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传略

张永和，又名张致中、张永龢、张治中，字长飌，别号治中，1902年5月7日出生于云南省泸西县东山区云兴乡（今属弥勒市东山镇）拖革村。1915年起，年幼的张永和独自到昆明、北京、天津、唐山、上海等地求学，亲历了云南护国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1923年至1926年，在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念书。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介绍陆定一等同志入党，是当时在校学生中最早的中共党员、第一任中共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1925年5月，当选上海学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组织发动五卅运动；6月，当选全国学联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受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派遣，回云南宣讲五卅惨案真相，发展了省立一中和女师的李国柱、陈祖武、吴澄、严英俊等人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将他们的名单带交上海团中央，创建了云南共青团组织。1926年，张永和离开交大，专职从事革命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法南区、沪东区、沪西区、沪中区部委书记。1927年，张永和在周恩来、罗亦农直接领导下，负责组织领导上海沪东区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9月，王若飞调张永和到党中央机关工作（设在上海）。1928年初，被周恩来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年底回沪向中央汇报工作。1928年末，周恩来代表中央派张永和回故乡云南工作，曾任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常委，云南迤南地区特委书记等职。在此期间，经王德三、吴辑熙等省委领导研究同意，1929年6月到张冲任师长的滇军101师，任张冲秘书，秘密开展滇军的工作。1930年，因叛徒出卖，中共云南省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王德三等人先后遭逮捕。5月初，张永和刚从上海返回昆明，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幸得滇军师长张冲全力营救出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党组织同意，张永和到张冲任师长的滇军184师任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征，1938年开赴山东、湖北前线抗日。其间，张冲利用张永和与共产党的关系，秘密派他去武汉，通过黄洛峰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安排与叶剑英、罗炳辉见面，并要求派进步青年到184师工作。后经周恩来、董必武同意，先后派一些党员到184师工作，建立了184师地下党支部。1939年，张冲因滇军内敌特分子向蒋介石密报他私通共产党而被解职，地下党支部成员被迫疏散，张永和也无法继续留在184师工作而回云南。1940年后经张冲举荐，先后担任泸西县教育科长、省立泸西师范学校校长，因继续宣传进步思想和开展革命活动受到云南省教育厅、省警务处、省国民党党部的“密令监视”和“通缉”。1948年，在泸西参加中共领导的云南游击队武装斗争，曾担任泸西县临时人民政府县长和弥泸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张永和参加云南省委党校整党学习，因1930年被捕问题受到错误处理，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康生点名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叛徒”，进一步遭受严酷迫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8月，云南省委组织部云组复（1982）49号文批准省委党校的复查报告，“撤销1952年开除党籍的决定……先恢复1948年的党籍，再进一步研究处理”。云南省委对张永和的党籍问题和专案工作非常重视，经专案组充分调查，省委组织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交了专门报告。1985年4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85）组建字266号文就张永和党籍问题批复云南省委组织部，文如下：“1985年3月6日报来《关于恢复张致中同志1925年党籍的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你们意见，恢复张致中同志1925年4月至1948年11月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4年12月加入共青团算起。”获平反后，年已80高龄的张永和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特邀委员。

张永和的一生，经历坎坷曲折。1949年前在严酷的革命与战争环境下，坚持不懈地为党工作。1949年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康生的严酷迫害，还经历了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人伦悲剧，然而，他虽历尽苦难折磨，饱受委屈，但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毕生追求革命，确属难能可贵。1925年4月他入党时，中国共产党仅有1 000多名党员，他属于中共早期党员之一，更是云南省当时为数不多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是早期党史上浓彩重墨的传奇人物，也是一位不应被遗忘的革命前辈。

一、走出大山，求学之路

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1902年5月7日），张永和出生于云南省泸西县东山区云兴乡拖革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云兴乡是汉、彝族混居的山区，民族矛盾时有发生。张永和不满3岁时，父亲张其让便在一次“打冤家”械斗中意外被打死，幼年丧父的张永和由母亲戴氏抚养和伯父张其恭照管，并接受启蒙教育。5岁后，伯父送他到当地私塾上学，学习《三字经》和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在私塾，张永和结识了一起上学的邻村小补坎村的彝族同乡张绍禹（字云鹏，后改名张冲 ）。张冲是云南彝族的传奇人物，滇军著名将领。两人幼年时在木豆黑村赶集时经常见面互相交谈，十分要好，后来成了莫逆之交。在张永和与张冲一生的经历中，两人多次倾力互助。

张永和自幼聪明好学，作为长子，母亲和伯父原本希望他能在家长大成人，继承家业。但张永和不愿在家安享现成，在泸西县城读完小学后，坚持要离乡求学。1915年，少年张永和在辛亥革命的激励下来到省城昆明，先考入昆明私立成德中学，后来考入云南省“最高学府”——省立第一中学。同年，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的云南都督蔡锷潜回昆明，于12月组成“护国军”发动讨袁战争。蔡锷的起义震惊全国，也让张永和大开眼界，看到中国之大，看到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搏斗的局面。

