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便捷的册子本

公元14年8月，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弥留之际，写下了遗言。前面几页是奥古斯都的亲笔，后面由他的两位被释奴执笔。遗嘱随后被封缄，为了安全，供奉在维斯塔贞女院。遗嘱的装帧形式为册子本（拉丁语原意为“木块”），由多片蜡板组成，并在书脊处装订。公元85—86年，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曾写道，虽然那时的册子本已经使用羊皮纸，但是这种装订形式并不常见。 在和平神庙旁一个叫塞昆德斯的被释奴的书店中，可以买到册子本图书。全罗马仅有四家书店卖马提亚尔的书，这家就是其中一个。另外，他还提到维吉尔、奥维德、西塞罗和李维的作品也有册子本，他写道：

吾之诗集，处处皆宜；

愿伴君侧，踏远而行？

购之买之，羊皮纸密密叠；

单手可携，卷子本家中留。 ¹⁷

羊皮纸双面均可书写，所以册子本内容紧凑，携带方便。它与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都有着不解之缘，羊皮纸（pergamenta）这个名字就源自希腊的帕加马王国。公元前190年，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建立的图书馆发展迅速，后来居上，甚至可以和亚历山大城托勒密王朝的图书馆一较高下。于是埃及人一气之下，禁止向帕加马出口莎草纸。面对危机，帕加马的图书管理员受中东地区用皮革书写的传统启发，制造出了更耐用的新型纸张。羊皮纸由动物皮制成，通常是小牛皮或羊皮。皮革先在石灰水中浸泡数周，再用木框拉平晾干。拉伸可以让动物皮中的纤维变得整齐，形成坚韧平滑的表面，便于书写。另外还可通过刮擦，让纸张达到所需的厚度和净白度。

由于翻开就可以看，册子本比卷子本更加便于阅读。卷子本看之前需要展开，且需要双手捧读，看完还要卷起来，卷的时候可能还会很尴尬。马提亚尔在两首诗中都描写过，卷子本卷起来的时候，需要用下巴夹住卷轴的外沿，再绕着中心轴卷起来。

6世纪，羊皮纸册子本已经成为主流。因为这个时候，地中海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影响了埃及莎草纸的稳定供应；另外芦苇地的过度开发，也影响了莎草纸的产量。但当时人们仍然用莎草纸来书写行政文书，后来才用莎草纸做书。9世纪，教皇的信件仍然写在莎草纸上，而最早使用羊皮纸册子本的是基督徒。

据C. H．罗伯茨和T. C．斯基特在《册子本起源考》（ The Birth of the Codex ，1983）中的统计，公元400年之前，基督教《圣经》抄本及残片，现存172部。其中，册子本158部，卷子本仅14部。同时期的非基督教文献，册子本只占2%。 ¹⁸ 这或许因为册子本便于牧师和教徒快速查阅，而且《圣经》需要常带在身边，更加结实的册子本远比脆弱的卷子本来得实际。

马提亚尔去世的年代在102—104年之间。他是一位诗人，活跃在罗马社会，得到了卡利古拉等一众臭名昭著的皇帝的青睐。他曾穷困潦倒，也曾是图密善皇帝的座上之宾。马提亚尔开创了隽语文体，并用该文体著书12本，几乎是每年一本，讽刺圈中的人和事。沿袭罗马和希腊的文学传统，他出书后也要向公众做演讲。那时的作者需要具备两种技能，一要能写，二要能绘声绘色地讲出书中的内容。著书不是退居屋舍闭门造车，而是要和民众交流，让作品走进人心。马提亚尔在他深爱的西班牙去世，但是他显然对罗马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和明争暗斗念念不忘。基督徒在当时饱受迫害，尼禄皇帝指责他们是公元64年罗马大火的罪魁祸首。马提亚尔死后不到一百年，基督徒团体就已发展成熟。基督徒最早使用和装饰册子本，与传统抄写员和作家不同的新式作者应运而生。

恺撒利亚和基督文本研究

基督文本研究发轫于一个离罗马很远的地方——恺撒利亚城。大希律王建立该城，以罗马开国皇帝恺撒·奥古斯都的名字命名。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恺撒利亚继而成为罗马帝国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的首府。这里环境优美，以立柱装饰的宽阔街道、迦密山引来的淡水和利用潮汐的高效排污系统闻名于世。恺撒利亚位于地中海沿岸，在今天的海法和特拉维夫之间，处于罗马、希腊和犹太世界的交汇处。恺撒利亚的学术氛围对基督教学者并不友好，这使得基督教研究缺乏有力的文献支撑，学者们只好努力丰富基督教文献。奥利金、潘菲鲁斯、尤西比乌斯三位学者对此贡献巨大。奥利金的生卒年是184—254年，于234年前后来到恺撒利亚；潘菲鲁斯于310年在恺撒利亚殉难；尤西比乌斯生于260年，卒于339年。尤西比乌斯是潘菲鲁斯的学生和好友，后任恺撒利亚主教。他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创了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虽然这三位先贤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但影响力遍及古代世界，甚至影响了早期现代文明。

