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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马寅初以北京大学旅沪同人召集者的身份，在上海接待了“自京过沪，往欧美考察教育”的蔡元培一行后，回归北大课堂，一站又是六年。这六年中，他一边教书一边奔波于京、沪、杭、武汉等地，发表演讲100余场，传播经济知识，开启民智。
此段时光，中华大地军阀割据，灾难深重，同时腐朽与生机并存。盘桓北方的北洋政府内部，直皖奉三系明争暗斗，北洋政府如坐累卵，武力倒阁似家常便饭。南方群雄分立，孙传芳据东南，陆荣廷霸西南，孙中山艰难地经略广东。烽火连天，大局一片混沌。
政局动荡之中，思想文化领域浪涛涌动，多元并存，各执一说，论战不息。新文化运动经五四运动的荡涤，分化为两大思潮，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改初衷，守望启蒙使命，坚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理想；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左派，接受苏俄影响，以救亡、革命为号召，选择“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于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中国文化本位等主张无不奔走呼号，以求同声。中国俨然一个诸种学说争奇斗艳的试验场。
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面对纷繁错杂的世道，虽然对救亡的症结所在有深刻认识，多次演讲军阀“真今日万恶之所归，若辈一日不去，则非但我国无富强希望，且政治无入轨道之日，顾我人民，急起图之”，但他对自己使命的基本定位，还是从建设、改造经济的角度，贡献学术方面的致用良方。
在他的思想深处，无论外侮还是内乱，根子都是一个“穷”字，治穷方为治本。“我国曾屡遭水旱之灾，又以政变频仍，兵匪充斥，投机事业勃兴，终以环境所迫，时势所趋，实业仍能逐渐发达。”
他期望着军阀时代终结后，能有一个“好政府”，加上从实业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好商人”。“政府好了，商人也好了，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很容易解决。近来胡适之先生极力提倡‘好政府’的，因为有了好政府，则各样事业都好办了。但是要好政府，首先必定要得人。前几天《黄报》上有蔡元培先生当总统的消息，以我的意思批评起来，蔡先生实在可以当总统，因为他的学识、德行、资格都是很够的，很可以做总统的材料的。”
为了实业得以“逐渐发达”，马寅初的治学与推动经济改造血脉相连。从宏观方面审视，他于1922年1月撰写了《中国之九大经济问题》
，分别就外债、内债、币制、银行、国际贸易、交易所、信托公司、会计、关税等问题，进行切中时弊的剖析，继而又专题思考，就一项项重要问题深入评说。
关于财政金融。“我国自辛亥改革以来，变乱相循，迄无宁岁。财政、金融之纷乱，至今已极。默察情状，乃有三滥：（一）滥借内外债；（二）滥铸铜元与辅币；（三）滥发纸币（各省官银号或地方银行之官帖、铜元票与兑换券）。此三滥者，皆政府困穷，财政状况不良之结果。入不敷出，无以弥补，乃滥借内外债，以救一时之渴；滥铸铜元，以博厚利；滥发纸币，以括民财。至借外债条件之严苛，财政金融之前途，国计民生之利害，均未暇计及也。”
关于关税问题。中国近代关税起自列强，又长期为列强所控制。军阀割据的现状，更令关税与厘金问题绞缠，紊乱不堪。马寅初于1923年出版《中国关税问题》，指出：“财政问题中之最重要者，其惟关税问题乎？默观已往之财政事实，静察近来之财政状况，何一非直接或间接以关税收入为枢纽者。爰就管见所及，抽其最重要之点，分别言之于次：（1）吾国海关税则之根据；（2）吾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之缺点；（3）修改税则之困难；（4）时时修改税则之理由；（5）关税与整理公债基金之关系；（6）二点五之附加税及其用途、存储与监督；（7）裁厘加税。”
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对国税问题予以系统论述，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之后发表的《收回权利与关税问题》，呼吁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关税权利：“关税权不予收回，中国实业永无发达之望。”
关于买办问题。买办作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一直受到国人诟病，到底应如何看待，马寅初亦有自己的独见。外商要在中国做买卖，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语言是一个大问题，清末民初的经济秩序紊乱更是根源。拿钱币说，各省有各省的钱，钱庄有钱庄的票，要搞清折算就是一门大学问，非经特殊训练的人根本把握不了。做生意的习惯也有差异，中国做生意讲的是同行、熟人间的信赖，信赖可以顶钱，而西方讲的是货值、抵押，如仓管员每天要去点货、计算。如果在中国坚持采用西方理念，生意就没法做了。所以，就有一些中间人为外商做事。马寅初说，中外通商，言语不同，习惯各异，商情分殊，“外国商人赊卖货物于我国商人，于其人之信用，不敢确定，又不得不使买办为之担保，他日收款，则买办负其责，迨账款收回时，经手费不必一定俟外商给予，亦可向其索付（change）若干，作为酬劳”
。此制虽属难免，但却“害多利少”，存在“扣息”“不经济”“从中取巧”“外商之欺诈”四大弊端。不过，国人不必特别在意，随着中国商人外语水平的提升，双方交往深化，买办自会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不平等条约。中国经济的成长，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极大压抑。马寅初连续演讲，认为租界、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的存在，以及海运权和铁路权的丧失，使吾国经济主权受损，民族工业无法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外国资本竞争。“不平等条约中影响我国经济最大的，是（A）领事裁判权；（B）对外贸易取缔权。因为外人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不服从中国的法律制裁。因为中国关税系协定的，关税入口税率值百抽五，不能增加。且又有出口税亦是值百抽五，可谓不通之极。中国没有权力可以取缔外国货物的输入，一切在经济的损失就因而生出来了。”