1918年，成绩优异、胸怀大志的张永和又在一中老师的鼓励下，克服当时交通的极度困难，绕道越南长途跋涉到北京，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19年，17岁的北师大附中学生张永和亲历了五四运动，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洗礼。那时，张永和特别崇敬孙中山先生，为孙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中国要大修铁路、大造海港、发展工业的宏图所吸引，因此他的理想是“科学救国”。1920年，张永和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但与他的志向不太吻合，1922年重新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攻读土木工程，一年下来，和他的志向还是有出入，1923年又转而考入交通部南洋大学电机科。曾有不少同学认为他想考进什么大学就能进什么大学，“背后一定有靠山”，张永和回答他们说：“我是个苦学生，没有什么靠山，全靠的是自己努力。”

二、由孙中山的崇拜者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1923年，中国还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力量在南方。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发展组织，扩大队伍，深获孙中山赞成，但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反对。负责青年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恽代英到徐家汇南洋大学宣传。恽代英的演讲和中共办的《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使张永和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使他认识到“不能单靠科学技术救国，要投身到群众运动中去”。恽代英在南洋大学号召有志青年加入国民党，一些进步学生纷纷加入了国民党，南洋大学国民党员发展到100多人，成立了国民党区分部。张永和响应共产党号召，也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南洋大学区分部常务委员。

1924年5月，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在徐家汇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下半年，上海区委青年工作负责人贺昌 亲自来指导徐家汇和南洋大学团的工作。贺昌经常和张永和谈话，开出书目，介绍他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那时中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少，张永和凭借自己的外文功底读了一些英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如《资本论》、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等。1924年12月，张永和经贺昌、梅电龙 介绍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4月，又经贺昌、梅电龙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南洋大学最早的共产党员。但当时南洋大学只有他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成立独立支部，仍与同文书院的中共党员合在一个支部。南洋大学的国民党区分部则由常务委员张永和负责，虽然校内国民党中有一些右派，但实际上领导权掌握在张永和手里。

在大学期间，张永和的阅历增加了，他认真阅读了孙中山先生的许多治国论著，很受振奋与鼓舞。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先生以好学之身，思想为我中华民众之先导。‘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演讲，散见各地。《建国方略》一书，释‘知难行易’之真谛，打破历史遗传之痼障，以作心里之建设；倡筑二十万英里之铁道，以树物质建设之基；律定市县自治，以定社会建设之本。迄自倾覆清廷之后，以至今日，迨无日不在奋斗之中。”张永和多么希望这些建国的宏愿能够成为现实。1924年11月，孙中山由广东北上，乘船途经上海。张永和从学校布告板上看到，孙先生将于17日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一直崇敬孙先生的张永和，而且又是南洋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常委，他一定要去码头欢迎。按照报纸所载消息，他特地赶往十六铺码头，想一睹孙先生的风采。可是孙中山已提前抵沪，离开了码头；张永和又立即赶往孙先生的香山路寓所，只见寓所前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孙先生面带微笑，立在寓所门前向大家频频挥手，感谢群众的欢迎。这是张永和一生中最难忘的场面之一。之前孙中山曾来交大演讲过，还为交大题词“强国强种”，交大人对他怀有深厚感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3月23日，南洋大学全校师生900多人举行追悼大会，共产党员恽代英、国民党员叶楚伧、学者章太炎等相继演说。恽代英的演说最后说：“我要劝你们加入国民党，不是为别的，为我们四万万被压迫的民众！我们不是来想升官发财！不是来捧孙先生做大总统，孙先生已死了！不要疑惑的加入国民党！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革命，可以救我们自己啊！”张永和也在孙中山题写刊名的《南洋周刊》上发表了《悼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文中说：

先生逝矣！无家财，所遗者仅超绝之人格，庞博精深之思想，及辉煌之功业耳！当代权贵，若挟妓，若赌博，即上焉者亦年演寿戏，无声色即无以怡此情愫也；逐鹿权位，偶遭失意，则通电国中，饰言劳瘁，不去息影田园，即曰念佛养亲……先生以好学之身，思想为我中华民族之先导。《建国方略》一书，释“知难行易”之真谛……倡筑二十万英里之铁道，以树物质建设之基……虽弥留之际，犹复惓念此数事也。先生勉国民党人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循环诵之而心愈伤感焉。先生逝矣！后死者其猛醒！

此时的张永和已是共青团员、南洋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常委，即将转为共产党员，而且他的思想也由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迎接张永和的将是中国第一次以产业工人为主力的反帝大风暴，学生则是工人的有力支持者。张永和将经受这场斗争的考验。

三、参与组织创建“新云南社”和“新滇社”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当时，云南籍早期入党的张伯简 、王德三 和云南旅外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为了团结云南旅外青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分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新云南社”和在北京发起成立了“革新社”。

