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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炮兵齐射的炮弹震动了教室的窗户，似乎正在宣告德军占领了梅斯要塞，城市注定要陷入德国人永久奴役的命运。
这是1871年5月11日黄昏，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在梅斯东面，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ort-on-Main）的天鹅酒店，俾斯麦亲王（Prince Bismarck）和朱尔斯·法夫雷
（Jules Favre）已经在一份重要文件
上签了字。从此以后，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Lorraine）大部分割让给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
。
坐在圣克莱芒的教室里，炮弹传达出的信息，不需要任何解释。男孩们一跃而起，校监也站了起来，神情更为肃穆，放声而哭道：“我的孩子们？”然后，哽咽无语，低了下头，双手紧合，仿佛在祈祷。这一悲痛的时刻，铭记在学生们的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尤其是福煦。
其他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一烙印更加深入心灵。由于当时的夜间没有火车通行，所以在三天乏味的旅程之后，福煦才回到被德军占领的梅斯，发现德军竟然驻扎在校园里。德国人带着胜利的光环，急于确立征服者的权威，如此所产生的刺痛，令敏感的年轻人更感痛恨，因为他们感到无力报复。但并不一定总是这样。福煦自己讲述了所见之故事：“在我们经常嬉戏的院子里，一个波美拉尼亚人看守着我们，他以我们把球扔进了禁区为借口，于是拿走了我们的球。然后，我召集了所有伙伴，发起了冲击，最终从他手里夺回了球。”福煦和历史学家都没有提及，这次攻击是否招致了德军的惩罚。也许，与法国年轻人情绪化对待德国人相比，德国人更加体谅法国年轻人。
当福煦前往南锡（Nancy）参加理工学院入学考试之际，重新激发出了他的爱国自豪感。这里是洛林省的古老首府，在支付战争赔款之前，曼陀菲尔将军（General Manteuffel）的德军部队一直占领着南锡，他来这里为进入法国陆军而与他人角逐，当他每天走出考场时，却不得不忍受着屈辱听德国陆军的军乐。
这可能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尽管在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中他取得了名次，即在140人中名列第76位，然而根据他在梅斯的学业成绩，这个名次并不高。更可能的情况是，尽管他对宗教乐曲一向敏感，但是由于这时听到的伴奏音，让他的耳朵变得爱国性失聪，以致半个世纪之后，他声称自己所知的唯一音乐是《马德隆》
（Madelon）的前两小节，否认了他是瓦格纳（Wagner）爱好者的说法。
显而易见，1871年德国军乐造成的伤害比听觉印象更为深入，在42年后收复接管南锡时，福煦用齐鸣的号角来洗刷他的记忆，这宣示了他将施予更大的报复。因此，在离开圣克莱芒之前，这是他致力于实现的一个人生目标。根据一项轶闻，他当时宣称：“我们必须收复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法国不能再被打败了，我必须成为这两省的解放者之一。”从上述话语之中，自然可以看到这充满了个人成就的预示性意义。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可能会怀疑这是否符合事实。但是，这只是任何年轻爱国者想收复国家失地而都会顺理成章发出的声音。上述话语的光芒不在于讲话人异常的洞察力，而是他稳健地致力于履行自己的使命，为机遇的到来做好准备，这种机遇可能到来或者也可能不会到来。
1871年11月5日，理工学院重新开设新班，校舍是原来纳瓦拉学院（College of Navarre）的建筑物。因此，此时出现了一个巧合，对于福煦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欢迎与吉兆。福煦在塔布入读的第一所学校大门上镌刻的拉丁文格言，也出现在了这里的大门之上，“这座楼屹立于此，直到蚂蚁喝干了海水，乌龟绕行了地球一圈”。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不久，福煦来到了这里，幸运的是，这座大楼还依然存在。这些建筑物曾被共产党人所占据，一个营的轻步兵突袭此处，他们的突然攻入，致使占领者只能通过化学实验室逃走，也使建筑物避免了焚毁的厄运。然而，在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Lachaise）炮台
炮击先贤祠
