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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煦如何准备其教授之科目呢？从他自己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能够迫使我致力于专业，那就是去教授它……我问自己：‘战争的要素是什么？’我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简直是为我而生之人！他的书里有一些真金白银的东西。”确是如此。克劳塞维茨的长篇巨著相当之厚重，若学生没有长时间研习，则难以消化。只有经过数年的学习和思考，才能将难懂的论述总结为容易消化的要点。如果要产生能够中和克劳塞维茨式发酵思维所需的消化液，这也需要批判能力以及广博的历史知识。
福煦不具备这些使其进阶的素质。多年以来，与绝大多数军人一样，福煦一直埋头于技术与战术研究，除了遵照官方理论的固定套路，在地图或者演习场进行模拟战演习，没有在更高层次的平台上施展身手。倘若福煦在闲暇时只喜爱读史，那么所读之史书似乎也受内容之限，实际上半知半解。他读书认真，反复翻阅，再三思量。然而，这样思考的效果，则取决于阅读吸收的材料以及读者背景的深度。
在福煦的讲稿中，并看不出他遵循了拿破仑的建议，“阅读和重读从亚历山大到弗雷德里克等诸位杰出将领的战史”。福煦只是回溯至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并简单补充了1866年和1870年各战役的研究，这导致他所做结论的基础势必狭窄。如果这不能让福煦总结出来普遍真理，那么浩瀚的资料也妨碍了他提炼出具体理论。关于拿破仑的战役，当时军事文献中盛行的盲目崇拜趋势，导致福煦可以阅读的书籍都将拿破仑描绘为一个完美无瑕的战争天才，而且在1870年，文献还不太完整。福煦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强烈的意愿进行批判性研究。
事实上，福煦的某些印制讲稿充满了引语，会给非专业读者留下知识广博的印象。如果稍经分析，便可发现，其中许多引语似乎只是众所周知的格言而已。假若追溯福煦思想的历史起源，而非哲学源头，那么他未以引用的话语更具重要意义。
福煦的战争理论并非原创，而源于最近的时代。福煦战争理论的哲学框架直接取自于克劳塞维茨，他是普鲁士军队的总教头，欧洲军人眼中公认的兵圣。1866年和1870年战争的结果证明了他的理论正确无疑，准确地诠释了拿破仑的军事思想。
克劳塞维茨宣扬征服意志的至上美德，这是尚武之国穷尽无限暴力发起进攻的唯一价值，以军事行动之力量碾压一切。他主张，首要目的应该是在战斗之中击溃敌军主力。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在战争史上很少能够实现。这种观点的所谓倡导者是拿破仑，但在其早期作战中，一般都是攻击弱势敌军，而非精锐。在战果最为辉煌的战役中，在敌军企图投入主力之前，拿破仑就斩断了敌军的左膀右臂。后来，拿破仑意欲改变作战方略，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圣赫勒拿岛（St.Helena）成了他的宿命之地。
克劳塞维茨在宣扬其战争理论时，至少措辞模糊，提出了一些保留性条件。不幸的是，克劳塞维茨教义中的基本要旨吸引了追随者的注意，却忽视了他的保留性论述。因此，克劳塞维茨教义遭到了扭曲，追随者对其进行了片面的强调。
福煦是克劳塞维茨更为极端学说的鼓噪者。福煦认为，歼灭敌军主力是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战斗是“战争的唯一理由”。这种极其狭隘的认知致使他忽视了其他压力因素，即海军与经济。这也导致他进入了矛盾的陷阱。福煦断言：“追求战术结果的战略无法成功。”尔后，他对1796年战役进行了不完全研究，从而来论证其一般理论。在这场战役中，波拿巴没有全面与敌交战，也没有决战，就实现了目标，战略如此卓越，以致无须战斗。
福煦只是理解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显著普遍性，而不是其微妙的潜在含意，这是福煦第一部著作《论战争的原则》（ Des principes de la guerre ）开篇诸章的显著悖论。尽管生动的语言和引人注目的隐喻给人留下了光辉的印象，然而，言语的尘埃却遮蔽了思想的光芒。福煦在试图定义战争的原则时，顿时出现了不确定的困惑，于是以“等等”结束了其简短的原则清单。