张伯简是云南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早年曾入滇军。1919年，为追求真理，辞去滇军中的军需官职务，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张伯简参加了由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组织的“劳动协会”的活动和法、德两国工人运动，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冬，在德国柏林加入共产党。年末，张伯简积极参加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他和在德国的中共党员周恩来等人联名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力促组建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1922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共同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选为组织委员。他虽然身在异域，却时刻关心家乡的革命，写信给云南学联，鼓励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1924年秋，张伯简回国后，受党的指派，先在上海和京汉铁路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11月，张伯简在上海担任党中央出版部书记。后来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向导》等党刊的送稿、印刷和发行工作。同年，张伯简发起成立了“新云南社”，该社宗旨是团结云南进步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成为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初成立时，成员20余人，有南洋大学的张永和、闵荫昌，南方大学的吴少默、冯素陶，还有做中共党务工作的赵宗华（赵适然）等，其中不少人是云南旅沪同乡会的成员。由于张伯简在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很忙，无暇顾及“新云南社”的日常工作，与旅沪滇籍学生少有接触。而张永和当时是云南旅沪同乡会的会长，被推选为“新云南社”的负责人，实际负责组织“新云南社”的活动，其他负责人还有赵适然等。

1925年，北京大学的云南籍学生王复生、杨青田、王德三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云南旅京学生进步组织“革新社”，该社是团结云南进步学生的党的外围组织，王德三是该社的领导核心。1925年春，王德三由北京到上海，与“新云南社”商量加强两社合作的问题，张伯简建议将两社合并。王德三便邀张永和到南京，发起成立“新滇社”。上海的“新云南社”从成立到与北京的“革新社”合并为时一年，合并后更名为“新滇社”。“新滇社”总部设在北京，负责人为王德三、王复生、杨青田；北京分社的负责人为李鑫、杨立贤、张经辰；上海分社的负责人为张永和、马锡塘；南京分社的负责人为甘瑞、赵薪传；武昌分社负责人为李梓柏。后来还与唐山、天津的刘治熙、端木利铭等云南学生，以及东京的张天放、汪向宸等留日学生联络，发展社员。

“新滇社”在政治上以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其纲领；组织上积极联络全国各地的旅外云南革命青年学生，投入国民革命，靠拢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引导社员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等革命理论知识，并创办了半月刊《革新》（后改为《铁花》），在北京、上海印刷出版。张永和通过“新滇社”经常与云南籍学生联络，还参与创办“新滇社”的杂志《革新》（《铁花》）为革命呐喊。自此之后，张永和便与王德三建立了革命往来，并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

“新滇社”的不少骨干成员，包括王德三、刘平楷、张永和、吴少默、李鑫、张经辰、赵祚传、冯素陶、张舫、杜涛、郑雨笙、刘清、刘玉瑞、严英俊等许多人，后来成为云南建党初期的重要成员。其中，王德三、刘平楷、李鑫、赵祚传、张经辰、张舫等人为云南人民的革命事业先后壮烈牺牲，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四、投身和领导五卅运动

张永和入党后，社会工作更加繁忙了，并开始注重向在校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他通过学生会组织，利用五一、五四等重大纪念日，邀请了恽代英、施存统、杨贤江、郭沫若、胡适、叶楚伧、吴稚晖等一批共产党和国民党知名人士来南洋大学演讲，其中的恽代英、施存统、杨贤江等人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纱七厂的工人领袖顾正红 被日本资本家枪杀，烈士的鲜血激起了全市人民的义愤。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市民、学生群情激愤，中共中央决定由恽代英领导全市学生开展斗争。恽代英于5月17日召开上海学生联合会紧急会议，18所大学代表和一些中学代表出席参加。张永和作为南洋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主持这次代表会，代表们一致选举他担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出面组织上海学生运动。

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张永和根据上级指示，29日请来上海总工会副主席、中共党员刘华 到南洋大学向学生报告惨案经过，以发动学生参加大示威。刘华向全校学生报告了顾正红烈士的牺牲经过，揭露帝国主义者压榨并杀害无辜工人的罪行，大声疾呼爱国青年支援工人兄弟的反抗斗争。50多年后张永和回忆说：

当时我有些担心，交大学生眼界很高，来做报告的都是头面人物，如胡适、叶楚伧、吴稚晖、郭沫若等。刘华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可出乎意料，刘华的报告很实际，很生动，到会学生听了群情激扬、义愤填膺。

