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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逆流

拒绝转向的殖民地教师

山峡里的分校 穿过一片茂密翠绿的林间,我们的车继续在颠簸的道路上行进。右手边是水墨画里常见的陡峭岩壁,左手边则是安家川湍急的溪流从林间快乐地奔下。

岩手县下闭伊郡岩泉町。摊开地图便可以发现,岩泉町位于南北走向、始于三陆海岸的上山地,接近青森县的那一端。除了北海道的町、村,岩泉町算是日本面积最大的乡镇,据说有大阪的一半那么大。从盛冈市搭乘国铁山田线的列车抵达位于三陆海岸的宫古,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再在茂市换乘岩手线一路向北,大约一个小时便能到达终点站岩泉町。而要前往我们的目的地——町立大平小学坂本分校,则需要从岩泉町站再往大山深处开四十千米,学校位于海拔五百八十米的山峡之中。

终于,一间看起来十分可爱的淡棕色校舍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学校建在安家川边的平地上,像是被周围的群山紧紧包裹着。从偏远程度来说,它算是日本五级偏远(最为偏远)的学校。孩子们都回了家,阿部真彦老师(五十一岁)独自在寂静的校园里等待着我们。

战事激烈的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台湾新竹师范学校 的阿部老师正在台南四湖国民学校用日语对当地的学生进行“皇民化”教育。之后,日本战败。从战败的那天起,当地的学生们便不再理睬他了。

“赢了也好,输了也好,如果教的东西是真实的,那还有出路。但当时的我除了羞愧还是羞愧。一想到作为老师却没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将真实的东西教给学生,一下子就什么干劲也没了。”

回到老家后,阿部老师再次站上了讲台,但在殖民地经历的战败体验并没有就此从他的心里消失。

《新教育指针》 战争结束的翌年五月,文部省给各学校发了《新教育指针》。

“在军国主义以及极端国家主义盛行的国家里,教育也会沦为战争的手段,在‘一切为了国家’的名义下被干涉……如今,因为我们成了和平的文化国家,教育重回轨道,教育工作者们可以不受任何人束缚、自由地尽其本分。这对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极大的乐事。”当时任教于盛冈市仁王国民学校的六太郎老师手捧着这本《新教育指针》,读了又读,读了又读。

一九四八年,六太郎到新设的县教育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由县、日教组 、大学共同设立。在那里的九年间,六太郎与广大一线教师共同合作,废寝忘食地探索新式民主教育的实践方式。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民间教育社团的建立。在家人的帮助下,他甚至独自发行了油印版机关杂志《教育科学》。这本杂志在岩手教师群体中被广泛传阅,促进了各地教育实践的百花齐放。

乌云 但是,当时的政治舞台也可谓是风云激荡,国家接连不断地推行新政策——限制教师参与政治活动;针对教科书的“偏向”宣传 ,改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为任命制;复兴道德教育;设立工作评定机制……教师们再次感到乌云开始笼罩他们。

就在那个时候,阿部老师和六太郎相遇了。

“我记得那应该是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日本东北六县的民间教育团体在青森县浅虫召开了集会。我是第一次参加,在那里遇见的六太郎。东北各地来的老师们都住在寺庙里,大家一起探讨问题到深夜——比如,必须要让教育回到战后的出发点上去。”

那时,阿部老师的同事中开始出现整天看领导脸色的马屁精,他们之前多是勇敢的活动家,现在却当起了指导干部——成为校领导的上升路径。有的老师还成了转向者,强迫阿部老师必须参与升国旗(太阳旗)、唱国歌《君之代》。

但阿部老师对这些逆流行径嗤之以鼻,继续给孩子们提供通俗易懂的课程。

阿部老师从教生涯三十年,这一偏远的分校是他任职的第十所学校。

“毕竟我是经历过战败、转过一次向的人……”阿部老师嘟囔了一句。

在八张榻榻米大小的狭小办公室里,我们倾听着淡然的阿部老师诉说着过去的事。窗外的蝉鸣不知在什么时候停了,夜幕也逐渐降下。这时,办公室里进来了一位年轻女性。是住在学校宿舍的单身女教师,今年是她当老师的第四个年头。

“美奈子还是必须转学吗?真让人担心啊。我现在去一趟她家。”

