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马体的诞生

字母表的起源其实是一件平凡无奇的事。字母表最初出现在埃及中王国末期（约公元前1850年），仅是较低级别的行政官员记录家乡语言的几个符号。埃及古都底比斯与阿拜多斯之间隔着沙漠，荒凉的沙漠公路旁的恐怖山谷（Wadi el-Hol）的崖壁上，画满了涂鸦，这是我们可以见到的早期字母表遗存（图4）。1993年，耶鲁大学的两位埃及学家约翰·达内尔和黛博拉·达内尔发现了这些笔画简单的刻划文字。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当时就意识到，这些刻划文字属于原始西奈文字和原始迦南文字。因为它们的书写方式与公元前1600年后从西奈半岛传播到迦南地区（在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最早的字母一致。从相关文献中可以推测出，这些刻划文字比在埃及发现的要早250年左右。这些刻划文字中，有代表“aleph”的牛头；有圣书体中代表水的波浪符号，其字形可能已经从古埃及语的n（nt和nwy，词义为“水”），变成了闪米特语的m（mayim，词义为“水”）；有圣书体中代表房子的卷曲符号，读音为pr。但在西支闪米特语中，这个符号后来发展成了希伯来文的beth、阿拉伯文的beit和希腊文的beta。

人们推测，这种文字已经抛开了圣书体的表意符号和音节符号，而只用它的辅音部分（圣书体有24个辅音）。公元前2400年，塞加拉地区乌纳斯金字塔上的铭文（一种防止被蛇咬的咒语），就已经用古埃及圣书体拼写闪米特语单词了。在恐怖山谷发现的刻划文字让人不禁要问，埃及人和住在埃及的西支闪米特人（埃及人称他们为“阿莫”或“亚洲佬”），是否已经可以用字母表书写西支闪米特语？若这项推测属实，则可以证明，恐怖山谷发现的文字，在古埃及圣书体发展完备且地位尊崇到可供神职人员使用的背景下，仍然是原始西奈文字和原始迦南文字的前身。

对于习惯使用数百个符号的埃及抄写员来说，在任何语言中，用不到30个符号拼写一个单词，都是很粗陋的。但是，最初的字母表恰恰因实用而生。它按字母顺序排列，优点是相对容易学习，可适应大多数语言。商人从此也不必再求助于修道院、皇室或军事抄写员，他们可以自己记事、做生意。我们可以确认，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西奈山上的塞拉比特·艾尔·哈戴德采石场的闪米特人矿工，用着一种与恐怖山谷刻划文字类似的文字；公元前1600年开始，这种原始西奈文字出现在更北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000年左右，它发展成腓尼基文字，作为保护墓地的诗文，刻在阿希拉姆墓周围。阿希拉姆是比布鲁斯（Byblos）的国王，比布鲁斯以出口莎草纸闻名，希腊语中的“书”（biblios）就源于这个地名。

本书的重点是介绍罗马字母的书写历史，而非地中海东部地区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演变的所有细节，全书内容都与从希腊字母转变而来的罗马字母有关。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字母文字派生出来的文字，源头都是迦南的沿海城市（如比布鲁斯、提尔、西顿、贝鲁特、阿什凯隆）居民使用的半草写体腓尼基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拉姆文，从这种语言中衍生出了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印度文。

字母表在向东南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了不同的形式；而在向西北传播时，情况完全相反。最终，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地中海的广袤地区都使用同一种字母表，即从罗马城发源的字母表。

希腊的影响

在沉睡的维苏威火山脚下，那不勒斯湾向南蜿蜒伸展出30多千米。海湾岬角的北面，就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库迈。它是意大利境内最早的希腊人定居地之一。两个岛屿守卫着海湾的入口——南面是卡普里岛，北面是伊斯基亚岛。伊斯基亚岛上有温泉和火山泥，最早来到拉丁姆地区的希腊人曾经考虑在此定居。内陆地区有肥沃的火山土，这里种植的谷物酿造出了罗马时期闻名于世的佳酿。海湾的美景吸引着当时的贵族来此游玩，就像现在的有钱人愿意去海边度假一样。公元前8世纪，定居在伊斯基亚岛和库迈的希腊人，把用罗马字母书写的文字传入了意大利。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爆发，滚烫的岩流淹没了火山脚下的城镇，一切都凝固在火山熔岩中，于是这里成为后人研究当时的罗马文字最重要的资料库。

公元前1400年左右，在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交替的时代，希腊人一直使用音节式的书写系统（线形文字B）。但是希腊商人在与黎凡特的腓尼基人贸易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更简单的字母表，它每个辅音都是单独拼写的。这种新的字母表，可能是在距黎巴嫩海岸仅200千米的塞浦路斯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最初，为了方便说希腊语的人，人们对字母表进行了改造，字母不仅代表辅音，也代表元音。改造后，它发展成一种完全的拼音文字，希腊语的每一个音都可以用字母表示。最近一项关于字母表改造过程的研究发现，改造的人知道一种更古老的音节系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可能属于希族塞人。 ⁴ 这意味着，我们之前的认识可能不准确。以前人们认为，文字是分两个阶段、以两种文化传统的方式来到希腊的，一种是希腊地区米诺斯文明的线形文字A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B，另一种是字母文字（二者之间存在目前无法解释的时间断档）。现在我们认为，希腊文字书写的历史可能有一种承袭，由某种严谨复杂的音节文字演变成了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字母文字。早先的音节文字使用范围有限，现存的相关文献主要是财产清单。后来，起源于公元前9世纪早期至中期的新文字系统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文字发展传播初期，希腊的不同城市都有自己的变体。最终，两种文字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东部的伊奥尼亚字母表（后来成为希腊的标准文字）和以埃维亚岛为中心的西部变体（图5）。这种西部变体传入希腊不到两个世纪，就从埃维亚岛传入了意大利。与方形的伊奥尼亚字母相比，西部变体的特点是字母窄而竖直。也许对于现代人来说，其中最容易辨别的是字母Delta。样子是一个立式三角形，即一条垂直的字干，三角形从字干的右边伸出，和我们今天的D很像。它与伊奥尼亚变体中的D完全不同，后者的字母D像一座金字塔。西部变体还有字母F、S、L，书写方式类似罗马字母或者伊特鲁里亚文字。

