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书写与感官的表达

历史进入第2千纪，西方社会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世纪进入鼎盛时期，和英国苦修主义复兴、王朝复辟一样，这也是瓦解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一个因素。尽管查理大帝的帝国最终在继承人的混乱内斗中瓦解，但在与丹麦人的斗争中，卷入战事的小国却得到了巩固。缔结和平条约后，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毫无悬念地要求英国转信基督教，这样就扩大了教会作为统一力量的影响力，这不仅体现在欧洲基督教之外的边缘地区，也包括入侵者的本国。

如何制作《圣经》：羊皮纸和墨水、泥金和装订

11世纪后期，大开本《圣经》再次兴起。这种《圣经》用较大的字号书写，尺寸通常高60厘米，打开时宽1米，用金色和彩色的首字母以及小图案装饰得富丽堂皇。现在的欧洲各国，如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保存下了众多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的大开本《圣经》。伦敦的斯塔夫洛特《圣经》共有两卷（大英图书馆，编号：MSS.28106-7），我们从脚注中知道，它是抄写员戈德兰努斯在弟弟埃内斯图斯的帮助下写成的，最初写于比利时，共耗时四年。 ²⁷ 制作《圣经》的方法可能起源于罗马，那里保留了一本大开本图尔《圣经》，其他抄本可能都是参照这本书制作的。 ²⁸ 当时，罗马教皇主张其权利，敦促主教对人民进行教育（1079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要求主教在其教堂开设学校）。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不将这些又大又华丽的书视作教会权威的刻意表达，它们既是教会权力的体现，也是教义的源头。这些书代表了手抄本制作的最高水平，它们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图书一样，由专门的小牛皮制成，且花费巨大。两张双面犊皮纸，原料需要来自同一张小牛皮。斯塔夫洛特《圣经》有468页，页数与图尔的阿尔昆《圣经》差不多，需要117张动物皮。

动物皮毛剥下后，需要在石灰坑埋六个星期，使上面附着的毛发皮肉腐烂脱落。人们把残余毛发刮洗干净后，把它放在框架上拉平晾干。接着，羊皮纸匠将其刮至所需的厚度。羊皮等一些动物皮有脂肪层，若处理得当，可将脂肪剥离，把皮分成两层。这种经过分层处理的纸称为羊皮纸，那些没有将脂肪层剥离的全皮（小牛皮仅以这种形式出现）称为犊皮纸，通常用年幼动物的皮制成。羊皮纸和犊皮纸都有相当长的使用寿命，有些6世纪的文献在今天仍然完好无损。1999年，英国众议院投票决定继续制作犊皮纸，用作存档副本。据连续的文献记载，犊皮纸的这种用途可追溯到1497年。

将皮纸切成一定大小后，就可以用浮石粉轻扑表面，接着进行敲打工序。透过显微镜观察犊皮纸，你可以发现纤维交织在一起，而且随机分布。敲打可以打断一部分纤维，使犊皮纸表面有类似天鹅绒的触感，而不是全然的光滑。哑光的表面不仅方便阅读，还能增加羽毛笔书写时的摩擦力，起到缓冲的作用，这样笔尖就可以较好地着力，不会到处打滑。于是抄写员写起字来得心应手，字的细节也非常清晰。敲打之后就是画线，最简单的方法是多张一起处理。在最上面一张纸上画线，线痕可以透到背面，再透到下面几张纸上。这道工序并不简单，因为皮纸不像普通纸张那样平坦，表面会有轻微的凸起和凹陷，且对空气湿度颇为敏感。这种画线方式只有在每页的版式完全一样时可行。

书写用笔方面，中世纪的抄写员通常用羽毛笔，而不是罗马末期的芦苇笔。 羽毛笔极受欢迎，因为大小适中，握笔书写方便。其实不仅鹅毛，任何羽毛都可以用来制笔，比如乌鸦羽毛笔用于书写较小的书体，而天鹅羽毛笔则适合书写较大的书体。羽毛管或者羽毛杆的宽度（一般指笔杆较粗的一端）决定了笔尖的宽度。羽毛做笔不需要进一步加工，但人们后来想要更耐用的笔尖，就要强化笔杆的硬度。强化笔杆硬度的方法包括用热灰烫，用粗布摩擦，或用热砂加热。此外，这样做还会使羽毛根部轻微脱脂，有助于羽毛管上面的蜡膜脱落。经过这样加工的羽毛笔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墨水更容易停留在笔尖；另一方面，这样更容易做出顺滑的笔尖缝隙，让墨水流畅地流到笔尖。羽毛笔笔尖充满弹性，可以带来愉悦的书写感受。人们通常用鹅和天鹅翅膀外侧的五根羽毛（飞羽）来制作羽毛笔，且左翼的外羽比右翼更受青睐，因为抄写员多用右手执笔，左翼羽毛弧度更贴合右手的手指和指关节。

削笔刀是抄写员必备的工具之一，要用它来削羽毛笔，刀越锋利越好。削笔刀还可以用来轻轻刮除书写错误，这也是犊皮纸的一个好处。抄写员可以刮掉大面积文本，重新书写。的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犊皮纸是稀缺物品，而这些流传至今的整本古籍，可能是中世纪的抄写员刮去原先文字，重新书写而成的。当今的成像技术可以通过数字处理，跟踪残留在犊皮纸纤维中原版墨水的微小颗粒，读取那些被刮去的文本。2005年，研究人员使用X光技术从10世纪的手抄本中，成功识别出阿基米德的部分遗失作品，谷歌图书已将读出的图像发布在互联网上。

