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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煦回到了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攀登上了巅峰。这里作为一个讲坛，与其之前教职的立场没有直接和紧密的关系。福煦现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指导教师方面。原来的讲义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利影响，对于福煦理论的二手解读，使大纲有所模糊，加上其他人的润色修改，导致重点发生了变化。因此，福煦在第二次进入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时，比起他的思想而言，他的精力更加分散。
而且，人们不应该忽视8年以上的和平军旅生涯对福煦思想的影响。现在这是一个50多岁人的思想。福煦首部著作中的讲义，表明他努力将其思想具体化，构建了一个明确的框架。第二部著作则更为成形，然而这是指在细节方面，而非根本的内容。这说明福煦推迟探寻战争的哲学，是试图为其哲学奠定基础，首先要收集更多的材料打造基石。这是明智的初步工作，意味着福煦认识到其建设性工作所处之水平。
然而，后来福煦缠身于日常事务，其职业生涯遭遇了挫折。没有迹象，也没有更多的著作表明他试图完成自己的哲学研究。对于年届50的人而言，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更何况福煦还没有受过学术研究的训练，建构的工作量是无法预知的，而在完成建构之前需要经历多少否定也难以预料。最不容易的是，福煦需要从事职业军务，其现役之身份妨碍了思考，而只有付诸行动，才能评估才智的价值，而哲学上的质疑本质上会损害行动。
那么，福煦放弃追寻了吗？或许从未真正追寻过？福煦是否满足自己已经做出的解释？或者他愿意假设，如果按1870年战争的相同情况进行另一场战争，在已经发现战争指挥出了问题的前提下，他是否可以做得更好？福煦第二本著作的本质属性以及此后再无著作的事实，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推论。
1909年，福煦为《论战争的指挥》第二版所写之序言，更加确认了上述推论。在这篇序言中，他对最近日俄战争的分析，符合自己原有的论断。
在序言中，福煦首先指出了日俄战争与欧洲战争的区别。经过比较，福煦按逻辑认为，满洲的恶劣公路状况以及铁路的奇缺，妨碍了军队的战略性部署与调动，但正如他提出的那样，这似乎并不能认为这些条件阻止了“快速而强有力的一击”。福煦的论述似乎没有低估日本军人舍生攻击的意志。福煦据此断定，在日俄战争中，“两个敌对国家的存在并没有危险，只是未来堪忧”。“结论是”，有人会认为这个结论相当全面，“日俄战争的教训与我们没有完全或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无法复制的战争模式”。
不幸的是，福煦及无数其他人都忠实地重复着这一模糊不清的模式。福煦认为指挥层面临的特殊局限性，真正的原因在于指挥层未能认识到战争条件的总体变化。福煦认为战壕只是兵力机动的辅助手段，似乎并不认为战壕是理所应当的设施以及现代火力发展的产物。
因此，福煦得出结论，满洲战事的经验不会“影响战争的基本原则，而我会力图在本书中论述这些基本原则”。但福煦几乎没有提及战争的物质装备方面。关于机枪或有刺铁丝网，没有片言只语，然而这些方面却会严重挫败其作战考量。1910年，福煦观看东部航空巡回赛时发表的一项意见，证明了他在物质装备上的短视：“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对陆军而言，飞机没有任何价值。”
福煦以教徒般的热情宣传自己的理论学说，这表明了他的性格，以及对未来战争史的沉思。他不认为还有其他值得探讨的理论学说。与拥护权威理论学说的其他人不同，他不会言不由衷地赞美异端学说。他只是无动于衷地忽视其存在。
福煦的这种态度与其信奉的格言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自由思考，不能怀有偏见，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固守成见，不能接受未经讨论的观点以及仅仅总是听说或以往实践过的意见，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理性。”而当福煦遇到别人批判他的进攻信条时，他却不能回归理性。相反，他大声疾呼：“没有战斗就没有胜利。”“现在战争全面回归，这是武力决定论的时代，而不适用其他理论。”“从此之后，追求战术结果将比战略更为重要，胜利源自于战斗。”“现代战争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战术作战。”