奥利金来到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之前，在亚历山大城教书，也到访过罗马、雅典和安提阿，这样的经历在罗马晚期文坛并不罕见。在恺撒利亚，奥利金得到了安布罗斯的资助。安布罗斯资金雄厚，为奥利金配了七位书记员，记录他的口述作品。抄写员将口述内容系统地整理好后，再由一些“经过专业训练、字迹优美”的年轻女性誊写成最终版本。 ¹⁹ 安布罗斯和奥利金认为，用这种异教哲学家的工作方式来研究基督教的起源，是一种苦行。在给罗马城的主教法比安的一封信中，奥利金提到，安布罗斯对这项工作的投入甚至要远超于他：“我们不认真讨论就不能吃饭，饭后也不能散步休息，甚至在研究文本、修改字句时也没有例外。我们经常熬夜研究文本，睡眠时间也没有保证。” ²⁰

奥利金作为学者、哲学家和基督教辩护者，在恺撒利亚的主要任务是编著《六经本合参》。那个时代，《旧约》有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多种版本，他编纂的本子将主要的希腊语译本与希伯来语原著并列排版，方便对文本进行平行比较。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分六栏排版（因此书名为Hexapla，希腊语中意为“六版”），而在《旧约·诗篇》中则将版式扩展为八栏或九栏。这项工作极为复杂且耗时耗力，首先需要将各种文本的可靠版本汇总，然后逐页排版，最终写成书卷。

奥利金是早期基督教最多产的学者之一。他在254年罗马迫害基督徒的运动中被折磨去世，所以他对这本著作产生的影响一无所知。本书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圣经》文本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学者中包括哲罗姆。4世纪，哲罗姆将《旧约》翻译成拉丁语后，前往恺撒利亚查阅奥利金的手抄本原件。直到今天，哲罗姆的译本仍是罗马天主教会《圣经》的官方文本。

奥利金去世后，崇拜者潘菲鲁斯继承了他的衣钵。潘菲鲁斯家境优渥，像奥利金一样，他也曾在亚历山大学习。他四处收集奥利金的作品，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称，潘菲鲁斯建立的图书馆藏书3万卷，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基督教文献存放地。遗憾的是，这座图书馆在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时被摧毁。潘菲鲁斯一生中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协作式工作。他苦行僧式的自我约束极大地影响了共事的年轻学者和抄写员，以至于在307年最后一次对基督徒的大迫害中，他们自愿陪同潘菲鲁斯入狱，在狱中工作两年，直到310年2月16日所有人都被处死。而此时距帝国颁布《米兰敕令》，宣告宗教信仰自由，仅剩三年。潘菲鲁斯有着激发勇气的力量，这在波菲利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是个年轻且技艺精湛的书法家，在朋友们被处死后，勇敢地向法官索要尸体，不惜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身穿由毛发制成的衣服，全身伤痕累累，最终被慢慢烧死，年仅17岁。这些殉道学者将抄录经文视为无私奉献，他们认为，为此而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他们死后几十年，出现了早期基督教修道院运动，激发该运动的精神与他们所践行的肉体苦行主义类似。

册子本的鼎盛时期

潘菲鲁斯被处决后，似乎一切都随之消失了，但他最有才华的学生幸存了下来。正如安东尼·格拉夫顿和梅根·威廉姆斯在《基督教和书的转型》中所说，恺撒利亚主教欧瑟比运用他从潘菲鲁斯那里学到的协作工作方法和文字技巧，开发出了新的书写风格和新的图书制作方法。 ²¹ 324年，罗马帝国在拜占庭设立新都，颁布法律，并且承认基督教的法律地位。基于此，欧瑟比的实践得以存续，且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加，他作为主教也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当时的基督徒可能已超过600万，在欧瑟比生命中的最后30年，教徒人数还在迅速增加。

欧瑟比借鉴了奥利金的《六经本合参》，发现册子本可以用表格来呈现信息，还可贯通不同主题和来源的内容。他有两部这种形式的著作，一个是《编年史》，著于潘菲鲁斯身陷囹圄期间（当时欧瑟比也被短期监禁），另一个是《正典》。

《编年史》分为文字叙述和表格两个部分。表格统一整理了欧瑟比从罗马、希腊、犹太、埃及和亚述收集的史料，按照年代顺序分栏排列，时间上涵盖诸王时期和奥林匹亚统治时期，每列以数十年划分。这部作品不仅需要视觉想象力，还需要大量助手来摘录或追踪参考文献。此外，还需要技术纯熟的专业抄写团队来实现复杂的版式，这项工作涉及分割文本、使用彩墨进行编号和交叉引用、设计有注释和页眉的分栏版式等。欧瑟比重新构思了册子本可以支持的版式。