报告结束后，全场学生深受感动，群情激愤，一致通过决议，以实际行动支援工人罢工，参加全市的统一行动，并定于第二天（即5月30日）全体停课，整队前往南京路游行示威、演讲募捐，支援工人的斗争。30日清晨，张永和带领南洋大学400多名学生齐集操场后向指定地点进发。学生们沿途进行演讲、散发传单，争取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下午，就在南洋大学和其他学生、工人、市民两千多人的示威游行队伍到达南京路上最繁华的地段时，竟遭到南京路老闸捕房的英、印巡警开枪屠杀，数十名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中弹倒在血泊中，10余人当场牺牲，50余人身负重伤。南洋大学附中学生陈虞钦身中7弹，送往仁济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层，号召上海全市人民实行“三罢”，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随着“三罢”运动的深入开展，反帝浪潮席卷了中国大地。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学校纷纷加入学生联合会，联合会由原来的20余校迅速增加到73校。1925年5月30日当晚，各校代表在尚文门第二师范开会，新加入的学校提议，将学联内部组织略行改变，分设总务、宣传、出版、交际、纠察、筹款等6大部，各部设正、副部长各1人，并由各部正副部长组成执行委员会，选举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2人。当场选举结果，南洋大学代表张永和当选为上海学联执行委员主任。

1925年6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25日，李硕勋 主持了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请来了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做报告。26日，大会在上海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团部正式开幕。李硕勋做了介绍学运概况和经验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关于改进学生本身利益问题、关于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等八个决议案，提出了今后青年、学生运动的方针和方向。上海学联代表张永和、高尔柏、蔡鸿干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上海等9个地区的代表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张永和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硕勋选入执委，并当选为常务委员，任总务委员。在常委分工中，李硕勋担任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会长兼交际部主任，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领袖。

上海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形成的罢工、罢市、罢课一直延续到9月才结束。在五卅运动的日日夜夜，张永和除了领导南洋大学的斗争外，重点工作放在上海学联。此时参加学联的上海大、中学校已达80多所，他天天要召开各校代表会，晚上他要参加恽代英主持的党团员活动会，有时还要参加全市工、商、学代表联席会。张永和作为学界的代表参与组织了全市的“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同年11月21日，在南洋大学全校师生为陈虞钦烈士举行的追悼会上，张永和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他慷慨陈词，历述五卅运动的重大意义，直抒革命青年的情怀：“五卅运动没有失败，而正是国民革命的开始。我们在悲哀追悼的时候，同时看清了这已成的事实，更加鼓起我们的勇气，坚定我们的信念，继续烈士未尽的革命功业，才不辜负烈士的英魂！”

对学联的工作，共产党的领导人李立三、贺昌很关心，亲自来指导工作。李立三发现学联内部比较乱，提醒张永和要充实内部组织，克服被动状态。李立三边谈边拟出一个办事分工的组织表给张永和参考。50多年后张永和说：“我很缺少工作经验，受到一次难忘的帮助。”

五、交大党支部创始人　陆定一入党介绍人

五卅运动期间，徐家汇地区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立了中共徐家汇独立支部和共青团徐家汇部委（即区委），张永和任共青团徐家汇部委书记。1925年9月，张永和介绍南洋大学同班同学陆定一加入共青团，年底转为共产党员。继后在交大发展成立了共青团的支部组织，并在交大发展党员。由于党员增加了，1925年底，南洋大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由张永和担任。到1926年2月，南洋大学已有中共党员10人。张永和还利用各种机会，邀请恽代英、郭沫若、施存统等到校为学生演讲，并在学生中组织学习马列主义的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

关于介绍陆定一同志入党，还经历了这样一段有趣的过程：1925年3月23日，在南洋大学为孙中山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当陆定一听到共产党人恽代英的革命演说后，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开启了心灵之门。不久，他便以满腔的革命激情，投身到五卅运动的反帝洪流中。张永和与陆定一作为南洋大学学生会代表被派到上海学联工作，担任学联出版的《血潮日刊》编辑。但陆定一并不知道，和他同住一间宿舍的同学张永和就是共产党员。后任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部长、原中共交大地下党1947级支部书记曹子真于1986年采访陆定一时，陆定一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参加革命的往事。他非常风趣地说：“你们知道吗？我是偷着入党的。”大家听了，十分不解。陆定一哈哈笑了起来，然后缓缓解释说：“我跟张永和同志住在一起的时候，见他总是来去匆匆，时常拿一包东西往抽屉里一锁，很神秘的样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有一次，趁他出去未锁抽屉，我就偷偷地去看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一看，原来都是共产党的报告和文件。我恍然大悟：张永和是一位共产党员。就是这么一看，促使了我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永和回宿舍后，觉察出陆定一动过自己的抽屉，出于平时及五卅运动期间对陆定一的了解，干脆对他表明了身份，向他讲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并郑重地提出要介绍他参加共产党。陆定一激动得几天都没睡好觉。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做出了关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由于陆定一此时只有19岁，经张永和与梅电龙的介绍，在南洋大学附近的复旦大学内一个偏僻的小房间里，陆定一庄严宣誓，先加入了共青团，当年底即由张永和、梅电龙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反动逆流也在迅速滋长。国民党内存在代表不同利益的左、中、右派，围绕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孙中山去世不久，1925年6月至7月间，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11月，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南洋大学内的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乘机发动反对共产党活动，并攻击张永和“把持南洋学生会及上海学联”，叫嚷要“改组上海学联”。这场斗争被社会称为“南洋大学风潮”，斗争结果，南洋大学学生会和国民党区分部仍掌握在张永和、陆定一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里。

