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个拿破仑

这是1851年的10月。几个月之前，维多利亚女王在亲王 的陪同下前往海德公园主持了万国工业博览会 的开幕，开创了国际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水晶宫（Crystal Palace）也许并不是和平精神的安全容身之所。甚至在开幕之际，乌云正笼罩着英吉利海峡的那一边。

三年之前，法国试图撤销一项失业救济金政策， 以致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引发了“六月起义”以及对其的镇压行动，结果法国社会党从上遭到摧毁，而法国共和党则从下崩溃。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在评论中写道：“法国需要一个拿破仑！”法国并没有等待太久。无限的民主铺就了无限专制的复活之路。1848年11月的新宪法规定，总统集普选确权与权力授予于一身，实际上就是有实无名的皇帝。刚刚得到选举权的民众投票给了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他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的侄子，也是继孙。拿破仑很快从荒唐的冒险家摇身一变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救世主。民众对拿破仑一世无尽地奉承以及无限地忠诚，使手握大权的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费尽心机要将总统之位变成终身制，且欲加封皇帝之名。议会竭力抵制此种潮流，但却软弱无力，致使自己折戟沉沙。1851年秋，当拿破仑集结力量对付议会时，议会却眼睁睁束手无策，最后，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之夜”，拿破仑发动了政变。

正好两个月之后的另一个夜晚，与拿破仑同名的一个卑微之人也制造了一场“内部”危机。历史也许存在着巧合，同代之人几乎很难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这是最为普通的人类危机，出现在分娩之前。这件事发生在一张床上，这张床放在一间屋子后面阴暗的凹室里，而法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几百万间这样的屋子，没有什么区别。这间屋子有两扇百叶窗，这是面包店楼上一套公寓八间屋子中的一间，位于比利牛斯省（Pyrenean）小镇塔布（Tarbes）的圣路易街（St.Louis）43号。这套公寓的主人是拿破仑·福煦先生，他出任上比利牛斯省秘书长这样一个体面的职务，为弥补其微薄的工资，政府给了他这一套公寓。

拿破仑只是因为工作而与塔布镇结缘，并非存在家族传承的关系。其家族来自邻省上加龙省（Haute-Garonne）的瓦伦丁村（Valentine）。如果将他的孩子比作一种外来植物，事实上这个孩子充满了遗传特征。正如一种植物那样，尽管有时候会移植他处，福煦家族也能很快在新环境里生根发芽。而且，家族基因将影响着后世的未来。

可以确定的是，福煦家族自17世纪以来一直定居在瓦伦丁，其一个先祖让·福煦（Jean Foch）于1693年死于此地。还有一种不确定的传说是，福煦家族在法国宗教战争时从阿尔萨斯 （Alsace）南迁。很有可能的情况是，福煦家族的迁徙路线没有这么长，他们来自阿列日（Ariège），且起源于比利牛斯地区邻近的凯尔特人古老部落。

盛名之下，“Fouch”（福煦）的语源也充满了想象。一种合理的解释是，“Fouch”源自于他们的封建领主富瓦（Foix）伯爵，富瓦的本地方言发音就是“Fouch”。这可能来自拉丁文Focus或者Fodium。从象征性意义上而言，“福煦”的谐音存在着有趣的巧合：军事领袖之“火（fire）”或者消灭敌人之“火”， 或者说是阻止敌人前进的“壕（fosse）”或沟。

如果有心，还可以在瓦伦丁的纹章上找到神秘的意义，这里曾经是一个重镇。瓦伦丁的纹章与古代法兰西王国的纹章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该镇在法国诸省中是独一无二的。其纹章的图案是：一头狮子托举着皇冠，下面放着百合花，两侧还各有一名天使侍奉着。这皇冠难道就预示着1918年11月11日？狮子难道象征着勇气，或者象征着英国的联盟？天使又是什么呢？也许是美国雄鹰的精神化图腾，也许是即将出生婴童的守护天使，婴童经常需要天使的保护，而天使也会慷慨给予之。

