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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煦在法国军事高等学院诲人不倦，沉思于战争之际，头顶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风暴。很快，一阵雷鸣声响彻云霄，不仅粉碎了他的学海遐思，还有他的教职，甚至几乎波及他的未来职业生涯。
先前的一起事件毁掉了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职业生涯，他是福煦在法国总参谋部的同仁，而即将来临的这场风暴是这起事件的反转结局。德雷福斯是反犹太主义的牺牲品，而福煦则是反教权主义的牺牲品。法国总参谋部在发现他们对一名无辜之人错误定罪时，并不是忏悔过错，而是采用了卑鄙的手段，而军事当局企图在爱国主义的烟雾之下，模糊化处理此事，掩盖真相，提出了“国家正处在危险之中”的口号。佐拉（Zola）在克列孟梭
（Clemenceau）的支持之下，揭露了他们的骗局。当真相大白之际，公众的厌恶之情尤甚，法国军队为此付出了代价，当局的永不犯错的定论遭到了真理和正义的拷问。
德雷福斯被释放之后，法国掀起了一起猛烈的运动，抑制教权和清洗军队，公众冷漠地看着这场运动，他们的同情心业已丧失殆尽。实际上，人们准备以更加强烈的行动支持国会，他们之所以失去信念正是源于无动于衷的习惯。
不幸的是，这场运动又只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指控犹太人到指控天主教徒。安德烈
（André）将军出任法国战争部长，实施了反教权清洗行动。作为法国军队的教育神坛，法国高等军事学院首当其冲。
福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名摇摆不定的共和党人，成为遭禁的一员。确定的事实是，他的兄弟是耶稣会会士，这对福煦相当不利，仅仅是政治立场上的不确定性，不足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1901年10月，福煦被流放至拉昂（Laon），以中校军衔到炮兵第29团任职，但对他的惩罚并没有结束。尽管福煦得到了晋升的推荐，但是安德烈将军没有批准。福煦只能屈居驻军小镇，担任副职，职权甚微，等待三年之后，方得晋升上校。
“我的职业生涯似乎被毁了，至少是严重受挫，即使我怀有幻想，我敬重的战友们不会欺骗我：‘哦！’他们跟我开玩笑，‘你可以无视现行体制，你可以享用自己的复活节圣餐，参加你喜爱的宗教游行，但如果这样的话，你永远升不了上校。’‘你，’我回答说，‘你是否期望谄媚和叫喊‘打倒牧师！’就可以避免麻烦？’没问题！如果你的内心这么告诉你，那就这么做吧。但对于我而言，无论发生什么，我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福煦确实做到了。
当有着同样遭遇的战友扬言辞职时，他反而认为，此等行径是逃兵行为。“你是懦夫！当战争来临时，你不得不忍受的事情比这糟糕多了！如果你现在都坚持不了，战争时怎么办？”
福煦即使感到沮丧，也从不放弃，更不用说去奉承巴黎的权贵们。他在理工学院的一位同学成了军方宣传官，当时福煦在给这位同学的信中写道：“我很少去巴黎，未求任何人，我静静地等待，然后被派往另一处驻地。”若首次听到此言，我们会怀疑这往往是希望如此的人杜撰出来的。但福煦的朋友，马耶尔上校相信这是真实可靠的。马耶尔批判地反对福煦的教学理论，这导致他对福煦的人品判断是可信的。他断言，即使福煦“虽然不为自己图谋未来，没有成就自己的野心，但他致力于使自己的理论获得成功”。这极具重要意义。这个评价为追溯福煦未来战争生涯的曲折道路提供了线索。
福煦被下放拉昂，并没有浇灭他对于使命的信念之火，而是利用闲暇时间将其在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期间的讲义整理成一本书，保存和传播了其理论。1903年，《论战争的原则》很快出版了，他在一封信中称这本书是“信念的著作而非科学的著作”。