（Panthéon）时，由于射击精度较差，这些建筑物曾被击中。它们也曾见证了共产党人的死亡，当军队对暴乱实施报复行动时，在这些血腥的日子里，共有2万人遭到就地处决，这种过度的报复也许是为了发泄因外敌入侵而遭受的屈辱。
对外战场上战败的耻辱，国内动乱的辛酸记忆，理工学院的每一堵墙上的累累弹痕，在1871年每一名在读学生的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只有首次穿上制服那一刻所带来的光明才能驱散这些阴郁的记忆。福煦到了暮年，甚至还能回忆起第一次穿上军装跨步行进时的激动心情：“我们的脚后跟轻踩着地面行进，我们挺直了腰板，仿佛世界已发生了某种改变。”然而，学院一段时间还有一间停尸间，残存着修道院的阴郁氛围。
学校里的学业日渐艰苦，但却没有娱乐活动可以缓解压力，这里的娱乐消遣总是很少。学校允许学员长时间学习，福煦受此激励，于是前往图书馆，以此放松身心。于是，他重新研读了拿破仑时代的文献，并在沃尔特·司各特
（Walter Scott）的著作中发现了历史浪漫主义的更多魅力。然而，无论他多么热忱而勤勉，这个积极进取的加斯科涅年轻人还是在这种氛围下感到了令人厌烦的压抑之情。他渴望在第一学年末找到释放的机会，这时他的排名提升到了第47名。
当时，当局鼓励理工学院学生进入位于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一所炮兵训练学院，即炮兵应用学校（École d’Application）。法国军队正在整编，缺少军官，尤其是炮兵和工兵军官。法国的惨败至少表明，法军的技术兵种不足。
福煦的入学申请得到了接受，1873年2月，他转学至炮兵应用学校。因此，这位新晋的炮兵士官对拿破仑的往事有了新的看法，因为拿破仑也是炮兵出身。一个如此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无疑将受到枫丹白露的遗风的震动和激励。炮兵应用学校长途骑行穿越森林的训练，不仅具有实用之目的，而且还有神秘的色彩，这也在吸引着他。这种双重目的性具有典型的特征。在18个月之后，福煦顺利完成了所有课程，他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福煦优异的成绩可以让他有权利选择去野战团还是去基地，他最终选择了驻塔布的炮兵第24团。福煦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也许是一个巧合，他是想“在大山的庇护之下作战和实现梦想”，这是他选择服役地点的动机。
在炮兵第24团度过两年循规蹈矩的军营生涯之后，福煦受到共同参与爱国重建的感召，1876年，他离开塔布，前往索米尔（Saumur）的骑兵学校，以精进其骑术。他如愿以偿，甚至习惯了骑兵式走路的生活方式。他也爱好骑术，骑上马之后，英姿飒爽，尔后，他得到有别于任何军官的最高赞词是“他是一匹纯种良马”，这也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进入骑兵学校的主要动机上，福煦谋取未来的实用目的多于纯粹的乐趣，他将乐趣全部投入事业，因为太过于专注，以致最初的激情也慢慢减退了。在晚年，他坦率承认曾放弃过骑术，自己挖苦道：“40年来，责任高于信念，因为军事信条有云，战时应一直在马背上。我迫使自己每天都骑马，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天气如何，我都会在早上7点半至9点半骑马。看看这多么讽刺！战争爆发了，持续了4年，甚至比这更长，但在这4年里，我却没有骑过一次马，除了庆典阅兵，我很少有机会展示我的骑术。实际上，当我开始指挥军队作战那天开始，就没有再骑过马了。这多么可笑！”
在索米尔的岁月里，福煦初心未改，只是日渐成熟，意志也比以往更为坚定。他在索米尔的同学注意到，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冲动而又矜持，充满活力而又懂得克制。他仍然低头而行，深深沉浸在思绪之中。同学们的印象是，福煦在索米尔的肌体训练与理工学院的智力学习具有一样的影响力。
1878年9月，福煦的军阶晋级为上尉，由于当时的军官非常少，导致他上升特别快。他从索米尔前赴驻雷恩（Rennes）的炮兵第10团就职。在一代人之后，著名的德雷福斯（Dreyfus）军事审判案件
让这个布列塔尼
的（Breton）小镇恶名远播。福煦却在这里感受到了双倍的幸福，他深爱着布列塔尼，成了此地的养子，而且这种养育之恩是确信无疑的，他还与一位布列塔尼女孩坠入了爱河，因此他与此地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从传统、宗教和氛围来说，对于福煦而言，这个省是一处现成的精神家园，他自己就是凯尔特人和天主教徒，更容易被这里的魅力所吸引。在雷恩，他第一次见到了朱莉·比安弗尼（Julie Bienvenue），多么聪慧的一个名字！她是一个律师家庭的独生女，也是一名孤儿，她原来的家庭与福煦一样，也都是笃信宗教的坚定中产阶级。她也是凯尔特人，中产阶级的基石之上流淌着文化和神秘主义的血脉。正如其未来的丈夫一样，朱莉·比安弗尼的父亲一系有着普通的世俗传统，只是她的父亲偏好于诗歌和教会史。朱莉的外祖母在圣布里厄（St.Brieuc）将她抚养长大，外祖母有着戈达尔·罗沙尔（Godart Rochard）的血统，罗沙尔在拿破仑军中冒险经历远多于舍瓦利耶·迪普雷所部。
