越多，原因就在于你吞咽、消化它们所用的能量较少。部分人类学家反对这一理论，因为迄今为止，有关火的最古老的证据来自50万年前。但也有一些痕迹暗示，火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也许是在160万年前，差不多就是直立人出现的时期。兰厄姆指出，直立人在生理上适应吃熟食。他认为，熟食能带来更多卡路里，减少了直立人的摄食时间，推动了他们大脑体积的增大。这为直立人带来了更多的狩猎和社交时间。
然而也有人认为，奥妙在于大脑中的脂肪酸。在过去100万到200万年间，原始人类大脑皮层的扩展需要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和他在英国北伦敦大学脑化学和人类营养学研究所的同事们认为，靠饮食中的亚麻酸（LNA）合成DHA是相对低效的，人类大脑的扩展需要更丰富的预成型DHA来源。DHA最丰富的来源是海洋食物链，而热带稀树草原环境却只能提供很少的一点DHA。较之其他任何已知的食物来源，热带淡水鱼和贝类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率更接近于人类大脑。克劳福德的结论是，智人不可能从热带稀树草原上进化而来，他们躲藏在海滩上，沿着海岸线形成群落。通过海洋食物链获取的营养有助于扩大大脑的体积，提高智力，从而使得我们的祖先更有效地觅食和捕鱼。
但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家布赖斯·卡尔森（Bryce Carlson）和约翰·金斯顿（John Kingston）不为所动。他们认为生物化学并不能暗示这样的结论。他们指出，这种观点的主要前提——LNA合成的DHA不够维持大脑的发育和成熟缺少证据支持。与此相反，有证据表明，大量陆地生态系统中都有着多样化的LNA来源，靠消耗LNA足以维持现代人正常的大脑发育。推测起来，这些对我们的祖先也应该足够。
迁徙到更宽广的开放林地、热带稀树平原和草原上之后，原始人类不仅可以狩猎更多的动物，本身也成了天敌们更明显的目标。研究者们正在逐渐达成一致意见：大脑变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社会群落的结成。结成社会群落之后，人们可以更有效率地狩猎和采集，还能更有效地抵御天敌。
智胜天敌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比它们体型大，二是成为较大群体中的一员［加里·拉森（Gary Larsen）
提出了第三种方法：你只需要有个比你跑得慢的朋友就行了］。群体成员越多，就有越多双眼睛把哨望风。天敌的攻击范围取决于它们的速度和捕猎风格。只要及时发现它们，待在它们的攻击范围之外，你就能平安无事。此外，如果你有麻烦时同伴会来帮你，天敌就不大可能攻击。群居动物没有结伙制，但社会性灵长类动物显然有。结伴的个体有着更高的存活率。这促使我们形成了社会群体。
故此，三个互相交缠的因素触发并推动了我们社会意识的发展：自然选择、性选择、为大脑发育提供更多食物的需求。一旦社会能力成为人类大脑结构的一部分，其他能量就被释放出来，反过来又有助于我们大脑体积的不断增大。
1966年，一位在美国接受训练，后来在英国温切斯特大学任职的行为生物学家艾利森·乔利（Alison Jolly）在一份有关狐猴社会行为的论文中得出结论：“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生活为其智力提供了进化背景。”1976年，并未读过乔利这篇论文的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也得出结论：“我认为，灵长类动物的较高智能，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进化出来的。”他指出，预测和操纵他人行为的能力带来了生存优势，从而提高了心理的复杂性。这些论文孵化出了“马基雅维利智力理论”。
最初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理查德·伯恩和安德鲁·怀滕，他们认为，灵长类动物和非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社会技能的复杂度：生活在彼此联系、盘根错节的社会群体中，比应对自然世界更具挑战性，对这种社会生活的认知需求让灵长类动物在进化中选择了大脑体积和功能的增加。“大多数猴子和猿类都生活在长期性群体里，所以熟悉的同类是资源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情况有利于那些能使用战术抵消竞争成本的个体。高明的战术取决于广泛的社会知识。由于竞争优势是相较于本群落内其他成员的能力而言的，于是导致了社会技能竞相提高的‘军备竞赛’，并最终在大脑组织代谢的高昂成本的制约下达到了均衡状态。”可怜的马基雅维利！他也许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学家，可他的名字成了含蓄的贬义词，不能以之命名了。这个理论现在叫作“社会脑假说”。
美国密歇根大学动物学教授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提出了另一个关于大脑体积增大的假说。他的焦点放在群体间竞争而不是群体内竞争上。他指出，原始人类主要的天敌是其他的原始人群体，这就引发了战略制订和武器发明的军备竞赛：“掌握了某些独特方法的人类群体具备极强的生态优势，以至于成了其他人类群体在自然界的主要敌对力量。这一点明确地表现在人类心理和社会行为的进化上。”
英国利物浦大学一位非常出色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为大型大脑的社会成分给出了有力证据。每一类灵长类动物几乎都有着固定的社会群体规模。邓巴把灵长类动物和猿类的大脑体积与社会群体规模关联起来，发现了两个不同但并行的数值范围，一个是猿类的，一个是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这两个数值范围都表明，大脑新皮层越大，社会群体越大。不过，针对每一特定的群体规模，猿类所需的新皮层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大。它们似乎得费更大的工夫才能维持其社会关系。