12世纪之前，人们在手稿上画线，通常用笔的钝头来画，在犊皮纸的一面画出凹线，背面相应地就产生了凸线。因为书页凹凸不平，所以抄写员总是在定位线上方或格线之间书写，定位线仅作为粗略的参考，无法代表字母的绝对高度。正因如此，写出的作品才活泼而有灵气，正如20世纪书法家爱德华·约翰斯顿所说：“在定位线之间书写，就像在和自己一样高的房间里跳舞。” ²⁹ 画线传统起源于阿拉伯和希伯来，今天仍在使用。画线时，在两边都有预钻孔的定位板上穿入细绳，将纸或薄犊皮纸页放在上面，通过按压或打磨的方式在纸上制出压痕。11世纪以后，改用铅垂和浅墨水结合的方法在手稿上画定位线（直到人们发现时间一长，墨水会洇开留下污点）。

不同地方的抄写员使用的墨水也不尽相同。有的是炭（用胶水混合的煤烟灰）制的，有的由铁盐与鞣酸混合而成，有的是前面两种墨水的混合物。颜料通常附着于犊皮纸表面（就像房屋涂料附着在墙壁上而不是渗透入内）。最常见的颜色是朱红色，通常混入少量蛋黄作黏合剂，使其更有光泽。最昂贵的颜料是群青，由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制成。如果将中世纪抄本中用群青写下的字母（通常是首字母）放在阳光下，你会发现它仍然闪着微光。光芒来自当时研磨留下的小颗晶体。

有史料记载，在修道院抄书是一项季节性活动。因为修士们经常在修道院连接室外的走廊里书写，走廊一侧敞开，光线很好。但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在室外根本无法书写。根据一位修士的记录，他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在书写，但不会在大雾中写！其实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抄书的修士受冻，因为熙笃会（为复兴严格的本笃会规而成立的宗教组织。——编者注）修道院允许大家生火暖手，如果实在觉得冷，还可以穿几层厚衣服，戴帽子。问题出在墨水上。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下，墨水不容易干，可能过了几天还是潮湿的。这不仅会降低书写速度，还可能因为剐蹭出现大面积污迹。11世纪的诺曼底修士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称，他写书时，会在旁边放一盆炭火。这种做法应该不是为了取暖，而是烘干墨水。

我们至今没有充分了解中世纪早期的泥金技术。盎格鲁-撒克逊和罗马式图书上的金装会闪光，而不是微微发光。图书表面颗粒感分明，这说明金粉是涂在胶或树脂上的。但似乎从12世纪开始，泥金变成了石膏底的。熟石膏灰加白铅，再加黏合剂（蛋白状黏液，由搅拌过的蛋清制成），然后将所有原料融合，做出可以抛光的表面。混合物会加入糖或蜂蜜，既有保湿的效果，又能使金箔具备更强的黏性。石膏中还会加入少量颜料，通常是亚美尼亚红，这是一种粉质细腻的红色黏土。这样，抄写员可以在较白的犊皮纸上看清他们设计的文字造型。

图书由一叠装订在一起的书页组成，书页一般几页为一沓，一沓最多16页。装订时，将整理好的书页放在木制封面之间，合上扣子固定。封面由金属或皮革包覆，上面通常会有印压图案，甚至用珠宝装饰。装订好的书通常放在箱子里、壁柜里，或是诵经台上。这些书一般用于教堂礼拜，或者在修道院的餐厅用餐时大声朗读，私人亦可借阅。

建于911年的克吕尼修道院是苦修主义复兴的大本营，见证了苦修主义在11—12世纪的盛行。从诺曼征服（1066年）到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继位（1154年），英格兰的修道院数量从不到50个增加到500多个，修士和修女的数量也相应地增长了七八倍。这些变化意味着修道院需要设立大量图书馆，提供宗教仪式用书，获得土地所有权，以及建造修道院学校。熙笃会以抄写图书为主要工作，其成员住在修道院里，而且尽可能地保留隐士的生活方式。修道院改革运动带来了独特的书法审美。在克莱尔沃修道院的圣伯尔纳的影响下，熙笃会去除了罗马式图书的华丽多彩，将其恢复到质朴简洁的样式。1131年，熙笃会规定，文章首字母不得饰有彩绘插图，而且仅用单色书写。这一变革带来的结果是，欧洲低地国家开始在文本中自信地展示纯粹的笔法，连大写首字母都包括在内。以广为流行的钢笔书写、装饰笔画的民间大写体为基础，这些大写字母进一步演变为哥特体大写字母，与一个世纪后的黑体小写字母（或泰克斯图拉体）搭配。 ³⁰

对此，修道院抄写员持何态度？《本笃会规》或可代表他们的心声：

如果修道院中有手工艺者，则在得到院长批准的情况下，让他们保持谦卑，继续从事手艺工作。但如果他因此而自负（手艺显然能给修道院带来收益），那他就不能再从事手艺工作了。除非他端正态度，院长重新批准……收费忌贪婪；但任何东西的售价都应比普通教徒便宜些，“以使上帝于万事得荣耀”。