现存最早的希腊字母文字有刻在石头上的，有刻在青铜器上的，还有刻在罐子上并涂有颜色的。文字是等线的，没有粗细变化，也没有衬线。 虽然字母的线条简单而生硬，但它们绝非粗劣笨拙。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334年古典希腊末期的碑文，应该足以让我们相信，希腊人对于自己的文字，至少是重要的碑文，就像对待他们的建筑和雕塑一样小心翼翼。

相关书写形式

如果你今天去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在入口左转，经过罗塞塔石碑的展厅，穿过亚述馆，就会来到古希腊文物的展厅。在一小段台阶的顶端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它就是古希腊普南城（位于今土耳其东部）雅典娜神庙的纪念石碑（图6）。亚历山大大帝出征亚洲时，曾在普南城驻扎，围困附近的城邦米利都。他捐钱重建庙宇，并竖起了这块石碑。我们可以在献词的第一行看到他的名字：亚历山大大帝（原文是Basileus Alexandros）。对于看惯了罗马字母的我们来说，这些希腊字母看起来有点奇怪：大写B上面的字碗比下面的大；字母K的两个字臂又短又粗；字母E（希腊文的第5个字母，从埃及圣书体发展而来，意象是一个高举双臂的人，意思是“你在即欢喜”）的上下两横看起来很长，而中间那横却非常短。此外，没有一个字母上下完全对齐。

活版排印师斯坦利·莫里森挑选出这段铭文，是因为其中有现存最早的衬线。 我们可以看到雕刻师开始将笔画的末端展成优美的楔形。这些衬线让莫里森想起楔形文字。亚历山大后来征服了巴比伦和波斯波利斯，于是想要统一他所统治的希腊和巴比伦两地的文化，碑文可以视为这种尝试的具体表现。但这不是我将这段碑文放在这里的原因。

普南城神庙是经典的按照比例建造的建筑，由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哈利卡纳苏斯陵墓的建筑师皮西奥斯主持建造。他在普南城修建的建筑，无一不比例精确。柱子的宽度与高度、间距，与主祭坛和装饰物的大小，都有着固定的比例。因此整个建筑活泼而和谐，甚至神庙里的地砖都是按比例切割的。地砖（与很多其他神庙成比例的结构一样）的长度与殿前柱子的底部半径一致。以此为例，我们可以量一下碑文中字母O的半径。我们选一个靠近图片中央的O，避免因照相失真导致测量不准。用测量出的O的半径来比对其他字母笔画的长度，虽然二者并不严格地成比例，但铭文制作者应该是按比例考虑字形的。很容易看出来，字母笔画似乎是按照单位长度来凿刻的。这样一来，单个字母不和谐的现象暴露无遗。K的字臂很短，因为它们的长度是一个半单位的字母O的半径。如果长度为两个单位，笔画就太长了；如果为一个单位长度，看起来又太短了。铭文的雕刻师不是像我们一样，依据上下两条辅助线设计字母，而是每个字母按照某种比例与铭文的其他部分协调，且整个字母表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发现普南城神庙铭文比例的秘密之后，再去看希腊铭文，我发现它们的笔画大都有一定比例。这个比例可能很精确，也可能实用又简单。就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蒂芬·特雷西所言，在他研究的雅典铭文中，雕刻师用凿子刃的长度作为字母笔画的长度标准。 ⁵ 特雷西研究的大部分字母，高度都不足1厘米。与较大字母的雕刻方式不同，这种小型铭文采用的是一种叫字干雕刻的方法。即凿子与雕刻物表面垂直，字母笔画一锤即成，而不是用凿子沿字母边缘凿刻。雕刻法律和其他布告时，文字量可能从五百到几千不等，这样雕出的文字可能不太优美，但总归是个务实高效的办法。H. T．韦德-格里曾经研究过一位墓葬文字雕刻师使用的凿子，发现其边缘的长度分别为11毫米、9毫米和7毫米。 ⁶ 整套小字号的字母表都能用这三把凿子完成。

希腊文字的笔画是有一定比例的，这并不奇怪。公元前6世纪晚期，毕达哥拉斯就开始探索音程中的数学规律。他和他的追随者将和谐比例的概念扩展到了许多领域。公元前5世纪晚期，波利克莱特斯在其影响深远的美学经典论著中指出，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比例，以及部分与整体的比例。

亚历山大大帝统一希腊后，希腊的文字雕刻趋于保守。这一阶段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希腊以东的地方，外扩的衬线和装饰效果变得普遍。现存年代最早保存完好的莎草纸希腊文献，就是这个时期的。这份从埃及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有一种很完善的文字，带有草写体的特征，字母之间也有精巧的对比，如小而紧缩的o和修长的T、Y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个时候，手写字形与雕刻字形已经有了明显不同。

