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名教授

1914年年底，怀着强国富民梦的马寅初回到了祖国。第一件事便是返家乡探望亲人。离乡多年，父亲马棣生已归道山，只能到墓前告慰；母亲王太夫人苍老了许多，好在身体还健朗；妻子张氏精心侍奉老母，抚养两个女儿，令马寅初感念；大女儿别时只有3岁，如今10岁出头，亭亭玉立了；二女儿是第一次见到父亲，8年前临别之际，妻子含泪执手，让丈夫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马寅初说，“生子取名本寅（‘本’是辈分），生女就取仰曹（班昭又称曹大姑，与大女儿仰班相应）”。难得的团聚让全家喜极而泣。

安顿好家事，马寅初北上赴民国政府财政部报到。留洋八载，国内革命风云激荡，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体制，民国政府建立，不少耶鲁学友进入政府占据要职。这些都让马寅初心怀期待，所学的经济学及财政、金融专长，正可一展身手。

然而，无情的现实给了马寅初当头一盆冷水。封建王朝结束了，名称更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却大抵风貌依旧。袁大总统视议会为玩物还嫌不过瘾，正忙着上演重披龙袍的登基大典，搞得官场乌烟瘴气，正义荡然无存。民国政府的财政部几乎就是前清度支部的翻版，无非是维持政府收支，说得更不好听些，就是帮政府搂钱花的账房，远不具备调控社会经济的功能，欲在财政上管理国家的理想，只是纸上谈兵。而整个中国的工业经济刚刚起步，市场要素了无系统，如荒漠中的绿洲，不成气候。西方成熟的财政管理套路无从依托，就是局部的借用，也十分困难。

最让马寅初无奈和痛苦的是，几乎无人懂得什么叫现代经济，无论周边的同事还是社会民众，听到经济学上的名词不但满脸茫然，还窃以为笑谈，麻木无知到极点。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个财政部的普通职员，又能对社会发挥什么作用呢？虽然此间是拿薪水、升官阶、享受荣华富贵的金窝窝。马寅初感到，当务之急，也是最基础的事情，在于用现代理念育新人、启民智，否则再好的东西，无人理解、无人响应，也是白搭。

反复思量后，马寅初揖别从政救国梦，确立新的追求——教育救国。他对外发表公开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不顾许多朋友的好意相劝，辞去财政部职位，于1916年年初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门（系）教授，主讲应用经济学，月薪为大洋280元。同时，他还在位于干面胡同的湖南明德大学兼课。这两份收入，让一家人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北京大学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开始阶段很有些封建的官僚习气，教师中旧式人物居多，于新学不甚了了，学生进校“为升官发财之阶梯”，重科学、求学术的精神相当匮乏，还算不上一所现代大学。马寅初就职时，法科教员多为政府官员兼任，高车驷马，昂扬过市，是一拨老派人物。

1916年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刀阔斧地着手改造，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指导下，主施两条，一曰学术自由，二曰教授治校。这与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马寅初志同道合。首要之务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吴稚晖、辜鸿铭、梁漱溟、章士钊、陶孟和、刘师培、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等文科名师接踵而至，李四光、彰任光、任鸿隽、李石曾、李书华等理工巨子纷至沓来，一时俊彦云集，声动京华。北大名流，尤其文科中的新派人物胡适、陈独秀等人颇有呼风唤雨的本领，很快掀起了一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新文化运动，也推动着北大改革挺入纵深。

作为“教授治校”的载体，学校成立大学评议会，评议会从各学科学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各门成立教授会，规划本门的教学工作。年轻的经济门教授马寅初热情地投身其中，不时建言，为最活跃分子之一。1917年2月18日，马寅初致函蔡校长，就学校评议会关于本校教授在校外兼职的一项决议，发表不同意见：“（一）凡有兼职者，无论在教育机关与非教育机关一律改为讲师。（二）凡愿做教授者，须受一种极严之考试，由各系学生会同与本系有关系之各界人士（如经济系须会同商会银行公会教育部以及各校之代表）妥商试题，以口试之方法实验之，一面并请各界人士莅校观考，如外国之博士试验然。以三小时为限，但得延长一小时，及格者得充教授。”并声称：“寅初已向经济系学生声明，无一不表示赞成。实行此种主张请自经济系起，而经济系请自寅初起。如此办理非特可以杜流弊，亦且可以提高教授之人格。其不愿受试之教授，虽本校予以教授之名，而学生仍以讲师称之；其以受试而及格者，本校虽不肯予以教授之名，学生当以教授称之，而本人亦当以教授自居。此层经济系学生已全体赞成矣。教授两字即英文之professor，在外国非真有学问者，不得称教授，不料在中国竟为一群无耻之徒所盗用，何怪大学奄奄无生气。”

