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头,中华民族的命运因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而转折,马寅初的人生道路亦由此而改变。1926年,国共合作发动的北伐,于1927年春天底达沪宁。随之,蒋介石实行“清党”,北伐中断,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而告终。掌控北方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在年初以安国军总司令身份入主北京,6月18日,又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草莽出身的张大帅,对身边有个喜欢放言自由、民主、劳工神圣,对政府说三道四的北京大学,甚不自在,决计加以整饬。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军政府教育部于7月20日提出改组计划,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8月6日,张作霖颁布了实施该计划的“大元帅令”,宣告所谓“京师大学校”成立。
军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京师大学校组织总纲》,规定原国立九校除北大分为两个科外,其余各校均为大学校的一个科。原北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改为京师大学校的文、理两科,原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合并到北京政治大学,称为法科第二院。比建制变化更荒谬的事情还在于,教育部强行规定了一套违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精神的教学制度,使北京大学自蔡元培主校以来取得的成果大受摧残。因此,原来北大的教授大部分离开了学校,最后只剩下十之二三。京师大学校补充进来的新教员多是奉系军阀的官僚,或是裙带关系的受益者。
这样的大学,马寅初自然待不下去了。上海交大、浙江财务学校等大学均力邀其前往,浙江兴业银行又发来总稽核的聘书,尤其是蔡元培已去杭州担任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代主席,向马寅初发出了南下参加家乡建设的邀请,拟请其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和禁烟委员。
曾有过赴上海考察经济经验的马寅初,深感以自己的经济学所长,在研究、教育之余,参与一定的商务、政治活动,可以获得实证的体验,更有机会直接造福于社会,利国利民,何乐而不为。在应命赴浙江之际,他不废“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的誓言,将此视为一种参政议政的习行践履。
离开奋斗了11年的北京大学,马寅初满怀悲愤又心存遗憾。他一生深怀北大情结,不断用“北大精神”鞭策自己,教育学生。南下不久,他在杭州举行的北大29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今日为母校二十九周年纪念,令人发生深切之印象。现学校既受军阀之摧残而暂时消灭,但今天之纪念会,仍能在杭州举行,聚昔日师友同学至二百数十人之多,可见吾北大形质暂时虽去,而北大之精神则依然存在。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这一届的浙江省政府,乃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重新组建,省主席为国民党元老张静江,13名省府委员中,多社会贤达,其中不乏北大同人,如马寅初、蒋梦麟、马叙伦等。省政府下属机构仅有六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军事厅、司法厅、土地厅。正式任命文件于1927年7月22日下达,25日,省政府委员召开第一次会议,马寅初与会履新。10月19日召开的第三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临时提案:主席暨蒋委员梦麟提议改组浙江财政委员会为浙江财政审查委员会,拟以本政府全体委员为该会委员并推定马委员寅初为主任委员,魏颂唐、程远帆为常务委员,案(议决)通过其委员会章程交马委员寅初、魏委员颂唐、程委员远帆起草。此后,马寅初的工作主要就是履行这一责任,同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宏观上指导浙江的经济建设。按当时的“正官俸表”规定:省政府主席及各委员之简任官第一级月六百元。杭州市市长为初级简任官,月四百元。
