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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用某种理论来解释这个社会，而不像普通社会调查那样仅仅要摸清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因此，社会学的调查必须运用某种理论。
可是，刘少杰在综述《社会学研究》1988-1998年间发表的131篇调查报告时发现，这些研究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的仅占29%，其余文章不是缺乏理论前提，就是对隐含的理论假设未作明确和充分的讨论（刘少杰，2000），别的学者也有类似评价（边燕杰、李路路、蔡禾，2006）。
从“论方法”这个层次来看，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其实就是模仿自然科学的“假设-检验”这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假设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在此前的研究成果这个“巨人的肩上”再迈进一步。最严格的科学研究甚至仅仅是在此前的某个模型中改变其中仅仅一个因素来检验其结果。社会学的研究很难做到如此严格的对应，但是逻辑相同，社会学的“巨人肩头”就是即有理论。
元理论的假设
问卷调查无论应用了哪个具体的理论，一般都是建立在某个更加宏观的元理论的基础之上。调查问卷是否符合这个元理论的基本设定，是研究者必须加以检验的。因此，研究者在提出具体假设的同时，还必须提出对于元理论进行检验的假设，哪怕仅仅是一个。否则，就无法证明研究者应用某个具体理论的恰当性，整个问卷也就失去了合理性。这就是“元理论假设”。
以笔者的四次全国调查的问卷设计为例，交换理论、脚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是其中应用的三个中层理论。它们共同来自一个宏观的元理论：性的社会化。这是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论述的理论。它是社会学把“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前提和条件。如果没有经过性的社会化过程，性如果不是以社会因素决定为主而是生物因素决定的，那么三个中层理论就全垮台了，整个调查也就毫无意义了。换言之，只有所有的检验结果都符合了“性是社会的”这一命题，它们才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成立。
“元理论假设”是一切社会学调查的首要前提
笔者如此认知也是被实践中自己的失误所推动。笔者的“性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影响青年发生婚前性行为的诸多因素中，除了作为控制因素的年龄以外，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被调查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也就是说，底层社会里的年轻人更不重视婚前贞操的问题，而上层社会的青年更重视这个问题；男性更不重视这个问题，女性更重视这个问题。
表面看来，笔者发现了一种很独特的、很新鲜的相关关系，可是在许多社会分层的理论家看来，这一点都不新鲜，人家早就提出过了。笔者统计来，分析去，最后只好回到那些理论家和思想家那儿去，只能用他们的思想来解释，例如社会资源理论、交往互动论等。这样一来。笔者的调查等于是盲人摸象，还不如反过来，首先看看思想家、理论家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说了什么。
说白了，社会学所研究的问题里面，已经没有多少问题没人研究过。只不过大多数以往的思想家、理论家是用思辨的方式、推理的方式、归纳的方式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作为定量研究的社会学调查则是用实证的方式、统计的方式对它加以检验。社会学调查最大的可能是质疑甚至推翻某种理论，而独创某种理论的可能性却最小，这就是它的局限（利迪、奥姆罗德，2005；扎加、布莱尔，2007）。
另一方面，社会学界都知道，理论（尤其是宏观理论）与实证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亚历山大，2003；特纳，2006）。一般都认为，宏观理论基本上是不可能用实证研究来检验的。
可是，这其实并不是理论与实证之间的鸿沟，而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在方法论层次上的鸿沟（袁方，2000；覃方明，1998；杨伯溆，2002）。大多数宏观理论都是定性研究的产物，而大多数实证方法都是量化的，问卷调查则更是非量化不可。所以，所谓“理论与实证之间的鸿沟”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鸿沟。