可为什么社会群体规模有限制呢？这跟我们的认知能力有没有关系呢？邓巴提出了有可能限制社会群体规模的五种认知能力：通过阐释视觉信息辨识他人的能力，对面部的记忆力，记住人际关系的能力，处理情绪信息的能力，处理关系信息的能力。他认为，由最后一种认知能力负责处理社交问题，是社会群体规模有限的基础。他指出，视觉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视觉皮层并未伴随大脑新皮层持续增大。记忆也不是问题所在，人们能够记住的面孔数量多于预期中的认知群体规模。情绪似乎也不是关键，事实上，大脑中的情绪中枢在缩小。按照邓巴的说法，限制社会群体规模的是对信息及社会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人只能应付数量有限的关系和勾心斗角！
衡量社会技巧和社会复杂性的方法是很难找的。目前，社会行为的五个不同方面均和灵长类动物的新皮层大小挂上了钩。首先就是社会群体规模。其他四项如下：
·理毛小圈子规模。指动物可以同时跟多少同伴维持相互理毛的亲密关系。
·雄性交配策略所需的社会技能水平。它暗示社会技能似乎能够抵消单个雄性在等级和权力上的优势。要想赢得姑娘的芳心，你不一定非得是个重要人物，你也可以靠自己的魅力征服她。
·战术欺骗的频率。战术欺骗指的是不使用武力而操控社会群体中其他人的能力。
·社会性游戏的频率。
邓巴想要寻找的是有可能跟大脑体积相关联的生态指数：水果在饮食中所占的比例，家庭的大小，每日行程的长度以及觅食风格。这些都跟大脑皮层大小没有联系。他得出结论，社会群体逐渐增大很有可能是受天敌风险这一生态问题推动的，而生活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中所带来的压力和复杂性，则推动了大脑体积的扩展。那么，我们的脑子最终长到这么大，只是因为我们不想成为别人口中的美食吗？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五项社会技巧，分析一下它们有没有哪个方面是人类所独有的。
根据观测，黑猩猩的社会群体规模是55，而按照邓巴根据人类新皮层大小所做的计算，人类的社会群体规模是150。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住在巨大的城市里，城市人口动辄上百万。可仔细想一想，你跟这数百万人里的绝大部分都没有接触的理由。请记住：我们的祖先是猎人和采集者，直到一万多年前，农业出现，人们才开始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今天，猎人和采集者部落的典型规模，也就是一年一度聚在一起举办传统庆典的亲戚群体的人数，正是150人。这也是传统园艺学会的规模，以及现代个人通讯簿上圣诞节贺卡邮寄名单的规模。
事实证明，不依靠组织层级的可控人数恰好是150～200人。这是军事单位的基本人数，在这样的单位中，维持秩序靠的是个人忠诚和一对一的接触。邓巴指出，这个数字是可以非正式运作的现代商业组织的规模上限。它也是个人能够追踪和建立社会关系，并施以善意帮助的最大人数。
流言蜚语名声不佳，但研究它的科学工作者却发现，它不仅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是有益的：它是我们学习在社会中生活的途径。邓巴认为，人类的流言蜚语相当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社会性理毛（记住，理毛群体的规模跟大脑的相对体积有关系）。身体整饰要占去灵长类动物的大量时间。理毛时间最长的灵长类动物是黑猩猩，它们有20%的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在原始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随着群体变大，个体需要为越来越多的其他个体理毛，以便维持自己在这个较大群体中的关系。理毛时间占用了觅食所需的时间。邓巴认为，语言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一旦语言开始替代理毛，人就能够在做其他事情（觅食、行进和吃东西）的同时“理毛”，也就是传播流言。
然而，语言也是一把双刃剑。语言的优势在于，你可以同时（更有效率地）给几个人“理毛”，也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网络里获取和提供信息。它的缺点则是你可能会受骗。你要花费宝贵的个人时间给别人“理毛”，这是无法伪造的，语言却添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说谎。一个人可以依据不同的时机讲述不同的故事，所以难以评估其真实性。理毛是在群体中完成的，所有人都能看到，都能证实；流言蜚语则是私下进行的，真实性得不到检验。但语言也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朋友可能会警告你说，先前他跟某人有过不愉快的经历。随着社会群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分散，追踪骗子和搭便车占小便宜的人变得越来越难了。流言蜚语或许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控制懒鬼的方式进化出来的。
HUMAN
认识人类