我们可以从上述资料中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当希腊字母通过意大利的希腊定居点进入罗马书写系统时，无论是直接传入还是经过伊特鲁里亚，它传入的不仅仅是字母的形状，还有把字母表作为一个相互关联且成比例的集合的概念。后来，当罗马字母雕刻者开始学习更完善的希腊书体时，这一概念表现得愈发明显。这为我们理解罗马文字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希腊字母表和罗马字母表不再被视为22个或26个互不相干的随机形状，而是一个相互关联且成比例的系统，类似于建筑中经典的秩序概念或波利克莱特斯对于雕塑比例的论述。这种内在的联系和比例，在不同刻字艺术流派之间，细节会不同，甚至同一位雕刻者不同时期的作品也会有明显区别。这种关系决定了一种字母样式的风格，或者说字母家族的相似性。即使在今天，字体设计艺术的关键，也是考虑和处理这个关系微妙的比例系统。设计师有时凭直觉，有时是有意识地运用。我们更深入地分析线条、字重、弧度、重复等的关系，就可以理解字体设计师和书法家是如何创造平面作品的。当然，雕刻大量的文字也是苦活儿，用这种简便的方式也是满足雇主速度方面的要求。如果刻字大师操刀，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文字包含着人与事物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甚至可以揭示美、真、善的本质。因此，就像数学家可以被方程的美打动、计算机科学家可以被算法的美打动一样，刻字艺术家也可以在设计一套字母的内在形式和比例时受到美的洗礼。书法艺术为文字增添了另一个维度，即动感，这是书法家用笔和墨将脑海中的文字一笔一画即兴展现在别人眼前的轨迹。

早期罗马铭文：西庇阿陵墓

最早的罗马字母铭文出现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和最早的希腊字母一样，也是等线的。现存的早期铭文并不多，只有四处。直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字母铭文才多了起来，而且更加富有创造性。

西庇阿家族的墓地在亚平宁山脉的一处山坡上，直到1614年才被发现，当时这里是一个葡萄园。这个家族最杰出的成员是大西庇阿将军，他在公元前202年战胜了迦太基的统帅汉尼拔。大西庇阿葬在别处，这处家族墓地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陆续埋葬了约30位家族成员，其中三个最古老的石棺有大量铭文。最早的石棺属于大西庇阿的曾祖父，即“大胡子”西庇阿。他死于公元前280年，很可能是他命人修建了这处墓地。他墓志铭的开头奇怪地擦除了一行半文字，其他地方完好无损。 ⁷ 他石棺上的铭文和他的儿子，也就是大西庇阿的祖父（卢修斯·科尼利厄斯二世，死于3世纪下半叶）石棺上的一样，都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反常之处（图7）。两个人的石棺铭文都有一个向后仰的S、一个接近正圆环形的O，以及细窄的R和不那么窄的C。大西庇阿祖父的石棺铭文标题中D和R都很窄。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字母时就会发现，它们好像是由一些元素按比例组合而成的：O是一个圆环，C和D是半个圆环，S是两个四分之一圆环沿一条中心线叠在一起。虽然字母的形状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其构成逻辑完全清晰。类似实用主义的几何思维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罗马字母会分成不同的组。如果O是全宽，C和D（半圆构成）就是O的半宽，字母B、R、P、S采用四分之一宽。L、E、F等带有水平笔画的字母，宽度较窄，则是为了平衡水平笔画的字母较之垂直笔画的字母看起来宽的错觉。M以及后来才加入字母表的W，设计得更宽一些，也是为了抵消这种错觉。罗马刻字艺术家为贵族服务时，经常进行大型字母雕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他们对字母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调整，以克服各种视错觉。如A和V比其他字母略高，因为顶部和底部的尖角会让字母看起来更小。

罗马共和中期，罗马字母已发展得相当精致且比例优美。而从公元前1世纪中期开始，文字发展尤为迅速。从希腊字母继承来的等线书写风格（所有线条粗细均匀），逐渐让位于书写线条粗细有致的风格（图8）——就像本书的英文词使用的字体一样。

公共空间中的铭文和平头毛笔书写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时期，古罗马时代至少持续了1000年。在此期间，罗马文字系统不断发展完善。虽然罗马帕拉迪诺山的考古学材料只能证明，此处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在公元9世纪，但罗马共和时期的一位学者瓦罗确定了我们今天常见的罗马建成时间，即公元前753年。330年，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标志着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结束。

悠悠千年间，罗马文字的变化依然可以在众多纷繁的史料中，寻找到蛛丝马迹。现存的文献和绘画中的文字、散落在罗马帝国广袤土地上的零散铭文、图书馆中保存的文字片段、五项重要考古发现，皆是宝贵的材料。最重要的文字文物发现，在庞贝和赫库兰尼姆两座城市。这里完整保存了罗马帝国早期各种样式的绘制文字，那个时代正是帝国即将达到权力和经济顶峰的阶段。丰富的文字文物包括公共纪念碑和大型的石刻墓志铭、临时的标牌公告（现存超过2500件），包含法律、贸易和税收记录的蜡板书 、几乎完整的碳化古本手卷图书馆和带标签的容器和双耳瓶，标签上写着容器里的物品名称，还有记录房屋上的财产所有权的铭文，以及随处可见的儿童或成人留下的涂鸦（或文雅或低俗），等等。

18世纪奥地利统治意大利期间，一群奥地利军官发现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有人在挖井时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物品，于是他们挖地道进入被掩埋的建筑，寻找可以转售或用来装饰自己豪宅的雕像和其他古代艺术品。虽然这些盗墓贼对铭文丝毫不感兴趣，把它们丢在一边，但对于罗马人来说，它们意义非凡。事实上，正式的公共石刻铭文是罗马文字的一个独特类别。铭文通过纪念个人或团体对公共生活的贡献（如建造、保护和修复寺庙、水渠和桥梁），来提高其社会地位。墓碑永久记录着墓主人的功绩。

在古罗马，墓葬在道路两旁依次排列，是附近有城市的重要标志。墓葬修建在私人土地上，但是由政府维护。越靠近城门，墓碑越高大宏伟。正如雷·劳伦斯在《古罗马时期意大利的道路》（ The Roads of Roman Italy ）中所指出的，“古代的旅行者，他们对日期、风俗和知识的感知远超现代人。他们可以通过阅读整片墓地的墓碑，大致了解这个城市曾经的社会名流。一定意义上，墓碑上的文字介绍了他们即将抵达的城市的历史” ⁸ 。