福煦并没有着急结婚。1880年，他离开雷恩前赴巴黎，到法国战争部炮兵委员会（Artillery Committee）任职。在那里，他负责为炮兵士官编写有关炮兵器械的官方教材。尽管普法战争后的火力材料以及开火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而当局总是忽视此种官方指南的需要，但在一本非官方手册成功面世之后，当局方才幡然醒悟。于是，炮兵委员会决定有必要出台一套官方指导手册，任命福煦上尉负责编制。福煦知道，若官方指导手册出版，将会扼杀非官方手册的销路，而非官方手册的作者是他在理工学校的老友，他一边提醒作者，一边放缓官方指导手册的出版进度，以让非官方手册有机会在其他版本面世之前可以销售一空。
这次官方的著述经历似乎没有鼓舞他在官方著作方面建功立业，对此他在晚年有过尖刻的评论。但是，这至少影响了福煦的写作风格。从那时候起，福煦大胆自信而腹稿周密，以及严格遵循统一大纲的文风，转变为逐次明确、强调重点的行文习惯。因此，他自己叙述了风格的演变：“一位18世纪出生的迈诺特将军（General Minot）跟我说，‘你写得太差了，根本没法读’。我写的东西空洞无物。在理工学院，我们都是在膝盖上写作，在教室里并没有桌子。这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我成为中尉之前，也没有经常用笔写作。然后，我拿起了大钢笔，与伦伯尔德特斯（Rumboldtes）开始写一部宏大的著作。我必须练习写作，相当刻苦。6个月之后，将军对我说，‘你写的东西开始易于阅读了！’而且，这迫使我放慢了写作的速度，然后有时间深思，想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福煦也许高估了自己的收获。慢慢写作，这是笔控制了思维，而非思维控制了笔，也往往导致思维生硬，思路不连贯。可能是这个原因，福煦晚期的战争著作中，存在着结论不确定的思想和自相矛盾的论述。在准确性方面，他的组词遣句以及标点符号的错误，都可以追溯到其经常出现的思维不准确问题。
1881年，福煦转职炮兵第9团。他休假一般会在布塔列尼，但没过两年，当他32岁时，他结了婚。在进入理工学院12周年之际，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成伉俪的爱人可能发现，10月31日至11月11日的12天成为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日子。他的婚姻有着坚固的爱情基础，并非因为心血来潮的激情，不会影响到事业的发展。即使他休假，携妻返回圣布里厄，也是定时7点起床，外出骑马，然后再回来学习。
现在，福煦的近期目标是进入法军的参谋学院（French Staff College），即位于巴黎的法国高等军事学院（École Supérieure de Guerre）。他在1885年获得了入学通知书，两年之后，以第四名的成绩毕业。10年之后，福煦自己成了一名教师。他说：“尽管我们法国高等军事学院创立于1876年，但是直到1882年至1883年，才以理性与实用为基础而在法国教授战争学。镌刻在墙上的铭文不足以建立战争学校。”因此，在他看来，此时就读法国高等军事学院似乎是恰逢其时，即使这么说稍显勉强。也许，后人可能认为他入学过早。福煦在此所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自己尔后的教学生涯，他所教的学生，实际上是1914年前最终计划的制订者和战争理论的奠基者。“他们的成果你们必定有所耳闻。”历史表明，根据门生的理论来评价先知是不公平的，但是历史可以通过福煦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评价他，他亲自践行了自己创立的理论。
1887年11月，福煦从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出任驻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第16军见习参谋。这处驻地距离地中海非常近，福煦的父母故乡也近在咫尺，去那里甚为便利，然而，前提是故乡的家没有荒废。1880年，福煦的父亲已过世，在儿子的眼里看来，父亲死于长期营养不良。拿破仑·福煦“早逝”之时，享年77岁，显然这个家族的长寿标准相当之高。
在福煦婚礼的几个星期后，他的母亲离世，在瓦伦丁，只有姐姐仍坚守在这条断裂亲情链的一端。斐迪南家族的分离在更深层次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福煦永久迁居在了布列塔尼。福煦与其妻子经常回到布列塔尼度假，在这里他可以放松身心，从尘土飞扬的驻地和闷热的办公室里解脱出来，专注于阿莫里凯拼写游戏，更加坚定自己的内心。几年之后，大约是1895年，福煦承认最终沦陷于此地，他购买了一处名为特鲁费恩特乌努（Treufeunteuniou）的小型物业，就在普卢让（Ploujean）附近。