马寅初认为，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关于罢工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罢工风潮此起彼伏。社会主义者叫好，当政者头痛，实业界无奈。马寅初的见解颇为独特。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引发罢市。马寅初发表了《上海不宜继续罢市》《总罢市、总罢工之足以自杀》两文。“此次上海英捕惨杀华人案发生后，举国哗然，上海罢工、罢市以示威，全国罢学以表同情，物质上损失虽大，而精神上之得益实不小。虽然，罢市可暂而不可久，况上海为全国金融之中心，商业之枢纽，一旦罢市，不啻全国罢市，影响于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至深且大。”其后果为：（一）汇兑飞涨，洋商获利也；（二）金融纷乱，倒闭频仍也；（三）生产停顿，坐以待毙也；（四）物价腾贵，民不聊生也。最终受害的还是民族工商业及百姓生计。
马寅初不主张总罢工、总罢市，并不等于不反对外国势力的暴行。他以经济学家的智慧告诫国人，要打其七寸，争得实际胜利。“今日吾国对英、日之惟一武器，是实行抵制英、日货，此层吾已反复言之。英国输入中国之货，以棉货为第一，如若实行抵制，则英国之兰开斯（Lancashire）一大市，必根本动摇。兰开斯以织布为专业，工人不下三四十万，所投资本，尤不可胜数。一旦吾国销路断绝，全市濒于破产，工人失业，资本消灭（固定资本等于无用），工、资两党，势必大闹。况英国之失业工人，尚有一百数十万之多，无法安插，国内已形不安之象。加以欧洲各国自大战以后，各采保护政策，提高关税以阻外货输入，而德、奥、俄等国，又因元气斫丧，不易恢复，对于英货，无购买能力，故英国剩余之货，不得不销之于东亚，以中国为尾闾。倘我拒绝其货，势必陷兰开斯于万劫不复之地，工、资两党，必群起向英国政府责问，英国政府之命运，危乎殆矣。英国政府不怕华人之抵制，乃畏本国工、资两党之捣乱，此抵制英货之秘诀也，望国人共起而图之。若夫上海罢市，则自杀之道，幸勿坚持。”
马寅初热心演讲，认为启发民智是一代知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中国的女子问题，马寅初强调它首先就是“经济问题”。他举例说，某女留洋，回来又嫁了个好丈夫。不想夫君突丧，所余者唯一妻两子，“两子年幼，女士何能，徒啜泣耳”。所以，“女子经济独立，虽不易办到，然至少须要办到经济自立，不靠丈夫也可吃饭”。他为妇女设想：一、出阁毋索妆奁。奢侈品不如银钱，银钱既可买公债、股票，亦可储蓄于银行，收息滚存。二、嫁后使丈夫保寿险。普通人恃一身之技能以为生，多无恒产，如保有寿险，送死养生而有余。但其时女子教育、知识都成问题，易被丈夫欺瞒，女子一定要察看保单，不要上当。三、毋为赌博性质之投资以希图发横财，如彩票。四、欲放款项于安全之途则买公债票。五、职业问题。上述为经济自立，此条为经济独立。其时受过教育的女子就业，范围至狭；下等经济界女子则更苦，有令人战栗惨痛，不忍卒睹者，形体伤耗而外，儿童无母亲之慈爱，长大性格必多恶劣，为社会之重大问题，其如何解决之耶？六、女子参政问题。妇女经济独立方可言与男子争地位。“吾深愿此讲能引起女子之自动的觉悟，……是不特女子之本身问题，乃全社会之幸福问题。诸君其有意自救乎？有，则请努力！”
这段时间里，马寅初对经济运行的各种问题皆有论及，除对大众的启蒙外，还有很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于1925年撰写了《中国国外汇兑》一书，系统地探讨中外国际汇兑的基本状况及运行规律，堪称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在北大教书之际，马寅初依然与上海经济界联系密切，又兼任了中国银行总司券。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学界欣欣向荣，大批留欧留美学生相继回国，云集北京，一时群星璀璨，很快在经济学界取代了留日学生唱主角的地位。欧美海归中，又以留美学生学历高、功底好、声望隆，脱颖而出的一批学界领袖中，马寅初即为代表人物之一。
在马寅初告假赴上海之际，北京的经济学界开始酝酿成立中国经济学社，筹划工作主要由北大教授刘大钧和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英籍教授戴乐仁负责。1923年11月，中国经济学社成立，刘大钧任社长，戴乐仁为副社长。社务主要靠戴乐仁推动，进行颇缓，活动不多。
1924年3月，学社邀请马寅初加盟，犹如注入一支强心针，风貌为之一变。1925年5月，学社召开年会修订社章，将原社章的四项要旨“（一）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二）输入外国经济学说，（三）刊印经济书籍及论文，（四）社员之间交换经济智识”，更改为：（一）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二）讨论现代经济问题，（三）编译各种经济书籍，（四）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
这显然受到马寅初“深望吾国经济学者，从事于研究中国的事实，解决中国的问题，幸勿多谈哲理，专以西洋学理相炫耀”思想的影响。这个“学以致用”的新宗旨，规定了学社未来的发展方向，适应了中国社会对经济学的需要，成为学社生存与发展的灵魂。章程还确立了新的理事选举办法，得票最多的理事为社长，次多者为副社长。在这次年会上，刘大钧当选社长，马寅初为副社长。此后近30年间，他俩始终为中国经济学社稳定的领导核心。马寅初不再形单影只，在他身边，汇聚起一个兼具科学头脑和救国热望的学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