旅行者进入一个城市后，就会看到刻在建筑物外墙上的公共铭文异常显眼，且包含重要信息。如果神殿都面向中心广场且集中排列，那么这里一定是城中最繁华的地方了。穿过凯旋门，纪念碑和雕像分列路旁，上面还刻有建筑者或捐赠者的名字和头衔。一个城市的公共建筑及刻着捐助者和知名人士事迹的石碑，让城市充满威严。克劳狄乌斯皇帝（公元41—54年在位）曾颁布法令，规定旅行者在进入城市时要么下马，要么坐轿（以防马匹和战车让市民受伤），这些礼节和铭文更是加深了后来旅行者的特别体验。

罗马帝国大写体是罗马铭文的主要书体，它展示了书体演化的过程，也是罗马书体体系中独特的一支。很多铭文都是先用毛笔直接写在石头上，然后再进行凿刻的，将手写风格永久封存（图9）。我们总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使用毛笔书写的国家，其实西方也有用毛笔在石头、灰泥，或专门的木板上书写的悠久历史；毛笔书写多见于伊特鲁里亚的许多早期墓碑。希腊碑文刻好后会上色，而较大的文字是先用毛笔写在石头上再进行雕刻的。罗马时期之后，直接用毛笔书写的做法逐渐消失。

书写帝国大写体的毛笔不像中国毛笔那样是尖头的，而是像凿子一样，末端呈扁方形，这也是字母笔画粗细变化的缘由。毛笔向下移动时使用宽面，笔画最粗；横向移动时使用侧面，笔画最细。美国艾奥瓦州达文波特的一位会吹小号的罗马天主教牧师，首次论证了这一事实。爱德华·卡提奇（Edward Catich）在一家孤儿院长大，朋友们称他为“奈德”。他最初在芝加哥接受职业培训，后来成了一名标语书写员。20世纪30年代，他又到罗马攻读神学。在罗马期间，他开始研究罗马绘制文字。他对图拉真柱上的文字情有独钟，曾做拓片进行临摹，最后还将拓片制成模件。 ⁹ 他注意到，上面的文字是用标语书写员的毛笔写成的。这些迹象包括：压力导致笔画变粗；毛笔在转弯时轻微扭曲；以及曲线笔画收尾时笔画变细，以避免笔尖散开。毛笔誊写，石刻永存，着色让它更醒目——毛笔写成的帝国大写体是罗马帝国最正式、最精密的文字，我们今天的大写字母就由此派生而来。

毛笔也用于书写大型临时标语和海报，在庞贝就发现了几堵这样的墙面。其中有一面属于标语画家艾米留斯·塞勒的住所，他在几处题字中都标明了自己的身份：“艾米留斯·塞勒在月光下亲自写成。”同一面墙上高一些的地方还有一处其他人的笔迹，写着“提灯人扶梯子”。这些匠人晚上工作的想法很耐人寻味。挑灯工作是因为白天街道太喧嚣？还是太阳太晒，刷子上的油漆干得太快？还是他们只是想做第一个知道新消息的人？

除了标语画家和提灯人，一个完整的书写团队还包括一个粉刷工，他要在写标语之前把墙面粉刷干净。维苏威火山爆发前的几个月，庞贝城正在进行选举，一些竞选通知幸运地保存下来，留在了断壁上（见本章首图图3）。与罗马帝国大写体相比，这些宣传语中的字母更为紧凑，更节省空间，其风格是用紧凑的文字形成视觉冲击。艾米留斯·塞勒使用了两种书体，一种是罗马帝国大写体的压缩版，叫法案体，因为罗马元老院的法案是以这种书体公布的。书体用毛笔写成，书写时毛笔需保持竖直，即笔尖的方向与文字方向平行。艾米留斯使用的另外一种书体叫大写体，整个书体结构都与法案体不同。毛笔的边缘与书写方向呈一个尖锐的夹角或有一定倾斜，而不是笔直得与文字方向平行。这样写出来的字，垂直笔画很细，水平笔画却被强调得很重。字体历史学家称其为“民间大写体”，以区别于罗马帝国大写体。

罗马帝国大写体和民间大写体这两种书体，是两种书写方式的结果，是思考如何利用不同的书写轴线表现书写体之自然而然的结果。它们笔画粗细不一，不同于以前的等线风格。平式执笔（鹅管笔或毛笔）会让字母看起来更加正式，写起来也较慢。罗马帝国大写体以这种方式书写字母的垂直笔画，其他笔画则会变换笔的角度；倾斜执笔写出来的字母更窄，粗细变化更加灵活，书写速度更快，这种书写方式更适用于日常书写。

两种书体都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由等线大写书体演化而来。那个时候，罗马受到各种美学的影响，特别是埃及。埃及人的毛笔和芦苇笔末端设计了笔尖或者方形的凿边，而不是一个锐利的尖头。 ¹⁰ 所以用这样的工具写出来的文字笔画一直有粗细之分。公元前1世纪中叶是罗马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罗马内战推动了旧的共和制度向奥古斯都统治下的帝国体制过渡。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首任皇帝，也是恺撒的侄孙和指定继承人。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公元前27—公元14年），牢固确立了使用罗马帝国大写体的规范。在法国发现了这种书体早期的典型例子，是一枚制作于公元前27年的祈愿盾，雕刻在卡拉拉大理石上。 ¹¹

元老院的法令和其他公开声明需要在各个城邦公示并接受民众监督，所以宣传文字不仅会写在墙面上，也会写在木板上，有时还会刻在金属器上。用于公共展示的板子通常形式独特，带有楔形把手，便于流动展示、悬挂或嵌在其他物体表面。很多石刻铭文也会雕刻出类似木板的形状。青铜板一度盛行，最常见的用途是作为罗马军团士兵的遣散“文件”，士兵们会收到公示在罗马卡比托利欧山的部队解散法令的微缩副本。公元69年（即“四帝之年”），韦帕芗皇帝烧毁了位于卡比托利欧山的朱庇特神庙。神殿内存放的3000多件金属板被焚毁。金属板记录了很多罗马早期的历史，这场大火相当于烧毁了一座国家档案馆。