所以，在选择理论的时候，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中层理论或者微观理论（谭建光，1994；默顿，2001；毛丹，2006），才有可能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加以检验。
在目前的中国，大概很少有人能够自己独创一个全新的社会学理论，因此对于绝大多数问卷设计者来说，只能在既有的西方引用的理论中挑选一个来指导自己的调查。这就需要首先思考一个基本问题：该理论在现实中国的适用性究竟有多大、有哪些、是否足以改造？下面仅列举一些与性研究相关的主题。
依赖于人际平等的理论
这方面主要有：交换论、博弈论、理性选择论，乃至于一切形式的互动论。它们都是建立在已经实现人权平等的社会里。只有人跟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才有可能互动，进行交换、博弈、选择。
例如，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论的本土筛选”，直接就运用“博弈论”提出一些假设，去调查分析农民工与老板、小贩与城管之间的关系和运行机制，那么这个问卷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其统计结果就会引导读者误读社会。所以，如果要运用上述这些西方理论，首先必须论证清楚：自己研究的双方确实是平等的。
依赖于自由生活的理论
这主要是符号论、话语论、传播论、消费主义论等，可以一直扩展到任何一种文化制约论。这些都是只有在足够自由的社会里才能够运用的理论。
福柯这样的理论家生活在后现代社会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政府基本不在场，主流是公民社会的自我运行。在那里，符号、话语、传播、消费等现象，确实能够影响人的实践，作用比政府大得多得多。否则，那些伟大的理论根本就总结不出来。
可是，在另外的社会里根本就不是这种情况。在一种每走一步路每花一分钱都可能被自动上报的生活中，一定要从来源论和谱系学的视角来思考一下：自己要研究的对象究竟是社会主体自主产生发展的，还仅仅是结构的必然产物？如果是后者，那么上述的西方理论大概率是南橘北枳或者削足适履。
即使在“性”这个被本能化的、高度隐私的人类活动中，所谓“自由生活”也往往是一厢情愿。人们被性别归属、性取向、性关系类型、性对象特质、性活动情境、性的原教旨主义或者时尚风潮等不可尽数的外在因素所制约，真的愿意而且能够“潇洒走一回”的犹如凤毛麟角。所以，研究中国的“性问题”，如果非要抬高符号、话语、传播、信息等的作用，那就是假装外宾。
解释个体行为的理论
笔者的四次全国调查运用过两种理论：盖格农和西蒙的性脚本（sexual script）理论以及劳曼的性的社会网络（sexual network）理论。
性脚本理论所表述的是：性脚本作为基本性观念与具体性行为之间的连接，对于人们与什么样的人发生性关系、做些什么、在什么时间地点以及为什么发生等，发挥了更加主要的作用。性脚本可以分为文化的、人际的和个人的三个层面。
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理论实在是太没有新意了。中国曾经有过类似的理论：思想决定行动、改造世界观等。这些本土的脚本理论近乎百分之百地控制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推迟了年轻人的首次性生活的年龄，甚至推迟了男青年的首次自慰和遗精的年龄。直到现在，中国主流文化也仍然在坚持着这种脚本理论，直接进行严厉管制。也就是说，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极度保护个人自由意志的文化中，盖格农的论述才有意义。
反之，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强调：“性”存在于而且活动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不仅社会网络会影响人们对性伴侣的选择以及与性伴侣之间的互动，而且性关系会建构出人们的社会网络。这个理论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石破天惊的。由于在历史上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金字塔式的皇权制度之中，后来几乎所有的民间组织都消失殆尽，个人的社会交际圈子也被极度地缩小，中国人很难想到除了垂直关系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横向关系来组成一个社会；更难以想象，性这样隐秘的私人活动，居然也会受到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影响。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已经迅速扩大，所以现在不但有资格，而且很有必要来讨论性的社会网络了。