拉昂成了福煦的蓄势待发之地，这是多么奇妙！这里成为鼓舞人心之地，又是多么不祥！1814年，拿破仑从贵妇小径（Chemin-des-Dames）进攻，在拉昂败于普鲁士之手，自此到敌军攻入巴黎之前，他难以恢复元气，从而注定了他的命运。福煦来到拉昂，此乃他军事生涯的放逐之地，似乎又重蹈宿命的覆辙，好像在沿着与拿破仑平行的路线前进。15年之后，就在此地，德军进攻贵妇小径，当时福煦已是协约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遭到了德军最严重的打击。经受此次打击之后，福煦只能勉强恢复军力。经受此次打击之后，巴黎危急。也许，拉昂上空笼罩着不祥的幽灵。
福煦的下一个驻地同样充满凶险的氛围，这就是瓦讷（Vannes）。1903年，在被推迟晋升之后，他到这里出任炮兵第35团团长。瓦讷位于莫比昂省（Morbihan），靠近比斯坎海岸（Biscayan Coast），此地到处弥漫着舒昂（Chouan）反抗红色恐怖的阴郁和可怕的记忆。因迫害和镇压，给祖先们烙上了神秘而蔑视的氛围，这里迷信而狂热的天主教徒却还依然如此。诡秘而残暴的一方与公然而无情的一方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在建筑物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当福煦到达这里的时候，他内心充满着愤恨，在他们武断关闭耶稣会大学之后，他的情绪更加消沉。
派福煦到瓦讷，这是要考验他对共和国的忠诚吗？让福煦到这么一个令人不安的地方履行上校之职，是否是给他一根绳子自我了断？他自己产生而且一直留存着这份怀疑。尤为重要的是，他的上级米勒将军（General Millet）是一名坚定的新教徒。如此精心设计这个陷阱的人却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也许忘了，早年米勒是福煦在法国高等军事学院的老师。
“如果他们认为我和米勒之间的信仰分歧将会引发敌视情绪以及冲突，如果他们期望如此，那么他们完全被欺骗了。米勒完全知道我的宗教立场，他也知道我有一个耶稣会会士的兄弟。他还了解我的其他事情……简而言之，如果现在我成了法兰西元帅，则应该感谢这位不具狂热主义的新教徒，当我的道路受阻之际，是他打通了我前进之路……米勒是我们军事生涯成功的源泉，除了他，还有霞飞和克列孟梭。”
在瓦讷，福煦遇到了意气相投的上级，更加有了信心，遂致力于提高他新任职团的炮兵操作水准。福煦务实的理想以及客观思维的习惯，使其不安于日常军务，而且也不屑于和平时期军人们往往关注的表面聪明。福煦作为一名团长，关于自己的任务，他问了一个内在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任务是什么？”福煦脑海里有着清晰的答案：“教授所部人员怎么开炮。”在这一重点任务面前，其他考量必须为其让路，各种命令和后勤事务似乎都是羁绊而非帮助，所有这些福煦都没有耐心处理。他在晚年回忆这段时期说：“军旅生涯中最愉快之事当然是指挥部队了，当还是上尉或上校时，尤是如此。上尉可以直接接触排或纵队……上校则可以影响一批军官……通过这些军官，上校可以塑造他的团，让这个团恰如其分反映出指挥官的形象。”
驻扎在瓦讷的一个便利是，有机会在休假的时候回到特鲁费恩特乌努，在这里，可以修整花园，放松身心。福煦在休假期间，准备将他在法国高等军事学院的讲稿整理成第二部著作出版。由于此书逐日分析了1870年德军将领的活动，将比第一部著作更具连续性，内容也更为翔实，1905年以《论战争的指挥》为名面世。
这一年，福煦的境况也发生了改变。米勒将军出任驻奥尔良（Orléans）的第5军军长，他赏识福煦在瓦讷的工作，将其调任为自己的参谋长。福煦的职权范围扩大了，而且继续在米勒将军麾下任职，他深感高兴。而且，福煦回到了一个充满历史和象征意义的地方，这次是更令人愉悦的历史和象征意义。奥尔良是复仇之地，造就了永垂不朽的圣女贞德（Joha of Arc）。1870年，此地也是法国人民的武装起义核心地区，这里几乎挽救了崩溃的法国职业军队。“保卫国家”运动最终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新酒的士兵装进了陈旧的将军瓶子里，撞到了德国战争机器，深受重创，法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重树因色当（Sedan）战役而受损的法军声望。因此，奥尔良成了一个鼓舞人心之地和充满隐喻之地。
