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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师
“秋野京子，生于一九四八年，香川县坂出市人。她的父亲是教育从业人员。秋野京子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一九七〇年春从东京学艺大学
美术专业毕业后，在东京港区区立A小学任教谕
。一九七一年，她与比她年长两岁的高中学长恋爱结婚，她丈夫就职于一家杂志社。去年十月，长男出生。今年四月九日，她在自己家中开煤气自杀，终年二十七岁。她没有留下遗书，但是休完产假开始上班后，她曾流露出当老师的苦恼。”
我们开始采访秋野老师自杀事件的时候，最初写下的关于她的笔记就只有这些。
说起在香川县出生的女老师，我就想起了《二十四只眼睛》
中的年轻老师。大石老师到位于小豆岛岬角处的分校赴任，与一年级的十二名同学相遇。大石老师因受伤而长期请假，一天，十二名年幼的同学瞒着父母徒步穿过四千米的山路去探望她。老师为孩子们准备了乌冬面，那美味令孩子们难忘。我曾记得自己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不禁哭了出来。
虽然那是昭和初期的小说或者电影里的故事，但我却从中体会到了切切实实的教育的感觉。与之相对，现代的女老师们，又在面对着怎样的现实呢？
第一道关卡
东京港区，这里有演艺界人士、政治家们居住的高级公寓、各国大使馆和大学。横町
里哪怕在大白天也仿佛连小鸟都没有，安静地伫立着一栋栋住宅楼。东京港区一带，在东京都内也是可以与赤坂、麹町并肩的核心地区。A小学就在这里的一隅。
A小学的学区是高地住宅街区和由商店街、中小型工厂所组成的下町
，跨片区上学的儿童大概占了四分之一。A小学的学校概览上记载着的监护人职业，其中有六成左右都是公司高管、公司职员、公务员、银行从业人员等，而小个体户和小型工厂从业人员不足三成，另有少量自由职业者和医生等。
在东京，或许是因为讨厌高中的学校群制度
，学生们从初中阶段开始就更倾向于考入国立或者私立学校。与其他学校相比，A小学孩子们的这一倾向虽然并算不特别明显，但每年也有三成左右的学生会这样选择学校。
“有个京都的医生，让儿子跟祖母一起住在附近的公寓里，来上A小学。那孩子后来考入了庆应普通部
”，“仙台一家私立学园的园长，为了让六年级的儿子能够考上庆应中等部
，专门买了公寓，让妈妈过来陪孩子一起住”——我从父母们那里听说了这样的事情。
在东京，想要让孩子考入名牌初中的母亲中间，口口相传着两家升学辅导班（面向五年级至六年级学生），这两家升学辅导班被称作“龙门双璧”。我们调查了辅导班的资料后发现，果然，在这两家辅导班里听课的学生（也有些学生同时在这两家辅导班学习），几乎独占了今年春天名牌初中的合格者名单。其中，东京教育大学附属驹场中学一百一十一人（招生人数一百二十人）、庆应普通部一百零九人（招生人数一百三十人），开成中学二百七十人（招生人数三百人）。母亲们将成功通过这家升学辅导班的入学考试当作第一道关卡。而秋野老师所带的四年级学生，正在面临着这第一道关卡。
“我们学校的老师里，有的人对志愿考入名牌中学的学生态度非常积极。在办公室里会有人说，‘哎呀，我班上可有这么多人都在某某辅导班呢’，非常引以为傲。”有老师如此说道。
孩子的无视 但是，秋野老师对辅导班持批判的态度。“秋野老师让新学期去了辅导班的孩子们举手，好像还说，不去辅导班就行。”（某位母亲语）不仅如此，她还觉得，辅导班打乱了她自己的课程，为此很是烦恼。一九七四年的反省会记录中这样记载着她的话：“有些孩子在辅导班里已经掌握了技术性的东西，有些孩子学习能力差，他们之间的差距很大，我很难进行指导。”
“如果按照后进生的标准上课的话，去辅导班上课的孩子们就会无视我。”秋野老师也这样说过。
同时，她还有另外一面。一位在学区内下町商店的母亲这样说道：
“我家孩子成绩差，又不听话，六年里换了六位班主任，每位老师都说他是个‘没救的孩子’。但是，只有秋野老师说‘为什么其他老师都看不到这孩子的优点呢’，只有她，对学习不好的孩子也能有非常温暖的态度……”
如果将来，哪怕只是止于幻想，人们都怀有一种私心，想把孩子送上比普通通道更高一点的上层通道，那么这种私心就会互相激荡，对教师寄托的希望也会变成苛求的旋涡，在这样的大都市里，现代的大石老师也会尽显疲态。