当我们从想象回到历史，必须承认，福煦之名并没有浪漫色彩。福煦家族最初是造纸匠，在路易十四当政的年代，他们成了羊毛商人，为了探索冒险之路以及展现在危险贸易之路中的勇敢精神，他们翻越大山进入西班牙。这段经历强化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使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为后代收集起源于西班牙且具有宗教味道的基督教名字。到了多米尼克·福煦（Dominique Foch）时，福煦家族激起了一些小浪花。他不仅是家族的领袖，而且还是大革命时期的瓦伦丁镇镇长。在此之前，他与其神父兄弟参与了谁能主导瓦伦丁镇的激烈家族斗争，从而共享了荣誉。

在大革命期间，多米尼克的兄弟及其竞争对手退居幕后，将费心费力的领导位置留给了多米尼克，而他也表现出了对权力的渴求。最为重要的是，在议会里，他距离实权人物只差一个等级。一开始，他出任驻瓦伦丁国民警卫队第2连的中尉。在文件上，他的签名是上尉参议，也许在军事狂热新兴之际，这相当之重要。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他相信令人期待的波拿巴 会在恐怖达到高潮之际，驱散暴动的乌合之众，于是他强力维持着瓦伦丁的统治秩序。

当波拿巴在法国掌权之时，多米尼克·福煦出任市长一职，他在瓦伦丁的权力到达了顶峰。他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为了庆祝新任要职，他修建了一座新房子，门道壮观，正面有7扇窗户，宽敞的客厅装饰精美，悬挂着一位当地艺术家创作的装饰画板，如此豪华的台阶以及主人的奢侈也许会让这位艺术家的作品黯然失色。

多米尼克·福煦在家庭生活方面也一样春风得意。在14年的婚姻里，他共养育了8个孩子。1803年，他为新出生的幼子取名拿破仑。 他没能活着看到拿破仑登基，但是快乐地期待着他能够称帝。由于他自己在军事雄心与激进爱国主义方面壮志未酬，幼子的教名则借用了贝特朗·杜·盖克兰 （Bertrand du Gueselin）之名。一年之后，由于繁多操劳，耗尽了心血，多米尼克·福煦英年早逝。

多米尼克·福煦无论在他儿子身上寄托了何种军事梦想，都将面临破灭的命运。很快，他们的梦想遇到了滑铁卢。于是，拿破仑·福煦转而投身文职队伍，以期建功立业，这支文职队伍几乎与拿破仑的大军团（Grande Armee）一样庞大，只是少了一些指挥杖而已。有一段时间，他在卢尔德（Lourdes）任职，尽管直到一代人之后，圣母玛利亚方在此地向农家女孩伯纳黛特显灵， 而卢尔德早在当时便已是朝圣之地，因此家族的传统宗教倾向更加深植于他的内心。1832年，拿破仑·福煦与阿热莱斯（Argelès）的舍瓦利耶·迪普雷（Chevalier Dupré）之女玛丽-杰奎琳-索菲（Marie-Jacqueline-Sophie）结为夫妇，为其后代注入了尚武的血液。

迪普雷在16岁时离家，服役于多菲内地区（Dauphiné）的猎兵部队，这是法国皇家陆军的一个精锐军团。革命战争让他有机会去赢得勋章，并在驻意大利法军中谋得一职。奥斯特利茨战役 之后，迪普雷的军阶晋升为上尉。1809年，在西班牙战役中，迪普雷第三次负伤，结束了上阵杀敌的生涯，1812年，他荣获“荣誉军团勋章”。为了彰显其新晋之尊贵，迪普雷设计了一个盾徽，包括一只跃立的狮子、一把拔出的剑和一只高卢雄鸡，这又是一个具有预言性的象征图腾。

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迪普雷只能以仅存的尊严聊以慰藉。他慷慨资助老战友以及愿意聆听他忆述昔日荣耀的其他人，以致自己的生活并不容易。迪普雷在家中是说一不二的人，妻子的唠叨也无法阻止他的慷慨，但这样的结果使得迪普雷更乐意接受女婿的资助。1849年，拿破仑·福煦在塔布任职，他邀请岳父和岳母离开自己的家，到塔布与他们同住。只有了解时局以及拿破仑·福煦的民族主义，我们才能懂得迪普雷这个女婿的想法。