多项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人类80%的清醒时间都是在他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我们平均每天花6～12个小时交谈，其中大部分是跟认识的人一对一地交谈。研究的结果应该不会叫你感到吃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埃姆勒（Nicholas Emler）考察了谈话的内容，80%～90%的谈话都是关于具体的、认识的人的，也就是说，都是闲言碎语。与个人无关的主题（尽管也可能会涉及对艺术、文学、宗教、政治等的个人看法）只占总数的很小一部分。不光杂货店里的偶然闲聊是这样，大学里和公司午餐时同样如此。你或许认为全球政治巨头们在午餐时讨论的是解决世界问题，但其实他们90%的时间都在聊鲍勃的高尔夫球、比尔的新车和新秘书。要是你觉得这个统计数字太过夸张，不妨想想自己无意中听到的那些讨厌的电话粥。你听到过邻座或邻排有人在聊亚里士多德、量子理论或者巴尔扎克吗？
其他的研究显示，60%以上的对话内容是自我表露。当然，11%跟心理状态（我岳母都快把我给逼疯了）或身体状态（我真的很想去抽脂）有关。剩下的则跟偏好（我知道这有点疯狂，可我真的喜欢洛杉矶）、计划（我星期五要去锻炼），还有说得最多的行动（我昨天把他给炒掉了）有关。事实上，做了什么事是有关他人的谈话中最主要的一类。流言蜚语在社会上发挥着许多作用：它促进了闲聊伙伴之间的关系，满足了归属于独特的团体和被其接纳的需求，提炼了信息，建立了名声（好坏皆有），维护和强化了社会规范，使得个人能够通过与他人的对比进行自我评估。它可能提高了当事人在团体中的地位，也可能只是为了单纯的娱乐。流言蜚语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寻求建议，表示赞成或反对。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写道：“流言蜚语是警察，也是教师。没有它，就会出现混乱和无知。”
说闲话的不光是女性，只不过男性爱把它说成是“交流信息”或“扩大人际网络”。只有当女性在场的时候，男性说闲话的时间才比女性少。这时更高级的话题会占总讨论时间的15%～20%。男女说闲话的唯一区别在于，男性会用超过60%的时间谈自己（我敢打赌，我钓到的那条鱼足足有20斤重），而女性只有30%左右的时间在谈自己，她们对别人更感兴趣（我敢打赌，上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足足重了20斤）。
除了谈话内容，邓巴还发现，谈话群体不是无限大的，一般仅限于四个人。想想你上次参加的舞会。人们在不同的谈话群体里进进出出，可一旦超过四个人，他们往往会分成两个谈话小组。这可能是巧合，但也可能跟黑猩猩的理毛有一定的联系。如果你参加了一个四人谈话组，一个人说话，另外三个倾听，用黑猩猩来类比的话，就是另外三个人正在“被理毛”。黑猩猩必须一对一地理毛，它们的最大社会群体规模是55。如果我们一次能对付三个，正如谈话群体规模所暗示的，那就是把55乘以3，得到165，正好接近邓巴用人类新皮层大小算出的社会群体规模。
要想把流言蜚语的水车转起来，人不光要参与信息交流，还可能要参与操纵和欺骗。他实质上可能是在欺骗聊天伙伴，因为他参与聊天并不是为了了解对方近况如何，只是为了自己采集信息。他甚至有可能捏造一些事情，以便有更多的话题可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让我们先从交流说起。我在前面提到过，为了让互惠交换得以正常运作，人必须能识别出骗子。要不然，不付出代价就享受了好处的骗子最终会占据上风，使得互惠交换行为无法维持下去。
尽管不同群体的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但仍有许多普遍行为。诚如我们所见，部分此类行为可以追溯到我们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身上，另一些行为则存在本质的不同。进化心理学领域试图把诸如记忆、感知或语言等心理特征解释成适应，即自然或性选择的产物。这种看待心理机制的方式跟生物学家观察生物学机制的方式是一样的。
进化心理学表明，认知的功能结构有着遗传基础，与心脏、肝脏和免疫系统差不多，也是通过自然或性选择进化出来的。和其他器官和组织一样，这类心理适应在同一物种中是普遍存在的，它们促进了生存和繁殖。有些特征不存在争议，比如视觉、恐惧、记忆和运动控制。另一些存在争议，但争议也越来越少，比如语言习得、乱伦回避、察知骗子，以及因性别而异的交配策略。进化心理学家解释说，大脑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模块构成的，每个模块进化出了具体的功能性目的。这些功能性目的是先天的，早就选择好的。进化心理学先驱莱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描述了对这些功能的探寻：
进化心理学家提到“心智”的时候，指的是一套包含在人类大脑里的信息处理设备，它负责所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产生所有行为。在研究心智的过程中，进化心理学家得以超越传统的方法，是因为他们积极利用了一个经常遭到忽视的事实：包含在人类心智中的程序是由自然选择所设计的，意在解决我们作为猎人和采集者的祖先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这就使得研究人员开始寻找被专门设计用来解决狩猎、寻找植物性食物、追求配偶、亲属合作、结成共同防御联盟、躲避天敌等问题的程序。我们的大脑里应该有一些让我们擅长解决此类问题的程序，不管这些问题在现代社会里是否重要。
站在进化的角度观察我们的行为和能力，有一些极为实际的理由。科斯米德斯指出：
通过理解这些程序，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应对进化新环境。举例来说，面对概率和风险，猎人和采集者们唯一可用的信息就是他们实际遭遇该事件的频率。看起来我们的“石器时代心智”具备这样的程序，能够妥善地获取频率数据并进行推理。知道这一点，进化心理学家们就能设计出更好的方法，用于对当代复杂统计数据的交流。
