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罢课运动”后不久,马寅初便向北大告假南下,考察经济情况,并参与了一段实业与政务活动。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经济,新旧成分杂糅,中外力量并存,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艰难地向工业文明转型,旧思想、旧习惯拖着后腿,政治上更是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人心不安,整个社会秩序一派混沌。没有一种经济力量可以置身事外,亦无一项经济政策在实行中不受多重因素的干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先驱者们,无不在困惑中试验、险境中探索,一时难有堪为共识的主流定见。
在北大教书的马寅初一直关注着经济走势,思考着富国良策。他认为,在致用这个层面上,西方经济学可提供理论原理,却无法照搬现成的制度,欲进入现实操作,离不开结合中国实际的变通与设计。所以,他一边教书,一边尝试致用的途径。1917年,他曾为中国银行起草了一份银行制度,于实行中初见成效。这件事给他在直接为国效力方面以新的启示:在任教的同时,以顾问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可化知识、志向为现实,直接推进新经济成分生长,还能弥补单纯书斋与实际脱节的缺陷,可谓“知行合一”。鉴于他守望讲坛多年,对经济缺乏置身其中的现实感受,又因此前上海方面多有邀请,筹备上海商学院、兼职吴淞中国公学讲师、出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等,机会良好。其时的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在上海、浙江一带,尤其是上海,金融业势头迅猛,正在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方向盘和发动机,欲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及走向,非赴上海不可。马寅初决定南下。
“民国九年余向北大请假一年,赴上海考察经济界实际状况,同时与郭秉文先生合办上海商学院,余任教授,专讲纯粹经济学。民国十年回北大。”
到上海后,马寅初一边考察经济情况,一边如约参与上海商学院的兴办,前期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据1921年6月21日《申报》报道:关于建立上海商科大学,“去年以来,中国南洋协会(中南协会)发起规划之,东南大学继起筹备之,而暨南学校亦早决定在上海设商业专门部。结果,遂由中南协会提议,请东南、暨南两方在上海合同组织,……经两方推出代表,与中南协会代表三方再四协商,……公推东南大学郭秉文君兼商科大学主任”。
郭秉文时任东南大学校长,为教育界名流。因马寅初系国内商科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请他加盟,可为上海商科大学的正式挂牌以最后助力,亦对保障教学质量、提高学校声望大有裨益。校史载:“兹以学年开始,商科大学亟须成立,由郭秉文君来沪,邀请黄任之博士、马寅初博士、朱进之博士、柯箴心、刘树梅、高践四、张子高、周启帮、王祉祎诸君,并职员杨剑泉、赵叔通、徐干卿等,于本月十四日,就尚贤堂设商科大学筹备处。经几度之集议,大致已皆就绪。”
1921年7月14日,马寅初作为主要人员正式参加了上海商科大学筹备会,被定为教务主任人选。
1921年7、8月间,他与郭秉文等多次信函往来,商议商科大学招生报名、印制考卷及人员任用等事项。1921年9月28日,上海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郭秉文校长因公缺席,由校长办公处副主任朱进之报告学校筹建情形,“教务主任马寅初报告教授宗旨及注意各点”。9月30日,马寅初又出席了上海商科大学夜校开学典礼,并报告开班情况和教学安排。