正是从本土的意义上来说，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来得正当其时，尤其是艾滋病时代的性社会学研究更需要强调网络、关系以及关系中的权势的作用。因此，这种理论对于现代中国的性研究的意义不但远远超过性脚本理论，恐怕也超越了福柯和吉登斯。
性与爱之关系的理论
吉登斯提出了“可塑之性”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的变革。他把性放在关系的视角下，尤其是他强调了性的那些重要相关概念，例如性别与爱。因此，他所说的性在某种意义上比福柯的更具有真实感。
吉登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后，也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儒家也有“天地万物，造端于夫妇”的思想，这也是“把性放在关系的视角下”。
西方理论家所说的“爱”更多的是“浪漫情爱”，而中国人的“爱”却更强调“夫妻恩爱”。这两者对于“性”的作用，当然也就是南辕北辙。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有文化的阶层中的“性爱”与“情爱”之间的冲突及其对于人们的性实践的巨大影响，反映的也恰恰是性与爱情之间的关系。
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本土的、民间的、粗糙的理论，那就是“性、爱、婚相对论”。它说的是：性行为、爱情与婚姻是三种完全不同质的活动，它们三者最多也就是达成“三原色”那样的结构，只能交叉，不能重合。三者相结合的中间那个部分，就是现今中国人所说的“性福”。可是这个部分其实很小，只不过是主流社会的一种理想或者霸权，根本不可能涵盖或者制约性爱婚这三者的全部。因此“性福”才是另类，而相互冲突或者相对分离才是常态（侯荣庭、潘绥铭，2018）。
这种理论没有任何理论家的加持，也不知道如何翻译成英文，但是恐怕只有它才能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人的“全性”。
理论与调查必须一致
研究者必须考虑：自己所研究的这个问题，跟理论所说的问题是不是一致。在许多情况下，表面看起来一致，实际上可能不一致。例如，福柯的思想、吉登斯的思想其实与实践意义上的“性”没多大关系。因为他们并不是在研究“性的问题”，他们只是把“性”作为一个切入点，作为自己阐述某个宏大理论时的载体。例如，如果研究者希望研究“性的社会网络”，而福柯却是通过“性”来说明“权力”，若是直接套用他的理论，就无法提出适合于研究目标的相关假设。
调查的不同导向
首先是“问题导向”，也就是挑选理论是为了进行解释式的调查，是为了最后能够用理论来解释研究者对于某个问题的检验结果。
在笔者的四次全国调查里，有一个“问题导向”很鲜明，就是中国人的“性”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就是检验“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样的说法成立不成立。
与此相关的既有理论很多，但是笔者从自己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性”的理解出发，没有采用“理性选择”理论、戏剧论与符号论、交往互动论等新近提出的理论，而是选择了往往被视为“老旧”的社会资源理论（Bourdieu，1986；Coleman，1990；Putnam，1993；林南，2001）。
这是因为笔者认为：在阶层分化日益加剧的当前中国，任何一种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假设之上的理论，其本土适用性都应该打更大的折扣。
其次是“建构导向”，就是求证式调查，要检验某种社会学理论究竟是如何成立或者不成立的。
在笔者的四次全国调查里，要检验的是交换理论、脚本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这个排序也是按照进行检验的成功程度的排序，因此既是经验，也是教训。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第一个是考虑理论的性质，需要首先考虑它们有没有量化的可能性，有没有先例。例如福柯思想中的“权力”，在任何一个学科中有没有被量化过？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是理论的构建形式。如果它是完全用概念的形式构建起来的，那就需要看看有没有可能从中提炼出应有的指标来。有一些思辨的哲学理念，也是可以发现它有指标，只不过非常困难。因为在问卷调查里，相当多的内容是问不到的。尤其是关于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是无法操作化的（Pedhazur&Schmelkin，1991；巴比，2009）。
第三个要考虑的是该理论的时空覆盖范围。很多理论追求是普适性，而任何一个问卷调查都是时空限定的，因此必须努力地检验这两者之间的契合程度。