举个例子吧。你做了一次乳房X光检查，检查结果为阳性。你真正患乳腺癌的概率是多大？按照目前呈现相关数据的典型方法——百分比，我们很难做出判断。如果你说，在随机测试中，实际有1%的妇女患有乳腺癌，这些人的测试结果都呈阳性，但检测还有3%的误报率。这时，大多数人会误以为阳性的检查结果意味着患有乳腺癌的概率是97%。但让我以绝对频率的方式，即适合猎人与采集者心智的理解方式的信息格式重新阐述以上信息：每1 000名妇女中，有10人患有乳腺癌，且测试结果呈阳性；30人测试结果呈阳性，但并未患乳腺癌。因此，每1 000名妇女中，有40人检测结果为阳性，但其中只有10人患乳腺癌。这种格式清楚地表明，如果你的X光检查结果呈阳性，你患有乳腺癌的概率仅为四分之一，也就是25%，而非97%。
科斯米德斯还设计了一个实验，她认为该实验能表明人类心智有一个特别设计的模块，可以察知在社会交换中弄虚作假的人。这就是沃森测试。测试给出了一个条件规则——如果P，则Q，要求你找出可能违背规则的对象。这一测试有不少变体，都是为了确认人类是否具备社会交换的特殊认知机制而设计的。让我们来看看你会怎么做：
桌子上有四张卡片。卡片的一面写着字母，另一面写着数字。现在你能看到的是R、Q、4和9。这里有一条规则：如果卡片的一面是R，则另一面必然是4。你需要翻动哪几张卡片，才能证明这条规则是真还是假？
看明白了吗？你的回答是什么呢？你回答说是R和4
。好了，现在试试这个：
牌桌上坐着四个人。第一个人16岁，第二个人21岁，第三个人在喝可乐，第四个人在喝啤酒。只有年满21岁的人喝啤酒才合法。要保证法律执行到位，你应当对哪几个人严格把关？
这一道题更简单对不对？答案是16岁的那个和喝啤酒的那个。
科斯米德斯发现，人们在对付第一类问题时要头疼得多，只有5%～30%的人能做对；而65%～80%的人都能做对第二类问题。她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这个实验，后来又把实验放到世界范围内，从法国人到厄瓜多尔亚马逊雨林中的斯维亚族人，从成年人到3岁的小孩子。每当问题的内容是要你找出社会交换情境中的骗子时，人们就会觉得容易解决；而要是它以逻辑题的面貌出现，人们就较难解决。
做过更多跨文化和年龄组的实验之后，科斯米德斯发现，察知骗子的能力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它无关经验和熟悉度，而且只针对欺骗，不针对无意冒犯。她认为，这种察知骗子的能力是普遍人性的组成部分，是自然选择设计的，目的是形成一种在进化上稳定存在的条件帮助策略。
这里甚至有着神经解剖学上的证据。曾经有一位患者患有病灶性脑损伤，他察知骗子的功能也因之受损。但与此同时，他有着完全正常的推理能力，只要不涉及社会交换，他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
科斯米德斯说：“身为人类，我们能靠交换商品和服务来帮助彼此。我们觉得这理所当然。但大多数动物不能开展这种行为，它们缺乏能够实现这种行为的程序。在我看来，人类的这一认知能力是动物王国中最了不起的合作发动机。”
能够在社会交流中察知骗子的不光只有我们人类。莎拉·布罗斯南（Sarah Brosnan）和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实验表明，棕色卷尾猴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种能力。然而，参与互惠交换的动物只能给出近似的结果。人类则希望保证自己所予所得为等量交换，光是近似还不够。事实上，哈佛大学的马克·豪泽（Marc Hauser）就认为，我们的数学能力是伴随着社会交换制度的出现而进化出来的。
你能骗过骗子侦测系统吗？恐怕不能，这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夏普（Dan Chiappe）的结论。他指出，在社会契约的情境下，人们会判定，骗子比合作者更值得记住，人们会观察骗子更长时间，更好地记住骗子的脸，并更容易记住与骗子有关的社会契约信息。
一旦侦测出骗子，人们会对其做两件事：回避他们，或者惩罚他们。回避骗子是不是更容易些呢？惩罚骗子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这能得到什么收获呢？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帕特·巴克利（Pat Barclay）完成了一次实验室研究，他指出，在反复进行的博弈中，惩罚骗子的参与者能赢得信任和尊敬，并被其他人看作群体的焦点。由此而来的好处是信誉提高（你要记得，这是性选择的一项适应度指标），抵消了为惩罚而付出的成本，这有可能解释了利他行为心理机制的进化。凡是有可能让竞争对手获得良好声誉的事情，你最好都别做。比如：你在跑道边上看见唐的身边陪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人人都好奇唐的私生活，在办公室流言蜚语的世界里，这条八卦应该会变成大热门。但你如何知道自己得到的反馈是否真实呢？如果你能察觉骗子，这是否意味着一有人说谎你就能知道？并非如此，那跟阅读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有关。
欺骗行为遍及整个动物世界——比方说笛鸻（piping plover）会假装受伤，把天敌从自己的巢边骗走，但蓄意欺骗却仅限于大猿。人类更是“行骗”的大师。欺骗无处不在，从早晨就开始了。女人一起床就化妆（让自己显得更漂亮、更年轻）、喷香水（遮盖体味）。女性戴首饰、染发，在脸上涂脂抹粉的历史相当悠久，你去卢浮宫的埃及展馆看看就知道。男人在欺骗上也是老手。他们喷除臭剂，把两侧的头发往秃顶的地方扒拉（以为这能骗过谁似的），要不就戴上假发，之后才坐进贷款买来的车。