六、云南共青团的创建人

五卅运动期间，恽代英还要张永和回故乡云南，宣传五卅惨案真相。1925年8月，根据全国学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派遣张永和与华东大学的端木利铭为代表回昆明宣传五卅运动。同行的还有中国公学学生何鸣九、蒋正炳。张永和等人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和越南进入云南。到开远后，先给云南学联发信联系，昆明学联派了代表艾其国（艾志诚）到火车站迎接。因张永和原来是昆明省立一中（今昆明第一中学）的学生，回昆后，就由昆明学联安排住到省立一中，其他3人都回家住。

到昆明后，张永和邀约了省立一中、省立一师、女师、成德中学等学校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开座谈会，介绍五卅运动情况。省立一中、省立一师、女师等学校还先后召集全校学生大会，邀请张永和去做报告。张永和以亲身参加五卅运动的经历，介绍了所目睹的五卅惨案真相，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道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宣传五卅运动中，张永和认识了省立一中的图书馆管理员李国柱 。1924年李国柱在昆明进步青年中秘密发起组织了“青年努力会”，并组织成员学习进步刊物《向导》《新青年》，以及《共产主义ABC》等，宣传马列主义，团结了一批进步师生。张永和与李国柱同住一个楼上，天天见面。李国柱邀请张永和与“青年努力会”的成员举行座谈会，介绍外地的情况。张永和与他们一共进行了三次座谈，介绍了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并回答他们对时事提出的问题。通过这些活动，张永和还认识了省立一中的陈祖武、严英俊、毕昌杰，女师的吴澄 ，省立一师的卓子魁等“青年努力会”的骨干成员。他们积极好学，追求进步，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当时云南还没有共青团的组织，张永和在宣传和接触工作中，通过对李国柱等人的考察和了解，产生了在云南发展团员、建立共青团组织的想法。于是，张永和向李国柱介绍了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并征求他对加入共青团的意见。李国柱态度很积极，当即表示要求加入共青团，愿意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张永和首先介绍李国柱加入共青团，后来又相继个别介绍了陈祖武、严英俊、吴澄入团。因当时还没有报经团中央批准，不能建立正式团支部，张永和指定李国柱为在昆明发展团组织的特派员，负责团的工作。

张永和回上海后，向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贺昌汇报了李国柱等4人的团组织关系，由贺昌将李国柱等人团组织关系转报给团中央负责人任弼时、恽代英。团中央于1925年9月份正式批准云南成立共青团特别支部，由团中央直接领导，李国柱任团支部书记，团员有李国柱、陈祖武、严英俊、吴澄4人。后来云南共青团组织相继发展了毕昌杰、赵琴仙、刘玉瑞、黄凯（黄洛峰）、雷必兴（雷同）、李生萱（艾思奇）、张绍楚等一批团员，后来云南建党时，他们都成为云南较早的共产党员，并且是党组织的重要领导成员，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以至宝贵的生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云南省委对云南共青团创立的评价是：“为以后中共在云南建党作了准备。”

七、走上职业革命道路

1926年7月3日，南洋大学校长淩鸿勋在实际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的压力下召开审查学生品行会议，以违反校规为名，宣布将52名学生“除名”，并向学生家长发出公函：“令该生自觅学校转学，下学期毋庸来校。”开除的学生包括中共党员7人，张永和也名列其中。“除名”是在暑假开始后、学生已分散情况下的突然袭击。中共法租界部委指派张永和、陆定一、肖之谦组织学生干部会，组成“被迫离校学生团”，提出“回到南洋去”，并在沪上报纸刊登启事进行抗议。1926年6月，张永和已临近从南洋大学毕业，但他实际上已经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此时，徐家汇独立支部已发展为中共上海法租界部委，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张永和担任中共上海法租界部委书记，工作范围为整个法租界地区，包括龙华、漕河泾、法华乡以西农村地区。当了“职业革命家”的张永和，60年后回忆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生活要改善，根本没有考虑个人怎样。每月只有5～10元生活费，过的是供给制生活，也不考虑什么级别待遇，领导来作报告也是不迎不送。”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到1926年底，张永和领导的中共上海法租界部委共产党员总数已从9月份的50名发展到125名，分属16个支部，其中工人党员支部有8个；工会会员扩大到2 000多人，还有其他群众团体，并联系2个国民党区分部。1926年10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法租界部委没有接到军事行动任务，但要组织市民大会支持。这次武装起义以及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了。11月下旬，法租界部委领导了抗议法商电车公司开除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成立了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工会，会员发展至900余人。1926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张永和还受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的指派，担任中共沪中区部委书记，去公共租界整理基层党组织，但时间不长。