当代修士戴维·帕里在评论上述文字时写道：本笃提醒他的修士，“修士的本质是上帝的工人，如果这个品格受到影响，则必须暂停手艺工作” ³¹ 。在11世纪，除修士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识字。欧洲不同地区的行政机构在使用文字方面也更为系统。的确，在11—13世纪，西欧书写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将书写作为实现法律权威的工具，而不再只是修身养性的活动。

法律文本：《末日审判书》、约章、令状

和欧洲大陆一样，英国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和墨洛温王朝时，国王就一直遵从罗马先例，用特许状授予土地和特权，用皇室信件来发布税收判决和行政命令。但《末日审判书》中使用的系统化信息编辑方法，在欧洲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前期调研和复杂的编纂，《末日审判书》在1085—1086年成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英格兰新掌权的诺曼王朝编写这样一本书，是为了调查国家的基本情况，更是一项明确权利和义务的举措。之所以称之为“末日”，是因为书中对所有事物都做出了审判，没有上诉的空间。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在1085年冬天的格洛斯特，“征服者”威廉遣人前往英格兰各地，询问每个土地所有者拥有多少土地和牲畜，它们价值如何。“威廉让这些人严格调查，不得有丝毫隐瞒，哪怕一码土地，甚至（虽然说出来可耻，可是这样做并不可耻）一头公牛、一头奶牛、一头猪，都得记录在案。所有统计的细节都要呈报给他。” ³²

《末日审判书》包含两部分，分别是《小末日审判书》和《大末日审判书》。前者覆盖萨福克、埃塞克斯和诺福克地区；后者是书的主体部分，覆盖英格兰的其他地区，但不包括北部和一些主要城市（如伦敦和温切斯特）。调查人员深入到村，收集英格兰所有地区的信息。书中记录了13418个城镇和村庄，列出具体条目，记录谁住在哪里，租金、耕地、牧场、草场和公用土地的数量各几何，村庄或庄园所包含的磨坊、林地和渔场数目及其在诺曼征服之前和之后的价值。迈克尔·克兰奇在《从记忆书面到记录》（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一书中，将《末日审判书》与文献记录进行了对比。 ³³ 《末日审判书》成书两个世纪后（约1300年），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国王敦促地方执行长官每年秋天做书面记录，列出“所有工具和马蹄铁以及庄园中大大小小的所属物”，如沃尔特·亨利的《畜牧业》等书中就有相关记载。到14世纪，书写已经普及至村庄，不再是国王和主教的专属。然而，这些文字或清单形式的记录是否有效，不单取决于收集到的信息是否真实，还在于它是否得到认可，以及作为一个可检索档案的便捷度。在《末日审判书》出现后的一个多世纪，皇家法院以其作为判决依据时，才意味着它正式成为可靠的可检索档案。

约章和令状是中世纪最普遍的文献，虽然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此类文献只有不到2000件保存至今。而在13世纪，林肯大教堂的一个登记册中就记录了2980件这类文献。据估计，13世纪英格兰的约章总数为800万件，因为此时不仅国王和贵族，连普通农民和农奴都在用文书明确其财产权利和义务。 ³⁴ 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印章。当约章开始以特定的格式来公证所记录的事件时，它才真正成为一种记录形式。比如在赠予仪式上增加立书面凭据的环节，列出现场证人及其关系，如果将来某天对此事有争议，便可据此召集证人作证，解决争议。事实证明，这个方式是有效的，证人会到场，他们的证词也可信，因此有这样一份文件就足够了。这样，证据是否可靠就从证人的现场证词转移到了一份独立可信的文件上。不过在不同的地方，文件编制程序的严格性和稳定性是有差异的。瑞士的圣加仑修道院等历史悠久的大型修道院，广泛使用约章可追溯到9世纪。修道院档案中，920年前的约章有839份。修道院有专门起草约章的人，有证人团队为文件作证，还有隆重的仪式赋予其效力。 ³⁵

除通过证人验证生效，约章还可以通过书写多份副本的方式生效。这种正式文件通常一式两份，写在同一张羊皮纸上，中间用一行精心绘制的字母分开。然后文件从这行字母中间切开，出现争议需要核验时，只有两份可以完全对在一起的文件才是原件。文件上的签章也可以增加其真实性。随着历史的发展，教皇或国王等显贵之人创造出了自己独特而夸张的签名，使伪造更加困难。

不同类型的文件都受到口头证词转为书面证据的影响。中世纪中期之前，英格兰都是通过公告、街头公告员，或者皇家使者到地方法庭宣布法律的。普通民众并不识字，而且文件数量有限，不足以广泛传播。据记载，中世纪英国最早的公开供大众阅读的文件出现在1279年。当时佩克汉姆大主教下令将《大宪章》的副本张贴在每个主座教堂和学院教堂的门上，供民众阅读，每年春季都会贴上新的。但由于这种大规模宣发的影响格外大，王室很快要求将其摘下。

大学和学校

修道院里有数量庞大的抄写员，文字记录和著书活动很方便。修道院之外识文断字之士也越来越多，他们是哪里来的呢？在英格兰，1100年之前，就出现了修道院和贵族家庭之外的学校。1085—1087年，经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批准，坎特伯雷的格列高利教堂可以“在教堂内设立面向城区和村庄的文法和音乐学校” ³⁶ 。在其他地方，如格洛斯特、塞特福德、沃里克和科尔切斯特，也有允许设立学校的约章。从相对广泛的地理分布来看，学校的数量可能远比留存下来的学校创始约章数量要多。