你能想象一个没人说谎的世界吗？那会糟糕透顶。你向人打招呼：“嗨，今天过得怎么样？”你真的想知道答案吗？你真的想听见有人对你说“我注意到你最近长了5斤肉，而且全长在下巴上了”？谎言会用在工作面试的自我推荐上（“没问题，我知道怎么做那个。”），用在跟新人碰面的时候（你会说：“这是你女儿？她长得可真漂亮！”而绝不会像喜剧演员罗德尼·丹泽菲尔德那样说出“我终于知道老虎为什么要把幼崽吃掉了”这样的刻薄话来）。谎言还会用在跟潜在配偶相遇的时候（“我的金发当然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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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对彼此说谎，也对自己说谎。100%的高中学生认为自己跟他人相处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从数学上看这实在不可能），93%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力高于平均水平，这都是自我欺骗的表现。再不然，想想这些话：“我经常锻炼。”“我家孩子绝不会那么做。”要做一个出色的“骗子”，不知道自己在说谎，或是根本不在乎自己说谎很有帮助。实际上，孩子学会说谎是父母教的（“跟奶奶说你超喜欢她送的皮短裤”“别对萨米说他胖”），也是老师教的（“你觉得乔是个笨蛋，这我管不着，可你不应该这么对他说”）。
我们如何判断某人在说谎呢？我们真的想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对自己说谎？
在闲聊并判断所得信息是否真实的同时，我们还会读取面部表情。面部识别有可能是人类最发达的一项视觉技巧，而且明显在社会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面部识别是由人类大脑的一个专门系统促成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大脑的不同部分负责不同类型的面部识别。判别对方身份的大脑通路与察知动作及表情的大脑通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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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以后不久，较之其他物体，婴儿就开始更喜欢看脸。到了7个月大时，婴儿开始对特定的表情做出恰当的反应。自此以后，面部识别就为顺利的社会互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根据面部的视觉外观，人们可以获取有关对方身份、背景、年龄、性别、心情、兴趣度和意图的信息。我们可以注意到，对方也正在观察打量我们的面部表情，此外，读唇还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说的话。
不只人类具备辨识面孔的能力，黑猩猩和猕猴也能做到。和先前的观察结果相反，新近的解剖发现黑猩猩和人类有着近乎完全相同的面部结构，并有着一套完整的面部表情。埃默里大学的莉萨·帕尔（Lisa Parr）做了一些研究，证明黑猩猩有能力将照片上的面部表情和录像中的情绪场景匹配起来。所以，我们和黑猩猩共享了理毛（流言蜚语）和社会交换的两个组成部分：辨识对方是谁，根据面部表情读取情绪。但这是否有助于我们识别骗子呢？好吧，这里有一整套的面部和身体动作与欺骗相关，而且我们又得回到马基雅维利这个人。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做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的面部表情研究。当他开始研究时，这还是一个冷门领域，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对这一主题避之不及——当然，除了达尔文，以及18世纪一位名叫杜胥内·德·波洛涅（Duchenne de Boulogne）的法国神经学家。通过多年的研究，埃克曼确定，面部表情是全人类共有的，特定的情绪对应特定的表情。当一个人说谎时，风险越高，他感受到的情绪（如焦虑或恐惧）就越多。这些情绪会从脸上和声音语调里流露出来。而这正是自我欺骗的一大好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你的面部表情也就不会出卖你了。
埃克曼研究了人们觉察骗子的能力，结果不甚乐观。大多数人的这项能力都不怎么样，哪怕他们觉得自己还不错（又一次自欺）。他们的成功率跟随机猜测是一样的。不过，他也找到了一些擅长辨别谎言的专业人士：秘密特工最棒，其次是一些心理治疗师。他总计测试了1.2万人，其中仅有20人是天生的测谎仪！读取面部表情的一个固有问题是，人能读取情绪，但并不一定能理解产生情绪的原因，因此有可能会曲解它。我们会在稍后的章节详细说明这一点。你或许意识到了某个人很害怕，于是以为这是因为他说了谎，担心被你发现；但情况也可能是他并没有说谎却遭到了错误的指控，所以他害怕你不相信他。
当然，并非所有的欺骗都不怀好意。出于礼貌，人们往往会在自己并不喜欢的时候表现得很喜欢，比如恭维你鱼做得好吃，而事实上他快要吃吐了；又或者在听你讲了一个前人说过很多次的冷笑话时做出被逗笑的样子。这些都是无关痛痒的小谎言。
人们会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表情，但埃克曼却发现了因为试图掩饰情绪所带来的微表情。大多数人看不到，但你可以学会辨认它们。假装出来的表情也很难辨认，比如假笑。真笑主要涉及两块肌肉的活动，颧肌拉动嘴角向上，外侧眼轮匝肌拉动两颊向上，形成眼角的鱼尾纹，同时还把眉毛外侧往下拉。外侧眼轮匝肌不受随意控制，所以假笑时，哪怕颧肌拉动面颊形成鱼尾纹，眉毛外侧也不会向下垂。