罗马的图书馆

通过赫库兰尼姆发现的帕比里庄园，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即图书馆视角，一窥罗马字母的世界。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前的几十年间，恺撒的岳父卢修斯·卡尔珀纽斯·皮索·恺撒尼纳斯打造了这座帕比里庄园，将其作为著名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的聚会场所，诗人维吉尔也在其中。从那时起，这座庄园就一直属于这个家族。1752年秋天，发掘人员在宅邸发现了一些散落的卷轴，好像户主人在灾难中试图抢救这些书卷而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但它们最终还是被掩埋在20米厚的火山灰下，直到发掘人员让它们重见天日。大多数幸存的卷轴书都是希腊文的，这暗示着宅邸里的拉丁文卷轴书仍有待发掘。

18世纪首次发掘出了1800多卷卷轴书，这些书陈列在一个3米×3米（10英尺×10英尺）的房间内。房间四壁立满书架，中间放着一架双面雪松木书架。当时的人应该是将这些卷轴书带到旁边光线明亮的回廊中阅读。这种图书馆的建筑结构遵循了希腊的先例。安纳托利亚西部帕加马的图书馆也设有柱廊和休息室，供读者在里面查阅藏书。

目前，在帕比里庄园发现的所有图书，全部为莎草纸卷轴，这是希腊人的一种装订形式，不过是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的。制作莎草纸的植物，茎部截面为独特的三角形。这样可以从两侧片成一条一条的，片好的条状物两层铺在一起，一层垂直铺，一层水平铺（可以沿着这种纹路书写）。铺好两层后，用木槌轻轻敲击，渗出的液体像胶水一样将纤维粘牢，使其固定在一起。制好的莎草纸用面粉和水和成的糨糊一张一张连着粘起来，做成长卷，两张之间约有1厘米的重叠。长卷表面会用抛光物磨平，再用骨头或象牙抛光，或根据购买者的喜好用粉笔增白，这样用来书写的纸张就做好了。昂贵的卷轴还可能在边缘上色。卷轴的高度在13—30厘米（5—12英寸），长度至少10米。帕比里庄园中有一幅卷轴长25米，而大英博物馆的埃及藏品中最长的卷轴是《哈里斯大纸草》，最初的长度几乎是帕比里庄园这卷的两倍，达到41米。古本手卷缠绕在卷轴内端一个被称为“轴芯”的木棍上，手卷某一处会贴一个象牙或羊皮纸材质的小标签，要么直接贴在书页上，要么贴在木棍的末端。这些标签通常也是正文的第一行，标明了书中的内容，旨在告诉读者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书的标题是后来才出现的。

这样的卷轴通常放在鸽舍一样的小格（nidi，拉丁语原意为“巢”）中。后来，古罗马图书馆的墙上，有成排的密密麻麻的小格，以存放书籍；图书馆设有桌子以供阅读，还有搬运卷轴书的皮质圆筒盒。当时，卷轴的长度决定了作者书写的字数。一个小格和一个圆筒盒通常可以放十个卷轴。李维的《罗马史》每十个卷轴为一组，就是这个原因。在卷轴中，文本会分栏，行长因体裁不同而不同，演讲稿的行长最短。每栏文字首尾相接，一段文字可以是一个章节，而且会在页边用短横线标注较短的文本，这在希腊语中称为段落。 卷轴的拉丁文单词是rotulus或volumen（英文中“volume”表示一卷书），意思是卷成一卷的东西。

卷轴上下的边距通常很宽，卷轴开头或者结尾一般会多附几张空白的莎草纸，因为这些外页容易磨损。卷轴开头的空白页，有时会写上书的内容概述；末端的空白页一般会写文字的行数。卷轴一般都是单面书写的。

帕比里庄园在被火山掩埋前，它的图书馆是连着中庭的一个小房间，这是一种老式结构。从帝国时代开始，罗马图书馆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存放希腊文书籍，一部分存放拉丁文书籍。这种结构是恺撒在为罗马城规划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时提出的。后来恺撒去世，这个设想也被搁置了。直到公元前27年，恺撒的支持者阿西尼厄斯·波利奥才着手实践这个设计。奥古斯都建造了两座公共图书馆，一座建于公元前28年，是帕拉蒂诺山上新阿波罗神庙的一部分；另一座年代稍晚，但和第一座一样，建在离城中心广场很近的地方。提比略（14—37年执政）和维斯帕西安（69—79年执政）也修建过图书馆，但是都不如图拉真（98—117年执政）建造的图书馆宏伟壮观。作为中心广场重建工程的一部分，图拉真在修建法院和一座六层高的市场的时候，还修建了一座图书馆。就连宽阔气派的中心广场，也仿佛只是通向图书馆主厅的通道，人们会在主厅里辩论法律案件，会见外国使节。图拉真的建筑师是来自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他在主厅之外规划出一处最靠里的庭院，计划在图拉真去世后修建一间小型庙宇。在庭院的中央有一根立柱，内部安放着他的骨灰。这根立柱今天依旧巍然矗立，像一面迎风招展的卷轴，彰显着图拉真征服达契亚的赫赫战绩。柱子底部放着一块牌子，上面刻着安息者的名字和头衔（这就是爱德华·卡提奇研究的铭文）。庭院两端是图书馆的两个房间，有两层楼高，并设有采光窗户。

