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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
孩子全家自杀——三十年来我们高举基本人权、给人尊严的大旗，但最近，这种古老的死亡方式却变得不再稀奇。大阪经济大学的泷内大三教授（教育福祉学
）一直致力于亲子自杀的调查研究。他指出，从去年四月到今年（一九七五年）三月，这样的案件发生了三百九十八件。
如今，以夫妇与孩子为单位的核心家庭，不仅让人们追求的希望与生存价值变得单一，也让人们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期未来。因此，“核心”的幸福背后暗影丛生，“核心”崩溃的前兆频频闪现，而构成“核心”的一个个分子，大概会失去独自生存的能力吧。
今年二月，兵库县姬路市发生了一起亲子三人的自杀案件。公司职员A先生（四十六岁）和妻子B子女士（四十三岁）将独生子C（十四岁，市立初中二年级）勒死后，一起上吊自杀。此前，他们的儿子C因为纵火而被训诫，他们为此颇为苦恼，而这位母亲又对教育颇为上心。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桩并不少见的案件进行追踪调查，是因为我们从这幅核心家庭—热衷于育儿的母亲—初中生—纵火—全家自杀的构图中，感受到了今日的惨痛局面。
认真之人
新干线姬路车站因为到白鹭城参观、进行修学旅行的学生们而显得热闹非凡。汽车穿过车站前方的繁荣街道，向北行进十几分钟，就会到达尚有农田留存的新型住宅区。精致小巧的私家宅院一户连着一户，其中一隅便是发生惨剧的这户人家。一百六十平方米左右的宅基地上，矗立着一座不足八十平方米的日式平房建筑，唯独这户人家紧紧关闭着雨户
，在初夏的阳光中格外耀眼。
A先生一家是在一九七〇年搬到这栋新房子来的。当时，儿子C正在上小学四年级。
A先生生前是姬路市内一家点心批发商H物产公司的销售课长，虽说是物产公司，但H公司其实是一家拥有四十四名员工、在一个由老旧木制民宅改造成的房间里办公的小企业。去年十月，A先生由股长升任课长后，依然每天都奔走于明石、淡路一带的客户之间，每个月工资大概是十五万日元。
“酒、麻将、女人，他哪个都不碰，算是个认真的人啦。工作做得不错，性格也很老实。他自个儿也就是玩玩相机吧，大概三年前开始跟客户一起打打高尔夫球，也算是多了些朋友吧。”
听了他前上司的话，我们眼前浮现出了一个毕业于旧制中学，为人小心谨慎，又略显悲哀的公司职员的样貌来。
薄幸夫妻 B子女士出生于中国台湾，二战后归国并从高中毕业。她曾在百货店做过店员，也在五金店里做过会计。一九五四年春天，B子与A先生相亲结婚。
“她是个坚强而且认真的人，非常适合做会计工作。我去过她家一次，真是一尘不染，收拾得干干净净。”五金店的女老板这样说道。婚后第六年，这对夫妇终于生了孩子。儿子C的出生，本该给这对夫妇带来莫大的快乐吧，但这个独生子却生来就是个体弱多病的儿童：
“这孩子大概一岁半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是斜视眼，三岁的时候做了手术。从两岁到上幼儿园之前，因为哮喘经常去医院。从幼儿园中班左右起一直到小学三年级，因为过敏性鼻炎一直在接受治疗。小学六年级时做了扁桃体手术，与此同时，又发现鼻软骨有异常，一到户外玩耍，就经常发烧。”
这对夫妇越是费心费力，就越是能说明他们是怎样爱着他们这体弱多病的独生子。从警方的记录里，我们能够体谅这对薄幸夫妇。
爱的变身 夫妻俩倾注在这体弱多病的独生子身上的爱，渐渐地变得恐怖起来。在儿子C的纵火事件发生后，母亲B子的姐姐这样向警察说：
“就算是在外人看起来，B子对育儿的关心程度已经有些不正常了。C太可怜了，从三岁开始，他的母亲B子就让他开始学习管风琴、学习画画；从小学起开始上各种辅导班，上了初中也得去课后辅导班学数学、学英语；从辅导班回来，又要跟着家庭教师学习；结束之后，B子又会亲自陪在孩子旁边，让他学到晚上十二点、一点。
“B子就跟现在说的‘教育妈妈’
一模一样。她老早之前跟我说：‘不能总命令孩子去学校，家长的行为也很重要，我自己也会在孩子边上练练字。’她甚至不让孩子看电视……”
“那孩子身体不好呀，所以想让他有学问。”据说这位母亲经常跟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这样说。
然而，对于体弱多病的儿子来说，这个期待似乎太沉重了。C所在的初中曾向警方透露：“C的学习成绩在四十三人中排第三十五名，IQ八十九，挺会跟人交往的，但是不沉稳。”
一刀切 话说回来，B子为何要如此这般地督促孩子学习呢？当我向老师们寻求答案的时候，几位老师都告诉我，这是姬路市独特的中招升学体制所导致的。
从一九六七年起，兵库县开始实施一种“兵库办法”，即初中时代调查书的成绩将被作为考核重心，列入学生升高中时学力考试的参考指标。而在姬路市，学生可以申请市内的任何一所高中，调查书分数高的孩子便都会集中到有名的学校去，各所高中之间的差距非常显著。比如，仅在今年，大学入学率最高的高中，学生们的调查书上九门科目
的平均分最低也有七十八分，第二名的高中只有七十一分，而第六名的高中仅四十七分。调查书的分数确实已经区分了学生们的未来走向。
这会给学生们的初中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学校补习确实变少了，俱乐部活动