对阿部老师说完这番话,她便走了出去,走进了夜色里。

和山峡里的孩子们一起

结业式的清晨 第二天清晨,我们再次来到坂本分校。刚爬上山顶的太阳光芒四射。偌大操场的一角聚集着一群人,是孩子们正在参与集会。坂本分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有二十九名学生。教师只有四名——五十多岁的阿部老师和新沼老师、二十多岁的浅野老师、小笠原老师。从本校赶来的校长短暂地发完言后,阿部老师开始说话了。

“二年级的美奈子要转去别的学校了,大家跟她告个别吧。”

阿部老师说完,肤色白净的美奈子走到了大家的面前,轻轻地低下了头。

年轻的小笠原老师昨晚去美奈子家其实是有原因的。美奈子父母离异,母亲原先将她托付给了住在这个部落里的亲戚,自己则在某个地方的舞厅工作。这个暑假,美奈子的母亲决定将她接过去。但据说去那边后美奈子也不是跟母亲住,而是被托付给了附近的一户人家。小笠原老师从一年级开始就一直教美奈子,担心得不行。

“那孩子的妈妈偶尔会来看她。每次来的第二天,美奈子就会开始念着‘昨天跟妈妈一起睡觉了’‘我妈妈可好了’,可以挂在嘴边整整一周,然后慢慢又会把妈妈忘掉。她知道自己没法像其他孩子那样和妈妈一起生活,这次也说不想去……”

小笠原老师神色黯淡,就像是在和自己的孩子分别。

大家合唱了《大海》,变身为摄影师的浅野老师迅速给大家拍了合照,结业式就此定格在照片上。

怀揣初心 坂本分校的孩子们每天都得走长长的山路来上学。比如五年级的贵子,他每天光是来学校就得走五千米、大概得走上一小时。

他们的父母大多都在从事体力劳动,种植谷物、饲养牛,还有最多的砍柴、修路等工作。这一带十年前才有了电灯,很多家庭一到夜里就是一片漆黑。这里也几乎没有人订报,大家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电视。

“没有绘本和漫画,也没有来自家庭的刺激,所以大家的词汇量都非常少。几乎没有孩子在上学前就认识字。从所谓的学力来看,因为大家的反应比较迟钝,在一般的评价体系下,他们就是一群成绩差的孩子。但是啊,我来这里之前真的没想过,来学校上课竟然是孩子们最期待的事情。想要知道、想要记住,好学的他们会跟我们老师说:‘老师,我们不要玩的时间,上课吧。’我是第一次见到孩子们这种怀揣初心的样子。”阿部老师说道。不论四位老师在哪个年级任教,他们对所有学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大家总是一起教学,一起陪孩子们玩。

别离 六年级的利秋是学生里“孩子王”一般的角色。他的父亲出门打工了,但母亲十分开朗,并没有受到分居的影响。坂本分校除了二十九名正式学生,还有两名“特别生”——两个明年才能入学的小家伙。由于他们每天都跟着哥哥姐姐来分校玩耍,老师们便把他们当作准一年级学生对待。阿部老师告诉我们,两个小家伙总是会因为各种原因哭鼻子,每当这个时候,都是利秋去把他们哄好。

“知道美奈子要转校的那天,利秋背着美奈子在操场上跑了好几圈,看得我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学校操场的一角坐落着一间小小的部落公民馆。在那里,大家为美奈子办起了送别会。这是孩子们自发组织、策划的活动,老师们在被邀请前都不知道。进去时,孩子们都已经在里面围坐成一圈等待了。小笠原老师见状,赶紧跑出去买了零食。

唱歌、玩丢手绢的游戏,好生热闹。过了一会儿,大家又转移到了外面的操场,围成一圈玩起了抓老鼠的游戏。四位老师也在里头跑得大汗淋漓。

到了下午,我们正在教员室里和老师们交谈,操场上的欢声笑语突然停了下来。走出去一看,大家将美奈子围了起来,她一个人蹲在中间。

“这个,美奈子,这个给你。”

年幼的孩子们正在给美奈子送礼物。

一块写字板,一把铅笔,用纸包起来的粉色、紫色的野花,都是孩子们今天上学带来的礼物。美奈子在中间,哭得停不下来。

在一旁远远看着这一切的阿部老师发出了声音:“我一直觉得能来这个分校真好。老师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