既然我们擅长辨识社会交换中的骗子，为什么却难以察觉说谎者呢？说谎是个极为普遍的现象，难道人类没有进化出一个检测机制吗？埃克曼提出了几点解释。首先，他认为，在我们的进化环境中，说谎并不太常见，因为当时这样做的机会不多，人们不遮掩地生活在群体当中。由于没有隐私，察觉说谎很容易，而且直接观察行为就能发现，用不着去判断对方的态度。其次，被揭穿谎言会带来坏名声。今天，我们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说谎的机会比比皆是，而且我们住在自家的房子里，你可以逃脱谎言带来的坏名声，比如换工作，换城市，换国家，甚至换伴侣，尽管有可能代价不菲。另外，我们还没有进化到能通过态度识别谎言的地步。那么，既然我们没有这种天生的能力，为什么也没有习得如何识别谎言呢？或许是因为父母教我们别去识别他们的谎话，比如用来遮掩性行为或者诸如此类情况的故事。或许，我们自己也宁肯不去抓出谎话精，因为怀疑会令我们难以建立和维持关系。还有可能我们宁愿受误导，因为不知道真相对自己有好处。真相也许能带给你自由，但也会让你失去收入，没法再见四个孩子。还有很多时候是出于礼貌，说话者只希望你知道这么多，我们不应该去窃取别人不愿你知道的信息。
但或许问题出在人类稍后才进化出来的语言上。理解和阐释语言是一项耗费大量认知能量的有意识活动。倘若我们全神贯注地倾听，而不是让视觉感知和声音线索通过感觉登记进入我们的意识大脑，有可能反倒降低了自己的探测灵敏度。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在《注意！有人在盯着你》（ The Gift of Fear ）一书中建议，人们应当相信他所谓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明白了”的现象。他是一个预测暴力行为的专家，他发现，大多数暴力受害者都在无意识中收到过警报信号。是社会训练教会了我们不要去察知欺骗吗？我们是否重新阐释了眼睛真正看到的东西？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多着呢。
对自己说谎是否会适得其反呢？常言道，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还能信任谁？还记得我们的社会交换骗子探测器吧？提防骗子的同时保持合作是很有好处的。但你并不一定真的要合作，只需要表现出合作就行了。你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好名声，不一定非得配得上这个名声。
——你的意思是做个伪君子吗？我最讨厌伪君子了！
——等等，别急着下结论。人人（当然，除我以外）都是伪君子。显然，从外部看比从内部看要容易些。正如我们刚才所知，要做个伪君子，你最好不知道自己是个伪君子，因为这样你会少些焦虑，也就少了些被逮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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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丹·巴特森（Dan Batson）做了一系列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学生们得到一个机会，分配自己和另一名学生（实际上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去执行不同的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更诱人，有机会赢得抽奖券；另一项任务没机会获得抽奖券，而且听起来很乏味。实验者告诉学生，另一名参与者会认为任务是随机分配的。学生们还听说，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投硬币分配任务最为公平，要是愿意的话，硬币可由他们来投。实验过后，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说，指派另一位参与者做更好的那项任务，或是主动投硬币来选择任务，是讲道德的方式。然而，所有的参与者里只有一半选择了投硬币。没投硬币的那一半人，80%～90%都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了自己；而投了硬币的那一半人，居然也有80%～90%的机会摊上更好的那项任务。从概率上来说哪有这么美的事儿！投了硬币的学生全都认为自己比没投硬币的学生更讲道德，哪怕他们在投硬币时做了手脚。
这样的情况在多次研究中反复出现，即使硬币被做了标记，以免投硬币的结果不清不楚。一些参与者为表现公平投了硬币，但会自私地无视结果，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自己，然后评价自己更讲道德，就因为自己投了硬币！这就叫作道德伪善。哪怕实验人员告诉学生，等他们做出分配决定后，得告诉另一名参与者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实验结果还是照旧，只有一个区别：选择投硬币的人更多了（75%），他们会报告自己是如何得出任务分配决定的，然而投了硬币又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自己的人的比例并未改变。巴特森指出：“道德伪善对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既能得到自私行为带来的物质奖励，又会被其他人看作正直、讲道德的人，从而获得社会和自我奖励。”
在多个道德责任感测试中得分更高的参与者选择投硬币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投硬币的人里，道德得分高的人跟道德得分低的人一样，还是会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自己。所以，有着更高道德责任感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更优秀的道德操守，而是表现出了更多的伪善！他们更容易表现得讲道德（投硬币），但并不一定真正讲道德（真的根据投硬币的结果决定任务怎么分配）。
