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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中经常引用的所谓“笔者团队的四次全国调查”分别指的是，在潘绥铭教授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下列全国18-61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
第一次调查是“2000年中国成年人的性关系与性行为调查”，成果见于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第二次调查是“2006年中国成年人的‘性’调查”，成果见于潘绥铭等：《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全国成年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简报，2000年与2006的对照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8年。
第三次是“2010年中国成年人的‘性’调查”，成果见于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第四次是“2015年全国的性调查”，成果见于潘绥铭：《给“全性”留下历史证据：2000-2015年四次全国总人口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分析结果》，香港：1908有限公司，2017年。
这四次全国调查基本上是每5年一次，所使用的随机抽样方法一致，调查的地点一致，调查方法一致，问卷的内容也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2015年之后，潘绥铭完全可以在2020年再进行第五次全国调查，而且他的女儿完全可以独力全额资助，再也不必仰人鼻息。但是，潘绥铭还是决定激流勇退，不再调查。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点原因。
首先，对于“性调查”而言，如果社会传播更迅猛、社会氛围更苛刻，那么不敢真实回答者人数就会增加。例如此前2010年的调查实现了有效应答率的最高峰，达到惊人的76.4%；可是2015年调查的应答率就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如果2020年应答率再下降很多，那么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随机抽样越来越难了。城市居住区越来越封闭，农村家庭越来越空巢化。没有把握到2020年仍然可以达到最低限度的抽样代表性。
当然，在做出上述决策的2019年初，还不可能知道自己躲过了新冠疫情这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