福煦为自己的这一举动找了另一个更为简单的理由：“我的妻子出生在布列塔尼，与法律相反，在那里丈夫经常随妻而居，事实上，几乎总是如此。十分之九这样做的人都展现出了明智的判断力。这就是我购买小地的原因所在。”
普卢让更靠近北部海岸，位于历史悠久的莫尔莱（Morlaix）郊区，那里的三角墙木屋，楼梯建在屋外，带着内院，保留了中世纪的浪漫色彩。这座房屋的轮廓简朴，用石头建成，呈长方形，遍布着葡萄树的藤蔓和金银花，并用伯切利安（Brocéliande）大森林的树木作为框架，看起来柔和而温暖。此处物业占地70英亩
，有一部分是野兔和鹧鸪的家园。因此，对于福煦而言，这里有充分的机会享受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可以练习他最擅长的技能，而且可以为其军事讲稿总结出最令人喜欢的隐喻来源。
福煦在布列塔尼购房成家是他家庭生活中的一个里程碑，之后，他也许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重要里程碑。每一个里程碑都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从1895年以后，福煦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举足轻重之人，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这个最重要的里程碑到来之前，福煦还需要跨越一个鸿沟。福煦的参谋见习期结束之后，他成为驻蒙彼利埃第16军所辖第31师的参谋。福煦早前共事过的人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产生了磁场效应，他注定很快从陆军边缘回到了中心。1890年8月，他被召至法国战争部，成为总参谋部第三局的一员，第三局是“作战”部门，处理战争计划事务，这是总参谋部的最高的圣殿。关于福煦对第三局以及同仁对福煦的印象，他自己曾说：“当时他们仍然相当守旧。我被认为是那里的革命性人物：我写的命令简短，不会写满所有分类格，他们批评我。我回答说：‘我是否做好了每一件事？’‘是的。’‘那么，你还要什么？’”
福煦在40岁的时候，还能有如此桀骜不驯的个性，恰好证明了他的道德素养，表明他仍具备作为领导者和教师的两种关键素质。陆军不仅是一个保守性组织，本质上还具有退行性。进步遇到的此种天然阻力，一向是为了防止前进过快而产生的风险。然而，更为恶劣且更加确定的危险却是倒退的危险，这已为历史所充分证明。正如一个军人推着小推车往山上走，如果这个军人不推了，战争机器就会倒退，而且将会碾压他。福煦被认为是陆军中的一个革命性人物，这只是说明陆军还有活力，而跳动的脉搏才能表明思维尚存。倘若一名军人不再具有革命之精神，他无疑已成一具木乃伊。如果年届40的福煦仍保持着推动进步的精神，事实上树立了适当的道德理念，很快就可以产生影响力。福煦的进取精神来自他的视野与学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准备迎接挑战而产生的结果。
军事领域的一个悖论是，非正统意见能够得到倾听的最可靠途径，就是先证明自己精通正统作战。为了保持练兵场上的圣母无罪成胎理论（immaculate conception
），而不顾战场的准备，那可以被认为是一名战术爱好者，然而如果作为教官能证明他的理论优于其他人，他的非正统思想就会得到宽恕。
福煦得到了研究更广泛战争问题的机会，但走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这也就不足为奇了。1891年，也就是福煦在总参谋部的第二年，法军举行了秋季演习。“天呐！这就是秋季演习。按惯例，结束的时候会有一场点评会，我奉命组织……结果令我感到惊讶。在宽120米、长100米，犹如只是手巾大小的矩形场地集结10万以上的人，这先前没有成功做到过。我让他们按军的编制行进通过。到早上8时，阅兵场上甚至连一只猫都没有。10分钟之后，10万人就全部进入了阅兵场。他们从各个方向呈纵队而非延长队列进入。点评15分钟之后，阅兵场又完全清空了。每个方队都按照自己的路线前往乘车站……犹如一群麻雀飞走！”
当年，福煦晋升为陆军少校，尔后离开了法国战争部，到团级部队挂职，指挥一支驻温森斯（Vincennes）的骑炮兵部队
。这本身就是一个预兆，因为炮兵部队的机动部队传统上颇受重视。1894年，他再次回到总参谋部的作战部门。1895年10月31日，他出任法国高等军事学院的军史、战略和应用战术助理教授。这是福煦的决定性机遇，而且对于他实现理想方面，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同寻常的是，19年后的这一日，福煦的生涯以及法国被包围的部队遇到了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