对浙江的现状,马寅初亦较满意,认为可为之事甚多:“盖浙江现时之地位,较他省优良之点甚多。财政之统一一也。浙江之财政厅,尚能统辖全省财政,较之江苏、安徽、福建等省,俱远过之。江苏因为孙传芳之战事未了,所统一者仅长江以南之一部分。安徽在前数月间,虽征收税吏,俱归二三军队首领所委派。福建即菜担、妓女,亦俱贴印花,其财政上之紊乱,可以想见。至湖、广、江西等省,更无须深论矣。金融之平稳二也。全省无滥发纸币,引起金融之扰乱。军队之统一三也。教育之优良完全四也。此次革命军兴,全省所受之损失不大五也。既具此五种之优点,苟政治能上轨道,办事人员俱抱北大精神而徐图改革,则将来之浙江,必较今日可以远胜万倍。”
马寅初举家迁往杭州,租住开元路38号的一处民居。独门独户的小院,居中一幢传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前后带有平房和附属设施;院内有树有花;大门虽然临街,但宅院宽大而幽深,很安静。马寅初的书房和办公室安排在一楼,二楼为卧室,住着家人。此前,1922年王仲贞生女儿马仰兰,1925年张桂君生五女马仰峰,同年王仲贞生长子马本寅,1926年王仲贞又生下第二个儿子马本初。二男五女,热热闹闹的一个大家庭。
马寅初一家在开元路住的时间并不长,因为隔壁住着浙江省警备司令宣铁吾,军警进进出出,令马寅初很不舒服。不到两年,就全家搬到宝石山后保俶路上的一座小别墅中。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财政专家,来到浙江,对地方财政予以指导,是业内的期盼,马寅初正可展其长技。到杭州的当月,他便应杭州市财政局之邀发表演讲。是时国人于现代财政,即便业内亦多不甚了了。马寅初每次总要讲点ABC的知识。他清晰解说市财政、省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区别与联系,介绍欧美工业国家城市财政“能力颇大,成绩优美,故其可办之事较多”的经验,又面对现实,阐述市财政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财政来源之大宗为地价税。
清末民初以来,社会上吸毒成风,屡禁不止,尤其是军阀割据时期,鸦片与执政者的财政来源有着万缕千丝的关系,如何不泛滥成灾?虽说历届政府都迫于社会压力,实施过禁烟,但措施很成问题。参政之初的马寅初认为,吸鸦片乃社会一大毒瘤,去之为当务之急。1927年11月8日,他应杭州青年会之邀演讲,原定主题为劳资问题,他即席发挥,谈起了“本省之禁烟问题”。
11月14日,马寅初又在浙江省党部发表《反对今日之禁烟办法》的著名演讲。他说:“鄙人并非为讲演而来,乃为浙江人民请愿而来,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浙江之生死问题,不得不请诸君特别加以注意。”他列举了孙中山关于禁烟的遗训:“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更不可放弃。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便及眼前之利益计,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之行为。总之,对于鸦片之祸害,不论何种形式之降服,均可谓蔑视国民之良心主张。”
他认为,如今禁烟之无效,仍是当局的禁烟办法行不通。“禁烟之事,宜划归民政,不宜划归财政。盖财政以收入之多寡,为考成之标准,收入愈多,成绩愈好,此与禁烟之本意,大相背驰。若夫民政,则以禁烟之成绩,为考成之标准,吸烟者愈少,成绩愈好,此与禁烟之本意,适相符合。故以财政部任禁烟之责,专以筹饷为目的,系根本错误。”
财政对于禁烟,一直持反对态度,认为为地方计,管起来“公卖”更有好处,也易推行。若财政部不通过,浙江应脱离中央单独进行禁烟。
他抨击道:“中国人民之心理,对公家事,若不相干,可以不负责任。如寅初此次反对鸦片,时有人以‘在此种社会,何必做恶人’之语,来相劝勉。若寅初家中妇女如作此语,寅初本可不加深责。然此种浅薄之语,竟发诸现在之官吏与夫东、西留学生之口。呜呼!一人公正之勇气能有几何?今不以努力助鼓励,而反以冷水浇头,人心至此,可深浩叹!中国人以‘不’字为道德,如不嫖,不赌,不饮酒,不吸烟,果属静止之道德,然缺乏相当之努力与夫牺牲之精神,以尽人生应有之义务。虽方趾圆颅,实类似腐尸,西人谓life is activity,否则,反不如截发入山,做和尚之为愈,何必在世上扰扰哉?”