巧合的是，拿破仑·福煦这名老兵“葬礼号”吹响的时候，却是一名年轻军人的“起床号”，他站在拿破仑·福煦这一边接过了这名老兵的最后一棒。

这一天是1851年10月2日，晚上10时，拿破仑·福煦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斐迪南。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兄长。长姐尤金妮娅（Eugenie）一生未嫁，她是瓦伦丁拉列斯神 （lares）的守护人，甚至比她的长寿兄弟们还活得长久。长兄加布里埃尔（Gabriel）是一名律师，在塔布执业。热尔曼（Germain）在斐迪南之后出生，他参加了耶稣会，这在尔后间接危及他所深爱兄长的职业生涯。

在斐迪南的童年时代，似乎一直受到宗教与拿破仑的最强烈影响。当伯纳黛特·苏比鲁（Bernadette Soubirous）在卢尔德山洞里第一次看到圣母显灵时，斐迪南只有6岁。拿破仑·福煦比纯教徒更为虔诚，比教会更迅速地接受了显灵事件的真实性。他运用自己的说服力，及其妻子的祷告，支持伯纳黛特。这段时间所经历的伟大精神洗礼，不仅增强了父母的虔诚度，而且影响到了孩子们的敏感心灵。不过，这样的启示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实际上，父母如此慷慨的宗教博爱，并不足以产生炽热的地方爱国主义情感。在他们沐浴于卢尔德圣母之光前，瓦伦丁的神秘启示则影响更多。早在伯纳黛特看到圣母显灵之前，布迪皮伊（Bout du Puy）的圣母教堂就是一个朝圣中心，而且瓦伦丁是本丢·彼拉多 （Pontius Pilate）的出生地，通过他尚存的故居可以驳斥质疑这里不是朝圣中心的人。也许，我们可以追溯到斐迪南儿童时代产生的不可磨灭的某些印象。

拿破仑对他的影响则要稍晚一些。斐迪南3个月大时，尚在襁褓嗷嗷待哺，他的祖父突然过世。老近卫军与新近卫军还没有来得及举枪“致敬”。实际上，这个少年还牵扯到另一位拿破仑时代的人物，那就是他的姨婆（Grand-Aunt） ，她是作为一名鼓手参加过法国前皇家陆军、后升任将军的诺格斯将军（General Nogues）的遗孀，孩子们都叫她“妮”姨婆。詹妮一遍又一遍讲述着拿破仑指挥作战的辉煌事迹，从不厌倦。而且，由于她极其耳背，滔滔不绝的话语总是难以打断。另外，她沉迷于往日的生活习惯，以致对于当前的认知出现了错乱，也许另一个拿破仑和第二帝国的崛起增强了此种困惑之感。因此，姨婆常常谈及“小拿破仑们”，在福煦的儿童时代，瓦伦丁的人也都这么称呼他们，好像姨婆和他们都曾实际经历了第一帝国的往事。“你还记得吗？斐迪南，他在那天晚上举行的舞会”或者“你还记得吗？斐迪南，在奥斯特利茨的那个黄昏……”带着孩提时代不屈不挠的逻辑思维，小男孩都会一丝不苟地回答：“不记得，姨婆，我还没有出生呢。”也许，更让斐迪南高兴的事情是，可以穿上诺格斯将军的旧制服参加一场晚宴。然而，有关拿破仑的点滴故事不可避免地灌输进了易受影响的孩童思维里，加之对于家族逸事的兴趣，让斐迪南产生了探求稍微可靠的知识的欲望。