在欧洲大陆，大学的出现得益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教会改革。1088年，博洛尼亚出现了大学；1119年前后，巴黎也有了最初的大学。牛津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167年。除专修法律的博洛尼亚大学外，新式大学课程大纲早在大学成立前几十年，就在法国沙特尔、拉昂、欧塞尔、兰斯等地的主要天主教学校出现了。当时的学问来自古典世界，源自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分为三个初始主题和四个后续研究领域。文法、逻辑、修辞这“三学科”是基础，“四门学科”则是对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中数量、质量和比例的研究。最高学历出自哲学和神学领域。这些课程，是奥里亚克的热尔贝（即后来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946—1003年）在法国兰斯首次教授的。热尔贝曾在西班牙学习，当时他的院长送他去学习数学，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深刻。后来，他在西方引入阿拉伯数字，并将算盘和浑天仪从伊斯兰世界引入。正是与西班牙、西西里岛和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使得他为大学提供了许多新的教育材料，包括西欧不太熟悉的古典时代晚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数学知识。来自比萨的列奥纳多·斐波那契（约1175—1250年）可能是中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年轻时在阿尔及尔（他的父亲是总领事）的学习经历密不可分。

正如众多修道院的出现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书，越来越多的大学对图书的需求量也是巨大的。为了方便生活拮据的学生使用，文字变小了，羊皮纸变薄了，书本尺寸也缩小了。

13世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几所大学引入了独具特色的文本复制方法，即“散片”（拉丁语为pecia）系统。文具商取得资格许可后，可持有一些经大学核验的图书副本。他们将这些副本拆成几组散页，方便学生或专业抄写员租借抄写。我们可以看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大全》副本（编号：Lat，3107）被拆分成了57个部分，可能由57个人同时抄写。如此，原本一个抄写员抄写一本书的时间，现在可以生产57本书。

由大学主导的学术观念的转变，其最深的影响体现在读者、抄书人和文本之间关系的改变方面。之前的读者主要是修士，他们一辈子只读一本书，完全将自己沉浸在书的智慧之中。但这时学界开始质疑文本的权威性，学者们在教堂规章和评论等不同文本中收集文献，来对比不同的观点。巴黎大学的老师彼得·阿伯拉尔（1079—1142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曾写过一本《是与非》，书中列出了诸位教父的对立观点，一一排列在对页，没有任何注释。

读书的狂喜

提起学术时代，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现代思想，但我们也应看到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旧时代最后的教学材料之一是圣维克托的休格的《知识论》，写于1128年前后。圣维克多修道院是巴黎郊区的一个小修道院，那里的牧师遵循共同的生活准则。后来尚佩的威廉隐居于此，于是该修道院逐步发展壮大。威廉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老师，这座修道院也是巴黎大学的前身之一。休格坚称，《知识论》是一本关于阅读艺术的手册，其目标是智慧本身。在一个相信上帝统治一切的世界，当时的人认为智慧是最完美的善，智慧是上帝。人们可以踏上探寻智慧之路，也可以在智慧中徜徉，它具有充实和治愈的圆满感。书除了可以快速获取信息，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盖源于此。

在当时，人们认为所有知识都起源于上帝，实践美德是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谦卑的美德是智慧的开始。伊凡·伊里奇撰写了一部《在文本的葡萄园》，评论休格的《知识论》。伊里奇总结了休格对新学者的建议：第一，严肃对待知识和写作；第二，请不要羞于向任何人学习；第三，一旦学习有了长进，不要看不起别人。 ³⁷ 休格鼓励学生将他们学到的知识存放在一个想象中的拱门里。那里有回廊一样两侧都是圆柱的通道，一直延伸到天际，读者可以在其中整理自己的知识。休格接受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演说家开创的记忆艺术，他没有将其应用在公开演讲上，而是用在阅读、寻求真理和善良上。《知识论》敦促资深学生在脑海中建造一座三维建筑，存储他们所有的知识。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参考了休格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故事《创世纪》，上帝通过造物而永存，以及在时间尽头达到圆满。这是中世纪的“万物至理”，学生学到的任何东西，都必须通往救赎。

这听起来很难，做起来却没有那么难。想象一座像沙特尔大教堂一样的建筑，北门的拱券上描绘着《创世纪》，南面则是《末日审判》，窗户讲述着先知、国王和《新约》作者的故事。实际上，这是一部巨大的百科全书，由石头、玻璃、木材和颜料共同构建在时空之中。想一想，我们巨细无遗地了解喜爱的电子游戏里的结构，房间和走廊、地窖、连廊、秘密入口，游戏里的各种物体、奇异的居民及其层级，等等，我们的大脑可以牢记这些细节。但是在中世纪的思想中，这些“记忆宫殿”是有意建造的，学生学到的知识要以符号和语录、关系、故事以及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顺序，小心地放入其中，使个体的微观世界经验随着对宏观宇宙创造的智慧而增进，个人便是这一切的创造者。这是一种所有人都知道并且使用的极其复杂的方式。休格认同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40—604年）的观点，描述了知识内化的三个阶段：最开始是学习文字和历史事实，然后按照“救赎的过程”（休格称其为教会）思考它们的寓意，最后在持续不断的日常活动中认清自己的位置。

