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无意自诩为一本“官方”传记，虽然在资料收集以及史实核证方面，魏刚将军（General Weygand）给予了慷慨的帮助，还就若干特定问题向我讲述了他的看法。我应该给予魏刚将军更多的敬意，因为他没有以任何方式来影响我的判断，并避免为其所述之事附加条件，因此出于更公正的立场而言，我应当明确声明，魏刚将军不对本书所得结论承担任何责任。

我知道本书的结论可能有悖于对法国陆军元帅福煦功绩的普遍认知，但并未否定福煦的精神。对此，我的遗憾之情无人可及。我深入研究战争史之后，面对展现的史实，放弃了原先的认识，也是心有不愿。如果我可能有批判性评论，我只能说，我是自由运用史实而在严格的范围内进行批判，这正是论述历史真相所需的态度。我所作之批判都是基于不容抹杀的史实。由于我有一种感觉，相较于史实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福煦的精神可能对其行为产生了更多难以捉摸的影响，我有意识地克制了自己的批判。

我强烈希望本书不能被视为对福煦的“攻讦”或“揭露”。本书无疑也指出了福煦太过于专注进攻理论及其在战争中的实践，这不仅给法军，而且给其盟友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然而，除了这个问题，本书认真分析了最高统帅部在世界大战背景之下所受的限制。因高级指挥将领难以掌握战局之实情，以及不能在知悉战局变化之前适时采取行动，以致不利于其发挥有效之影响。

我对进攻理论的批判，不会超过福煦元帅自己的苛评：“对于进攻特别情有独钟，因而招致无功的败退和惨重的损失。”我的补充仅仅是追溯了福煦元帅在培育这种“情有独钟”方面的影响，这种“情有独钟”导致了1914年及尔后“无功的败退和惨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