和体育活动变多了，但是初中三年，孩子们每天都把考场当战场，辅导班越来越火，要是有人生病了，甚至会有人产生‘我已经赢定啦’这样的想法……”市教育长如是说，他也承认了因这一制度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为了尽可能保证公平，就会增加考试次数。一刀切地用这个平均分来给孩子分类，这确实是我们指导孩子选择未来道路时的真实状况，但这不是老师该做的工作，倒像是个职业介绍人了。”也有老师这样自嘲道。
“优秀的孩子都去了N高中，私立学校又很贵，所以无论如何也得让孩子去公立学校上学。但是我家孩子最近好像成绩不好，真把我急坏了……”B子曾跟家附近的主妇抱怨过。想必她每天都在焦虑和着急吧。
各执一词 我们拜访了C曾经就读的初中，并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当我们对校长说起要询问关于C的事情时，坐在桌子后面的校长，连表情都立刻僵硬了。
“哎呀，放过我吧。那是个特殊案例，不要把它跟一般的学校教育联系在一起呀。”话题完全无法展开。
深夜，我们偷偷拜访了该学校的一位老师。起初，这位老师也躲着我们、拒绝接受采访。最终，他同意以匿名的方式，对我们说出真相：
“那件事之后，在教师会上，学校做出反省，让老师们‘加强与学生的交流’，这确实没错。但即便如此，也有老师觉得，‘实际上也做不到吧’。这也是事实。要说为什么，如今老师们的杂务很多，还得研修、开会等，忙得不可开交。哪有时间去跟孩子们交流……”
学校、家庭、辅导班，不管在哪，少年C也许都遭受着分数地狱的捶打，并因此而彷徨迷茫吧。
请原谅我 少年C生前就读的初中有一所旧讲堂。在C一家三口的遗体被发现的四天之前，也就是二月十日上午十点五十分左右，旧讲堂的屋顶上升腾起了烟火，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在八日和十日早上，该学校也发生了小火灾，事态刚刚平息。学校在全校范围内搜寻纵火犯，并将着火的时候没有在教室的同学名单列了出来，C的名字引起了注意。“我去上厕所了”“跟朋友出去玩了”——他前前后后换了几种说法之后，终于边哭边说“爸爸妈妈会担心，请别告诉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学校报警后，C被转交给了姬路警署，调查结束时已是深夜十点半。调查发现，从一九七三年夏天开始，C在全市各地一共纵火十一次，造成了总额二亿四千万日元以上的经济损失。
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我才这样做的。妈妈非让我学到半夜十二点，我头痛心烦。如果在学校或者家附近放火的话，大家就会乱作一团，我觉得那样就可以不用学习，所以才这样做的。但我知道放火是坏事，请原谅我吧！
调查书的末尾，还留着C歪歪扭扭的签名。
惨剧 当晚，搜查员、班主任和负责生活指导的老师一起把C送回了家。“到家后，我们想向C的父亲问问情况，他妻子在边上说：‘你闭嘴，我来讲。’这位丈夫显得毫无办法，帮我们倒了茶。”调查员说道。
十一日，警察向C的母亲询问了情况。十二日早上，某家报纸报道了C的罪行。当晚七点左右，班主任老师非常担心，就去看望一家人。据警方推测，在班主任老师离开几个小时后，惨剧发生了。
十四日，到了快中午的时候，这家人的雨户还是紧闭着。邻居觉得奇怪，就通知了B子的姐夫，他迅速赶来了。
夫妇俩上吊死了。儿子C在被子里，穿着睡衣，被人用长筒袜勒死了。三个人手上都缠着佛珠，C的身旁摆着橘子、点心和果汁。B子给姐姐和姐夫留了一封遗书：
只能这样了，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谢谢您一直以来这么关心C……
被捕之人 那么，是谁造成了这出惨剧呢？是被人蔑称为“教育妈妈”的B子吗？如果想要听听她的辩词，如今也只能参考警方关于纵火事件的调查书了：
C 从学校一回家就闷在自己房间里睡觉，下午六点四十分左右我会把他叫起来，让他听英语会话的广播，大概七点结束，然后吃晚饭。周一、三、五要上辅导班的话，就一直睡到去上辅导班的时候，上完回来再吃饭，大概学到十二点再睡。每天都是这样……
因为我丈夫经常出差，总的来说家里是我做主。我丈夫对孩子的态度呢，就是“想学习的话就学，能考上哪所高中就上哪所高中”这样，不怎么严厉。
至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我从自己的角度来想就是，这孩子没什么干劲，我却对他期待太多。他不喜欢学习，我却非要让他学习，这对孩子来说压力太大了，我也承认这孩子性格是有点内向的。我觉得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吧。
身体柔弱的孩子更叫人怜惜。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步入社会上层，母亲相信了自己，相信了“核心”中闪烁的炫目的幸福，坚信每天的“考分”才是能够进入幸福圈的唯一入场券。我们应该责怪这样的母亲吗？还是应该责怪这种将母亲们都束缚住的，名为“幸福信仰”的现代诅咒呢？
在我离开姬路之后，那种如铅一般的沉重感，依然紧紧缠绕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