《正典》中，每个基督教福音都分为十个部分，表格里列出了各版本福音中有类似内容的段落。首先是四本福音书中都出现的内容，其次是在三本福音书中出现的内容，最后是在两本福音书中出现的内容。文本中嵌入的编号可以交叉引用其他福音书的相关内容。欧瑟比编纂的这本书不是四部独立作品，而是将四本书融为一本，并在各部分之间建立了复杂的链接架构，《正典》的表格成为整个中世纪《圣经》的标准辅文。通常，表格出现在前面，每列中间隔着精心绘制的圆柱和拱门图形。这是中世纪图书中最早出现的装饰华丽的手抄本。欧瑟比还撰写了一部教会历史书，被学者誉为“第一部引入证据的教会史”。中世纪晚期，只有那些收藏了他编著图书的图书馆才有资格声称拥有伟大的藏书。

4世纪前期，欧瑟比在生命的尽头收到了来自君士坦丁大帝的委托。当时基督教已经合法，君士坦丁堡陆续建了一些基督教教堂，君士坦丁大帝希望为这些教堂配备内容可靠的《圣经》。于是，这项任务落在了欧瑟比的肩上，他利用帝国的邮驿马车，将50本大抄本《圣经》每三本或四本分为一批，运送至王宫。其中一本一直保存到今天，里面包含了基督教的完整正典——《西奈抄本》。该抄本最初收藏于西奈山脚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图书馆。大约在330年之后，来自英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伦娜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大约565年之前，查士丁尼一世将其扩建为修道院。这本书极有可能自君士坦丁时代以来一直存放于此，直到19世纪后期，德国《圣经》学者康斯坦丁·蒂申多夫才以极低的价钱将它从修士手中“解放”出来，又将其献给俄国沙皇，他也因此被封为贵族。20世纪30年代，大英图书馆从苏联政府那里将这本书买了回来。1975年，修缮圣凯瑟琳教堂时，人们在一间废弃的房间里发现了这本书缺失的一部分。如今，国际学术联合项目已将这本书数字化，使它能够更好地流传。 《西奈抄本》是现存最古老的，而且是内容几乎完整的《圣经》，内有完整《新约》的最早范本。抄本是用安色尔体书写的希腊文，简洁且不加修饰。文本布局宽敞，但并无明显的空间浪费，文字具有朴实的美感。纸张采用羊皮纸，每页四栏。因此打开书时，呈现在眼前的是八栏展开的横向矩形书页。这种版式与卷子本展开时并无二致，栏与栏之间的间距很小，顶部和底部的空白很大，可以保护文本。从这种布局可以看出，这本书在时间上应当接近卷子本盛行的时期。某些章节的尾注显示，潘菲鲁斯及其追随者修改了原始文本，个别部分可能直接从其改写内容抄录而来。

君士坦丁大帝委任编成的50卷基督教《圣经》，促使册子本成为新的流行形式。这基于几代学者的工作积累，包括书籍制作、文本编辑，也得益于抄写员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制作欧瑟比其他复杂的书籍时，抄写员的专业技能也得到了进一步锻炼。

《西奈抄本》曾被长期闲置在因战乱而关闭的修道院图书馆内。628年，穆罕默德的一份保护信，让这座修道院在伊斯兰教兴起运动中得以幸存。今天，它仍然像堡垒一样矗立在荒山之间。这座建筑横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精神世界和学术世界，里面保存的文献是西方传承、复制和翻译古典文献及其知识的主要载体。

苦修主义的基础：《神学与世俗学习制度》与戒律

大约在225—250年，潘菲鲁斯开始了苦行僧式的工作；大约在同一时期，苦修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近东出现。基督教徒和少数妇女逃离古罗马晚期的城市，来到埃及沙漠。这些旷野之地不受当时的法律和习俗约束，他们在这里不会受迫害，可以开始新生活，向他们信奉的上帝致敬，由此他们开始不断地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些修士独自生活，比如这项运动的发起人安东尼（251—356年）。其他人最初由帕科缪带领，他原是罗马军队中的一名百夫长，大家一起生活在自己建立的苦行之城中。他们遵循共同的生活作息，一起吃饭、祈祷，并选出自己的领袖。直到6世纪，这些地方作为读书和识字重要场所的作用才得以显现。这里家家户户都书盈四壁，滋养了几代读者和作家，但是它们周围的世界却慢慢陷入混乱。那些曾经支持西方文字演变的大环境，包括有组织的政治生活、有文化的人民、有秩序的法律、税收和会计制度逐渐消失了；直到基督教会在全欧洲促成一定的文化环境，文字才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这样的趋势，有两件事至关重要。

第一件事，其实是一场“无心插柳”。卡西奥多罗斯出生于485年前后，他对罗马昔日的辉煌怀有浪漫的向往。他的父亲是古罗马禁卫长官，后来他也升任同一职位，这是罗马政府的最高职位。他的职位相当于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总理，狄奥多里克后来统治了意大利。卡西奥多罗斯帮助狄奥多里克复兴了罗马的政府体制和文化意识。526年狄奥多里克去世后，卡西奥多罗斯继续辅佐他的继任者，直到查士丁尼一世重新征服意大利。535—536年，拜占庭将军贝利萨留入侵意大利南部，卡西奥多罗斯毕生的成就毁于一旦，他在罗马建立神学学校的计划因暴力事件而破灭。而他被流放至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待了几年，在60岁那年回到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斯奎拉切，当时那里已建成一座修道院。