书以简单的结构和发人深思的插图，引导读者体验一种喜悦的、有涟漪效应的意义，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燃烧，而不仅是发现知识、获得信息带来的简单满足。我们今天的阅读对象中，最接近于此的文学体裁可能是小说。看小说时，我们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发现自己与作者之间的共鸣，并且，借用甘地的话，“他们体验的真理”让我们作为读者感同身受。

伊凡·伊里奇对休格作品的评论，描述了这种阅读的时代背景。修士终日与某些文字为伴（主要是神父的手稿和著述），并且在一年中按照顺序每天阅读。修道院的唱诗班每日在仪式中咏唱《旧约·诗篇》，每周都会把这150篇完整地唱一遍。阅读和吟唱内化为身体记忆，不仅像文字依附在书页上，而且无论是站在还是坐在唱诗队列里，还是在餐厅里，听到的歌、念的经文，都深深地渗入身体。人们会记住这些语句——或因为在某个季节吟唱；或因为某个具体的时刻，如初升太阳的光芒涌入教堂一扇特别的窗户；或在霜冻时听到教堂别样的回声；在燕子准备离开时；在盛宴或禁食期间……修士知道什么时候该进行什么样的“阅读”，守夜时愉悦的独处，和早餐之后晨祷之前的集体静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阅读和吟诵过程中会有鞠躬或跪拜的动作，指引人们转向不同的方向，时而朝向祭坛，时而面对自己的教友，时而双膝跪地，时而稳稳就座。人们会听到页面在特定位置翻动时发出的声响，看到泥金和色彩在烛光下、阳光里、雪地中呈现的不同光芒。公开朗诵要用特定的吟诵语调，朗诵福音是一种语调，朗诵使徒书或者预言书是另一种语调。所有这一切都会在经年累月中渗入身体，帮助修士形成记忆，构建联想。他们或越发睿智，或越发困惑，或越发坦然。作为一名曾经的修士，我深刻地知道这一点，我经历过。这不是理论，这就是阅读的方式。将自己浸入有限的几本书，与广泛涉猎知识的经验截然相反。

但是休格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刻，他所熟知的世界正在消失，他本人也在尝试适应新的生活模式。他生活的修道院没有遵循《本笃会规》，而是遵循《奥古斯丁会规》——这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神职人员的行为准则，最早出现于罗马晚期。休格生活的修道院位于巴黎市郊，而不是在孤立的山谷或人迹罕至的沙漠。他不仅教导新修士，也教导从欧洲各地蜂拥到巴黎的年轻人。讽刺的是，往往只有在这样的过渡时刻，当“既定”的东西开始让位于新事物时，人们才能更清晰、更明确地看到先前的秩序。

书页作为试验空间

临近1100年的时候，在法国拉昂的安瑟莫（卒于1117年）的影响下，出现一种新的书写文本——注疏。这类书以圣咏或者保罗书信（最早被添加注释的文本）为主要内容，然后在正文旁边，以较小文字写下对文本的注解和评论，注疏部分单独分栏。评论来自教父的著述（见本章首图图18）。此外，行间也有可注释或评论的空间。实际上，同一页上会出现四到五位不同作者的文字。每一页都需要在符合抄写大原则的情况下，设计不同的布局。1135年前后，所有《圣经》版本都有了评论；到13世纪中叶，哲学、法律和医学类图书也有了注疏。这类书会在版心外留出画着浅线的边栏，供后来的读者添加自己的见解。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更为成熟的学术机制。

此时诸如《圣经》之类的图书，分设了标准章节，方便读者查阅。手抄本的页面顶部都带有页眉；也有关键词，方便预览下一页的经文；还有了突出引言的新方法，每节开头写着内容提要，学术作者如托马斯·阿奎那（必须相信，他可爱而犀利的笔迹，无疑是意在笔先的绝好例证），在作品中引入格式清晰的论证，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地理解和整合论点。阅读方法上，比起修道院中的“反刍式阅读”，快速翻看和查阅越来越受到青睐。这时候，彩色首字母或彩绘图画已不足以突出新主题了。

12世纪中叶，注疏中的原文书体出现了变扁的趋势。这种变化最早出现在11世纪早期坎特伯雷的手抄本中，而且也带来字形上的变化。像小写字母m和n，顶部较粗的半圆形字拱开始发展为更加优美的尖拱；到12世纪末，字拱更加棱角分明；在13世纪，这些字母的曲线开始弱化，表现为突然改变方向的笔直笔画或弯曲极不明显的笔画，m和n字拱下的内部空间（字腔）看起来不再像大教堂的哥特式拱门，更像普通城镇房屋的三角形屋顶（图19）。最开始人们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后来才意识到，书法作为外在的表现形式，体现的是经院哲学，它将体系分解为一个个定义明确的、有逻辑的组件，这也是这种书体明显有别于以往传统的地方。

这一时期全欧洲（因为书体被各国接受，而变得“国际化”）最精致的书体，字脚是用笔尖的一角勾勒出的，以达到与基线齐平的效果。这种书体被抄写员称为匀织平足体或断笔手写体，有时也称无脚字母。正文两边注释文字更接近草写体，这种书体在皇室文件以及账簿、清单和信件的日常书写中都可以看到。它最初的特点是字母形式简化，可以在小尺寸下快速书写，无须复杂的衬线。后来无论字母本身，还是字母之间，提笔越来越少，字母连在一起，有时单词缩略得词不达意。忽略几百年后，人们重拾对草写体的兴趣，这反映了商业的快速发展和书写的广泛使用，但同时也导致了书写风格的泛滥。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大学，以及其他机构，都有不同的草写体变体，这是一个欣赏试验、百花齐放的时代。此时芦苇笔已被淘汰，人们都用羽毛笔书写，所以中世纪的草写体和罗马时代的草写体不尽相同。羽毛笔可以写更小的字，其笔尖更灵活。中世纪的抄写员利用羽毛笔这个特性，让粗细笔画错落搭配，于是出现了长而鼓的字母s和弧笔加粗的字母d。此外，犊皮纸比莎草纸（有轻微的纹理）更光滑，笔的移动范围也更大。