八、参加组织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2月9日，张永和被选为以周恩来、赵世炎等7人组成的江浙组织问题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同年2月，中共江浙区第一次党代会在上海召开，张永和当选为中共江浙区委（即上海区委）执行委员；3月，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决定调张永和任中共沪东区部委书记。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沪东区又是上海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党组织把张永和从法南区调往沪东区任部委书记，这是对他的器重和信任。在武装起义前，江苏省委决定并在党内传达，委任张永和与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为省委委员。此时的上海由北洋军阀毕庶澄驻守控制，北伐军已逼近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发起武装起义，这就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这天上午，中共沪东部委书记张永和接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的亲笔命令后，即发出总罢工令，组织沪东地区十万工人罢工，并以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为先导向闸北进发，一路上打垮警察所、署，缴了他们的枪，在天通庵火车站袭击了从吴淞开往北站的鲁军兵车，通宵激战。至天明，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直接指挥下，武装队伍攻下北火车站这个敌人的最后据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小时的战斗，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外的地区，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次壮举。当时，张永和领导的沪东部委中共党员已达1 500余名，分属37个支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达十万余人。

武装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形势也在瞬息万变。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屯兵在上海南郊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开进上海。两天后也就是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二军占领南京，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3月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流氓头子进行秘密会谈，并派人到领事馆向列强“道歉”，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经过一系列的调动策划，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共党员干部与革命群众实行突然袭击。尽管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已有暴露，但当时由于共产国际不赞成同蒋破裂，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又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党员失去警惕。

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动手。4月12日凌晨，大批青帮流氓突然从租界冲出，袭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蒋介石收编的军阀孙传芳112部打着“国民革命军26军”旗号开来，声称“进行调解”，用先行收缴武装流氓枪械的手法，使工人纠察队轻信受骗，打开大门，被强迫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遭到镇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早一天被杜月笙骗去，秘密杀害。13日上午，上海10万工人、市民集会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行进到宝山路时，第26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人群密集射击，当场打死100多人。蒋介石随之在各地“清党”，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8日，李大钊在北京就义。4月11日，侯绍裘（南洋大学校友，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在南京殉难。沪东地区许多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被捕被杀。张永和按上级指示仍坚持在沪东地区战斗，与组织部主任李时民等组成“打狗队”（又称“特别行动队”）惩罚凶恶的工贼、流氓、特务。7月19日，张永和亲自组织指挥，将捕房包探、国民党特务的程海标击毙。翌日，上海报纸报道“华探程海标昨被仇杀”，但在行动时，一名队员不慎被捕。至此，张永和已不适合留在沪东地区工作，王若飞即通知张永和调离沪东地区，去任中共沪西区部委书记。

九、遇敌特抓捕英勇反抗，王若飞营救得离虎口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沪西区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工作困难很大，张永和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房，以方便工作。但工作不到10天，即被国民党“工统会”特务发现。一天，他从住所骑自行车外出，在小沙渡路上被一辆“工统会”成员的小轿车拦下，特务欲将他绑架上轿车捕走。张永和在交大时曾受过军训，早有准备，此时便赤手空拳与他们搏斗，奋力反抗，引来了英捕房巡捕干预。他又机智地用英语与外籍巡捕对话，咬定4人是绑匪，抢走了他的钞票、自来水笔和自行车。“工统会”分子则说，此人是赤色分子“共产党徒”。巡捕决定将张永和及“工统会”分子一起带回戈登路捕房。在审问时，特务们声称张永和是“赤党分子”，他们是在清除“共党”；而张永和却只承认自己是大学生，名叫万正春，被这伙歹徒绑票截财，并以英语同巡捕沟通。“工统会”分子称张在“散发传单”。捕房又去现场调查，店铺里的人说“没有看到发传单”。巡捕经过调查，未发现张永和的“共党”证据，却在特务身上找到了抢来的钱款、自来水笔等。于是，捕房认定这是“绑票案”，移送会审公廨。会审公廨说可以请律师，经党中央的王若飞精心安排，特聘当时沪上著名律师江一平出庭辩护，终于把几个特务以绑架罪羁押，而将张永和当庭释放。张永和以自己的机敏和智慧，并在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下，终于从“四一二”的白色恐怖中安然脱险。

对此次事件，1927年8月21日的《申报》曾以“租界内不能随便拘人”为题做了新闻报道：“前日某大学生万正春骑脚踏车，经过小沙渡路，被柏鉴臣等挡住……柏自称‘工统会’密探，指万为共产党徒。欲拽万登停于路旁之轿车，驶往他处，经1135号华探查见，以租界内不能随便拘人，将柏等带入戈登路捕房。……移解临时法院，据中西探员到庭禀称：被告等是否‘工统会’密探，无从知悉。周推事向柏质讯一过，谕令收押。”几天后“工统会”在《新闻报》上也刊登启事说，那个姓万的就是共产党张永和。1990年11月，张永和在回忆此事时说：“如果那次被抓走，恐怕难以生还。”