马寅初的学识与德行，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很快得到同人的认可。1917年10月，蔡元培提议设立教授评议会，以为学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落实“教授治校”，马寅初被选为评议委员。11月，马寅初当选北大编译会评议员。1918年又被推举为经济门研究所主任，兼经济、商学门主任。为此，马寅初撰写了致法科经济门教员函：“诸君雅爱，被选为经济门主任，惭感莫名，自问才识浅薄，恐难胜任，曾向学长面辞，未获允准，既承学长暨诸君雅爱，何也过于推辞，自当勉从事，以期无负诸君之雅意。” 同年参加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为甲种会员。

当时经济门、商学门设在法科之下，到了1919年，北大进而将文、理、法三科改为第一院、第二院和第三院，原科下属各门更名为系。经济系归属北大三院，位于沙滩与东华门之间的北河沿处。

参与北大改造，让马寅初“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更大的平台上得到实践。教授的立身之本乃是传道、授业、解惑，北大“思想自由”的方针，充分体现于课堂之间。蔡元培曾论：“计学（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对于教员中不同的学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允许自由争鸣，让学生自由选择。

此等理念甚得马寅初之心。他把自己广博的学识客观而清晰地展现于学生面前：古典经济学、当代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无不通晓易懂，精彩纷呈。还有多门应用经济学课程，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理论、汇兑论，等等。他本就平易开放，浑身散发着睿智和朝气，加上在耶鲁练就的演讲家的气质和口才，很快成为学生景仰的名师。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便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辞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须撑雨伞。”凡他所上课程的考试，学生高度自觉，从不作弊。

作为系主任，马寅初以创造性的方法打造着学生的真才实学。法科根基甚薄，它的前身是官僚兼讲，学生也多为做官人家的子弟送来镀金的，高车驷马出入校园，对经济学知之甚少，更遑论研究心得，与文、理、工科相比，就更显老旧了。要改革法科，必先导引研究风气。正在此时，马寅初承接了教育部审定译名的课题，而北大法科研究所只有三五研究员，还散在各省，人手不够。他立即想到法科的改革可借此而行。本来，法科的学生离校前只需提供一篇不知所云的毕业论文，写也罢、抄也罢，全为混文凭。马寅初上书，要求照文、理、工的成例，废止毕业论文。第一步，所有第四年级学生照原定研究所章程，准其入所研究，帮同研究员审定译名。“所有译本，仿前清学部译名馆办法，概以研究所与译者之名义出版，以资鼓励而期风行。如是则学生中之勤者无向隅之叹，惰者无侥幸之心，大学有成效可收，社会有译本可考，诚一举而数善备也。”第二步，上述译事完成后，“苟以译书继之……每三个合译名著一部，每年便可出四十部之多。其有益于社会者，较诸现在之毕业论文，岂可同日而语哉” 。学生按照这样的办法参与其中，学识和动手能力皆大有提升。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银行实务，马寅初组织学生用发行“股票”的方式成立了“学生银行”，设在北大三院的门楼上面，经营存款、放款及汇兑业务，既为学生提供服务，又可使学生从中掌握多种业务本领。马寅初自己担任银行的查账员。1918年5月1日，马寅初查账后，专拟一份查账报告：“本员特于上星期六（即二十七日）亲赴学生银行查核库存金与存出金两项，盖此两项就目下情形而论，关系银行至巨也。两数均系实存之数，无丝毫之差异，惟存出金一项平日考核难得其实，种种理由，暇当详细说明也。谨布。” 在今天的大学里，如此的实践亦非易与之举，当年北大的自由创造该具何样的空间！