1921年秋,马寅初回北大任课。1922年6月,经商科大学再三敦促,他又返沪到上海商科大学视事。1922年冬,马寅初再返北大担任经济系主任。虽然马寅初在上海商科大学任教务主任时间不长,但他以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为第一所国立商科大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半个多世纪中,他一直关心着上海商科大学(现名上海财经大学)的成长,并于1934年为之题写了“经济匡时”的校训。上海财经大学亦以马寅初为本校的创始人而自豪。
在沪期间,马寅初“考察经济界实际状况”,用力甚勤,重点集中于银行业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他边考察,边思考,将所感所思畅言于课堂与演讲中。一年多时间里,他在上海银行界、上海交易所、信托公司、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上海暨南学校商科等单位发表了数十次演说,辑入《马寅初演讲集》的就有20篇之多,如《银行之根本问题》《吾国恶币之影响》《中国的交易所》《外国货币买卖之危险》《中国公债问题》《吾国信托公司前途之推测》等,为中国财政、金融的基本建设把脉开方。
关于银行业。“银行所最恐怖的是乱七八糟,滥发纸币等,因之而发生恐慌……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怎么能使银行不发生恐慌,不倒闭……市面是要靠银行来维持的,怎么维持呢?那么,不能不先研究‘信用’(credit),信用就是银行的根本。”“信用可以制造资本。”马寅初还指出了深层次的问题,目前银行业普遍在幼稚阶段,带有旧钱庄的遗痕,而“现在中国的经济界所发生的恐慌,大半却是政治上的恐慌而非经济上的恐慌”。
防备的办法,只能“谨慎从事”,在中国还没有“真正中央银行”的现阶段,同时设立商业银行、土地信用银行和财政银行,以贷款的项目差异和期限长短来化解金融风险。
关于币制。本来中国的通货品种就杂,金、银、铜、纸共同流通,各省各地的军阀、当权者都可以自行铸币、印钞。纸钞毛了不用说,就是银钱这样的硬通货,也成色、制式不一。更为混乱的是,政府、军阀、银行、钱庄、买卖家等都参与倒币,各式各样的花招层出不穷,受害最深的是无权无势的民众。马寅初以《吾国恶币之影响》为题,连续五次演讲。“改革吾国的经济,没有再比改革币制要紧的了……中国的币制不改良,中国的实业绝不会发达。”币制的症结在于相关各方没有规矩,皆以货币为投机事业,如“现在北京的银行,其做这种投机事业的,没有不发财的……中国的财政部是很穷的,所以一等到要钱用,就是向各处借款。譬如说财政部向某银行借款一百万元,银行付他的是钞票,他们就预先订好合同,还款的时候,倘钞票在六五以上,那么仍旧还钞票,倘还款时钞票在六五以下,就要还现洋。”“你借给我,我借给你,很可得利,商业上之放款就没有人肯做了。商务上要借款的时候,利息就很高。”在剖析诸项弊端之后,他得出结论:“中国非统一币制,改用金本位不可。”并提供框架方案:“整理币制的手续是很复杂的。(1)第一步先将各省的滥纸币收回;(2)第二步将各种洋元行市统一(在上海已办到了,此是吾国银行团的功);(3)第三将上海的汇划银子废去;(4)第四开办上海造币厂多铸洋元;(5)洋元多了,即将规元废去,一面亦请外人改用洋元;(6)上海银两废去之后,其余各埠亦必闻风兴起,盖各埠皆与上海有商务上的关系,倘上海不用银子,各埠亦不用银子,于是都改用洋元了;(7)币制统一了,于是遂把银本位改用金本位。”
关于商品交易所。作为市场体制的一个重要环节,交易所现身中国较迟,这一现代理财工具,在中国人眼里是怪胎。1920年前后,上海一下就冒出了上百家交易所,多是有背景的,甚或就是军阀政客所开办,所以“有人说,交易所是一个大赌场,交易的人都是大赌客,所谓定期买卖,就是买空卖空,买空卖空就是赌”。马寅初认为,交易所乃是承担物价变动风险的机构,对社会经济有着保障与促进的作用,十分有必要启蒙与规范,让这一新事物以它的本来面目在中国存活下来。“没有了他们,大生意不能做了,世界就无进步,所以世界愈文明,经纪人与交易所愈不能省”,“现在之证券物品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等,营业十分发达,前途未可限量,一年之间有此成绩,殊属难得之至。国人当额手称庆,不宜横加诽谤,即有缺点,亦当一一指出,促当事者改革可也”。
