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国经济学社

马寅初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每隔一段，总要把自己做事的计划向社会公布。到期后又总结得失，告知媒体。名人这种公开、透明的做派颇受大众喜爱。20世纪30年代初马寅初的个人计划，通常讲到四件事：（一）中国经济学社方面；（二）研究方面；（三）立法方面；（四）体育方面。学社列于首位，可知振兴中国经济学社在他心中的分量。马寅初是位知行合一的行动家，既思之则行之，既行之必成之。

马寅初1924年加入中国经济学社并出任副社长后，以他的学识、社会活动的才干以及政、商两界的深厚背景，很快成为学社的灵魂人物。1927年，学社设立经济原理、财政与银行、运输及贸易、实业及劳工、会计及统计五个分股研究委员会。以马寅初主持的财政与银行股“颇形踊跃”，最有成绩。他还积极促成上海分社和留美分社的创立。如此呕心沥血，缘于一个神圣的信念：现代经济学初入故土，人微言轻，不成气候，与引导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大使命极不相称，必须尽快组织起来，通过互动与交流，活跃学术，加速“中国经济学”的成长，形成品质高、有声望的学派，集中发出声音，方有望影响政府和实业界，实现决策科学化，引导中华民族走上理性发展的轨道。

马寅初离开北京前后，经济学社的中坚刘大钧、卫挺生、陈长蘅等亦纷纷南迁加入南京政府，经济学社的核心力量转移到了东南沿海，而来年上海分社扩张迅猛，人数已超过总社，成为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最集中的地方。马寅初与其他理事审时度势，决定1927年的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由上海分社筹备。11月，年会隆重举行，社员达到184人。当时经济学界的名家大多已加入学社，其中留美归国经济学者有马寅初、李权时、刘大钧、何廉、陈达、卫挺生、陈长蘅、唐庆增、董时进、顾季高、潘序伦、王建祖等；留日者有贾士毅、孙拯、徐永祚、谢霖、张家骧等；留欧者有刘秉麟、杨端六、陈翰笙等。王亚南观察到，中国经济学社“（到了）民国十七八年，它差不多已把国内大学讲坛上与社会论坛上的知名经济学者，都吸收到了它的阵营里” 。在此次年会上，马寅初以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地位和社会声望，高票当选为社长，刘大钧为副社长。会后，理事部由北京迁移到上海。为了增强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同上海工商界的联系，以实现提高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的双重目的，学社在已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后，积极向政界、商界扩张，形成了以经济学者为主，由政界、商界、文化界的精英人物共同组成的学术团体，并建立了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广州、平津、开封7个分社。

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马寅初出任了8届社长，另外两届因社长不得连任若干届的规章而更由刘大钧、黎照寰各任一届，但实际掌舵人仍是马寅初，诚如刘大钧于1935年广州年会上当选社长时所坦言：本社有十三年之历史……马寅初先生担任社长，征集基金，推进社务，不遗余力，故本社能有今日，实受马先生之赐。今年因社章限制，马先生不得连任，故暂由大钧滥竽，年余以来，毫无贡献，扪心自愧，明年改选社长，甚盼马先生仍旧主持一切，使本社社务日益发展。

对于学社发展壮大的几个关键环节，马寅初从决策到落实，无不全力以赴，抓出实效。1934年1月1日，马寅初谈及：“中国经济学社成立迄今，已十有一载，夙为社会人士推重；而学术方面所负之使命亦綦重，现有社员六百余人，内普通社员四百人，永久社员二百人。兹拟于明年一年内，扩充永久社员为三百人，以经济学者为中心，竭力充实本社季刊内容，以副读者之雅望。至本社基金方面，总社已筹有相当数目，勉堪敷用。来年拟专为杭州分社筹募基金二万元，为现已落成之社所建造花园，添植林木，并设置自来水等，以壮观瞻。此外如添购图书，设立杭州分社阅览室，以供众人阅览等事项，均已先行分别着手进行矣。” 1935年1月，又总结道：“时序匆匆，一年已满，以上几种计划虽未能一一实现，然已办到百分之八九十，岂非人生之一大快乐乎？” 马寅初谈到的杭州分社，所在地就在宝石山顶端的保俶塔西侧，原为杭州市肺病疗养院，迁走后修葺一新，经马寅初与身为经济学社社员的杭州市市长赵志游商定，以年租费一元的价格，供杭州分社使用。在此工作，如入画中。

学社的基础在于社员的水准和档次。随着学社影响的扩大，马寅初在组织发展方面，确立了走上层精英路线的方针，争取将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尽入囊中。1929年，社员入社介绍人由2人增加为5人。1930年更新章程：社员资格，应取限制主义，凡无经济著作或经济事业上有贡献者，不得入社案。学社不看重数量的扩张，重在质量的高标准。