相传，这被称为维瓦里乌姆的地方，位置优越，靠近大海，因海水侵蚀留下的河道形成了众多鱼塘（拉丁语为vivaria）而得名。这里还有浴场和修道院，修道院在不远处的山间，这都是供隐居者修行的绝佳场所。但维瓦里乌姆不仅指鱼塘，在拉丁文中，它还有“生命之地”的意思。在现代语境下，它可以用来指任何饲养动物、植物，并观察研究的场所。卡西奥多罗斯修道院就是这样一处场所，整体环境十分优越，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设施完善的图书馆和书房。这处简单的修士工作场所，与卡西奥多罗斯以前的古罗马禁军办公室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到处是象征性的标志——一个巨大的银色墨水台、金色芦苇笔盒和一个放在银三脚架上的银碗，碗里面放着请愿者的信。

在这里，卡西奥多罗斯与追随他的修士一同努力，为前来求学者提供古典基础教育，并将必修图书从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这也标志着希腊文字逐渐在西方淡出。他将重要的知识加以提炼，编入两卷《神学与世俗学习制度》中。书中还有一些抄写书稿和保存书籍的建议。第一卷中的推荐书目和作者名单，后来成为修道院建立图书馆时搜罗藏书的依据。他的这部《神学与世俗学习制度》为基督教和修道院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一些实操建议。卡西奥多罗斯去世几十年后，维瓦里乌姆也废弃了，但他在这里完成的著作却传到了教皇在罗马的寝宫拉特兰宫的图书馆。《神学与世俗学习制度》也成为中世纪传播和引用最广的图书之一。伟大的罗马政治家卡西奥多罗斯，其政治生涯开始于宽容、外交和妥协，却以军事入侵的暴力告终。而讽刺的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他从政府高官位置上退下之后，以一个默默无闻的修士的身份，在一处偏远的修道院隐居时完成的。现在看来，这项工作对欧洲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他96年生命中所有其他看似了不起的事情的总和。

第二件事，是与卡西奥多罗斯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努尔西亚的本笃（约480—543年）创立了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团体开辟了苦修文化的先河。本笃最初在罗马的修辞学校求学，随后独自一人隐居到罗马以东的苏比亚科山中，他很快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他写了一本供初学者使用的修道院生活守则，供追随者学习使用。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本笃会规》。这个简单而实用的会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9世纪，查理大帝在修道院改革中，推广了《本笃会规》，为中世纪早期的大多数修道院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这个会规至今仍在使用。

《本笃会规》第八章规定，每位修士都必须在大斋节期间取一本书阅读。这个节日每年过一次，时间是复活节前的整整40天。落实这项规定，本笃会修道院需要图书馆。但修士的读书方式与我们的习惯不尽相同。如今本笃会的修士还保留着古老的阅读方式，即神圣的阅读（拉丁文为lectio divina），这种阅读方式要求像牛反刍一样反复咀嚼文字。神圣的阅读需要花较长时间，慢慢阅读一小段文字，在脑海中反复回味，与文字缱绻相处，然后让文字击中心灵。我也做过几年的本笃会修士，我的经验是：这种冥想可以唤起各种各样的联想。这与要求速度的阅读方式截然不同，后者的目的是从文字中提取信息，这也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做法。因为修士读一本非常缓慢，而且要多次阅读，故而这里的图书馆没有扩充的必要。他们认为比起浅尝辄止，智慧更应浸入头脑和心灵。

修道院书籍的另一种用途是在礼拜仪式中大声朗读，以及充当教堂礼仪指南。人们不断重复仪式流程，很快就会牢记文本，而其核心内容《诗篇》，则是年轻修士的第一项学习任务。

书写是一种奉献形式

“一个人在抄写耶和华的话时，他脑中会想着《圣经》的教条。经书上讲，耶和华用手指赋予人生命，武装他们，抵抗魔鬼的诱骗。当博古之人抄写基督的话语时，撒旦便会遍体鳞伤。他在牢房里写的东西将传播至遥远的省份，人们可以让天堂之音成倍增加。”

这段文字摘自卡西奥多罗斯的《神学与世俗学习制度》，它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抄写。抄写本身就是目的，抄写员不再是为主人抄书的奴隶，而是代表了一种尊严和使命。抄书让他形成品格，达成圣洁。这一时期，寓言成为解释《圣经》的手段，也逐渐成为写作的方法和素材。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认为羽毛笔的笔尖拥有神力，神力通过《旧约》《新约》表现出来，墨水则是为创造而倾泻出的基督之血。关于字母的寓言也有很多，如希腊字母Y有两只向上伸展的手臂，比喻人类成长过程中必须做出的生存选择。这种解释字母形状及特征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期。在《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请苏格拉底描述字母代表的不同力量。苏格拉底说，字母R代表运动，字母L代表柔滑，尽管他在说的时候面带轻微的嘲笑。这种用寓言解读字母内涵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早期，瑞士伯尔尼市图书馆中有一份10世纪的手抄本，展示了新修士如何将字母比作书中的神学真理，并以此学习字母的形状—A的三个笔画代表三位一体，中间的横画连接着父子的圣灵；L的下行书写让人联想到基督的诞生，他从天堂降入人间，谦卑地承担起仆人的职责。 ²²