老师与生孩子 日本全国共有二十一万八千余名女性小学教师。以每年0.8%到1%的速度慢慢增加，现在，女性教师数量已经占全国小学教师的54%，足以左右当今日本的教育。
但是，与之相伴而来的就是生孩子这一现实。哪怕只算公立小学的女老师，以一九七三年为例，约占全体女教师6.15%的两万三千余人休了产假（据公立学校共济组织调查）。秋野老师所就职的A小学，包括校长在内共有二十四名教师，其中有女教师十一人。仅在去年，就有四人生了孩子，秋野老师也是其中之一。
法律保障女性教师的各种权利。从东京都的状况来看，怀孕生产的假期是十六周，怀孕障害休假
不超过四周（但需从十六周中扣除），孕期上班时长每天至多可减少一小时，因育儿每天减少一百一十分钟上班时长，等等，各类规定保障完备。
但是实际上，很多规定都停留在了纸面上。例如，据秋野老师所属的东京都教组港区支部提供的问卷调查，有近三成的人并没有获得育儿时间，超半数的人并未享受缩短孕期上班时长的权利。而至于生理期休假，仅有6%的人获得过。
冷眼旁观 为什么这些权利都止于纸面了呢？不提产假，单说普通的年假，东京立川市某小学的中年女教师认为“权利不行使的话就浪费了”，决定把自己积攒下来的四十天假期都用掉。但是，她立刻遭到了学生家长们的反对。他们喊着“换班主任吧”“孩子们罢课吧”等口号，到市教委和校长等处大闹一场，那位老师最终辞职了。
虽然教师是在行使自己理应拥有的权利，但从将孩子托付给教师的父母的角度来看，他们会担心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也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老师们说，哪怕是像生孩子这种女人的大事，如果女教师按照规定休满了假期的话，即使身为同性，那些母亲们也不会开心的。
十一月中旬，秋野老师按照规定休完产假之后回到职场，而就在此前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想让在产假期间临时替补的女教师B顺势接管班主任一职——学生家长之中产生了这样的呼声，甚至有人企划收集大家的签名。
回避派领导者 临时替补的女教师B四十多岁。一旦家长们问起孩子的状况，她就会直接告诉他们，您家的孩子适合考国立学校，您家的孩子适合上私立学校。她是一个思考问题干脆利索的人。“对于那些一腔热血地想要自己的孩子考上私立中学的父母们来说，比起犹豫不决的秋野老师，这位老师看起来更可靠吧。”和B老师共事的老师这样说道。虽说很多临时替补老师都会采取在短期内能产生显著效果的方法，B老师当然也在这方面让父母们颇为满意。
当秋野老师回来做班主任的事情定下来之后，又有人对其他老师说“秋野老师不靠谱，我很担心”这种明显中伤人的话。还有母亲给校长打去了“咨询”电话，询问“秋野老师明年也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吗”。在三月十八日举行的父母谈心会上，有人颇具批判意味地问她：“您明年也会继续当班主任吧？”面对意味深长的发问，秋野老师默不作声。
我们想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母亲们都如此回避秋野老师，便开始四处寻找那些回避派领导者。这些母亲们都闪烁其词，但终于有一个人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没想到，这个让孩子在秋野老师班上学习的母亲，竟然也是另外一所小学的教师。
我们去拜访了这位女老师，因为她既是母亲又是老师，我们非常想听听她对当今教育现状的看法。但是，在她那位只是表示无可奉告的丈夫边上，她始终什么也没说。
新学期 “我太累了。想回乡下去。”
三月十八日父母谈心会结束后，秋野老师这样和同事说过。二十一日，她被叫到校长室去。出来之后，她是这样和同事说的：
“校长鼓励我说：‘虽然你失去了信心，让家长们也跟着动摇了，但是教育的事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大家应该一起努力。请好好干吧！’”
当时，她还说道：“我是个软弱的人，如果被刺了的话，浑身哪里都觉得痛……”共事的女教师解释说：“比如什么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太吵了，上自习的时间太多了，其实都是那些母亲在拿她带班时的很多小问题挑刺。”
