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1月,马寅初以北京大学旅沪同人召集者的身份,在上海接待了“自京过沪,往欧美考察教育”的蔡元培一行后,回归北大课堂,一站又是六年。这六年中,他一边教书一边奔波于京、沪、杭、武汉等地,发表演讲100余场,传播经济知识,开启民智。
此段时光,中华大地军阀割据,灾难深重,同时腐朽与生机并存。盘桓北方的北洋政府内部,直皖奉三系明争暗斗,北洋政府如坐累卵,武力倒阁似家常便饭。南方群雄分立,孙传芳据东南,陆荣廷霸西南,孙中山艰难地经略广东。烽火连天,大局一片混沌。
政局动荡之中,思想文化领域浪涛涌动,多元并存,各执一说,论战不息。新文化运动经五四运动的荡涤,分化为两大思潮,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改初衷,守望启蒙使命,坚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理想;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左派,接受苏俄影响,以救亡、革命为号召,选择“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于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中国文化本位等主张无不奔走呼号,以求同声。中国俨然一个诸种学说争奇斗艳的试验场。
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面对纷繁错杂的世道,虽然对救亡的症结所在有深刻认识,多次演讲军阀“真今日万恶之所归,若辈一日不去,则非但我国无富强希望,且政治无入轨道之日,顾我人民,急起图之”,但他对自己使命的基本定位,还是从建设、改造经济的角度,贡献学术方面的致用良方。
在他的思想深处,无论外侮还是内乱,根子都是一个“穷”字,治穷方为治本。“我国曾屡遭水旱之灾,又以政变频仍,兵匪充斥,投机事业勃兴,终以环境所迫,时势所趋,实业仍能逐渐发达。”
他期望着军阀时代终结后,能有一个“好政府”,加上从实业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好商人”。“政府好了,商人也好了,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很容易解决。近来胡适之先生极力提倡‘好政府’的,因为有了好政府,则各样事业都好办了。但是要好政府,首先必定要得人。前几天《黄报》上有蔡元培先生当总统的消息,以我的意思批评起来,蔡先生实在可以当总统,因为他的学识、德行、资格都是很够的,很可以做总统的材料的。”
为了实业得以“逐渐发达”,马寅初的治学与推动经济改造血脉相连。从宏观方面审视,他于1922年1月撰写了《中国之九大经济问题》
,分别就外债、内债、币制、银行、国际贸易、交易所、信托公司、会计、关税等问题,进行切中时弊的剖析,继而又专题思考,就一项项重要问题深入评说。
关于财政金融。“我国自辛亥改革以来,变乱相循,迄无宁岁。财政、金融之纷乱,至今已极。默察情状,乃有三滥:(一)滥借内外债;(二)滥铸铜元与辅币;(三)滥发纸币(各省官银号或地方银行之官帖、铜元票与兑换券)。此三滥者,皆政府困穷,财政状况不良之结果。入不敷出,无以弥补,乃滥借内外债,以救一时之渴;滥铸铜元,以博厚利;滥发纸币,以括民财。至借外债条件之严苛,财政金融之前途,国计民生之利害,均未暇计及也。”
关于关税问题。中国近代关税起自列强,又长期为列强所控制。军阀割据的现状,更令关税与厘金问题绞缠,紊乱不堪。马寅初于1923年出版《中国关税问题》,指出:“财政问题中之最重要者,其惟关税问题乎?默观已往之财政事实,静察近来之财政状况,何一非直接或间接以关税收入为枢纽者。爰就管见所及,抽其最重要之点,分别言之于次:(1)吾国海关税则之根据;(2)吾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之缺点;(3)修改税则之困难;(4)时时修改税则之理由;(5)关税与整理公债基金之关系;(6)二点五之附加税及其用途、存储与监督;(7)裁厘加税。”
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对国税问题予以系统论述,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之后发表的《收回权利与关税问题》,呼吁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关税权利:“关税权不予收回,中国实业永无发达之望。”
关于买办问题。买办作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一直受到国人诟病,到底应如何看待,马寅初亦有自己的独见。外商要在中国做买卖,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语言是一个大问题,清末民初的经济秩序紊乱更是根源。拿钱币说,各省有各省的钱,钱庄有钱庄的票,要搞清折算就是一门大学问,非经特殊训练的人根本把握不了。做生意的习惯也有差异,中国做生意讲的是同行、熟人间的信赖,信赖可以顶钱,而西方讲的是货值、抵押,如仓管员每天要去点货、计算。如果在中国坚持采用西方理念,生意就没法做了。所以,就有一些中间人为外商做事。马寅初说,中外通商,言语不同,习惯各异,商情分殊,“外国商人赊卖货物于我国商人,于其人之信用,不敢确定,又不得不使买办为之担保,他日收款,则买办负其责,迨账款收回时,经手费不必一定俟外商给予,亦可向其索付(change)若干,作为酬劳”
。此制虽属难免,但却“害多利少”,存在“扣息”“不经济”“从中取巧”“外商之欺诈”四大弊端。不过,国人不必特别在意,随着中国商人外语水平的提升,双方交往深化,买办自会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不平等条约。中国经济的成长,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极大压抑。马寅初连续演讲,认为租界、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的存在,以及海运权和铁路权的丧失,使吾国经济主权受损,民族工业无法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外国资本竞争。“不平等条约中影响我国经济最大的,是(A)领事裁判权;(B)对外贸易取缔权。因为外人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不服从中国的法律制裁。因为中国关税系协定的,关税入口税率值百抽五,不能增加。且又有出口税亦是值百抽五,可谓不通之极。中国没有权力可以取缔外国货物的输入,一切在经济的损失就因而生出来了。”