人们甚至将神迹归功于抄写员。在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林迪斯芳修道院，就因为创造神迹的爱尔兰抄写员乌尔坦而享有盛誉。从6世纪中叶开始，基督教圣像中就出现了珠宝装帧的经书。圣阿波利纳莱圣殿位于意大利拉韦纳的克拉赛城，其拱顶上方有一幅基督普世君王圣像，里面的耶稣基督手里握的正是这样一本书，祭坛后面的圣主教像也手持这种书。拉韦纳圣维塔莱教堂的查士丁尼大帝，及其皇后狄奥多拉的马赛克肖像，人物背景中的游行队伍里也有人拿着这样的书。圣阿波利纳莱圣殿和圣维塔莱教堂均在550年之前完工。亚历山大城的斐洛将神圣之力与创世秩序命名为“上帝之言”（希腊语为logos），将希腊和犹太学问融为一体，对全新经本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圣约翰福音》开篇写道，“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这进一步拓展了基督教经文的内涵，以至于后来人们认为它可以体现神的存在。于是《圣经》备受尊崇，人们将其供奉在祭坛上或者在游行时拿在手中。在罗马早期，最接近超自然力量的书是著名的《西比尔预言书》，它被供奉在卡比托利欧山的朱庇特神庙中，在国家遭遇紧急状况时拿出来参阅。但《西比尔预言书》仅预言世界大事，并没有体现神灵的存在。

基督教徒将经书视为神学符号，这也改变了图书的装饰方式。教徒把书页涂成代表皇家的紫色，而且用银色、金色墨水书写。装帧上，欧瑟比《正典》的表格放在装饰精美的门廊图案里，排布在《福音书》之前。值得注意的是，文本本身也成了一种装饰性元素。罗马的书籍插图设计方式众多，这个传统由来已久。最早的插图出现在瓦罗（约公元前113—前27年）的《意象》中，书稿现已遗失。但据普林尼描述，该书成于公元前39年左右，书里详述了700位著名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平。书中的每幅名人肖像（是的，全部700个人！）都配有隽语和描述文字。维吉尔的作品也以封面印有作者肖像而为众人所知。梵蒂冈图书馆中保存了维吉尔两部成书于5世纪末的作品，即《梵蒂冈的维吉尔》（编号：Cod. Vat. Lat. 3225）和《罗马的维吉尔》（编号：Cod. Vat. Lat. 3867）。书中除了文字叙述之外，还饰有带边框的插图。中世纪的植物志和天文学图书，其样式更贴近早期的希腊和罗马图书。书中的图表无边框，文字随意排列在图表周围。维吉尔、恩尼乌斯、波菲利等罗马诗人，以及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希腊先哲亚拉图和罗德斯的西米亚斯，还会用文字玩视觉游戏，他们发明了离合诗、回文和人形的文字版式。从六七世纪开始，在基督教的全新影响下，图书装帧师开始对文字本身进行装饰。不列颠群岛的做法尤其值得注意，它的灵感来源于递减的方式。罗马有一种特有的标记文本开头的方式，即把第一个字母写大，后面的字母逐渐缩小，直至正常大小。当时的图书还设计了精美的展示页，印有相互交织、饰有缎带的字母，旨在颂扬上帝圣言赋予生命的力量。7世纪初期，这种装帧方式以较为朴素的形式出现在圣科伦巴教堂的《诗篇》中，后来普遍出现在圣科伦巴众多修道院图书中，包括爱奥纳岛和林迪斯芳岛上的修道院。

从《林迪斯芳福音书》抄写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书写时的专注力和耐力已经登峰造极，虽然这在北欧早期的修道院抄本中并不罕见。这件抄本，整本书的抄写和装饰由一人完成，但是这位抄写员在完成之前就去世了，其他抄写员用红色书写了标题（图15）。《林迪斯芳福音书》很可能由林迪斯芳修道院的主教伊德弗里斯执笔，在720年之前完成。他的部分宗教生涯似乎在归隐中度过，而写这本书是一种类似斋戒和诵经的克己行为。

我曾在伊德弗里斯著书的林迪斯芳岛上度过16载春秋。我曾想象，他坐拥云深海阔，沙洲在夜晚传来海豹的嘶鸣，绒鸭在岸边和附近的岛屿啼唱，成群的海鸥鸣彻长空。所有这些意象都交织成精美的装饰页，开启《福音书》的每一章。这些元素会让他想起创作时那些活泼动人又充满声音的生动画面。