福煦到法国高等军事学院任教一年之后，在理论教学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纳尔上校（Colonel Bonnal）离职，致使课程的教授岗位空缺。博纳尔研究总结了拿破仑战术的秘诀，即主要归结于其运用了一支战略性前卫部队，部署用于搜索和捕捉敌军，使敌军无法自由行动。福煦被告知他将接任博纳尔之职时，由于不能充分确信自己提出的战争原则，据说他曾短暂地拒绝过。如果是因为不自信而导致他拒绝，说明福煦确实心存合理的疑虑。
显而易见，福煦自身研究的不完整，已然成了一个真正的障碍。因此，当福煦坐上“军事历史、战略和应用战术”的教授之席，他将应用战术置于前两个主题之前，这才是他的职业经历所涵盖的领域。换而言之，他只满足于教授自己所知之识，将其嫁接于一种战争基本理论，而此种理论是他从权威之士那里承继而来，并未经过批判性的研究。他告诉学生，必须学会推理分析，必须“自由思考，不能先入为主”，此乃正确之理。不过，福煦马上又予以限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生学习的理论“不能公开讨论”。
“关于福煦的这种观点，这是他的军事训练经历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倾向性，也许还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他不可能质疑自己军事信念中的克劳塞维茨式基础，因为这些基础完全符合自己的性格，也就是以其不容置疑的意志力和强烈坚信的信念力克服重重困难。”
“因此，福煦对于法国战争理论的贡献在于增强了其克劳塞维茨式的特征。”当时的众多法国军事思想家通常认为，拿破仑的取胜秘诀是在军事行动中运用了某些几何学公式，福煦先前也是“几何天才”，反而总结出来一个精神方面的秘诀，即“征服的意志”。他引用了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一句话：“一场战斗的失败是因为某人认为这场战斗失败了，而从实际意义上而言，没有战斗是失败的。”他据此主张：“若因士气导致战败，那么也可以因为士气而获得胜利，某人可以说‘一场战斗的胜利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失败’。”他以此揭示了战争中最根本真理的一个方面。然而，福煦的逻辑顺序是不符合逻辑的，而且论证相当不充分。关于胜利来源于士气因素的主张，其逻辑推论是确定无疑的，“一场战斗的胜利是我们自以为敌人已经失败了的战斗”。这是指积极的士气决定了胜利。其次是消极士气，这是积极士气的必要补充，即指拒绝承认战败。
当战争来临，正如福煦的教学上的主要成就是将积极士气注入了消极士气之中。即他认为防御的胜利乃是一种进攻，在这一点上，他大受裨益。然而，如果他保留逻辑次序，首先思考积极士气的形成问题，胜利可能来的更早一些，而且付出的代价最少。
当福煦说到“我们”，他实际上主要不是指部队，而是指部队的指挥官。“军队之于指挥官，犹如长剑之于士兵；唯一所值之物，乃是军队从指挥官那里获得一定的冲劲。”“战争的伟大战绩均出于指挥官。”福煦喜欢引用拿破仑的名句：“征服高卢的是恺撒，而不是罗马军团。罗马是在汉尼拔面前颤抖，而不是迦太基士兵。”但是，福煦对于指挥官重要性的强调是单方面的。与其削弱敌对指挥官的意志，福煦更倾向强化自己的意志。
因此，他几乎不关注突袭的积极运用，但突袭却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且是可以使敌军相信或者迷惑敌军以为自己已经战败的主要手段。但是，福煦在教义中，并没有完全忽视突袭战术的运用，而是降低了其重要性，认为其只是某一点上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实际作战行动的补充。拿破仑以前的杰出将领们将突袭战术作为“古老剑术”的一部分而加以运用，以影响敌军微妙的心理，但福煦摒弃了这种战术。而且，当武装国家开始普遍出现，此类令人鄙夷的“小规模战争”已经被淘汰了。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福煦对于士气力量的绝对信念，使其低估了诸如军备之类的物质因素。福煦的著作并没有重点分析武器及其未来发展对于战略和战术的影响。他太过于专注指挥官之士气，而忽视了优势或劣势武器可能对于部属士气的影响。因此，他往往没有注意到这对于指挥官实力的影响，结果导致战争来临时，他自己深受震动。