中世纪鼎盛时期的草写体和正式书体种类繁多，对它们进行分类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工程。关于书体的描述非常复杂，因为至少有三类人对书体命名感兴趣，他们是古文字学家、印刷商和书法家。中世纪一些书法家的广告单保留了下来，里面记载了他们如何区分某些书体体系。此时所有书体遵循大致相同的较窄的字母形式，仅在衬线上有所区别，即书写字母时的入笔和收笔（图20）。哥特抄书体是有等级之分的。平足体是最正式、最尊贵的书体，尽管底部通常较平，但其字干顶部呈菱形，如字母i。匀织菱足体则属下一个等级，字母的顶部和底部都是菱形的。半匀织菱足体有弧形的起笔，但底部为菱形。罗图恩达体受意大利和西班牙手抄本的影响，起笔是弧形的，但底部与平足体一样。尽管这些字母是窄体的，但在字拱以及c、d、e、 g、o、p、q、s、u这几个字母中还是保留了很多曲线。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文书体、巴斯塔尔达体或草写体的注疏用书体，是抄书用书体以及公证员和文书使用的书体的简化版本（图21）。

彩饰和时祷书

中世纪的书，即使最简陋的那些也含有彩饰，可以一个是简单的红色大写字母，也可以是罕见的华丽金箔。中世纪鼎盛时期（13—15世纪初）的彩饰师使用的材料，与大开本《圣经》时代，以及两个世纪前的注疏本相差无几，变化的是他们的装饰风格和工作方法。与字形一样，书籍制作此时发展出了一种国际风格。这种风格在13世纪头25年从法国传播出去，巴黎是它的中心。因为得益于贵族和王室的持续支持，这里有发达的贸易。彩饰不仅限于装饰首字母，文本四周也会环绕着扭结而且带尖的叶子装饰。人们用光影增强绘画感，用剧毒的白色铅颜料画出细线来展现层次感。人物的面部、垂坠的帐幔和风景的处理都显得更加自然。人们还在潮湿的石膏底上印上凸起的光亮烫金花纹，以增强表面的光泽感。

这一时期，首次留下了真实反映抄写员工作场景的图片。他们不再坐在四面透风的回廊中，而是在室内抄写。屋里的窗户上有玻璃，壁炉的炉膛里燃着火。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高领衣服、毛皮斗篷和围巾、头巾、帽子，以及可以挡风的高背椅上看出当时天气寒冷（这是在北方气候中从事久坐职业的人永远关心的问题）。抄写员脚下踩着草垫或木质的脚踏，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膝盖窝可以抬离椅子边缘，避免工作久了腿部酸痛。长凳方便抄写员从左到右抄写文件；写字桌倾斜角度在40°—60°，工作时身体自然倾斜，抄写的区间在眼睛的高度，因此可防止背部疼痛和胃痉挛——一个人弯腰工作数小时后，很容易出现这些不适。抬起的桌板让笔几乎可以在水平角度书写，这是中世纪抄写员轻松工作的秘密，这样还可以让羽毛笔吸满墨水。因为笔杆水平时，重力就不再是问题，墨水不会一股脑地流到纸上，笔尖的宽边可以灵巧地扭转，不需要抬离纸面。这样就很容易写出哥特式平足书体。 ³⁸

颜料盛在贝壳中，放在墨水旁边。墨水（通常只有黑色和红色）放在牛角做的墨水瓶中，瓶子可以自然地卡在写字桌上的孔内。最出色的中世纪抄写员工作肖像画是让·梅洛 ³⁹ 的画像，他是勃艮第的“好人”菲利普 ⁴⁰ （1396—1467年）的抄写员和翻译。他的写字桌极为实用，1997年我首次访问日本时，曾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制造的复制品上书写过。将牛角墨水瓶卡在桌子上，抄写员在工作时就不用担心它被打翻。而且这样放置让它与书写方向完全处于同一水平，蘸墨对书写节奏的干扰很小。在写字桌上方，眼睛平视的位置，有一个放置经书的小台子，和上面提到的一样，可以让抄写更加轻松。铅坠可以上下移动，并压平书页。也就是说，抄写员不需移动位置。

14世纪中叶，人们发明了眼镜。在一幅表现布鲁日的佛兰芒彩饰师西蒙·本宁（1483—1561年）晚年抄写场景的画像中，他坐在写字桌前，左手拿着一副夹鼻眼镜。最早的眼镜可追溯到1352年，在威尼斯附近的特雷维索圣尼科洛修道院的修士会堂中，展示了三种阅读辅助工具，就包括带手柄的阅读镜（至少一个世纪前就为人所知）。还有一种摆在架子上的阅读镜，这个更接近于眼镜。人们最早使用的阅读辅助工具，是直接放在书页上的玻璃。将镜片放在转轴上，或者用一个注满水的球状透明玻璃罐，可以聚焦更多的光。 ⁴¹