经过如此训练的学生，走出校门后，自然成为商界的干才。马寅初还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术团体，自由探讨。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19年12月，北大学生经济学会成立。马寅初到会致辞：“诸君组织这个经济学会，是应当的事情，是大学生应该做的，而且是经济系的职务，兄弟是非常赞成，很抱乐观的。在于美国，他们学校里面，也有种种学会，以研究学理。他们的会章，颇为严厉；他们的责任，又很重大，要加入的时候，须由会员介绍，或由学校专派学识兼优的学生，到那里去研究，或搜集材料，因为学会的性质，原是互助的，发扬的，所以各人所有的材料，都登在那里，那么一人的学业有限，合十人或数百人的学业是很丰富了。这样看来，要搜集材料，是很容易的事情。在中国方面，就不是这样，虽然有种种学会，他们的目的和宗旨，都完全相反，并不把研究学理，当作一件事情，不过为政党的臭味罢了。所以中国人常把他的心得，保守秘密，不肯告诉于人。到了现在，所有各种学说，还没有系统可寻，真是可痛的事情。现在你们既已组织这个学会，本互助的精神，共同讨论，使经济的学理，能发扬出来，以为社会的应用，那是我很希望的……中国现在的情形，也是困于经济，很有极大的志愿，要把经济系来办到完善，以应付世界的潮流……诸君在校求学，要专靠讲义，那是很有限的……我希望将来有具体的办法，聚集许多材料，以供给参考的资料。” 参加各学会的活动，他都强调对话，交流所识，造一个共同研讨的平台。1920年，北大学生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请马寅初前去指导。马寅初曾兴致勃勃地前往参会，但发现讨论者多不能讲经济学，而是热衷于政治话题，认为不合《资本论》经济学说的精髓，与自己不是一路，遂不复参与。

校务、教学繁忙的马寅初，丝毫没有荒废自己的学术活动。鉴于学界与民众的经济学素养尚浅，这期间他的重心调整为启蒙与普及。他写了大量介绍西方经济学诸家流派的文章，发表在各报刊上，并注意结合当前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到其他学校及部门单位发表演讲，效果良好，反响甚巨。

一次著名的演讲发表于1918年11月16日。是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北京各单位放假数天举行庆祝活动。北大教授在天安门外和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连续演讲，蔡元培、陈独秀、马寅初、胡适、李大钊、陶孟和等名流相继发言，各有高见。其中蔡元培讲《劳工神圣》，李大钊讲《庶民的胜利》，马寅初的演讲题目为《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最后的结论是：“欲促社会之进步，必有资于储蓄者固已，然储蓄亦必有储蓄之要件，其最要者，厥为完备之法律制度，确能保护个人之所有权也。若在武人专横，兵连祸结之国，则旦夕之生命，尚不敢自保，储蓄之意思又何从而发生乎？即有之，亦殊薄弱，此不仅影响于资本，亦且影响于人民之道德。自此之后，人人徒狃于目前之逸乐，而不计终身之准备，是则社会最大之危险也，故不欲求生产之发达则已，若欲求生产之发达，则贪婪跋扈之武人，在所必去，断无与劳动者并存之理。苟武力能除，则生产与储蓄之障碍已去，而劳动者，自有从容从事之机缘。吾故曰：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这里的“劳动者”，包括积累并经营管理资产的有产者，与后来专用于“无产者”的“劳动者”一词含义不同。此之前后的演说汇编为《马寅初演讲集》四册，为大受欢迎的畅销书。空谷足音，让他跻身于学界闻人、社会贤达行列。当北京大、中、小学各校教师联合成立教员会时，马寅初被公推为负责人。

马寅初在社会上声望日隆，与其校内的影响相得益彰。他学问好又正直、仗义，颇具古风，与教授、名流关系融洽。这时候的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马寅初对他文化启蒙的贡献十分钦佩，1920年10月，在上海演讲时说：“冒险是能够进步的。就像新文化运动，若是没有陈独秀、胡适之等冒险，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功呢？” 胡适对马寅初的学问和为人也很推崇。