反对学力测试

落泪的朗读 与坂本分校的孩子们告了别,我们一行沿着安家川下了山。分校下游约六千米的位置,坐落着岩泉町立大平小中学校。

教学楼是木制的二层建筑,白铁皮屋顶早已锈迹斑斑。一层是小学,孩子们不分年级都在一个班上课。二层是中学,每个年级分别有一个班。小学、中学加在一起的十二位老师都住在学校周围的宿舍楼里。其中有两对夫妻,剩下的都过着单身、独自开伙的生活。

负责中学语文课程的藤泽靖老师(四十三岁)也是单身组中的一员。他是今年春天从盛冈市内的中学被调到这里的。我们到的那一天,中年级学生们刚从海边参加完夏令营回来,藤泽老师整个人都被晒得通红。

藤泽老师的教师生涯始于一九五四年、岩手县岩手郡的松尾村中学。当时松尾村中学的校长叫吉田农(已故)。战前,有一群教师高举着“北方教育”的旗帜、将生活作文作为武器来教育日本东北地区贫苦的农民孩子,吉田便是其中的一位。一九四〇年,他和许多同伴一样,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后来才得以重回讲台,在松尾村中学当上了校长。

有一天,藤泽被吉田校长带到了一个关于山村教育研究的集会上,集会是在二户郡小鸟谷召开的。当时,一位边朗读学生作文边哭泣的教师给藤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位教师便是六太郎。

“我已经忘了当时那篇作文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是写贫困生活的,但六太郎老师当时的样子我怎么也忘不了。我从心底对他说的话产生了共鸣,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投入到了作文教育之中。”

蘑菇汁斗争 一九六一年,一件令岩手县的教师们毕生难忘的事情——针对文部省指示的全国统一学力测试(以中学二年级、三年级学生为对象)的反对斗争——发生了。

自一九五〇年起,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中心,日本经济迅猛发展。一九六〇年末,随着政府推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这一以大企业为中心的高度增长策略,日本的教育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一“国战所得倍增计划”中,培养能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人才被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而学校则由此成了为国家输送此类人才的源泉。在这一背景下,文部省指示要举办全国统一学力测试,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这件事其实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文部省发表的《目前文教政策的重要课题》中就初露端倪了。该文件中记载,由于“政府认为有必要为立案中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广泛培养人才”“实现优秀人才的早期发掘至关重要”,实施学力测试便是解决方法。在当时的其他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人才开发计划立案做准备”这一表述。

藤泽老师当时正在岩手郡黑石野中学任教。当时,岩手教组本来准备组织巡逻人员阻拦带着试卷前来的教育局职员,但却在黑石野中学采用了更巧妙的战术。

教育局职员来的前一天,大家让擅长做饭的保健阿姨们用学校后山采来的蘑菇做了好喝的蘑菇汤。第二天,秋高气爽,学校的老师们热情地迎接了教育局职员,一进门就把他们带到了值班室招待,端上蘑菇汤后,便趁机把他们都锁在了值班室。最后,教育局一行只能带着空白卷回去,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时,六太郎老师也是参与斗争的岩手教组的一员。

如果说对老师们进行工作评价是穿着沾满泥的鞋子踩进教员办公室,那举行学力测试就是穿着沾满泥的鞋子闯进教室的暴行。

六太郎老师写道。

政策根源 最后,岩手全县的测试拒绝率高达85%。可以说,政府的计划在这里遭遇了挫折。虽然学力测试本身被拦了下来,但测试背后的政策思想并没有发生完全的转变。从那时起,藤泽老师便更加努力地教学,希望通过自己的课堂让孩子们获得真正的“学力”。藤泽老师大概是想借此反抗学力测试中体现出的“逆流”以及政策最根源的部分吧。

学力测试斗争后的一九六二年,六太郎老师当上了盛冈市杜陵小学的教务主任。这所小学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便将各年级分为几个班,促进学生以班为单位开展校园活动。六太郎老师上任后,他在以班为单位进行授课的基础上,推进了一个核心计划。

“要让孩子们意识到学习是他们的权利,要让他们更为自主地参与课堂”——这便是杜陵小学的愿景。

一天,藤泽老师接到了杜陵小学打来的电话。“就是这样,想要让你帮个忙……”六太郎老师在电话里说道。

教室的主权在孩子们手中

考试体制 “躺在盛冈‘不来方’古城的草地上,十五岁的我的心像是要被天空吸了去……”