“绑架”事件后，张永和已不能继续在沪西地区工作，转到沪中区任区委书记。1927年9月，党组织决定调张永和去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工作，任宣传部秘书。宣传部领导先后有王若飞、刘伯坚、李富春，机关地点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192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进行调整，2月5日，经党中央批准，江苏省委由项英、王若飞、李富春、张永和等19人组成。

十、前往白色恐怖巢穴，恢复湖北地下省委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开始镇压共产党，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地下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1928年初，党中央决定派张永和等人去武汉恢复遭破坏的中共湖北省委，同去的有刘平楷 （即刘绍猷）、余泽鸿 。行前，时任党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找3人谈话，宣布由3人组成中共湖北省临时省委，刘任书记，张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余任常委兼宣传部部长。4月，张永和与刘平楷离开上海前往汉口。当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汪精卫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同流合污，血腥镇压共产党，史称“宁汉合流”。武汉反动政府扬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共产党员”，同时还在市区搞“连坐联保”，居民住户，五户联保，住旅馆也要请保人，白色恐怖达到极点。因当时国民党第三军驻扎九江，军长朱培德是云南盐兴人，张永和同刘平楷便到九江，利用同乡关系先在九江找到立足点，将湖北省委机关暂时设在九江，在九江开展工作。在此期间，余泽鸿也曾到九江参加开过常委会，研究省临委的工作。

7月，张永和同刘平楷从九江先到汉口，继将省委机关转移回汉口，先后在汉口建立了5个机关，并调整健全了省委组织，恢复和各地特委的联系，加强对武汉的工作。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省委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中央指示，10月20日制定《关于今后方针决议案》，准备进一步贯彻中共六大方针。在短短两个月内，武汉三镇和传达了中共六大文件的地区，各方面工作都有进展。1928年10月，全省有党员6 455人。到10月末，湖北各地党组织逐渐恢复和发展。刘平楷在汉口住了不长时间后，就接上级通知回上海了，留下张永和在汉口主持省临委工作。湖北省临委工作刚转入正常，11月初，武昌市委书记张作宾被捕叛变，致使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先后有四五十人被捕，组织损失严重，省委与各县联系完全中断。当省临委负责秘书工作的袁仲被叛徒指认遭抓捕时，正好被当时在武汉念书的云南籍学生唐太昆看见。唐太昆与张永和平时有联系，经常到住处与张永和叙谈。他见到袁仲被抓捕后，立即跑到张永和住处报信，帮助他迅速转移到一个临时住处，并帮助他买好去上海的船票，第二天，张永和得以安全离开武汉，摆脱了敌人的抓捕。1928年11月中旬，张永和与刘平楷奉党中央指示撤回上海待命。张永和回到上海后，向党中央汇报了湖北省委遭破坏的情况。

十一、奉党中央派遣，回云南省委工作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为了应对风云突变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及时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王德三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在此之前，王德三于1928年4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向党中央提交书面报告，请求在云南建立正式省委，并建议党中央派刘平楷、张永和、黄云谷3人回云南，加上王德三组成云南省委，由刘平楷担任省委书记。但因党中央当时已决定派刘平楷、张永和去武汉恢复湖北临时省委，故未批准王德三的请求。1928年11月11日，王德三参加中共六大后回到云南，于11月13日再次写信给党中央，要求派遣张永和、李国柱回云南省委工作。

1928年底，张永和由武汉回上海后，向党中央汇报了湖北省临委的工作，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同志特意到旅馆找张永和谈话，并根据云南省委的请求，改派他回云南省委工作。

1929年初，张永和与李国柱先后从上海回到云南，张永和带回了中共六大的全部文件。为了全面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健全和加强党的领导，1929年1月19日，云南省临时省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到会代表17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六大文件，王德三做了传达报告，省临委做了工作报告。会议改选了临时省委，选举张永和、小田、吴少默、王德三、李国柱、李鑫、陈廷禧7人为省临委委员，张永和当选为省临委书记。同时，为加强党在滇南广大地区的工作，撤销了原迤南区委，建立迤南特委，由王德三兼任特委书记。5月1日，云南省临委召开第二次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调整了省委常委，由王德三担任省临委书记，张永和任候补常委兼迤南特委书记。

张永和担任云南省临委书记和迤南特委书记期间，省临委为纠正过去工作和组织系统不健全的缺点，在常委和委员内明确了工运、组织、军事、宣传等分工，并加强对昆明、迤南特委等重点地区党组织工作的整顿。张永和先后到宜良、蒙自、个旧、开远、文山等滇越铁路沿线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在乍甸、倘甸、小东山、查尼皮等地召开过党的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开展发展党组织和发动农工群众的工作。