抄写员走出工作间在外面工作时，会用倾斜角度小一些的便携式写字板。沙特尔主教座堂的皇家之门上毕达哥拉斯和文法学家多纳图斯的雕像中，他们就是把这种写字板放在腿上写字的。抄写员的必备工具如削笔刀、笔和墨水等，悬挂在腰带上的一个个小袋子中。便携的另一个极端是账簿台这样的家具。15世纪的《玫瑰传奇》（大英图书馆，编号：Harley 4425）手抄本中就出现过这种账簿台。结实的雕花写字桌立在抬离地面的整块木底座之上，一条宽沿横板在倾斜的桌面底部托住册子本，方便抄写员书写。收据挂在桌子上方的钉子上。这种桌子是为专门从事书写工作的机构设计的。抄写员用红色和黑色两种颜色书写。一支羽毛笔在手里，另一支（也许是用来沾另一种颜色墨水的）架在抄写员的耳后。

中世纪鼎盛时期，图书文化方面有两项引人注目的发展。首先，大学变多了，并且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具备读写能力，在这双重因素的刺激下，图书数量大大增加。为应对这样的变化，抄书产业走出修道院，在镇上流行起来。反过来，这样也促进了非拉丁文的世俗图书的出现。当时出现了以吟诵一众浪漫传奇为生的行吟诗人，如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亚历山大的事迹和《玫瑰传奇》（一个年轻人爱上一朵玫瑰，最终突破了嫉妒之堡而赢得玫瑰的故事）等。

13世纪初，书籍制造商和销售商开始聚集在一些城镇，这些地方也因为制书而闻名。在巴黎，他们集中在皇宫和巴黎圣母院之间的新圣母院路。在伦敦，书商集中在毗邻圣保罗大教堂的主祷文街道。相较巴黎，伦敦的规模要小得多。作坊间联系密切，订购的材料数量也很可观，这促进了图书产业分工的专业化。制造一本完整的书可以分成几道工序，在不同作坊间接替完成。一些作坊专门研究某项工艺，如彩绘首字母、微型绘画、抄写正文或制作日历等。书店变得更像一个指挥部，将一种产品拆分成几个部分，委托不同的人专门生产，再组装起来。随着家学渊源的藏书家的兴起，如法国国王约翰二世（1319—1364年）和他的儿子查尔斯五世（1338—1380年）、安茹公爵路易一世、那不勒斯国王（1339—1384年）、勃艮第的“大胆菲利普”（1342—1404年）和让·贝里公爵（1340—1416年）以及勃艮第的“好人”菲利普等，再加上出版业的繁荣，彩饰手抄本很快迎来了迄今为止书籍作为感官物品的巅峰。可惜它很快又没落了，作为一种奢侈品，彩饰手抄本的鼎盛时代至今都让人唏嘘。

图书数量的增加、彩饰的普及等变化，集中体现在1240年前后威廉·德·布莱斯在牛津制作的时祷书中。 ⁴² 当时图书种类繁多，从独家豪华手稿（如1411—1416年间成书的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由彩饰画家林堡三兄弟保罗、赫尔曼和让进行全页彩饰设计）到欧洲作坊涌出的成千上万的普通手稿，应有尽有，但是，当时的富裕家庭都想有一本时祷书。虽然这类书在欧洲德语区从未受到广泛欢迎，但在法国、低地国家和英国极为流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也炙手可热。

13世纪中叶，圣咏（赞美诗集）、包含弥撒仪式顺序的弥撒书，以及《罗兰之歌》《玫瑰传奇》等浪漫文学，书本上都出现了精致的装饰。这类书通常不会被束之高阁，而是在公共场合大声朗读或展示，所以书中包含精美的画作，饰有泥金叶子和花朵的彩色边框，还有珍禽异兽、精心绘制的首字母等。一些大型图书中此类元素数量惊人。1337年，为年轻的约翰王子（后来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制作的四卷《历史宝鉴》复制本其中的一卷，内含450幅微型画；14世纪中叶，为一位国王制作的道德化《圣经》 包含5122幅微型画。 ⁴³ 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帕克图书馆的管理员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称，“布锡考特的大师”（1405—1408年他为布锡考特元帅彩绘时祷书而得此绰号；书现藏于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编号2）在巴黎的工作坊现存32份手抄本，时间跨度长达15年。这些手抄本包含1800多幅微型画，可以推测工坊每周至少要完成两幅，这样的工作量还是根据现存手稿量推测的，而不是所有手稿。

时祷书是用来祷告的书，而非学习用书。它是祈祷书的精简版，原本的厚书包含牧师、修士的祷告内容和修女背诵的小弥撒，这种仪式一天要做八次，每天都要做。对于普通教众来说，这是修道院的文化。时祷书与大厚书具有相同的仪式核心内容，但不随季节变化，也没有额外的阅读材料。教众可以自己在家中朗读，也可与朋友一起去教堂，念诵祈祷文。每个小弥撒的形式都是相同的，以赞美诗开头，之后是两三篇圣咏，每篇圣咏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一段简短的经文（称为轮唱）以凸显其重要性。然后是简短、反思性的《圣经》阅读。最后，人们通过祈祷满足他人的需求，回到了现实世界。书的后半部分通常有更凝重的祷文，可为死者吟诵祈祷，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周年纪念日），人们可以用它来为已故朋友和家人的亡灵祈祷。