在发展学者的同时，马寅初另辟蹊径，积极吸收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名流入社。从1927年年底始，工商界名流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都锦生、吴鼎昌、周作民、史量才、卢作孚等先后入社。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乃至全国著名的资本家除虞洽卿、杜月笙等少数外，几乎都加入了中国经济学社。1932年，马寅初报告，现在社员“实业家银行家占三分之一”。工商界巨子的加入，对学社筹募基金、开展各项活动颇有助益，社会影响水涨船高。另一不为看重却实实在在的好处是，当时的中国经济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实业界的经验、信息，可补学者治学之短缺。

马寅初非常看重这一点，专门论说道：“余素来主张研究经济之人，应与事业界有成绩之人互相联络，遇有重要问题发生，可以共同研讨，使双方意见，不致相去太远。中国经济学社，以三分之二之经济学者，与三分之一之事业界巨子，合组而成者，其目的亦即在此。而其有利于国家社会，必非浅鲜。英国所以无大革命发生，即因国内官僚（贵族包括在内）与思想界两阶级，地位不相悬殊，英国执政之人，多与思想界接近，故适于国情之学说一经传布，易为政府采择，革命潮流，遂可阻遏。以我国目前情形观之，有知识之人，往往喜唱高调，与事实离开太远。中国经济学社同人，有鉴于此，故将两类人才，合在一起，交换意见。则读书人之思想不致过于激烈，而事业界亦不致过于保守，社会秩序，始能安定。先求社会安定，而后可以言进步。革命系激烈的，流血的，进步是和平的，按部就班的。循序改进，不激不随，此进步之真义也。” 与之相应，则是工商业者理论素养的提升。他们大多不甘当名义会员，积极参加学社的学术活动，每年年会都有他们提交的论文，其中有的成为当年年会讨论的中心问题，如1933年史量才提交的《太平洋如发生不测，吾国沿海各省经济应如何保护》提案。

政界高层人物亦被吸引到中国经济学社中来，如有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财政部部长宋子文、铁道部部长孙科、交通部部长叶恭绰等。他们的主要介绍人皆为马寅初。各省的财政首长亦大多入社。文化界名流不甘瞠乎其后，胡适、王云五、潘光旦、吴景超、吴经熊、梅汝璈、吴觉农、曾昭抡、茅以升等，相继成为社员。蔡元培、胡汉民以民国元老的身份荣膺学社的名誉社员。

工商界人士和政府要员的加盟，在扩大社会影响方面助益多多，更有财力上的援手，财政部曾拨2万元捐款。马寅初在1930年2月致李馥荪的信中写道：

张静江先生捐助一万元已拨，此外尚有张学良之一万元，刻接徐玉书兄来信，谓有二千元交入贵行。先生为社员中之铮铮者，未识能否捐助二千元。叨在爱末当荷俯允，全社同人亦当感激不尽也。

经过10年的黄金发展期，1937年春，社员发展到近800人。尽管有相关领域的名流加入，经济学社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办社宗旨：以学术推进、赞助中国经济发展。学社的运行仍然在马寅初、刘大钧等学者的主导之下。到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包括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在经济学界中，经济学各分支专业的名家，以及经济学教育、科研、出版机关的负责人都是学社社员。中国经济学社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团体，掌握了当时经济学界、经济思想界的话语控制权。《大公报》社评指出：“中国经济学社可谓国内组织最为周密，规模最为伟大之学术团体。无论金融、实业、行政、教育以及自由职业各界，莫不有该社社员之参加主持，相与擘画，其声誉之隆重，实足与英国之皇家经济学会Royal Society of Economics相媲美。”

马寅初深知，作为学术团体，学社的生命线归根到底还在于学术成果。成果发表离不开阵地。1927年7月，马寅初到浙江伊始便创办“新浙江经济杂志社”，内容分财政、赋税、币制、金融、农工、商业、路电邮航、出产、生计调查等类。北京时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学社社刊》，1929年改为学术性较强的《经济学季刊》，按期发刊，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初期。学社还编印了几种专刊，包括《关税问题专刊》《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建设》，另有经济丛书多种。

对每年一度的年会，马寅初格外操心，连续10年，年会依次于杭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青岛、长沙、广州、上海、福州召开。1928年至1937年间，国家内乱外患不息，风雨如晦，学社10届年会遭遇不少艰难。如1932年的年会原定在沈阳举行，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临时改在杭州召开。而1937年的福州会议，在全部筹备工作完成的情况下，因突发“七七”事变而被迫中止。对于每年年会，马寅初皆亲力亲为，从筹备1930年年会他与李馥荪的一次通信中可见一斑。