图拉真还开创了一种新的建筑形式，就是将图书馆作为公共浴场的一部分，后来的皇帝也纷纷效仿。这也意味着一种新潮流的出现，纯粹的浴场开始具备文化功能，有了餐厅、供演讲和表演的场地、商店、体育设施、花园及体育馆。浴场最终变成了帝国的娱乐中心。

抄写员

在古罗马，文人世界的许多事务都依赖奴隶。奴隶记录主人的法律事务和经济交易，教育主人的孩子，并在家庭、商贸和远方的庄园中，担任经理和秘书的角色。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维系了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的运转。从西塞罗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非洲奴隶提洛负责以上这些工作。西塞罗写道，没有提洛在身边，他就无法写作，因为他需要一个文书助理。他还让提洛打理他的税收和债务，照看花园。如果西塞罗著述（可能用蜡板写成）的抄写员辨认不出他的笔迹，提洛也要帮忙。西塞罗还提到提洛发明了一种速记法，可以一字不差地记下演讲内容。这种速记法被称为“提洛笔记法”，一直沿用到中世纪。从西塞罗写给提洛的信中可以看出，提洛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朋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公元前53年，提洛获得了自由。

公元前43年12月，提洛被释十年后，西塞罗被暗杀。此后，屋大维登上历史舞台。而提洛一直在整理西塞罗的作品并使之流传于世，还撰写了一部已失传的四卷本传记，以及其他几部自己的作品。他死于公元前4年，享年94岁。

从书籍发展的角度来看，奴隶参与了文学作品产生的方方面面，从传授书写到抄书。这对书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罗马是西方书写和书法传统的核心，奴隶的参与可能对这个传统有决定性作用，也可能限制了它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文化认为写作不仅是一个人文化素养的体现，也是个体、生命和能量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书法就成了一种创造和表达的方式。可是，罗马共和时期和帝国早期，许多文学作品都是由奴隶而不是作者亲自书写的。人们不得不问，这样的笔迹会有多大创造性和表现度？这样的作品可以看作个人创造力的表达吗？奴隶的创造力，以及他们对传统的改变能有多大的自由度？

罗马世界现存最早的纸莎草文字片段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年左右，是西塞罗的第一篇演讲稿《反维勒斯》，内容是他对西西里裁判官盖厄斯·维勒斯的控诉，这次演讲让他一举成名。 ¹² 残片有可能是西塞罗的几个专业文书奴隶抄写的，以便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字迹显示出笔画粗细略微不同，S和E等字母上部重复出现华丽修饰。修饰笔画斜着向上，穿过好几行文字，好像要把这些文字划掉（见文前图图2）。从书法角度分析，这是一种从缓慢紧绷到加速释放的笔法，表明写字之人极其自信。

从更广的层面来看，历史上奴隶参与阅读和写作的奇特现象，反映出古人对待识字这件事的态度与我们截然不同。在现代，读写能力被推崇到与自由和民主挂钩的高度。在美国，直到1865年废除奴隶制，南方的许多地方，奴隶学习书写或阅读都是违法的，人们认为识字的奴隶会威胁奴隶制的存在。 ¹³ 在古希腊，情况完全相反。杰斯珀·斯文布罗在《弗拉西克莱亚：古希腊阅读的人类学研究》（ Phrasikleia: An Anthropology of Reading in Ancient Greece ，1993）中提到，高度重视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古希腊社会，视读写能力为民主自由权利的威胁。 ¹⁴ 这种对书面文字的消极态度，与古希腊时期人们习惯大声朗读有关。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存在于他的呼吸之中。早期墓葬铭文会向路人“借声一用”，大声念出谁埋葬在此处。路人读出墓碑上的文字，就好像短暂地让出了他的精神或者声音，他的声音会被铭文作者遗留的气息占有。爱琴海北部的萨索斯岛有一处6世纪的铭文，写着“我是格拉库斯之墓”。试想一下，站在碑前，大声朗读那些文字的感觉！那是一种失去对自己身体和行为的控制，被剥夺了自主意识的感觉。因此喜欢朗读是一件让人皱眉的事情，自由公民和成年人不该做这件事。从柏拉图到后来的卡图卢斯，都曾将朗读比作委身于他人，读的人好像被“强暴”了。朗读是把自己的身体借给不认识的作家——这是一种奴役。柏拉图在与菲德洛斯的对话中，给出了关于这种困境的个人建议。即调整作者和读者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的位置，使二者在对智慧共同热爱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虽然古罗马很多专门的朗读和书写工作由奴隶完成，但普通罗马公民也可识文断字。在4世纪，仅罗马城就有29个公共图书馆。5世纪，罗马衰微，欧洲的普通民众直到16世纪才普遍开始识字。

日常书写

在庞贝发现的蜡板书和市内的涂鸦，都是草写体，没有公共碑文和书上的字迹那么正式。这种日常的书写体，是一种可快速书写的大写字体，今天的学者称之为旧罗马草写体，一般用于清单、笔记以及其他非正式场合。这种书体几乎不连笔，一些字母还一分两半，比如O会分成左右两半，顶部和底部留有开口。字母的形状受蜡板专用的刻蜡笔的影响，像所有在蜡上书写的字母一样，笔画为等线。亚历山大城有一块记录赫伦尼亚·吉梅拉出生的牌子（图10），展示了这种书体近乎书法艺术的美感。 ¹⁵ 她出生于哈德良皇帝统治期间。这种书体运笔轻重有别，笔画各具特色。字母S随刻蜡笔大力划开蜡面而变粗，结尾带有装饰感的线条随快速挥笔而变细，直到消失。蜡面留下的书写人运笔力道的痕迹，让我们意识到蜡板是让人愉悦的书写材料。后来，罗马人在莎草纸上也用带一定宽度的笔尖书写，可能就源于这种愉快的书写体验。这种笔可以写出粗细不同的笔画，并增强书写表面的阻力。古罗马学者和元老院成员小普林尼认为，莎草纸并不适合用笔尖有弹力且会刺破纸面的尖头笔来书写，因为会洇纸，非常不便。如果莎草纸表面不光滑，笔尖就会溅墨，不过钝的笔尖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许多现存的罗马时期金属和骨质刻蜡笔，一端磨细成为笔尖，用于书写；另一端又宽又平，可以抹平蜡层，供书写者修改错误，或者将蜡板抹平后重写。人们在庞贝城发现了两幅女人肖像（其中一位是希腊诗人萨福），她们用一只刻蜡笔抵着嘴唇，凝视着我们，就像20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拿着眼镜、烟斗或香烟。这样的意象提醒我们，刻蜡笔在当时也可以传达一定的肢体语言信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很长时间，刻蜡笔一直存在。在中世纪晚期的手抄本中，它被用来写几乎看不见的笔记（无墨书写）。用较软的金属制作的刻蜡笔还可以在皮纸或普通纸上进行勾画。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一些生意人仍在使用刻蜡笔和蜡板书，比如在鲁昂的鱼市。