福煦对指挥官意志力量的关注如此不平衡，这是否存在一种特别的理由？我们是否可以追溯至1870年的大惨败及其给福煦留下的印象？他决心纠正这些大惨败给法国军队造成的自卑感。然而，对于福煦的关注点，一名心理分析学家可以发现其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这导致他的教学方式具有片面性。
另一个矛盾强化了这种认识。福煦的教义是希望强化学生的抵抗力和耐力，这是重要的防御性素质。这一点上，福煦受到了赞誉。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福煦自己又倡导进攻。他的所有教义都集中于一个理念，即“组织一次最大和最终的攻击”。正如在他的历史战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吉尔伯特上尉（Captain Gilbert）的影响，虽然福煦并没有公开承认他的理论是一个源泉，但此种影响的表现仍然相当明显。19世纪90年代的任何法国军事讲师需要一些技巧来避免遗漏吉尔伯特上尉的影响。
吉尔伯特的理论曾在法国军事思想史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认为巴赞及其防御策略是1870年法国战败的主因。吉尔伯特是霞飞在理工学院的同学，他的光芒高过霞飞，当疾病打断了他的军事生涯时，吉尔伯特注定成为他们那一代的杰出领袖。军事生涯的中断并没有浇灭他的精神，或者说是影响力。即使弃戎投笔，吉尔伯特仍然成了主宰命运的人。吉尔伯特姓名的两个首字母“G.G.”很快闻名于军事文献之中。格鲁阿尔（Grouard）离开法国陆军之后，致力于写作，他是拿破仑战略最为敏锐的阐释者，曾评价吉尔伯特说：“几乎所有他的判断都成了法国高等军事学院和法国总参谋部史政处的意见，他们只是吉尔伯特的代言人。”
有人会说，格鲁阿尔是一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在其历史著作中，狭隘地追求真理事业，以致那些负责军事教育的军官越来越不喜欢他。相反，吉尔伯特振臂高呼复兴“法兰西之怒”，他关于1870年法国战败的解释一针见血，从而取悦了法国军界。吉尔伯特成了进攻理论的鼓吹者。福煦是吉尔伯特与格朗迈松（Grandmaison）学派之间产生联系的声带，格朗迈松是“强势进攻”的最后倡导者，也是1914年惨败的始作俑者。
然而，福煦的中庸立场表明，他相当简略的理论相对而言不那么极端。福煦虽然过度相信，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是绝对可靠的救济之法，但他也认为需采取特定的预防措施。福煦作为博纳尔的继任者，自然会采纳其前卫部队的理论。而认可此种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前卫部队理论通常会成为几何式理论，因此须掌握灵活性。他逐渐灌输这样一种理论，即作为进攻的安全保障，有必要“拖住”敌军不动，这也是采取进攻行动的准备措施。前卫部队应成为主力部队的眼睛和膀臂。在试图予敌致命一击之前，必须扼住敌军的咽喉，否则可能徒劳无功。福煦在课堂之上，以单人格斗的形式描绘此举，并运用深具冲击力的肢体演示，强化学生对这个精辟比喻的印象。通过肢体演示，福煦无意识地强调了其教学方式的本质具有战术性趋势。
福煦的两部著作都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安全保障的问题，即进攻时确切的情报以及行动安全。他连篇累牍地检视了历史战例，以论证之。在他的《论战争的原则》里，最长的章节是研究了1866年纳霍德（Nachod）战役中普鲁士小股前卫部队的微观战术，这与书名所示有所不符。关于福煦所用之材料，他似乎应当感激库内（Kühne）在这一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福煦的第二部著作是《论战争的指挥》（ De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其论证更加层次分明，且更切主题。