两位好友间，还发生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往。1918年年底，胡适母亲仙逝，胡适回安徽老家奔丧，于1919年元月返校后，拜托马寅初代办赙仪洋事宜。马寅初便将此事与学生银行的业务训练结合起来。送赙仪洋者有蔡元培、马寅初、高一涵、李大钊、陈仲衡、张申府、马叙伦等47人。马寅初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敬启者：本校同人等送胡适之先生之太夫人赙仪洋多由鄙人转托学生银行代收。兹将送赙仪者姓名数目开列于左，即希察核，如有遗误之处，亦请函示，俾便查明更正。又自经手之日起，结至本月二十四日止，所收现洋四十五元，中票一百四十元，交票四十六元，亦于表后注明，惟事由银行经理，酌取手续费现洋二元，以酬银行行员之劳，一并声明。” 胡适的一桩家事，办得得体而别致。学生则为给大名鼎鼎的胡博士提供了服务而欢欣不已。这都是后来难以想象的事情。

就在马寅初风光无限之际，1919年3月，他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母亲在家乡病逝。步入中年的马寅初如遭五雷轰顶，悲痛欲绝，告假星夜回浦口奔丧。马寅初对母亲的依恋很深，据他80多岁时回忆，直到十几岁他还离不开妈妈。第一次到上海不久，便回乡奉母命娶了妻子张氏，代自己侍奉晨昏，出门在外十几年，总是念念在心。

马寅初为母亲在黄泽江对面、剡溪岸旁的仙岩乡精心选择了墓地，背山临水，群峰环绕，古木林立，郁郁葱葱。墓碑由耶鲁的同窗挚友王正廷题写。母亲安葬时，他为自己预留了位置，欲百年之后永伴慈母身旁。

马寅初返回北大，正赶上蔡校长推出一项新举措：设教务长，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系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1919年4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载：本日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到秦汾、俞同奎、沈尹默、陈启修、陈大齐、贺之才、何育杰、胡适等。“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投票之结果，马寅初君得四票，俞同奎君得三票，马君当选为教务长。”

1919年4月9日，新任教务长正式到位。就在马寅初熟悉诸项事务、刚刚进入角色之际，风云突变，一场起自北大的风潮，不仅改变了马寅初的工作节奏，更改变了中国的走向。4月下旬，从巴黎传来令国人震惊的消息，协约国召开的战后和会上，居然拒绝了中国要求归还胶东半岛主权的合理要求。爱国热情高涨的北大学生极为愤慨，于5月4日发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宣言，走出校门，火烧赵家楼。不少学生被军警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马寅初任教的北大三院。为营救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愤然辞职南下。

5月10日下午1时，北大全体教职员推举“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齐赴教育部，进谒傅总长，请其设法挽留……”，5月11日北京《晨报》和5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均登载了这一消息。声援学生的浪潮，席卷全国，终而汇为波涛汹涌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大。蔡校长离职后，险恶的局面、复杂的难题、巨大的压力，不得不由教务长直面。马寅初既同情、支持同学的爱国行动，又希望尽快结束街头运动、无序状况，敦请蔡校长归位，恢复正常教学。听说教育部要派胡仁源来顶替蔡元培，1919年6月7日，北大200多名教职员聚会在红楼，在代理校务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和教务长马寅初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要求拒胡挽蔡。马寅初代表教职员表态：“我们必须向政府公开声明并正告胡仁源，现在学界公意认为，欲恢复5月4日以前教育界原状，非各校校长一律复职，尤非北京大学蔡校长真能复职不可。所以目前蔡校长复职与否，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也非蔡元培个人问题，而是影响北京学界全体的原则问题。”北大教职员集会推举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八人为代表，前往教育部请愿，面陈挽蔡决心。如果蔡不留任，北大教员将一齐辞职。