马寅初细述了交易所的交易原理和过程,同时也特别提醒当事人注意面临的两种风险:入不敷出;管理及组织之不良。
关于信托。信托业亦随交易所骤然蜂起,“沪上信托业勃兴,以一二星期之时间,骤然组织伟大之信托公司七八家”。马寅初以敏锐的目光将其与发达国家的信托业进行比较,“就一国经济上之进步而论,此种事业当为社会所欢迎”,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要“与美国相媲美”。着重现实的马寅初,在欢呼交易所的诞生后,却在《信托公司之学理》的演讲中,冷静分析了国民性与新兴事物之间的连带关系,吁请国人清醒对待。“今日上海之信托公司,则只求发财(经济),不顾道德、法律、政治与夫风俗习惯,其与经济原理相背驰,将来必致失败。”“今日信托公司之资本,每规定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以压服社会,社会见其资本之雄厚,亦不敢加以批评,然其股票每股仅定十二元余,则无非欲借此以搜集无知识阶级之资本耳。盖票价低小,购买者自必易而多,彼经营信托公司者,对于信托公司之性质与业务,绝鲜研究,置法律、道德、习惯于不顾,而只求‘垄断’与‘不劳而获’。”“鄙人对于信托公司之设立,极为赞成,岂敢反对。但每办一事,必先经过一试办时期,试办而有效,再出全力以经营之,亦未为晚,在未经试办之前,伟大信托公司之设立,未免太早耳。且创办一事,宜注重法律,尤宜注重道德,故鄙人所反对者,为违背法律、不讲道德与未经试办之伟大信托公司耳。”
马寅初考察纽约市财政时,深知道德、法律及政治所共同构筑的信用体系乃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保障,故一再呼吁它的不可或缺,否则后患无穷。至今听来,犹是醒世之警钟。
这段时间里,马寅初还连续对中外汇兑、中外国际贸易、商业票据、公债等问题发表见解,经济学界和实业界反响热烈。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8月,他在商务印书馆发表了《中国的经济问题——评“资本万恶,劳动神圣”说》演讲。针对20世纪20年代之初“耸动一时”的“资本万恶,劳动神圣”之说,马寅初不予苟同。他认为,当今之中国,资本匮乏而弱小,“资本不足,或竟可说中国没有资本。资本既然不足,哪有不思增加之理,为什么呢?因人工与资本是相辅而行,是不相背而驰的,所以我说,‘劳动果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
。这是一种从建设出发的理性态度,也是马寅初长期坚持的理念。
在沪期间,马寅初有关银行发展及信托公司的演讲,听众皆为浙江兴业银行的职员。作为这家银行的顾问,他履行着指导与培训的职责。该银行兴办于1906年,是中国最早的银行之一,1915年银行家叶景揆出任董事长后,总部移至上海。马寅初以顾问身份介入银行业务,从决策到操作无不精心谋划。兴业银行的业务因此兴旺发达,成为国内银行界的骄子。1921年下半年假满回北京前,他一再致信叶景揆,请辞顾问一职。“揆公钧鉴:寅初自愧才疏学浅,庸陋异常,并不谙事务。弟既承委为顾问,敢不勉竭愚庸,但自就职以来,成绩毫无,徒有托足之地,拙无一技之献。扪心自问,实愧缩无地矣。用特函请辞职,以避贤者。所借书籍,一俟病痊,即当奉还。至至交之情,则时铭五内不朽也。”
但是银行没同意他的辞职,直到20世纪40年代马寅初还以顾问的身份出现在兴业银行的纪念会上,他始终关心着浙江兴业银行的业务发展,与叶景揆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一年时间不算长,马寅初收获颇丰,对中国经济的最新进展有了深刻把握,更以学以致用的情怀,对起步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予富有成效的指导。这一段经历,于马寅初的治学道路有相当影响,回到北京后,他更为关注经济现实,他的心,始终与中国经济脉搏一起律动,他的目光,始终不离中国发展的基本国策和经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