这些极不协调的话语都出自同一人之口，而且他之后又如此感激封锁和宣传的帮助，这令人感到奇怪。不可思议的是，在福煦参加战争后，他所信奉的格言又与这些话语完全不同：“空中袭击可以粉碎一个国家的意志，可以让公众认为政府被解除了武装，于是空袭成为决定性的一战。”现在你的“战场”在哪里呢，哦，你还是秉持一种意见的人吗？最后，他的视野得到了拓宽。然而，为何那么晚才茅塞顿开，是想让法国高等军事学院的学生“学会思考”吗？
原因似乎是这样，《论战争的原则》中鼓吹“理性”，仅仅只是前言中的关键字而已，这是一片裹着糖衣的苦药，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吞咽下去。福煦的真正想法，哦不，是真正的感觉，体现在另一篇关于战争原则的参考文章中：“原则一经确定，便不得公开探讨。”福煦本人或其读者是否感知到了矛盾之处？若确立的一系列模糊原则以“等等”结尾，立论的这位导师又怎么可能感到满意。当然这是信念获得了压倒一切的胜利，而理性则可以弃之一边了。
在法国军界，福煦的理论学说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批判，更不用说在法国高等军事学院了。军人们不可能质疑战斗的普遍有效性，尤其是深受拿破仑传统浸润的军人。甚至进攻理论几乎无可争辩，少数发声批评的人要么已经离开了军队，要么已经达到足够的水平，可以摆脱教义崇拜。以致到了这样的程度，由于担心下台，即使最勇敢的人也不敢质疑进攻理论的最高权威。当福煦的学生巩固了在法国总参谋部的地位，他们为了掌控对福煦“高等理论”的解释权，于是发起了一场清洗运动。在实际情况中，崇拜一种通行的思维方式，往往意味着将其他思维方式作为异端学说而予以压制，以致终结了自由的思想。
不可避免的是，在一支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根据上级官长的性情，言论压制可能或松或紧，但是下级依然无法自由畅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由此而言，福煦是一个传道者，而非一名教师。福煦的一名学生比以往更加自豪地宣称，福煦具有传道者的单面性，也有免于受到挑战的双面优势。而且，福煦的耳朵也听不习惯含有不同意见的弦外之音。
军界之外，批判的声音可能受到较少的压制。但是，军界是批评声音最少的职业群体。而且，若批评家给传统的信条披上语言新颖而费解的外衣，他的学识将会受到赞扬，则收获颇多；若批评家逆潮流而行，强调本质孤立性，则损失惨重。因此，除了少数因恐惧而不能发声的人，真正的批评家可能为零。
在法国，至少有两位批评家，最重要的是格鲁阿尔，他是一名年轻军官，得到了米里贝尔
将军（General Miribel）的赏识，而米里贝尔将军是1870年后法国陆军的重建者，他的攻防理论颇具影响，从而成了对德战争的基本方略。然而，攻防理论逐渐失势，格鲁阿尔也未受重用。由于他没有读过法国高等军事学院，这成为他建功立业的一道障碍，而且他在关于1870年战争的著作中展现了无畏的坦诚，从而为自己树立了强大的敌人。格鲁阿尔的军事生涯遂告终结，1900年退役。格鲁阿尔摆脱了日常事务的羁绊，得以全身心投入战争和历史研究。他在法国以外声名鹊起，而在自己的祖国，由于常常分析拿破仑的弱势，特别是拿破仑在1813年和1815年的战役，导致传奇的推崇者慢慢不喜欢他的著作，那些编撰非史实性颂文以作军事学校教材的出版商也是如此。但是，官方认证的教授们自然不会鼓励研究这位质疑他们肤浅推论的作者，而且这位作者列举的残酷事实将扼杀他们美好的理论。格鲁阿尔深信诚实乃是历史的本质属性，而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完美无瑕才是历史的第一位要素。
1911年，格鲁阿尔出版了一本著作，根据历史经验教训预测未来，从而导致对其的抵制越来越严重。但事实证明，他极其准确地预测出了德国的计划，“最为重要的是，德军将从比利时发起攻势，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予以特别关注”。关于德军入侵法国的进攻路线，格鲁阿尔的分析相当深邃，同样警示了法国意欲所采用的计划存在的危险。“对于我们开战的逻辑后果方面，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我们一开始就发起攻势则将惨败；然而，若我们准备反攻（德军进攻部队的西翼），那么一切机会均将有利于我方。”格鲁阿尔的第一个预言在洛林和阿登高地得到应验，第二个预言则在马恩河一语成谶。然而，法军领导人已经削弱了兵力，降低了实力，致使攻势微弱，而原本可以实施决定性反击。