庞贝古城的重要蜡板书在发现时，放在一个存放文件的盒子里，其主人是一位叫卢修斯·卡希留斯·卡朱昆杜斯的拍卖商。蜡板册由木片铰接而成，这些木片都是由同一块木头片成的薄片，这样可以确保将每页挖空填入蜂蜡后，仍可严丝合缝地贴合在一起。这样的蜡板书曾在希腊甚至美索不达米亚出现。卡朱昆杜斯的蜡板书使用的是松木，做蜡板书还可用黄杨木或核桃木，它们的木纹更加细腻紧致。象牙也曾被用来制成这样的书册。通常在每一页的中间放一块小木头，防止蜡面互相接触。

蜡板书一般用于记录法律工作、出生信息和释奴令，以及个人笔记、备忘录、个人信件和书写练习。册子用绳子和铅印密封，以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以及保护里面的信息。正如我们今天价格低廉、用途多样的复印纸，对于普通罗马人来说，最容易接触到的书写材料就是蜡板了。从英国哈德良长城文德兰达城堡中发现的大量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笔记本大小的木片或木条（如桦木），它们都折叠成风琴状的册子。木材取自春天的树木，那时树液丰盈，可保证木片柔韧。文字用墨水写成，木片可以粉刷后再次使用。这样的形式启发了后来的犊皮纸书籍（册子本），皮纸书后来取代了卷轴，成为一种可以容纳更多文字，也更方便的书写材料。古罗马语中，书（Liber）一词原意为树皮内侧，这大概曾是一种常见的书写材料。

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

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不断扩张，经济和行政事务发展迅速，相关方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帝国需要更系统地保存文献资料，需要高效运行的书写机构，需要更快速的书写形式。在罗马共和时代，保存档案、书写行政文书都是普通公民的行为，那时并没有一个官方的档案保存机构。奥古斯都建立了全新的帝国行政机构，由奴隶和自由民组成，直接对他负责。他还用私库扩大了意大利的公路网，并建立邮驿，完善了邮政系统。人们向邮政服务人员支付马匹费、饲料费、住宿费等，就可以雇用他们穿梭在不同的邮局间投递信件。克劳狄乌斯皇帝时期，受薪邮递员开始取代奴隶邮递员。

在帝国晚期的303年，戴克里先在全帝国范围内推行最高价格法令，这可以让我们一窥当时抄写员工作的价值。 ¹⁶ 一百行“最漂亮”的字最高价格是25第纳尔 ，相当于农业劳动者的日薪，而一个粉刷工的日薪是70第纳尔。一百行“一般”的字价格是10第纳尔。一行的长度是根据维吉尔诗中一行的平均长度而定的。

到了罗马晚期，帝国有三个主要的组织机构：帝国行政机构、军队、镇议会。帝国军备力量在公元前200年达到顶峰，为44万。军队配有完备的行政机构，行政人员起草晨间部队人数报告、当天出发和驻扎计划、口令、优秀士兵名单等。他们还拟定执勤表、夜间值班表、书面命令，编制财务报告和订购军需物资。长期规划也由行政人员负责。有文化的人在军中往往很快得到提拔。整个帝国，来自不同地区的文件都格式统一、笔迹流畅，表明当时有某种针对军事文员的培训体系，或许也可以证明军人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那个时候的百夫长都配有书记员。

镇议会是公民能接触到的主要行政机构。4世纪末，罗马军团对地方的管控逐渐减弱，镇议会的职能相对完善，持续运行，且一直保留着与地方有关的书面记录。为了具备法律效力，土地协议、遗嘱之类的文件必须在镇议会备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是这份官方文件，而不是私人原件。镇议会的记录对公众开放。这种行政体系在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一直延续到7世纪。

罗马晚期行政系统中的诸多制度最终被基督教会采用。教皇在罗马的档案馆，效仿罗马帝国的经眼录，保存每年的信件登记簿。信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对来往信函做备份。然而到了9世纪，就只记录发出的信件了。我们对英国历史最早的了解也来自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是修士比德的朋友在访问罗马期间誊抄并寄给他的，收进了他的《英吉利教会史》。据信件推测，这本书约在731年完成。教皇信件原件在备份后即被毁。

值得一提的是，与当时的文件总量相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古代文献少之又少。现代考古工作发现的文物中，大约10%的莎草纸残片是文学作品，其余90%都是信件和行政文件。在这十分之一的文献中，我们通过追溯重要文学家和哲学作家的存世作品了解到，欧里庇得斯写了95部戏剧，现存19部；埃斯库罗斯有90部作品，现存6部；亚里士多德的3个著作目录收录170余部作品，其中有30部幸存下来；毕达哥拉斯的著作一部都没有保存下来。同样遗失了的还有老普林尼的全31卷关于他所处时代的著作，即《续阿乌菲迪乌斯·巴苏斯所著历史》。李维关于罗马城历史的著作《自建城以来》，原书142卷，遗失了107卷。文化的损失和破坏是惨重的。