这部著作避免了第一部著作中的不足，论述范围只提到了连续性战例，即1870年战役的第一阶段。众多法国和德国战史学家仍然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研究，这个领域仍有很多细节可以挖掘，于是福煦逐时逐日研究了一名指挥将领的工作，这方面他相当得心应手，结果大有收获。福煦感同身受地评价了毛奇（Moltke）的诸多良策，但发现，毛奇的所有失误都可归因于忽视了“安全保障”原则。如果毛奇没有合理预估法军意图之行动，而是运用一支总前卫部队寻找法军并牵制之，结果将会更好。在福煦看来，毛奇太容易按先入之见行动。然而，德军下级指挥官的团队合作极其卓越，当战斗秩序与实际情况不符时，他们可以采取行动来实现秩序精神，其作战主动性可以弥补失误，但是法军却做不到这一点。福煦极其强调这种“理智的纪律”，并给予了最高的赞誉。
福煦著作的读者认为，作者轻松地将战争哲学转变为了具体的战例，好像从云端落到了坚实的地面之上。然而，如果福煦的视野能够再宽广一些，他的观点也许会更加确实可信。在他有关“安全保障”的研究中，他的思维太过于集中在了确保攻击实现目标的问题。福煦不够关注下一步会发生的情况，或者太自以为是地认为目标就好像和平时期步枪靶场中为人熟悉的铰链板，会应声而倒。他所认为的敌人是将会逃避打击的敌人，而不是可能会原地等待反击进攻的敌人。福煦如此坚定地确信，将沿一条直线打击目标，而过程中不会受到干扰，也不会停下来思考是否需要削弱目标之抵抗。
福煦并没有研究迂回战术的心理问题。如果他考虑了迂回战术，也是认为这只是向敌军侧翼实施几何线运动。
我们现在追溯福煦有限历史研究的影响。福煦的教学很少注意到攻防的可能性，以及诱使敌军疲于攻击，然后实施反攻，而这种军事思想在历史上极其丰富。福煦将拿破仑推崇为军神，但却没有分析拿破仑最得意的奥斯特利茨战役，而且他完全忽视了威灵顿及其取胜之道，注意到这两点具有重要意义。
福煦认为进攻是作战的重要形式，战斗次序是，首先搜索敌军，紧咬之，最后，“在某一点上予以致命一击”，预备队则“作为一条棍棒”，以其重量和冲力粉碎敌阵中的一部分（此部分敌阵是其组织链的一环），从而最终击溃敌军。这种理论本质上具有机械学和数学的特征，然而原理太过于简单。从曾经声称士气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人嘴里说出这样的理论，令人颇为费解。特别重要的是，物质因素，即现代武器的发展，暴露出了其谬误所在。为了旗开得胜，而在某一点上集结优势数量的兵力，实施熟练的机械性进攻，若以100名或更多的士兵拿着刺刀冲锋，敌军一个人只需要在1挺机枪后面，机械性射击，即可挫败进攻。进攻的队列越多，死的人也就越多。若第一线部队未能突破只有1列守军的防线，那么在这里的纵深集结5列或10列的预备部队，也就毫无意义了。面对这一困境，1914-1918年，机械性运动理论破产了。为了突破敌军防线，也是为了适应战局之变化，还是得重新采用各个时代反复实践过的古老突袭谋略和计策。
福煦的错误想法部分原因在于其不当地认为“武器的进步必定会增强进攻的力量”。他通过纯粹的数学计算得出了这一令人惊讶的结论，如果某方以2000人进攻1000人，而双方都装备每分钟能开一枪的武器，进攻方则比防守方多出1000发的射击机会。若装备每分钟能开10枪的武器，那么这一差距将达到10000发。这忽视了实际情况，即现代防守者可以从掩体后方射击，而且在攻击方暴露时，可以更加仔细地瞄准。
福煦以相当贴切的明喻比较了其研究历史战例的方法与科学家运用显微镜的方法。福煦研究的致命错误是太过于微观。他只专注于适合其理论的拿破仑和毛奇战例，而忽视了其他历史战例。如果福煦研究了美国内战，他可以发现防守力量正在逐渐高于进攻力量的明显证据，以及战斗不是仅有的获胜手段的新证据。
通过另一个明喻，福煦将其理论比作“在危险的海岸上点起的篝火，照亮迷途的航海者”。然而，他往往无视武器的影响以及突袭的必要性，其理论成了导致法国军界航海者搁浅在浅滩而几近沉没的失事之灯。福煦的那一代学生，以弟子之道，将其理论发挥到极致，把征服的意志上升为克敌制胜的名言警句。福煦的门生迷恋于进攻的优势，深信只有以充分的热情实施进攻，方能成功征服敌人。于是导致在1914年，子弹使指挥官的部下横尸遍野，从而击溃了指挥官的意志，这是最为残酷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