新学期开始了。秋野老师提出申请，做了二年级的班主任。她原本负责的那个班级，三月二十五日的时候公布说将由另外一位女教师负责，但是到了马上要开学的四月五日，不知为何，却变成了由一位男老师负责。据老师们称，已经公布带班的班主任后再次换人，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那天，秋野老师回家之后，一边在厨房里忙活，一边轻轻地对她丈夫说：“要不然我去死吧。”四月七日是开学典礼，八日的活动是大扫除和年级事务，随后便到了九日的早上。
丧失自信 每天，秋野老师都会把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送到保育园之后再去上班，但是只有这天早上，她让丈夫去送孩子，自己则一个人先出了门。上午八点，学校接到她的电话说：“孩子身体不适，向学校请假。”
下午三点左右，附近的邻居发现秋野老师的房间里传来了煤气的味道，一时间方寸大乱。她已经死了，没有留下遗书。警方到学校调查时才发现，她的柜子空空如也，连抽屉也被整理得干干净净。
我们拜访了秋野老师的家，那是东京都破旧的五层职员住宅建筑里的一户人家，墙上还挂着女式毛衣。就在这间依然残存着秋野老师味道的房间里，她的丈夫这样说道：
“去年十一月，京子休完产假回到讲台之后，经常说：‘总感觉找不到状态，怎么再也没有那种能让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听讲的课堂了呢？’我只能说：‘因为你刚休完产假呀。’京子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不适合当老师。可就在那时候，她开始听到家长们对校长说这说那的。”
校长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很期待这位教育者的答案，问了他很多问题，但他却重复地说：“这是私人问题，请不要再问了。她过于在意别人的话了，这是她自身性格的问题。”
互不信任 是什么把秋野京子这位女老师逼上了死路呢？
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母亲们的过度介入也的确是事实。家长对教育很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从整体上提升教师教育水平的动力。但现在的家长大都过于关注自家孩子的得失，以追求“个人的利益”为最终目的。如果不能将其变成可以将孩子、教师、家长三者捆在一起的“公共利益”，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壑便无法被填平。
但即便如此，为什么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渠道却又如此不畅通呢？当秋野老师听到家长对她的责难时，为什么不直接和家长交流呢？另一方面，家长也不想和教师直接交流。他们担心教师把孩子当“人质”，如果因触怒了教师而导致孩子的成绩被做手脚，这可就麻烦了——只要大部分家长都对教师抱有这种不信任感，那么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对话就无法实现。流言越传越多，这又会加深教师们对家长的不信任。
为什么同事们不能将秋野老师从苦恼中解救出来呢？从一般层面上讲，教师集团被明哲保身的想法、个人的荣誉与升迁所约束，这个集团已经四分五裂。他们真能从中寻求朋友的帮助，与家长结成同盟吗？更不用说育儿——这份现代社会最为困难的教育事业，很难生机勃勃地发展下去……
我们的讨论就这样无止境地继续下去。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培养自己独有的未知的能力。接受光照和水分，慢慢变强。希望你们都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哪怕在灿烂绽放的时候，花粉中含有毒素。
今年春天的毕业纪念册里，秋野老师送给孩子们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