如果认为这位勤奋的小男孩有相当奇特的爱好，那么当你得知他早年 最喜欢的是梯也尔（Thiers）大部头多卷本的《执政府与帝国史》（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斐迪南自己也常说：“我在11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马伦戈（Marengo）战役和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战役了。”他强调特拉法尔加着实令人惊讶，如果我们相信他朋友亨利·威尔逊爵士（Sir Henry Wilson）的话，事实确实如此，50年之后，斐迪南赞同霞飞（Joffre）的意见，英国海军不堪“一击”。然而，少年时期的文学兴趣通常强于同化力。知识易得易忘，而智慧却经久不衰。

最初的一次巧合，显现出了拿破仑的影响。当他10岁那年，斐迪南已经在塔布的公立中等学校就学，在度过前途光明的第一年后，却突然在第二年未进入褒奖名单。当时拿破仑·福煦被调任罗德兹（Rodez）的公共会计，因此他的儿子也得转学。就是在罗德兹的公立中等学校的时光决定了斐迪南的未来职业。不可思议的是，与同时代的拿破仑·波拿巴一样，出现了类似的箴语，他的数学老师阿米拉（Almeras）断言：“你具有几何学的天赋，将来可以入读理工学院 。”

由此，斐迪南有了一个目标，这反而更好，因为寻找目标也是困难之事。理工学院不仅是培养炮兵与工兵学员的院校，而且是通向文官政府绝大多数高级职位的大门。

但是准备实现目标的努力却遭遇了中断。斐迪南15岁时，他的父亲被免去职务，在等待重新任命之际，他将儿子送到波利尼昂（Polignan）的神学院就读一年。牧师们都是辛勤的教师，他们鼓励斐迪南专注于数学。而且，其他学生几乎都比他年长，准备赴任神职。正如斐迪南后来所说：“他们一直都勤奋学习……因此，为了跟上他们的步伐，我必须努力迎头追赶。我在那里最佳的收获就是迎头追赶。”

他的父亲出任圣埃蒂安（St.Etienne）的征税员，斐迪南和加布里埃尔于是进入了此地的圣迈克尔（St.Michael）耶稣会学校，斐迪南曾在神学院就学的经历开始使他显现出了优势。兄弟俩与同龄的同学们角逐学业，获得了各种奖励，顿时不受同学们的待见。但是，比利牛斯距离他们很近，这使他们免于成为书呆子，至少在假期里，他们可以回到瓦伦丁，享受户外生活。最快乐的事是陪着父亲狩猎或者钓鱼。

据说在一次旅行前，父亲发现斐迪南坐在地板上翻阅有关拿破仑的书籍，据此决定是否在假期里去钓鱼。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话，这反映出当时拿破仑已经在斐迪南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说这个故事是后来虚构的，那也恰如其分。

回忆往事，有时斐迪南独自走得更远，与众人失散，使得这样的野外远足更添迷人的乐趣。1869年，在斐迪南获得高中毕业会考证书之后，他前赴梅斯（Metz）的圣克莱芒（St.Clément）耶稣会学校求学，在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6个月没有见过太阳，我不习惯这样！我来自比利牛斯地区……后来我慢慢适应了。但是，这个过程很艰难。我必须勤奋读书，在那里，他们都很努力。”

那么，对于这位虎背熊腰、头发金黄和下巴方正的比利牛斯年轻人，学校同学会有什么印象呢？斐迪南的与众不同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任性而忧郁；他好看的蓝色眼睛柔化了健壮结实的体格；羞涩而渴望友谊；他虽然沉默寡言，但可以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走路的时候目视地面，但与他人交谈时，可以直面相视。由于斐迪南的出类拔萃，在第二学年，同学投票授予他智慧大奖。

1870年战争 的到来中断了他在理工学院的光明前途。正当军队动员起来并相互交战之际，福煦正坐在梅斯的考场里笔试。由于太过于兴奋，以致无法集中精力，思绪从纸上飞到了近在咫尺的战场。准备的论文主题回荡在福煦的脑海之中：“论克莱贝尔（Kléber）的思想发展—‘年轻人必须训练自己的能力’。”为什么呢？他很快找到了答案。他可以进入理工学院而成为一名战士，而非一名文职公务员。