只有当参与者们坐在镜子前面做出决定时，他们才会放弃对投硬币作弊。很明显，一方面是口头标榜公平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是不公平地无视投硬币的结果，要眼睁睁地面对两者的差异，人还是有点受不了，希望表现得讲道德的人只能真正讲道德。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镜子。它或许还有助于改善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
好了，我们对自己说谎，并且难以辨别其他的说谎者。对你的八卦交流追求而言，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你大概得上个保罗·埃克曼的培训班，学学如何识别谎话精。与此同时，你至少可以留心眉毛，还可以知道同事们并不善于洞穿你的谎言，除非办公室里风声太紧，叫你有点过分紧张。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在语言方面有个问题。他关心的是语言为什么会进化出来。大部分言语似乎都是为了在说者与听者之间传递有用信息，费时又费力。看起来，这纯粹是利他行为。给予另一个人正确信息能得到什么样的适应性好处呢？米勒对早期理查德·道金斯和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之间的争论做了一番回顾，他指出：“演化对利他性信息分享的倾向性，并不比对利他性食物分享的倾向性更大。因此，大多数动物信号的进化目的必然是为了操纵另一动物，使之符合信号发送方的利益。”而对方则进化出忽略此类信号的能力，因为听操纵者说话可没好处。真的听什么信什么的动物成不了我们的祖先。
只有寥寥几种信号获得了信任，它们是可靠的。这类信号发出的信息是：“我有毒。”“我比你快。”“想都别想，我比你更强壮。”此外还有亲戚的警告信号，比如：“那儿有一只豹子！”之后是适应度指标，比如：“宝贝儿，看见我的大尾巴了吗？”米勒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可靠模式表明进化倾向于其他种类的信息，因为它们都可能存在欺骗的动机。只要有竞争，就总会有欺骗的动机。人类语言是欺骗的温床，因为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描述倾听者不在场的其他时间和场合，比方说：“昨天我钓到的那条鳟鱼足有66厘米长呢。”“我在山顶的那棵树上给你留了条羚羊腿。哎呀，怎么没有了？肯定是被狮子叼走了。”“我奶奶能一个人开车去商店再开回来。”还有那句最臭名昭著的谎话：“我昨天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
可靠的信息分享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共享信息，说话者不一定会失去好处。事实上，通过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信息分享能够带来好处。尽管米勒承认，这一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甚至也有可能是语言最初出现的源头，可当他观察人类的实际行为时，却发现它并不完全符合亲缘关系和互惠模型的预测。如果你把语言看作是信息，它带给听者的好处多过说话者，因此我们理当进化得善听而寡言才对。我们不该讨厌长舌客，不该讨厌自以为是的健谈家，不该讨厌动不动就“我再多讲15分钟”的发言人，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不喜欢只坐在那儿全神贯注听我们说话却一点儿不肯介绍自己的人才对。人人都有话要说。在交谈的时候，人们往往想着自己接下来该说些什么，而不是专心倾听其他人在说什么。甚至还有人专门为发言程序写了书，规定谁在什么时候可以说话。我们理当进化出巨大的耳朵和勉强够用的说话器官，全力收集能收集到的信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进化出异常发达的语言能力和远为逊色的听觉能力。
着眼于这一难题，米勒提出，语言的复杂性进化自口头求爱。这能解决利他问题：男女雄辩的口才能带来性回报。“语言的复杂性有可能源自若干种因素的结合：性选择、心理上对清晰阐述思想的偏爱，以及适应度指标效应。”米勒并不认为人类大脑体积庞大完全是性选择造成的，他认为性选择大概只占了成因的10%。
人类学家罗宾斯·伯林（Robbins Burling）提出了另一套相关理论。他想知道，从事打猎、贸易、制造工具这些活动，只需要有语言的雏形就足够用了，但为什么后来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语言形式呢？他认为，语言最初产生之后，雄性雄辩家凭此互相竞争社会地位，口才最好者能获得生殖优势，导致了语言越变越复杂。他列举了这一生殖优势在不同社会的证据，从亚诺玛米到古代印度，再到古希腊。虽说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领导权问题，但他也这样总结道：“我们需要发挥出自己最棒的口才，才能赢得爱人。”
想想人类求爱活动中会涉及哪些因素。假设你跟别人随意聊天，对方或许会带着适度的怀疑态度。而求爱时赌注可就大了。如果你成功了，它或许能带来繁衍后代的好处。你务必要拿出大口径武器来，因为你的听众会在各个方面挑三拣四。她会自动评价你所说的话是否合理，是否与她的所知所信相吻合，是否有趣新颖，她能否据此推断你的智力、教育程度、社交能力、地位、知识、创造力、幽默感、个性与品格。“波士顿红袜队怎么样”一类的话题可引不起她的兴趣。还记得在电影《土拨鼠之日》（ Groundhog Day ）里，比尔·默里（Bill Murray）用了多长时间才求爱成功吗？
口头求爱并不限于一对一的接触。当众演讲，以及任何能提高智力威望的活动，都能宣传你的魅力和地位。诚如米勒所说：“语言把思维公开展示出来，如此一来，性选择在进化史上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思维。”