第二位真正的批评者是福煦的老战友马耶尔
（Mayer）。早在1890年时，马耶尔就预言，无烟火药的出现以及枪炮武器的进步，将发展出“捉迷藏式”的作战，南非和满洲的战争已经证明他的这个预言是正确的，而且应当完全警惕且不要迷信“举国进攻传统”的欺骗性魅力。
马耶尔的警告不仅徒劳无用，而且在一定程度并未为人所知，因为法国军事期刊以牡蛎式做法关闭了刊登质疑主流谬论的版面，但是马耶尔却在《瑞士军事评论》上找到了一个发表机会。
10年之后，由于得到了南非战争的证据支持，马耶尔再次进行了抨击，而且做出了重要预测，未来战争的形势只不过是：
两道人墙面对面，几近相触，中间只是相隔了一道死亡带。尽管一方或另一方具有前进的意志，尽管双方都企图推进，但是这两道人墙依旧岿然不动。
其中一些部队在正面鏖战的同时，将试图从侧翼包抄另一方。而另一方则会延伸其战线，双方陷于竞争，看谁能够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之下延伸至最长。如果可以无限延伸，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战场上存在天然障碍。战线将止于海洋、山脉以及中立国的边境。
因此，旷日持久的围城战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才能结束，例如财政枯竭、政治协商，或者后方厌战的官兵家人不再提供支援。
他们看到军队停滞不前，毫无进展，如果还遇到了悲惨的损失，则会越来越感到厌倦。这将导致战役的终结，而并非其他时代的伟大胜利终结了战役。
这是卓越的预言，马耶尔似乎可能读了波兰银行家布洛赫（Bloch）先生的预言书，他的推断更为准确。他们的预言契合了日俄战争不完全稳定的特征，然后又应验了世界大战。
马耶尔曾述及，他给福煦寄去了一份文章副本。马耶尔说，这没有影响福煦，无须其言，我们看到福煦没有丝毫疑惑，其随后出版的著作及其后续版本都没有修订，表明了他平静如水的心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福煦是自己理念的狂热信徒，他对待不同意见如此轻描淡写，以致他可以让异见者公开歌颂自己的著作。
马耶尔质疑福煦的基本理论，批评其“不只是危险的言论，而且是谬论”，福煦简单地回答说：“不要期望我会予以斥责。我们的友谊永远牢不可破。”这是福煦性格的光辉之处。确实，此等大度与温良令人敬佩。这些素质使福煦受人尊敬。福煦对攻击他的批评者宽容大度，同时对于批评意见也是装聋作哑。他愿意原谅，但却不想讨论。福煦漠视了出现谬误的可能性。他的理论受信念所支撑，而非基于推理分析。相比之下，钢筋混凝土的边境堡垒更易攻破。
与其说福煦是天生聋子，还不如说是他故意而为之。随着这些年的权力上升，他越来越成为鼓吹者。他的声音往往淹没了自己的思想。正如他未来的盟友黑格（Haig）一样，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张开嘴巴也就阻断了大脑的活动。与政治雄辩家不同，福煦不会反过来诘问异见者。他语速较快，句子较短，当他的演讲激起了力量，他那精壮的身躯震动，浓眉大眼发出亮光。福煦似乎在内置发电机的驱动之下，发出强劲的信念电流，连通听众的心灵，激起他们强烈的情感反应，关闭了他们大脑中更多的理智和分析元件。尤为重要的是，福煦的感染力能深入部分人的意识，通常称之为心灵。火花炽烈，以致遮蔽了语汇的晦涩，跨越其论点所存在的鸿沟，使不相关的事项看起来井井有条。
对于福煦而言，语言是行为的表现形式。由于福煦无视质疑，这一点极具感染力。他深信自己的论断，无视内心的质疑，从而平息了其他人对他的批评。为了理解作为军人的福煦，我们必须理解福煦是一名天主教徒。
福煦出任法国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对法国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福煦最深远的影响不在法国，而在英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改变了英国的历史进程，因为福煦为这个岛国的传统战争政策带来了革命。这次革命可以追溯至福煦对一名爱尔兰人的个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