他大声呼吁:“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国之生死存亡问题,愿群众速起而主持公道与正义,与此万恶之环境一战,誓达此目的而后止。”
马寅初不仅写文章、讲演,还从自家人做起。1928年元旦过后,他回嵊县老家亦将呼吁禁烟之事作为要务:“兄弟认禁鸦片为第一个大问题。我们天天读《总理遗嘱》,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可是鸦片不禁止,人人将成鸦片鬼,还讲什么‘民族主义’?金钱尽为鸦片而消耗,还讲什么‘民生主义’?……我在职一天,必反对到底,毫不妥协,因我是省政府委员,是要为全浙人民谋利益的。”
大哥孟希吸鸦片多年,在他的大力规劝下来到杭州戒烟。不幸,马孟希因吸毒太深,几月后死于肺病,坊中却传言马寅初禁毒害了自己大哥一命。
在省政府委员会议上,马寅初就禁毒事宜多次提案。1927年11月28日的第51次会议上,“马委员寅初提议,拟请省党部派员会同审查浙省禁烟办法案(议决),通过。由省政府函知省党部”。隔两日的第52次会议上,新方案通过。决议后,马寅初肩负执行督察之职,推动禁毒取得实际成效。据1928年2月6日省政府委员第75次会议记录,马寅初提出新委宁波市禁烟特派员卢逢泰在沪杭车中招摇滋事,应将其撤委,另派员接充,令禁烟局知照。他还把禁烟的事知会好友。胡适1928年5月18日的日记中记道:“晚上到雪艇处吃饭,有皮皓白、吴稚晖、朱骝先(家骅)……(吴稚晖)对于鸦片公卖的事,也表示反对。我借此力劝他作有力的反对,并劝骝先(浙江省民政厅长)援助马寅初的主张,在浙江省内严禁。”
马寅初还担任国民政府考试委员。国民政府的文官考试制度,以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政治理念为基础。孙中山借鉴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创立“五权”学说,欲通过考试权的独立,控制官吏选任,保证官吏质量。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文官考试制度开始真正确立并进入较为规范的发展时期。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职掌。考试院成立后,开始着手推行现代考铨制度,主要包括考试制度和铨叙制度,前者用于公务员的选拔,后者用于公务员的考核考绩,分别由考选委员会和铨叙部具体实施。考试委员多礼聘社会名流,是国民政府保障官员勤政廉政的重要举措。
浙江省考选县长,由马寅初任第一届的主持,不要说贪酷者,就算是尸位素餐,碰到这样耿直的考试委员,也是难以过关的。出任县长,在考员中属于高级程度,县长考试委员对各县县长任命,有极大的发言权,现任县长以及想当县长者多按官场旧习,考试之外,拜门认座师请托提拔都是应有之义。但马委员不吃这一套。据嵊县人讲,当时嵊县县长曾动工修建一条从县城到浦口“马树记”门前的马路,马寅初闻知后立即制止。马寅初出名得势之后,从未运用手中资源为家乡办过什么实利之事,与传统观念中所期望的衣锦还乡、惠泽故里相去甚远,以致家乡人对他颇有烦言:经济博士太“经济”。嵊县话至今说人小气为“经济”。当然,“五马齐全”的传奇也在嵊县百姓中流传,“马寅初每到一处,只要在街上走一趟,此间的经济情况,百姓收入全都了然于心,没有哪个地方官敢欺瞒他。他的这个本领和名气,让蒋介石都不敢杀他”。
马寅初自己也讲过人事改革的艰难:“欲图改革,必须自环境之改造入手。重心不在表面,而在人心。今日国家社会之所以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在于吏治之不良,道德之堕落。如寅初回浙未久,而请寅初代谋统捐局长者,不知凡几。且有欲寅初推荐往禁烟局者,彼辈之心理,以为寅初现正在反对禁烟局,则寅初推荐之人员,禁烟局不敢不留用。际此生活困难之时,在政界谋事,果属生活问题,情尚可原。然来寅初处谋事之人,甚至预先说价,必须月薪至若干元以上,或有其他不正当之收益者而后可。是故中国大半人民,虽其私人道德亦有甚好者,但脑筋中实无一‘公’字之印象。故公家观念之薄弱,已达极点,而对一己之升官发财,譬诸厕所之苍蝇,群相鹜集。故无论何界,苟有一人稍有地位,则其亲戚、朋友,全体联带而为其属下,家庭观念之深切,世无其右。当知吾人对于国家、社会之义务,应以人民之幸福为前提,不当以个人弥补亏空或物质享受为目的。”
从学校到地方,由理论到现实,以经济学专家身份任职的马寅初,对地方经济情况有了更多的接触与关注,参与其中。清末以来长期的战乱,致使地方经济秩序一片混乱,新成立的省政府从整顿税制入手,重建经济秩序,在农村农业和城市商业两大领域,推进“两税制”。中国人素无税制概念,设卡收厘,在他们看来反是天经地义,官可以设卡,兵也可设卡,老百姓能逃就逃,逃不过碰到卡子上缴钱,也就自认倒霉。不解税收者多多,更有以保护地方利益来设法抵制全国统一税制者,阻力重重,颇为棘手。