石川啄木短歌里的这座“不来方”古城,其遗迹就在盛冈市的中心,坐落于东西流向的中津川旁。如今,遗迹已成了岩手公园,而杜陵小学就在它的河对岸。

六太郎老师赴任成为杜陵小学教务主任的一九六二年,前一年开始兴起的反对学力测试的斗争仍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也是在这一年,文部省发表了《日本的成长与教育》一文,由此正式提出了“教育投资论”的概念。

据说这一思考方式最初由美国的经济学者提出,用于量化国民所得增加部分中学校教育所贡献的程度,之后在日本的经济界引起关注。文部省在该文章中指出,“我们可以将用于扩充教育的经费视为促进生产的投资”,并提出要向经济界看齐,调整学校教育的运行轨道。

就在这通过考试来区分是否有利于“生产”的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六太郎正朝着一个无关考试的教育方向默默前进着。这是一个什么方向呢?

早在六太郎老师来到杜陵小学之前,这里的孩子们就被教育要自主管理自己的校园生活。比如在走廊上跑动、争抢狭小的操场,每当发生这种日常的问题时,老师们并不会以训斥、命令的形式进行管理,而是让学生们自己思考、对话、解决。

但在学习方面又如何呢?学习上,孩子们还是会听从老师的指示,毫无怨言地踏踏实实学习,唯命是从。出于对此的反省,六太郎老师上任以来便开始强调“要让孩子们成为课堂的主角”,学校的老师们也开始积极地朝这个方向努力。

六太郎老师上次在电话里拜托藤泽靖老师的就跟这件事有关,让藤泽老师帮忙研发教材和探索上课方式。

四阶段假说 学生们成为主角的课程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走访了几位当时和六太郎老师一起工作的老师,他们是这样说的:

“将整个年级分为七人一组、六个班,第一阶段先是让各班之间展开竞争,如举办汉字比赛、说话比赛等,由此让孩子们拥有集体学习的态度、规则意识,同时强化班级集体概念。

“第二阶段,将由班级竞争引起的发言权竞争等混乱情况交给学生们自己处理,让他们去思考并自发地制定出学习规则。这一阶段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更高效地集体学习。

“第三阶段是在每个年级选出学科代表。语文好的学生就当语文课代表,数学好的孩子就让他们当数学课代表,以他们为中心推进课堂。懂了的孩子要帮助不懂的孩子,有时候,懂了的孩子会为了不懂的孩子在课上跟老师‘叫停’,孩子们就用那个时间来互相答疑解惑。像这样,将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学科代表,最终实现第四阶段全员学科代表的目标。至此,每个孩子都能成为课堂里拥有主权的人,并能将学习作为自己的权利来实施。当时六太郎和各位老师们就计划基于这一四阶段‘假说’来推进课堂。”

那么,这梦想般的冒险实际发生了吗?是的,以六太郎老师为核心的教师团体发起了挑战,然后以不完全的形式实现了这一梦想。

化妆 及川爱子(四十三岁)是当时在职的教师之一。

她告诉我们:“六太郎老师那时候可严格了,让我们把事务性工作减到最少,好好去上课。他自己也会站上讲台,上课给我们看,我们看完之后互相讨论,然后自己再去上……当时的教员室真的是热火朝天,班级和年级就像是社会的缩影,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增进理解、互相追问,然后一起变得强大——每个人都是这么希望的。”

当时教学十分出色的橘毅老师(四十八岁)后来在岩手县内靠近青森县境的九户郡青米町晴高小学当上了教务主任。“那时候啊?真的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有成就感啊。再看看最近,擅长搞关系、擅长化妆的老师倒是有很多。”

假说并没有完全按计划获得成功。就像六太郎老师写的:

(教育)就是在不断失败、不断遭受挫折、不断走弯路却又每次都能坚持不懈地从头来过的过程中才能有所突破。它不像在铁轨上运行的电车,总能在特定的时刻停下、出发,畅通无阻。

但是,可以看出六太郎老师十分确信,单方面地将知识强行输入给孩子们,在此基础上为他们的“能力”定价,并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据橘老师说,在六太郎老师离开杜陵小学之后的一次宴席上,盛冈市教委的某课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杜陵这次终于变好了,毕竟日本共产党人走了……” Tm3n8y+zC6nLVTIipWXJo9GL9ATf+/0girqGrA3ep9jeHqHhXURgrh+yVwUdui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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