五四运动，终以北洋政府拒签和约，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被抓学生，同意蔡元培返回北大为结局。然此后的北大，如同整个中国的走向一样，革命、救亡气氛渐浓，以学术文化贡献为根本任务的精神有所冲淡。蔡元培南下中便有预感和顾虑，他说，学生游行示威，“是出乎爱国热情”，但北京大学“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他返校后对学生反复宣讲“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也许多少受到蔡元培心境的影响，此后的马寅初，治校热情似有降温，加之他素不愿为行政事务耗费心力，1919年年底，任职未满一年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请辞教务长而专任教授。“敬启者：寅初现患失眠之症，极须就医调治，所以经济主任一席，请黄伯希先生代理；教务长一席，原请俞同奎先生代理，俞先生以公务殊忙，不允代理，现改请胡适之先生代理。特此奉闻，敬请台安。弟马寅初谨启 十月二十四日。” 马寅初致函蔡元培云：“窃寅初入夏以来，忽患失眠之症，又以校务更张，不能不悉心筹划……近更头痛发热……延医调治……” 此请于1920年1月获准。

不过，马寅初对社会公共事务热情依然。1919年12月至1920年1月，北京市爆发了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的集体罢课运动，马寅初以教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充当了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1919年12月初，北京市“各校教员因月薪搭给中交纸币，且专门以上学校多有拖欠者，因发生发现补欠问题。小学教员先上府院呈请将每员十余元之薪水全给现洋，以维持生活，有如不得，请即归耕待命之语。专门以上教员亦由马寅初等上呈总统，请饬教育部将欠薪补发，以后一律全给现洋” 。马寅初等教员代表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后，并未得到满意答复，于是于12月12日下午3时，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代表会议。“到者四十余人，由马寅初、王桐龄二君主席，讨论结果，议决三案：（一）决定于本月十五日实行全体停止职务，（二）停止职务后，举出纠察员若干名，调查各学校是否取一致行动，（三）继续执行职务时亦应取一致行动。” 此次会议还选出了“教职员联合会”职员，马叙伦、王桐龄、陶孟和、李大钊等10余人当选，马叙伦、王桐龄被推举为总务干事。12月14日，北京市教职员再次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代表会议，“公推陶履恭（陶孟和）为临时主席，马寅初报告经过情形，各校代表相继发言，议决15日罢课”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马寅初在呈递请愿书和主持决定罢课的会议中均起了领头和关键的作用。

12月15日罢课第一天，署名野云的记者指出：“据闻最初倡议结合团体提出抗议之人为康宝忠，此事系在秋初，不意康氏作古，事遂停顿。最近因各校薪水两月未发，而教育部本部职员薪水则先行支付，遂群起聚议，由各小学校教员联合公举代表与专门学校及大学接洽。于是各校教员咸抱同情，北京大学教员中如马寅初、马叙伦、陈大齐尤为愤激，最初开会数次，议定举代表进谒教育次长及国务总理递呈请愿公文。” 结合上段的叙述，可知马寅初就是教职员推举的呈递请愿公文的代表。

北京教职员罢课运动持续四周，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其空气紧张之际，外有浙校之响应，内有学生之示威，范围愈扩愈大” ，并被认为是“自有学校以来如此大群众之团结毅然与教育行政当局相抵抗实为第一次” 。1920年1月12日，北京政府答应了“索薪运动”的主要要求，教职员复职。在罢课过程中，运动主要领导者由马寅初更为马叙伦和陶孟和。

1915年年初至1920年年初的五度春秋中，带着西方自由思想重踏故土的马寅初，时逢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五四”风暴的洗礼，自由思潮风靡京师。他既是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亦为受益者和成长者。蔡元培、胡适、马叙伦等人身上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中“铁肩担道义”的名士风范，使他在共鸣中砥砺、成熟，孕育出一种大气的自由。日后，他多次谈到蔡、胡对自己的影响。

这段时间里，马寅初的家庭生活也有新的气象。1917年，他回嵊县老家时，在黄泽（旧属新昌）又与一位名叫王珍惠（后改名仲贞）的年轻姑娘成婚。王仲贞是新昌人，比马寅初小22岁，聪明伶俐，小学文化程度。婚后，马寅初带她回北京一起生活，第二年，他们爱情的结晶马仰惠降临。这个宝贝女儿一生都陪伴在父亲身边。1919年，王太夫人过世后，原配夫人张桂君亦来到北京。从此，马寅初一直与两位夫人生活在一起。 CiTRZ+wG9rTQrJmmT8xVKeHgipmKp2yubfip5FQ9mm0rQ1j8lbjcyzQWsDL3p4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