馥荪我兄大鉴：

别来甚念，谅起居佳胜为颂！中国经济学社第七届年会定自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止在无锡举行，一切程序早已在报上宣布，谅荷察阅。沪锡近在咫尺，二三小时可达，如能抽暇，请来锡一叙。今年到会者异常踊跃，且多从南京来者，拟请吾兄来此一游，弟当在宴会席上介绍兄演说。二十三日晚宴会席上有刘鸿生兄之演说，二十二日晚六时拟请兄演说，以二十分钟或二刻钟为限，于介绍兄演说时，弟当提及兄对于本社之贡献，使社员对兄有一种好感（即财部之二万元捐款靠兄之力得来）。吾兄演说时，不要提及实业银行。如兄能在无锡多住几日顶好，否则二十二日来，二十三日可去。弟今日携眷由杭赴会，回信（用快邮）请寄无锡中国银行邬志和行长转。

参加大会的社员每次都有一二百人，除在会上各自宣读学术论文外，学会还组织代表到各地参观考察，受到了各地社会知名人士的热情招待。由于年会的社会声誉甚好，以致出现各省争相申办的景象。1933年以前的经济学社年会多在东南沿海一带举行。1933年的青岛年会上，到会社员提出在长沙、重庆、德州、北平、广州等处择优举行，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闻悉即电表示欢迎。

根据中国经济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各种新问题，马寅初审时度势，为年会确定了各有侧重又具连贯性的研讨主题。如1931年全国各省水灾严重，在宁波召开的中国经济学社第八届年会，集中了专家们的意见，发表了《中国经济学社关于救济水灾的意见书》。

1932年学社第九届年会日期定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期内，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国难时期之经济问题。开幕式举行了悲壮的国耻纪念活动。马寅初说：

去年年会决定今年年会到沈阳去举行。此项决定，不到三日，沈阳已告失陷。现已一年于兹，未能收复。今天在杭州开幕，觉得非常悲痛，有很多的感触。所以本社定期“九一八”相近的日期举行开幕礼，使社员共同研究在国难期间关于经济的各种问题。

闭幕式上，马寅初又一次强调了学社的宗旨和努力方向：

一个学术团体之在社会，必得社会之协助，始可望其发达，本社此后有待于各界之爱护。其次，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共有四难：一为经费；一为无资料之供给；一为无正确之统计；一为无规模宏大之图书馆。再次，过去我国学术界之研究，与事业上之应用，为截然两事。学者从事研究，既感不易，研究有得，亦复不能为世所用。真是一大憾事。本社现有社员，三分之二是学者，三分之一为实业界、银行界领袖人物。今后理论与事实，深信必能相互为用，不致如往日之隔膜。

1933年9月第十届年会在青岛举行，以“中国经济之改造”为年会讨论要旨。马寅初致开幕词时说：“我国积习甚深，研究理论者往往不顾事实是否相容，而一味放言高论。至于德国则相反，研究理论者，固悉根据事实之实况，而从事实业者，亦折中于理论研究之所得。我认为德国富强之本，也在于此。本社罗集实业界领袖，亦师此意。” 会议期间，他还结合山东的情况，发表了《复兴农村的途径》的学术演讲。

在繁荣学术方面，马寅初身体力行，每年召开学社年会，均提供学术论文，发表学术演说。如1930年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研究》《关税征金与改革币制》，1931年的《德国之营业税》《营业税在税制上之地位》，1933年的《新商会法与工商业工会法》《凯塞尔社会经济学原理之解释》，1934年的《制度学派康孟氏之价值论》，1935年的《中国经济之改造》，1936年的《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及货币政策》，1938年的《法币法价打破之危险》等。

如此活跃的学社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界的学术发达。“30年代初，学社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托，得到美国太平洋国际会议数万美元捐款，调查上海工业化程度，出版《上海之发展及工业化》和《中国工业化调查报告》。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民国时期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后来国防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依据。” 1937年1月，学社公布的社员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种。在专著方面，社员著述占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的26.6%。1936年9月，《大公报》社评曰：十余年来，“民间传诵之论著，出诸该社社员之手者，占其大半” 。中国经济学社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掌握着经济界和经济思想界的话语权，推动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如裁厘改统、废两改元、法币改制等。他们的努力得到国民政府及工商界的认同，形成良性互动，直接左右着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

兴旺发达的中国经济学社，俨然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优秀代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研究事业的分工合作，以及便于向国际机构筹款，特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1935年的会议上，马寅初当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当时国难日深，世道紊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虽未能发挥设计中的功效，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经济学社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界联合的领军作用。而学社的掌门人马寅初，在政治事务、社会活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孜孜于求学问道，真知灼见誉满神州。 s9mKf7jNYtNEIMOpzErKWjOGFLeVovF6sFlLLLkE+pC4y1z4sG1HnJT/4s1Pl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