马寅初认为,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关于罢工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罢工风潮此起彼伏。社会主义者叫好,当政者头痛,实业界无奈。马寅初的见解颇为独特。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引发罢市。马寅初发表了《上海不宜继续罢市》《总罢市、总罢工之足以自杀》两文。“此次上海英捕惨杀华人案发生后,举国哗然,上海罢工、罢市以示威,全国罢学以表同情,物质上损失虽大,而精神上之得益实不小。虽然,罢市可暂而不可久,况上海为全国金融之中心,商业之枢纽,一旦罢市,不啻全国罢市,影响于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至深且大。”其后果为:(一)汇兑飞涨,洋商获利也;(二)金融纷乱,倒闭频仍也;(三)生产停顿,坐以待毙也;(四)物价腾贵,民不聊生也。最终受害的还是民族工商业及百姓生计。
马寅初不主张总罢工、总罢市,并不等于不反对外国势力的暴行。他以经济学家的智慧告诫国人,要打其七寸,争得实际胜利。“今日吾国对英、日之惟一武器,是实行抵制英、日货,此层吾已反复言之。英国输入中国之货,以棉货为第一,如若实行抵制,则英国之兰开斯(Lancashire)一大市,必根本动摇。兰开斯以织布为专业,工人不下三四十万,所投资本,尤不可胜数。一旦吾国销路断绝,全市濒于破产,工人失业,资本消灭(固定资本等于无用),工、资两党,势必大闹。况英国之失业工人,尚有一百数十万之多,无法安插,国内已形不安之象。加以欧洲各国自大战以后,各采保护政策,提高关税以阻外货输入,而德、奥、俄等国,又因元气斫丧,不易恢复,对于英货,无购买能力,故英国剩余之货,不得不销之于东亚,以中国为尾闾。倘我拒绝其货,势必陷兰开斯于万劫不复之地,工、资两党,必群起向英国政府责问,英国政府之命运,危乎殆矣。英国政府不怕华人之抵制,乃畏本国工、资两党之捣乱,此抵制英货之秘诀也,望国人共起而图之。若夫上海罢市,则自杀之道,幸勿坚持。”
马寅初热心演讲,认为启发民智是一代知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中国的女子问题,马寅初强调它首先就是“经济问题”。他举例说,某女留洋,回来又嫁了个好丈夫。不想夫君突丧,所余者唯一妻两子,“两子年幼,女士何能,徒啜泣耳”。所以,“女子经济独立,虽不易办到,然至少须要办到经济自立,不靠丈夫也可吃饭”。他为妇女设想:一、出阁毋索妆奁。奢侈品不如银钱,银钱既可买公债、股票,亦可储蓄于银行,收息滚存。二、嫁后使丈夫保寿险。普通人恃一身之技能以为生,多无恒产,如保有寿险,送死养生而有余。但其时女子教育、知识都成问题,易被丈夫欺瞒,女子一定要察看保单,不要上当。三、毋为赌博性质之投资以希图发横财,如彩票。四、欲放款项于安全之途则买公债票。五、职业问题。上述为经济自立,此条为经济独立。其时受过教育的女子就业,范围至狭;下等经济界女子则更苦,有令人战栗惨痛,不忍卒睹者,形体伤耗而外,儿童无母亲之慈爱,长大性格必多恶劣,为社会之重大问题,其如何解决之耶?六、女子参政问题。妇女经济独立方可言与男子争地位。“吾深愿此讲能引起女子之自动的觉悟,……是不特女子之本身问题,乃全社会之幸福问题。诸君其有意自救乎?有,则请努力!”
这段时间里,马寅初对经济运行的各种问题皆有论及,除对大众的启蒙外,还有很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于1925年撰写了《中国国外汇兑》一书,系统地探讨中外国际汇兑的基本状况及运行规律,堪称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在北大教书之际,马寅初依然与上海经济界联系密切,又兼任了中国银行总司券。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学界欣欣向荣,大批留欧留美学生相继回国,云集北京,一时群星璀璨,很快在经济学界取代了留日学生唱主角的地位。欧美海归中,又以留美学生学历高、功底好、声望隆,脱颖而出的一批学界领袖中,马寅初即为代表人物之一。
在马寅初告假赴上海之际,北京的经济学界开始酝酿成立中国经济学社,筹划工作主要由北大教授刘大钧和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英籍教授戴乐仁负责。1923年11月,中国经济学社成立,刘大钧任社长,戴乐仁为副社长。社务主要靠戴乐仁推动,进行颇缓,活动不多。
1924年3月,学社邀请马寅初加盟,犹如注入一支强心针,风貌为之一变。1925年5月,学社召开年会修订社章,将原社章的四项要旨“(一)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二)输入外国经济学说,(三)刊印经济书籍及论文,(四)社员之间交换经济智识”,更改为:(一)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二)讨论现代经济问题,(三)编译各种经济书籍,(四)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
这显然受到马寅初“深望吾国经济学者,从事于研究中国的事实,解决中国的问题,幸勿多谈哲理,专以西洋学理相炫耀”思想的影响。这个“学以致用”的新宗旨,规定了学社未来的发展方向,适应了中国社会对经济学的需要,成为学社生存与发展的灵魂。章程还确立了新的理事选举办法,得票最多的理事为社长,次多者为副社长。在这次年会上,刘大钧当选社长,马寅初为副社长。此后近30年间,他俩始终为中国经济学社稳定的领导核心。马寅初不再形单影只,在他身边,汇聚起一个兼具科学头脑和救国热望的学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