伊德弗里斯向他虔诚信仰的宗教和他在修道院的父亲卡斯伯特，完成了一次出色的致敬。卡斯伯特在687年去世。伊德弗里斯在设计这本书的时候，有意识地运用了新颖的排版和装帧方式。书的开头是哲罗姆对新译本的介绍，伊德弗里斯对前言进行了装饰，这在西方还是首次。“您让我用旧的东西创造出新的内容。”这句话精确概括了该书的创新之处。该书采用了新配色，发明了新书体，借鉴了新文本，使用了新图解，也采用了新装饰元素。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蕴含他那遥远岛屿所有精华的图景。（类似的创新设计页面，见本章首图图14）

对其他抄写员来说，伊德弗里斯的作品令人惊讶之处体现在敢于拥抱变化和差异，不惧怕，不忧虑，能在个人生活和艺术中建立全新的关系。只有好奇、谦卑、耐心、善于倾听和宽恕失败（首先是自己的，其次是他人的）的同情心，才能真正达到开放和热情。这是伊德弗里斯向他的精神领袖卡斯伯特致敬的本质。 ²³

加洛林文艺复兴对书写的影响

在不列颠诸岛，罗马帝国晚期常见的草写体（即新罗马草写体）逐渐演化成6世纪和7世纪英国所使用的各种书体。410年，不列颠是第一个脱离罗马军团保护的省份。就像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的多种近缘的达尔文雀一样，这种简单的书体演化出了不同的样式，以适应多种用途——从正式而华丽的大字号书体（如《林迪斯法恩福音》和后来的《凯尔经》）到用于做笔记的小字号书体。在欧洲大陆，安色尔体、半安色尔体、民间大写体、罗马大写体等仍在使用，但古典主义末期的非正式书体也继续流行，且在不同地区还有不同变体。各个修道院也有自己的书写风格，从吕克瑟伊修道院（位于法国东部，在6世纪末由圣高隆邦修建）复杂紧凑的书体，到科尔宾修道院开放圆润的书体。吕克瑟伊修道院的书体是科尔宾修道院的原型，后者深受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影响，最终发展为一种全新的书写形式，也是我们现今使用的小写字母的前身。

阅读七八世纪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拉丁文的书写、拼写、语法等越来越不严谨，不过当时人们基本的识字能力还是可以保证的。据地方大型修道院的档案馆（如建立于720年的瑞士圣加伦修道院、建立于744年的德国富尔达修道院）记载，普通教徒和神职人员均可书写法律文件，乡村牧师可以为想识字的人提供一定的基础教育。 ²⁴ 当时，人们通过熟背如《诗篇》等基本的宗教书籍来学习阅读，因此这类书是他们的启蒙读物。之后，有些人会继续学习书写，但这是一项更复杂的活动，涉及一些技艺：需要准备书写材料，打磨并剪裁羊皮纸，以羽毛或芦苇为原材料制作书写用笔，且当时可以选用的书体也颇为多样。

在之后的百余年间，识字率持续走低，直到768年9月，法兰克迎来历史转折点。这一年，加洛林王朝的开创者“矮子”丕平（丕平三世）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卡洛曼和查理相继继位。771年卡洛曼去世后，查理统治了今天的法国、欧洲低地国家和德国的广阔土地。751年，丕平三世篡夺了墨洛温王朝的政权，墨洛温王朝是5世纪中期（也就是从罗马时期以来）法兰克王国的主宰。全新的加洛林王朝充满活力和远见，塑造了今日欧洲的许多方面，包括欧洲与基督教的关系、欧洲的文字，甚至一直以来不断被提议的欧洲统一。加洛林王朝的影响在丕平之子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尤盛。

查理的父亲被称为“矮子”，但他的身高超过六英尺三英寸（约1.9米），超级魁梧，当时人的平均身高在五英尺（1.5米）左右。法兰克学者爱因哈德在查理大帝去世20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查理圆脸金发，眼睛大而灵动。他虽然身材高大，脖颈粗壮，还有点啤酒肚，但声音却很是轻细。平时，他打扮得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每逢节假日，他就会穿上绣花斗篷和镶有珠宝的鞋子，戴上小皇冠。他喜欢打猎，晚年患上了关节炎，这也是他将宫殿修建在亚琛的原因。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0年。在亚琛以及皇宫教堂等重要祭祀场所，后人发现了建在天然温泉上的罗马浴场遗迹。查理是游泳健将，很喜欢在浴场里上朝，邀请宾客、保镖等一同出席。爱因哈德的回忆录中，有“每次一百人”一同上朝的记载。 ²⁵