草写体在罗马帝国广泛应用

1世纪前后，罗马人口达到了顶峰，超过100万。这一时期的日常书写，连笔越来越普遍，还出现了全新的草写体风格。在书写的历史上，有两种力量在不断创造新的书体：一种是由于写得太快，正式的字体发生变化，变成新的字体；另一种是为了更快地书写，以一种更便于书写的正式字体取代之前的正式字体。这两种力量一直在相互角逐，直至今日。但是，在对罗马文字绘写的发展趋势做出概括性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罗马书写系统在世界上的使用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

地中海是罗马世界的中心，也就是罗马人口中的“我们的海”。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罗马人的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他们最初是一众意大利城邦，通过征服邻邦，用附庸国来缓冲外敌入侵、保护自己。但是，新的领土被圈进来后，就需要新的外围缓冲区来保护那个区域。因此罗马的领土范围不断扩大。公元100年，它向北延伸到苏格兰边境，向南延伸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的撒哈拉沙漠边缘。从西向东，它横贯现在的西班牙、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希腊、土耳其、叙利亚，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希腊语仍然是帝国东半部的主要书面语言，但拉丁语是其行政语言。当帝国的疆域变得太大而难以有效运行时，它开始从内部崩溃。最耻辱的一天是410年8月24日，西哥特人攻入罗马，并将其洗劫一空。那一年，罗马军团也从不列颠等外围地区撤出，这些地方开始由本地军队负责防务。

罗马的文字和记录、修道院档案、文学圈子、税务机关和商业遍布整个帝国。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文字和书写习惯自然也多种多样。有一些地区似乎被阻隔在历史风云之外，以古老的方式抵御着外界的变化；而那些文明崩溃较早的地区，则是推动创新和改革的主要力量。尽管如此，一些大的趋势仍然显而易见。2世纪中叶，旧罗马草写体的书写已发展出更简省的方式，即规定书写一个字母所需的笔画数量、顺序和方向，书写速度因此大大加快。第一个重要变化是E、D、H、L、M等字母变得圆润。这种书写更快的书体后来被用作他途，它更精致和正式的版本则被用于图书。当时的人用笔画有粗细变化的笔书写，而非尖尖的刻蜡笔，由此发展出一种饱满圆润的书体。新书写体从普通书写中发展而来，后来在精心设计的书写工具的加持下，演变成一种正式书体。例如扁头笔，它出现在北非，在那里希腊的影响仍然很强，用扁头笔书写的希腊书面文字偏圆。这种书体后来发展成安色尔体，由圣杰尔姆（逝于420年）在一篇反对大字号的激辩中为这个书体命名（安色尔源自罗马单词uncia，意为“英寸”）。在他的时代，这种书体显得过于复杂，已经从工匠风格逐渐走向招摇卖弄（图11）。但安色尔体有多种形式，帝国各地都在使用，它存在了大约1000年，直至中世纪还在使用。在查理大帝时代，安色尔体用于书写黄金《圣经》。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双子修道院维尔茅斯-雅罗修道院，用这种书体将三个版本的《圣经》合抄为一部单卷本，修士比德就是其中一名参与者。在中世纪鼎盛时代的精美手抄本中，这种书体的首字母带有华丽装饰，是风格独特的哥特体大写字母弯曲的源头。今天，我们习惯给字体取名，如Palatino字体或Times Roman字体。而在当时，没有明确的字形，只有一个个大致的样式，在不同地区，这些书写风格也有差别，例如安色尔体、帝国大写体、民间大写体及其他风格。

安色尔体起源于北非，希波主教奥古斯丁的著作最初用这种书体写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甚至还有一些他在世时（354—430年）的文献。这种书体的迅速风靡体现了文字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现象——流行读物采用的排版形式和书体传播得很快。版式和书体不仅反映出当时文化青睐的风格，可观的图书销量也可以把这些风格带去更远的地方。

旧罗马草写体从安色尔体分离出来后继续发展，最终演变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草写体，人们称之为新罗马草写体，其笔画数、顺序、方向和书写速度进一步变化（图12）。正是在新罗马草写体中，字母首次出现上伸部和下伸部，以及大量的连笔、连字。5世纪，新罗马草写体开始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小写字母一致，b和d是直立且带有上伸部的，g在基线下形成字环，m和n也发展出了标志性的拱形。

无数人的书写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传承。只要文字书写是一个活的系统，它的形式就会不断演变，就像单词和发音也在不断变化一样。所以，新罗马草写体最终演变成古典世界的最后一种书体，即半安色尔体。最初，半安色尔体被用于法律文书，并作为半正式的书面书体。后来为了使它适合更正式的场合，笔尖做成了方形。书写时笔尖与书写线近乎平行，这样写出来的文字竖笔遒劲有力，横笔轻盈纤细。虽然这种书体与安色尔体并没有结构上或承继上的绝对联系，但在18世纪，法国两个本笃会修士还是首次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并将其命名为半安色尔体，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罗马帝国分崩离析时，安色尔体、新罗马草写体和罗马半安色尔体（图13）在各省保留了下来。

就像古老的拉丁语曾经与主流格格不入，后来却发展成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浪漫语言一样，罗马的古老文字，特别是半安色尔体，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区域变体。西班牙人称其为西哥特体，意大利人叫它贝内文托体（以贝内文托公爵命名），法国人叫它墨洛温体，不列颠群岛称其为岛国半安色尔体。尽管人们把这一时期和后来的古代晚期，称为黑暗时代，但它仍然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文字保留在带封面的羊皮纸书上，而不是希腊、埃及时代和罗马早期那样较为脆弱的卷轴中。书籍的装帧，从卷轴形式变成册子形式，是西方书写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