可惜，几乎所有理论的创建者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时空横断面，因此能不能确定或者提炼出来一个横断面，这是问卷调查必须考虑的。例如，如果要套用关于社会变迁的任何一种理论，那么怎么来确定调查的横断面究竟在何时呢？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到现在也很难确定其中的哪些年头在哪些范围内是哪些方面的转折点。因此，如果套用这种理论，就必须首先检验一下：现在研究者所确定的调查时空，是不是一个社会变迁的合适的横断面呢？
第四个要考虑的方面就是载体，大多数宏观理论的载体是整个社会，而绝大多数的问卷调查是直接针对个人。这两个载体截然不同而且无法相互替代。如果问卷调查的结果是由众多个体的回答所建构起来的，那么它就只能套用那些足以直接解释个体行为的理论，却不应该套用那些以全社会为载体的宏观理论。
当然，也有一些中层理论是以社区为载体来建构自己的，例如布迪厄就试图把“场域”作为其研究与理论阐述的基本单位，显然这既不是全社会也不是个体。因此，如果要套用布迪厄的某种理论就不得不论述清楚：在研究者的调查设计里，“场域”究竟是如何被转化为个人的呢？或者说，研究者所调查到的个人为什么就足以组成“场域”呢？如果没有论述这些问题，那么套用布迪厄的某种理论就必然是失当的。
第五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所有的宏观理论都有控制因素，但是创建者往往都没有直接说出这些控制因素。理论家往往认为，想当然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说了。例如，几乎一切宏观理论研究的都是人，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正常人，显然并不包括精神病、罪犯等。因此，在宏观理论中，这个控制因素是被作为“共识”而省略掉的。
可是，对于社会学调查来说，控制因素到底有没有，是什么，能不能找出来，这是足以决定问卷能否设计出来的问题。例如，在笔者的四次全国调查里，必须设置男性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女性是否正处于怀孕期、产后期这样的提问，否则所有的被调查者之间就缺乏可比性。但是，在福柯或者吉登斯的理论中，却全然不必说出这些控制因素，可以直接地谈论“性”。因此，如果试图直接套用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就不得不自己去吃透他们的著作，替他们把种种控制因素总结出来。倘若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再好的理论也只好割爱。
总之，套用理论是必需的，又是极其艰难的，不是因为现有的能够套用到问卷调查里面的理论太少，而是套用的过程太难（Behling, Orlando&Kenneth S.L.，2000；胡仕勇、叶海波，2003）。
因此，笔者把上述的各项总结为下面的简明表格，如表2-1。
表2-1 问卷调查套用理论的初步考虑
续表
笔者在自己的四次全国调查中，都应用了交换理论，因此以此为例来加以说明。
首先，概括，就是确定这个理论的基本要素，然后确保它们不走样地反映到问卷中。在笔者的经验中，交换理论的要素被确定为：交换双方的资源、双方对于交换的评价、交换中的权势关系、交换涉及的知识系统等，而且逐一转化为具体的提问。
其次，简约，理论往往是一个成分复杂、内容丰富的体系，但在问卷设计中，需要筛选出该理论中的那些与具体研究目标更加相关的要素。例如，交换理论总的来说非常重视交换的具体形式（Homans，1961；Emerson, Robert.M.，1981；布劳，1988），但是检索既有研究已经发现，在中国式夫妻的性关系的维系中，交换形式的差异很小，基本都是相濡以沫，因此笔者舍弃了这一要素。
再次，割爱，就是舍弃那些虽然很有意思的但是缺乏操作可能性的要素。笔者当然非常希望考察爱情在夫妻关系中的作用，但是爱情却很难使用问卷调查来加以界定，因此只保留了最基本的自我测定，就是对于爱情的自我满意度。
最后，界定，就是确定该理论的适用对象和范围。笔者主要把交换理论用来解释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建构。反之，在调查此外的各种其他性关系的时候，虽然也有许多内容相同的提问，但是其相关假设却改变了，不再是运用交换理论，而是试图检验用社会网络理论。
经过上述四步，在中国性问题的具体研究中，笔者所应用的“交换理论”其实只是交换理论中的某些要素。只要这些要素与具体研究直接相关，而且与交换理论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即可。这是无奈的变通但也是有效的操作。唯一应该把握而且应该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加以说明的，就是研究者如何证明自己对于原理论的这种改造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