他在8月的某个炎日入伍，梦想实现得比预期还早一些。第二天，麦克马洪（MacMahon）于8月6日在沃思（Worth）战败的消息传过来，而且法军开始向摩泽尔河（Moselle）全面撤退。福煦后来回忆说：“在省府 前面，我看到了拿破仑三世。广场上都是四轮马车，皇帝乘坐其中一辆马车动身，看起来气色不佳、疲惫不堪，而且沮丧消沉……格兰德酒店成了司令部。巴赞（Bazaine）的参谋人员驻扎在那里，一片混乱。巴赞将军正在玩桌球。”如果这次回忆掺杂了听到的传言，但并不影响这个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几天的经历，更加强化了此种印象。

在风声鹤唳之下，学院关闭，学生遣散。惊慌失措的人群挤在站台之上，这时，福煦赶上了一辆前往巴黎的火车。他所在的火车车厢里有一名农村老妇女，她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难民，唯一的行李是一盆天竺葵。当他回到圣埃蒂安时，并不安于这里遥远的宁静，经其父亲允可，他参了军，成了第4步兵团的一名列兵。虽然福煦的知识足以称得上是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但却不足以胜任一名战士，因此他还必须学习，首先是在圣埃蒂安的兵站受训，然后进入了索恩河畔沙隆（Chalon-sur-Saône）兵营，训练和学习使用武器的过程沉闷而又重要。

由于法国国防政府必须依赖于“缺乏情报和激情”的诸位将领，训练比以往所需时间更为冗长而乏味。这些将领是“旧式学校培养的守旧之人，他们认为，士兵和军队应慢慢培养”。正如福煦所见，以及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徒劳无用的训练使他们失去了绝佳的机会，甘必大（Gambetta）本可以让德国人妥协而签订一份令人满意的和平协定，而不是被拖入一场漫长而无益的战争。

然而，法国将领们的认知视野仅仅局限在练兵场上。与法国当时绝大部分新兵一样，年轻士兵福煦注定的命运是，没有开过一枪，题就得到了解决，战争结束了。至少在他看来，他的密友圣克莱芒的里韦·德·肖斯皮埃尔（Rivet de Chaussepierre）更加幸运，获得了委任，但在战场上阵亡。据说，福煦得知消息后说：“他死得光荣，令人羡慕，应该为他报仇。”

尽管福煦未经战阵，但也得以幸存。“在我们进入训练营之前，几乎都没有服过役，在训练营里，我们睡在帆布帐篷里面。我们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冬天，像苍蝇一样一无是处。我们为何得到如此愚蠢的对待？因为老家伙们认为，只有最严格的训练和历经艰辛，并且睡在帆布帐篷底下，才能塑造成士兵，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

福煦这次短暂的经历并非毫无收获。从他的所见更多是所闻中，他学到了具有无限价值的失败教训。在汲取知识养分的年纪，他看到了军队内在的失败因素及自然趋势。“指挥官们学习如何作战，犹如一头大象学习如何爬梯子。那么上校呢？最多善于指挥一个连。甚至有更低级的部队！在前线，指挥官嘴里叼根烟，喊着‘冲啊！’士兵们紧随着他们。指挥官肯定是勇敢的，而且相当之勇敢！但是勇敢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士兵，优秀的士兵，而不是指挥官。指挥官应该会指挥……他们不是愚蠢的，而是聪慧的……他们涵养极高、精力充沛、幽默风趣。只是昂首阔步，并以光辉的姿态行军而过，这是不够的。”

这名年轻的士兵认为他还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思维方式，以及更广阔的视野。他的问题在于如何吸取教训。历史的问题在于，当他亲自指挥作战时，他记住了多少教训。这就是说，在接下来四十余年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涯中，他的光芒会暗淡下去吗？他会落入传统的思维之中吗？

在1871年3月退伍之后，他至少带着丰富的经验回到了梅斯，继续学习数学，他的目标不仅是成为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而是更上一层楼，加入军队。现在，他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军队之中出人头地。 qOx8oyDlIzresZtLVz0YAlXtdqgJfOIeW8CWwEih63ESziiz+tki7Z8B9fC1ei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