这有点叫人糊涂。如果男性这么擅长说话，他们怎么会得来个不善沟通的名声？如果男性被选择是因为他们的口头求爱能力，女性们又怎么会戴上话痨的帽子？请记住，口头求爱是双向的，并被视为一种适应度指标。这意味着从竞争生存资源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两方面来看，它艰难而又昂贵。一旦有了配偶，男性再从事这种高成本的行为就得不偿失了。他再不需要唠唠叨叨，只需要一两句话说不定就能度日了，除非配偶要挟，他们才会再花言巧语一番。然而，女性则有动机继续口头求爱活动，因为她们希望把男性留在身边，帮助自己养育后代。
社会性游戏是一件很难弄清楚的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可又能完成些什么呢？没有人真正知道问题的答案，但人们详细讨论过不少想法。研究普遍认为，大部分幼龄动物的游戏就是实践，实践跟踪、追逐和逃跑是锻炼身体、培养运动和认知技能、打磨战斗技巧的一种途径，让动物从身体上更容易从突然冲击（如失去平衡、跌倒）中恢复过来，从情绪上更擅长应对压力环境。想想一窝小猫咪追逐打闹的情形吧。然而，意大利比萨大学的伊丽莎白·帕拉吉（Elisabetta Palagi）对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游戏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上述游戏理论太过关注长期收益，忽视了眼前的好处，有可能妨碍人们进一步理解游戏的一些重要的适应性意义。对认识成人游戏行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游戏行为固然最常见于幼年动物（如幼年的黑猩猩、倭黑猩猩及人类），可成年动物也会玩游戏。
HUMAN
认识人类
成年动物为什么要玩游戏呢？为什么它们明明不再需要锻炼，却还是会玩游戏呢？在法国谢尔河畔圣艾尼昂的博瓦尔动物园，帕拉吉研究了一群黑猩猩——10只成年黑猩猩和9只幼年黑猩猩。她发现，黑猩猩们不光大多是在进食之前互相理毛，也主要是在进食之前一起玩耍。黑猩猩的竞争心理很强，对它们来说，进食时间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情境。理毛刺激了β-内啡肽的分泌。帕拉吉认为，理毛和游戏或许限制了争斗，提高了容忍度，有助于高压力时期的冲突管理。这不是长期收益，而是即刻的好处，对成年黑猩猩和幼年黑猩猩都有益。
较之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人类社会把社会性游戏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人游戏的另一个理论来自我们的性选择专家杰弗里·米勒。他认为，游戏的成本随着年龄而增加，因此，游戏是年轻、活力、多产和健康的一个可靠指标。“嘿，他的眼睛锁定在了那年轻姑娘的身上，突然之间，他又玩起了帆板和网球，就好像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事实上，米勒认为发明和欣赏展示生理适应性的新方法是人类的一项独特能力，这里指的就是体育运动——心智和体力的交集。这又是一个普遍现象，所有文化里都有。和其他动物一样，在人类中参与竞技体育的雄性比雌性多。为了避免竞争者互相残杀，也为了判断谁赢谁输，体育运动产生了规则，虽说在观看某些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感受不到这一点。货币奖励是新近才发明的，过去，唯一的报酬是地位，但这就足够了。在体育比赛中胜出是可靠的适应度指标，奖励则能吸引高质量的性伴侣。
人之为人的关键，就是变得高度社会化。许多动物都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但没有哪种动物会像我们这样沉浸其中。随着我们的大脑体积越来越大，我们的社会群体规模也越来越大。有些东西触发了我们对他人、对在群体里生活与合作的兴趣。理查德·兰厄姆提出了一套迷人的理论，认为烹调对灵长类动物的巨大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抗天敌、寻找食物的需求也有着同样的作用。另一些学者提出，不管转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高级智力能力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进化出来的社会需求。要理解人类，首先要理解人类的社会化。
如今，社会群体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理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展开如下讨论：自然选择在社会群体层面上也能发挥像在个人层面上那样的作用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争论，不论对于正反双方，还是对于想要建立一个融合双方观点的理论的尝试，这都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然而，这些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并得到了整个学界的认同：如今，我们有着发达的大脑，生活在社会群体当中，同时越来越擅长社会生活。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社会本性深植于我们的生理机体，而不光是藏在我们的认知理论当中。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其他的人类才能如何指引我们穿越社会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