查理致力于改善自己子民的生活，尤其追求提高教会纪律的标准。宗教对他的统治有很大帮助，教会关系网络遍及整个不断扩大的王国，宗教人员识文断字，且宗教可以提供统一的力量和有能力的管理队伍。780年初，国家开始搜集各类图书；781年，查理和皇后希尔迪加尔德委托教会写了一本新的《圣经》，以纪念当年罗马教皇在复活节为其子丕平洗礼。这本经书由抄写员歌德士加书写，是一本福音书选集。 ²⁶ 它是四位福音传教士（福音作者）的读物，内容依照一年中的宗教活动顺序排列。这本书详细规定了国家需要遵守的宗教时间表。这是西方世界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工作。手抄本足有170页犊皮纸，页面染成紫色，用金色和银色墨水分栏书写。书中还有六整页插图，包括福音传道者的肖像。手抄本的装饰风格融合了古老的罗马抄本文化、岛国交织纹样和拜占庭绘画元素，正文用安色尔体写成，文字为金色。歌德士加写在封底的献诗，则用了一种刚刚出现的小写书体，它与加洛林王朝永久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书体最后发展成加洛林小写体，样式与同时期法国北部亚眠附近索姆河畔的科尔宾修道院的书体最为接近。该书体最初源自罗马半安色尔体，又融合了一些来自岛国的影响。各处修道院经过多年的探寻尝试，终于找到了新颖而清晰的书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书体清除了从古典时代晚期沿袭下来的草写体元素。草写体讲究连笔和个性化，无法统一规范，而当时政治和地理统一的新情况，则要求具有统一的书写标准。

加洛林小写体（图16）具有独特的棒状上伸部和积极开放、乐观向上的感染力。其字母的形状在今天也极易辨别，现在很多英文书的印刷字体就源于此。无须复杂的连笔或费时的古体，它像云彩掠过太阳般轻快明了。加洛林手写体发展至今并非一帆风顺，中世纪鼎盛时期，它是“过时”的，逐步被哥特体取代。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它因清晰明了的整体形象再次受到青睐。1464年，第一批印刷工到达意大利时，加洛林手写体正在经历一场复兴。这些印刷工与抄写员展开竞争，由于印刷机的输出天然比抄写员稳定（重新刻字和制版需要花钱，而抄写员可以在心血来潮时随时变更字体），印刷的图书逐渐取代了手写本。

查理大帝从未推广过以他的王朝名字命名的书体，仅在颁布训令时例外。在严肃教会纪律运动中，他在第789号法令中建议：“每个主教辖区和修道院都应教授圣咏、乐谱、颂歌、教堂日历和语法，并使用经过严格纠正的文本……圣咏和弥撒书应由勤勉的成年人抄写。”虽然查理大帝从未刻意鼓励书体变革，但这种趋势在帝国慢慢渗透，而且来自约克的受人尊敬的史学家阿尔昆也亲自做了示范。

796年，阿尔昆从宫廷首席教师的职位上退休了。他来自英国，人生的前40年生活在约克大教堂的学校，并在6世纪后期应邀辅佐查理大帝。之后，他迅速成为一位极富人格魅力的老师，教授国王及贵族的后代神学、修辞学、语法、拼写、算术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阿尔昆交友广泛，当时的诗歌描述他喜好饮酒；不过他骨子里仍有英国人的保守，不肯脱衣与查理大帝在亚琛的温泉共浴，以及在沐浴时探讨算术或天文学的精妙绝伦。

退休后，阿尔昆被任命为图尔圣马丁修道院的院长。他深感孤独，甚至一度借酒消愁（酒从英国不远千里运来），后来他开始抄写文书。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他写出了大量作品。他说那里有一“群”抄写员，以此来形容抄写员人数之多。阿尔昆的新版《圣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也能满足查理大帝为臣民提供准确经书版本的期望。可是阿尔昆离开王室后，宫廷学校制作的经书，又变回了用金色安色尔体书写的奢侈品。不过阿尔昆的努力也没有完全白费，图尔的修道院就仿照他效力王室前最新的《圣经》书写风格，用朴素的加洛林小写体和简单的装饰。这种风格突出文字的功能性，最早的扩展形式出现在《查理大帝反对宗教会议之书》中，这是一部关于图像神学的书。同时期另一份王室手抄本《达居勒圣咏》也用了这种小写书体，亦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本书原本是为皇后希尔迪加尔德而制的圣诗集。

在接下来的50年里，在院长弗里杜吉苏斯的推动下，图尔圣马丁修道院的缮写室制作了多达100份阿尔昆《圣经》。弗里杜吉苏斯接替阿尔昆任院长，他曾跟阿尔昆学习英语，还做过皇家文书室的负责人，因此对阿尔昆图书的制作方法略知一二。在那个时代下，人们渴望文化融合，而不是发掘地方特色。正是这种权威性著作在法兰克王国的广泛发行，使得以加洛林小写体和以图尔《圣经》为代表的书得以传播，并形成了新趋势。

这种《圣经》首次使用了严格的书体划分。罗马大写体用于主要标题和首字母，其次是安色尔体，再次是半安色尔体和加洛林小写体，最后是民间大写体（用于文本旁注）。这些书平均每年制作两次，这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能看出来，有些书有多达20位抄写员参与抄写。这些书高50厘米多一点，打开时宽约80厘米。每本书最多450页，一张小牛皮可以做四页，用双叶线隔开，每本书需要113张动物皮。继欧瑟比为君士坦丁大帝制作的50本《圣经》之后，图尔的《圣经》是公认的中世纪早期最重要的图书。可惜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尘埃。