1907年6月，福煦最终晋升为陆军准将，这时候，福煦56岁，而拿破仑在24岁就是陆军准将了。相比之下，世界何其不同。或许，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和“现代”战争之间也已是天壤之别。
福煦晋升为陆军准将之后，他得以指挥第5军之炮兵。但是，他的任期很短。博纳尔将军曾在福煦被解除教职前不久，出任了法国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现在他即将离任。早前，福煦继任了博纳尔的教授之职。对于福煦而言，这是天缘凑巧，福煦感到了可以再次继任博尔纳之职的巧合。
福煦肯定珍惜谋求这一职位的机会，这可以对军事思想施以影响，而米勒是他实现目标的同情者和推动者。米勒恰好是皮卡尔将军（General Picquart）的一位密友。皮卡尔不仅是一位法军将领，而且是法国战争部长。克列孟梭在1906年10月就任法国总理，因为他想补偿皮卡尔因德雷福斯案而在职业上遭受的牺牲，皮卡尔才得以出任法国战争部长。
米勒也像福煦一样，急于将福煦的战争教义放到更高的层次，试图让皮卡尔认为福煦才是博纳尔的最佳继任人选。米勒满怀希望地回到巴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然而，风云乍起。7月14日国庆节，在按惯例检阅部队之后，米勒将消息告诉了福煦：“昨天，我在圣多米尼克酒店（Rue Saint-Dominique）吃中饭。我想要从皮卡尔那里知道，关于提名你出任法国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事情怎么样了。皮卡尔回复说：‘我非常抱歉，无能为力。克列孟梭不想用福煦。’‘原因是什么？’‘你我都清楚为什么。’”米勒在转述完这场令人压抑的对话之后，话锋一转，再燃希望：“我们没有失败，只要我们迅速行动，就会成功。你赶火车去巴黎，我派你去，明天亲自面见克列孟梭。你向他陈情。他会对你有所评价。他会不由自主地被你吸引。太棒了！他是一个不喜欢畏首畏尾的人。你也是。你们就是天生一对。”
于是，第二天早晨，福煦前去勇探“虎穴”，他经过异常安静的巴黎街道，人们因国庆狂欢的疲惫还沉浸在睡梦之中。在福煦看来，这是不祥之兆。一位年轻的守门人低声吼道：“总理不接见……不管如何，现在有一个内阁会议。”
“还请向总理转呈我的名片。”守门嘟囔道，他会尽力而为。他回来的时候，带着惊讶的语气说：“总理要见你。”但是，他撇着嘴，似乎挖苦地说：“你想要见老虎，那你就去吧！”
福煦进入后，克列孟梭并没有起身相迎。反而充满怒气地坐着，身子前倾，就像他名字首字母的C，喊着问出了尖锐的问题：“你来这里做什么？谁让你来找我的？”
“米勒将军让我来的，总理先生。”
“我没有告诉他这么做。”克列孟梭回答说。
“确是如此，但米勒将军把总理先生对我的态度告诉了我。您反对提名我出任法国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米勒将军坚持我应该过来找您，亲自向您陈情。”
“好吧！那你说吧！”
“我作为一名军人，您有何不满的意见？总理先生。”
“没有不满，你是一名优秀的军官，赢得了上级的信任。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那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宗教立场？这我无可否认。我的兄弟是一名耶稣会会士？这才是问题所在。”
“你的兄弟是不是耶稣会会士无所谓，你的个人信仰也无所谓。”
“那究竟是为什么？”
根据福煦所言，克列孟梭巧妙地回避了他的质问，将话题转变到了一般性的国内和欧洲事务。他们谈了50分钟。已经到了9时25分，内阁会议本应在9时开始。然而，福煦坚持谈下去，同时也感到应该抓紧时间了。
“现在，总理先生，关于我自己，您的决定是什么？”
“啊！如果这只是一个部队指挥职务的问题，那我很快就会给你答案。但这是法国高等军事学院的院长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么，首先你会在学院教授什么？”
“我曾在那里教过的理论和我在贝尔赫-勒夫罗公司（Berger-Levrault）出版的两本专著里包含的内容。”
“我不知道什么内容。”
“请让我给您送过来。”
福煦于是告辞而出，前往他的出版商那里，将著作寄给了克列孟梭，然后乘火车回到了奥尔良。
然而，两个月杳无音讯。在9月陆军演习的时候，皮卡尔见到了福煦，还跟他说，必须到法国高等军事学院去教授一些经验教训。