从现存的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些书通常包裹在四角有金属坠的布巾里，以便妥善携带。书的主人（从现存的题字中可以看出，很多是女性）在书上写下家人的生日和忌日，带有非常私人的情感印记。爱尔兰史学家埃蒙·达菲曾撰写有关此类“启蒙书” 的研究报告《标记时间》，书中描述了翻阅日期表的那一刻（通常是这些书的开篇），11月27日他看到一句手写题词“我的母亲回到上帝身边了” 。那时达菲的母亲刚刚去世，“有一刻，我和15世纪的书主之间跨越了时间隔阂，人类共有的失去挚爱的经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⁴⁴ 。

即使此类图书已经以商业化方式生产（就像十四五世纪的巴黎），但一些书仍然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额外的祷文是用普通字体写成的，朋友也可能会把自己的祷文写在书中。这与我们今天在“脸书”（Facebook）上相互留言颇为相似。显然，一些藏书人已经开始结交有名望的“朋友”。

在图书贸易如日中天之时，巴黎遇上了英法百年战争。1414年阿金库尔战役之后，法国爆发内战；1420年，英国的亨利五世占领了巴黎。伟大的彩饰时代结束了，大多数彩饰师纷纷逃往外省。

虽然，这一时期布拉格、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地区也制作彩饰手抄本，但这些地区的图书贸易并没有法国那样的工业规模。在这些国家，修道院制书的传统强劲地延续到了中世纪后期，也产生了一些有细微不同的设计。拜占庭的绘画传统在意大利和德国的部分地区仍旧有很强的影响力。意大利手抄本与众不同的品味，要归功于笔画更开放的哥特式罗图恩达体创造的版面肌理。在西班牙，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图书艺术与拉丁文图书艺术并存；法国和意大利的传统也都颇具影响力。

时祷书在佛来芒作坊中延续最久，一直持续到16世纪以后。这时彩饰风格再次发生变化，图饰有了立体视觉效果，金粉背景上错落有致地装饰着花朵、水果和昆虫。到15世纪，这类图书已有不少。1437年，古文字学家杰拉德·利夫廷克在莱顿大学（B. P. L. 138）手稿中，发现了一份书商发给抄写作坊首席抄写员的订单。书商订购了七篇忏悔诗共计200份，佛来芒语《加东格言集》200份，还有小祈祷书400份。订单数量与早期印刷版本数量相当。 ⁴⁵

商业及银行文件

13世纪开始，不仅学术、文学和官僚政治生活蓬勃发展，商业书写形式和抄写文件也开始盛行。这一商业文件趋势率先出现在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布鲁日等重要的贸易城市。13世纪末，出现了现代纸币的前身信用证，还有了简单的保险机制。为了开展业务，商人们会接受阅读和编写标准术语的指导，而这些术语通常在本地使用。银行也出现了，其英文单词Bank源于在佛罗伦萨市场上开展业务的木架桌和长椅。商业和金融的发展，使得簿记技术也越来越复杂。早在1300年，意大利许多早期银行就开始使用复式簿记，直到1497年，这种记账系统才最终完善和普及。那时，方济各会的修士卢卡·帕乔利，即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数学老师，在威尼斯出版了一本系统的簿记教科书《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

随着企业、银行、大学和法院对文件的使用越来越多，人们发现需要一种更便捷的邮政服务。在整个中世纪，皇室、贵族家庭、市镇议会、大学、修道院和商人公司都有私人信使来往欧洲各地。信使在出发时就会得到报酬，此外，他还期望在交付信件时得到一些额外回报。当时送信的时间并没有长得不合理。1300年，里卡迪银行世家从伦敦寄给卢卡的信大约花了5个星期。1300年2月24日，信件送出，4月5日到达收信人手中；8月8日写了第二封信，9月22日送达。 ⁴⁶ 意大利的公司通常会为私人用户传递信件。除了这个渠道，还可以委托当地承运人或马车服务商送信。在英国，集市小镇之间平均相距7英里，前来集市交易的人可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交通网络。此外，还有人从更远的地方去参加年度集市，如温切斯特的圣吉尔斯集市或杜伦的圣卡斯伯特集市，都可以作为邮递系统的补充。13世纪后期，巴黎大学有了自己发送信件和包裹的系统，该系统也向公众开放。欧洲一些统治者也重新引入了罗马的骑手和邮驿系统。大约从1290年开始，来自意大利贝加莫的塔克西斯（Taxis）家族就一直充当意大利各个城市之间的信使，他们还在1489年建立了遍布欧洲的服务网络。到1500年，他们在布鲁塞尔有超过2.4万名运送邮件的骑手。这项服务一直持续到18世纪。

在西欧曲折的书写历史中，意大利数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关键时刻，意大利庞大的图书馆资源保住了文明的成果，而且那里幸存的行政系统、人民、贸易城市、建筑遗产和从北非到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广泛联系，以及最重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一切共同孕育了西欧文明（唯恐忘记，我们的文明扎根于希腊，并通过君士坦丁堡和阿拉伯学者的旅行向世界传播）。故事讲到这里，接下来意大利将迎来第二个高光时刻，但是，这要从一个悲剧说起。 LdktmgYm+FxxXwbVnpkU18FzM4QpAAJ4XFr4qI6+qPvyYl/+2Z32ABZzoBNUEu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