维京人入侵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复兴

早在793年，维京人就开始威胁欧洲北部，在人们心里深埋下恐惧。他们通常乘着深色浅帮的长船，从挪威、瑞典、丹麦的峡湾和村庄驶出。位于诺森布里亚河畔的林迪斯芳修道院，很不幸地正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西面，这里首先遭受了维京人的攻击。面对维京人，平和安静的修道院毫无抵抗之力。不久后，维京人开始南下。853年，他们到达图尔，这里50年来精心培育的艺术和学术瑰宝因此或付之一炬，或珠残璧碎。此后，维京人分别在862年、869年、877年发动袭击，最终，图尔和林迪斯芳的缮写室彻底废弃。到9世纪后期，欧洲文化发展几乎停滞不前。任何临海和靠河的地方，都是维京人的掠夺地。查理大帝时期创造的图书制作艺术、王室管理和教堂治理等方面的成果摇摇欲坠。在之后两代人的时间里，欧洲人都处于拼尽全力维持现状，甚至只求保平安的忧惧中。

到870年，维京人占领了整个英格兰北部地区，仅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存活下来，那就是位于南部的威塞克斯王国。871年4月，威塞克斯国王埃塞尔沃夫的四子阿尔弗雷德，在三个兄长去世后，登上王位。阿尔弗雷德曾数次访问罗马，甚至在“秃头”查理统治的法兰克王国住过一段时间（在维京人首次袭击图尔的后一年）。在阿尔弗雷德的领导下，局势开始扭转。入侵英格兰的丹麦人被击败，随后，阿尔弗雷德的继任者一步一步夺回了整个国家。在重建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过程中，他们还设立了修道院，修道院后来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宗教、文学和艺术中心。这些修道院还有一个作用，修士在这里祈祷，圣徒埋葬在这里，因此修道院被当成追随者的避难所。899年，也就是阿尔弗雷德死后70年，修道院复兴运动席卷了英格兰。运动从格拉斯顿伯里开始，在修道院院长邓斯坦的推动下，这里成为复兴运动的精神家园，而且邓斯坦很快也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埃德加国王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斯坦曾为其撰写国王加冕礼仪式的重要流程文稿，文稿沿用至今），英国修士重建了被损毁的修道院，还修建了新的修道院，并且住进教堂文员曾经居住的房间里。约970年，修士和教堂文员在宗教生活方面达成一致，新的修道院生活基本遵循本笃会规。新修道院的出现，意味着需要新的图书馆和新的书，但丹麦人入侵前的古老抄写传统几近失传。阿尔弗雷德回忆说，871年他登上王位时，在泰晤士河以南几乎找不到会拉丁文的人，只能在英格兰以外的地方求学问道，因此，新书都是用加洛林小写体写成的。新的修道院根据这一书体调整了自己的书写方式，但仍然受到了以前盎格鲁-撒克逊半安色尔体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字重和提笔上。

因此，在英国，加洛林手写体字重变大（用较粗的笔书写而成），字号变大，字形有了更多的提笔（特别是h、n、m、p、r等字母字干连接字拱之处，即字母的拱形笔画），字脚衬线也有意识地呈现出圆形。从书法角度看，这种书写风格的最佳范式来自奥斯瓦尔德，他先是伍斯特的主教，后任约克主教。《拉姆齐圣咏》（大英图书馆，编号：Harley 2904）的匿名抄写员就是这种书写风格的一位大师（图17）。他笔下的加洛林小写体曲线柔和而有力量，起笔收笔从容笃定。这种风格与当时的修士精神本质十分契合，与强调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这些字母还具有本笃会式建筑的风格，与早期的英国修道院相似。11世纪早期，英国坎特伯雷的字母书写风格出现瘦窄的新趋势：o由圆形变为椭圆形；n和m等字母的字拱需要略微摆动写成。这样的书写方式改变了笔尖与纸面的角度（变得更水平，与书写方向更趋向平行）笔画底部因此出现衬线，好像每个字母都穿着小拖鞋。这种变化意味着字母形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两个世纪后，最终出现了窄哥特体棱形字脚。

经过和平年代里几代人的努力，书法艺术稳步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10世纪末11世纪初，丹麦军队开始了第二次入侵，英国不幸陷入困境。就这样，在威塞克斯的老修道院和新的丹麦侵略者之间，英格兰王权没落了。1013年，王权由能力不足的埃塞尔雷德传到了“八字胡”斯韦恩手中，第二年，埃塞尔雷德重新掌权，并在去世后传位给儿子埃德蒙。埃德蒙执政时间短暂，接着英国经历了三代丹麦君主26年（1016—1042年）的统治，这三名统治者分别为克努特大帝、“飞毛腿”哈罗德和哈德克努特。随后，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忏悔者”爱德华领导撒克逊人复国。然后，在1066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结束了。“忏悔者”爱德华没有子嗣，他死后，他的岳父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觊觎王位。戈德温之子哈罗德登上英格兰王位，但是很快丧命。此后，英格兰一直在诺曼底公爵威廉代表的北方势力的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