“什么！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我要去那儿了吗？”
“看来是如此。克列孟梭已经读了你的著作。他对你没有意见，而且你现在是他的人了。”
然而，到嘴的鸭子也会飞走。9月25日，虽然收到了宣布提名福煦出任法国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文件，但在第二天的公报上，却什么也没有提到。这显然遇到了反对意见，在最后一刻推迟了。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消息。10月3日，克列孟梭打来一通电报，将福煦召至巴黎。
这是一个星期天。福煦再次来到了一幢建筑物，弥漫着不祥的宁静。虽然克列孟梭的接待比第一次热情多了，但他的开场白令福煦的希望破碎了：“无能为力。我想任命您。这看来是不可能的了。这里有一份档案对你不利，一份完整的档案，看！”克列孟梭指着一大堆的文件。福煦打开了看：“关于福煦将军的长官报告。来自埃纳省（Aisne）省长的报告——‘福煦是相当优秀的军官，但也是一名可疑的共和党人。’哼？你看。你有什么可以说的吗？”
“没有。倒不如说，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确切的事实。有吗？”
“等等，我看看……没有，报告上只有评价，而没有列举事实。”
“那你将其称之为完整的档案？”
据福煦所言，此次交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明显的结果却只能让克列孟梭暂时改变立场。
“我们先不管长官报告。还有更严重的指控。‘这名军官，在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担任教授期间，实际上教授形而上学，深奥难懂，以致愚弄了众多学生。甚至博纳尔将军都要求解除其教职。’”
“如果这是真的话，总理先生，那我必定是茹尔丹式（Jour-dain）的人，他写的诗连自己都不懂。只有这样，我才能教形而上学，因为我也不懂形而上学。”
据福煦所言，他的回答再次令克列孟梭感到满意，甚至被福煦所吸引，承认他在福煦的著作之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深奥之处。然而，克列孟梭又从档案里变戏法似的拿出了另一项指控。
“这名军官，在年度评等定级时，总是照顾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而损及其他学生。”为了强化这一指控，还有一纸附件，为首签名的人是格朗迈松上校。
“只有10个人签名而已，总理先生。从我手里通过的学生有700多人。”
最后的回答似乎说服克列孟梭相信了福煦的正直诚实，或者说，至少动摇他了对档案真实性的看法。福煦认为，这些档案是由法国战争部长办公室主任图泰将军（General Toutée）所搜集的，目的是为了“捏造事实”，用以对付他。根据传言，图泰将军自己就是这一职位的主要竞争对手。
第二天，《公报》（ Official Gazette ）刊登了福煦出任法国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公文，从1908年10月8日开始履职。这是对他1900年遭遇的完美补偿。“我被从窗户扔出去之后，通过正门回来了。”福煦获得了更大的成就感，这次个人的复仇不仅使他有机会为国家的复仇厉兵秣马，而且成为国家复仇的预兆。福煦的事业以及祖国的军力复兴，在他的脑海里比以往更加清晰。凤凰正在涅槃。
正如先前的预兆，奥尔良成了福煦命运的转折之地，在这里，他塑造了法国的军事思想，将在战争时刻拯救法国！福煦到来之际，即具象征性意义。1908年，福煦见证了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出版了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重要著作《贞德传》，旨在推翻一个传奇。福煦的掌权以及到巴黎任职被视为一次还击，这是法兰西对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回应。福煦自己则被视为一个雄性化身——奥尔良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