马寅初认为,税改必行,这是根治久无定法、混乱无序财政状况的良策。他演讲、著文,为两税制劈山开路。1928年3月31日,他发表《浙江之两税制》详述两税制出台的背景与原因:
现在浙江拟实行之两税制,即为田赋与营业税。我们想实行之意思,一则因为此两种税已划归地方;二则因为单有田赋,地主有税,生意无税,亦不公平,故急于办营业税。盖税之来源,须由产与业征取,地主因为产业而货物、存款、公债、股票,以及妇女之金刚钻等,亦均为产业。但现在地主则税,其他开店营业者无税,有现款存诸银行者无税,购有公债、股票者无税,若妇女之有价值巨万贵重饰物者亦无税,甚为不平。若营业税一办,则凡有事业,均须与地主一样纳税。或曰,厘金即为生意税,如茶运杭出售,即须纳税云云。此言未尽然也。盖厘金非生意税,乃系一种通过税,其弊在沿途留难,阻止流通。假使厘金有营业税性质,如百货、茶、丝、棉、绸之属,固均有税,但不税者亦有,未能平均。盖茶纳税,茶店固可说已负纳税责任,但无税之商店实多,如交易所、钱庄、银行、米行、茧行(现在茧之纳捐,情形不同)、牙行(即大经纪人、居间人之类)、饭店、旅馆、照相馆,均不经过厘卡,并不纳税。将来厘金裁了,在中央增加海关税,在省的一方面,即为办营业税,凡营业者均须纳税,似极公平,且有两种利益,即(一)公平;(二)一定。
浙江省裁厘会于1929年1月8日成立。浙江省对于“裁厘”一事早已准备,只因“创办新税亦未择中央大纲”,“嗣以中央裁厘明令未到,以故中止进行”。财政部裁厘办法到浙后,浙江省当局坚决按照中央“二月内实行”的期限,实施裁厘加税。措施为两条:“(一)调查税务,以为办新税标准。日前已通饬各征收局长办理;(二)会议裁厘创办新税办法,已组织筹备裁厘委员会,委员分聘任委任二种,聘任委员系敦聘省内外富有财政经验学识者担任,计聘马寅初、程达忻、魏颂唐等二十八人,委任各员则以本厅职员及征收局长充任之,计二十四人,并定于本月八日下午二时为筹备裁厘委员会成立日期。”
地方收厘金是马寅初最为反对的一种积弊,现在浙江省率先改制,是同人推进的结果,关键时刻,自不能再请辞。无论新财政体制的建设还是新税的开征,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创立过程中,都是拓荒性的工作,浙江省的经验为以后在全国的推广与实施提供了示范。
马寅初认为,“裁厘”定税也要分几步走,一般商家不能领会统一税的要义,可能会反对,应有一种更明晰的税种作为替代,这便是“营业税”:“兹请略言营业税之优点,使普通人不至于反对厘金者反对营业税,庶几推行尽利,人民、政府无交困之虞。”
但马寅初也洞悉营业税之缺点,并指出实施过程中应注意方法:
营业税之优点固多,而缺点未尝或无。例如以营业收入为标准之营业税,不但不适用累进税率,反适用累退税率。譬如首饰业之总收入甚少(因其资本周转之次数甚少)而其利甚大,猪肉铺之总收入较多(因其资本周转之次数甚多)而其利甚薄,若以总收入为标准,则首饰业之负担轻,而肉铺之负担反重,适成累退税率。此其缺点一。又有交易总额极大,而赢利未必大,营业相等,而负担力未必相等。此其缺点二。故欲求营业税绝对无轻重偏颇之弊,乃不可能之事。原则上固无可疵议,而实行上则有时流弊丛生,章则不善,固滋流弊,而征税官吏不善应实际环境,致因小害而伤大利。操守不坚,临财苟且,上下蒙冒,害民伤政,使良好之制,全归失败。故有善法尤必有善人相辅以进,不可或缺。况当此秕政新除,旧痕犹存,偶一不慎,重陷覆辙。厘金始于仙女镇而流毒至今,为善为恶,端在肇始。是故营业税固属必征之税,而征之之术,则不能不慎也。申论至此,益使余增其感慨者,则人民反对新税是也。就各国财政史观之,每有因政府人民不相谅解,以致良制无从实行,且每有上下隔阂,坐使政府人民两受意外之损失。故政府当此实行新税之际,宜努力启导人民,使不应反对者不加反对,然后始能去害增善,以至于至当。在人民方面,则亦宜洞察政治现状与当局意向,应赞助者而不吝赞助。夫而后利得以兴,而害得以除,政府人民非敌对之两方,其必同心协力,始足使中国政府渐放光明。又有进者,政府取于人民,偶或过重,然苟用得其宜,则或增加人民负担力,或增加人民一般之幸福,取之之数似多而实非多也。故用之之道与取之之方,宜并重兼顾。强取而滥用之执政者宜以为戒,勿谓民力无穷尽之时也。
对于民族实业的兴起,马寅初素来抱以极大的期望,到浙江后,更以推波助澜为己任。1928年12月,浙江省国货陈列馆建成,这是“西博会”最重要的项目馆之主建筑,亦称“口字厅”,“本馆之口字厅,系就旷地新筑,宏大伟丽”。开幕时,请马寅初为之题词。马寅初欣然命笔,欢喜之情,殷殷厚望,尽在其中:
山海之精 人文之英
蔚为华粹 奇异琅琳
是乃国货 耀目晶莹
陈列就宿 万品千名
物质进化 科学昌明
欧亚商场 努力竞争
造端宏大 提倡苦心
勉旃同志 勿懈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