在此期间，任滇军101师师长的张冲得知张永和已由上海回到云南，通过泸西的熟人与张永和联系，邀请他到101师工作。张冲早前带领农民起义军闯天下，最先是被唐继尧收编为滇军，云南倒唐运动时转而追随了胡若愚，在胡若愚与龙云的矛盾冲突中又转向支持龙云。张永和分析张冲既不是胡若愚的嫡系，也不是龙云的嫡系，有革命倾向，同情共产党，为了找出路，想多找些关系。1929年6月，经与省临委王德三、吴少默 等负责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同意张永和到张冲部队，做争取张冲的工作。

张冲是彝族人，与张永和是同乡，两人都是泸西县东山人，所住山寨相距很近，自幼就互相熟悉，同乡感情很深。当时，张冲的部队刚由大理来到昆明，张冲就约张永和到他家见面。张冲详细询问了张永和的情况。张永和向张冲介绍了到省外的经历，以及国内的政治局势。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张冲热情邀请张永和到101师当他的秘书，张永和当即欣然表示同意。1929年下半年，张冲的101师移驻蒙自、个旧、建水一带，师部驻扎在建水县城。张永和同夫人端木利芬一起，随张冲到蒙自和建水。张冲对张永和夫妇很关心，张永和也经常到张冲家拜访。通过日常工作、生活接触，张永和向张冲介绍了党对兄弟民族的工作纲领和革命主张，与张冲开始了政治上的接触，两人之间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张永和的夫人端木利芬也常到张冲家拜访张冲夫人龙志民，龙志民还请端木利芬教她识字，两人经常来往，也成为好朋友。张永和在101师的这段经历，是党争取张冲及其领导的滇军的开端，也是后来张永和在昆明遭逮捕入狱时，张冲出面全力营救的内在原因。

十二、遭叛徒出卖，在昆明被逮捕入狱

1929年冬，张永和去上海与党中央联系，带去了省临委关于云南工作的书面报告，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设法营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上海遭逮捕入狱的堂弟张永嗣。

张永和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期间，曾于1926年将堂弟（伯父张其恭的儿子）张永嗣也带到上海考大学，并协助做党的交通工作，住在江苏省委一个秘密交通机关。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在交通站召开各区组织部部长联席会，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参加开会的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乔年和到会的桂家宏、年逸民、李满书、张永嗣5人被捕；同日，上海总工会在酱园弄开会，郑复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许白昊（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张维桢、陈之义等人也被捕。因唐瑞林叛变告密而先后被捕的共23人，被列为同一个案子。其中，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3人在5月2日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杀害，其他人先是被囚禁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后来被转移到苏州陆军监狱关押。

张永和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工作，1930年3月20日，党中央给云南省委复信做了指示。信中提到“永和同志来中央，中央根据永和同志关于云南工作的书面报告，经过讨论，有以下指示给你们”。这封复信对云南的政治形势、群众工作、武装斗争、少数民族工作、组织工作都做了重要指示。

因张永嗣与张维桢等其他被捕的同志已被转移到苏州陆军监狱，多方设法营救未果，张永和只好于1930年4月底返回昆明。张永嗣后来的情况，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的张维桢同志在1983年给张元琦的信中介绍说：

张永嗣同志与我同一天被捕，都被判刑8年……张永嗣多次和我住在一个屋子，他虽不是党员，在我们23人中，他的年纪最小，他很乐观，从不悲观失望，狱中支部的一切决定，他都忠实地执行，他在狱中很用功读书。

张永嗣于1934年出狱，因在狱中遭受长期折磨，身体虚弱，出狱后不久病故，葬于上海。上海解放后，上海党组织将张永嗣墓移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1930年3月31日，云南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镇压共产党，专门成立了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并通过了反共提案，加紧反共步骤。4月底，承印国民党云南党务指导委员会机关报的开智印刷公司，因报纸出版误期受到严厉追查。公司工人、团省委交通员彭祖祜自首叛变，供出了候补省委委员陈家铣和团省委委员兼交通员朱晓光。4月30日，陈家铣被捕后叛变，供出王德三、张经辰、刘平楷（当时化名闻铃）等省委负责同志和昆明的小东门、芭蕉巷、梅园巷3处省委机关地址，敌特随即抓捕地下党员，多名省委委员相继被捕。张永和于1930年4月底从上海返回到昆明时，因不知道省委机关已遭破坏，仍住到染布巷18号自己家里。当特务获知省委委员刘平楷曾在染布巷18号住过后，5月4日到该住处抓捕刘平楷未获，临走时适遇张永和从厕所中出来，便将其逮捕入狱。张永和遭逮捕后，嘱咐妻子端木利芬迅速通知刘平楷同志转移，并去找同乡滇军101师师长张冲报信，求其设法营救。

十三、张冲冒认兄弟，全力营救出狱

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王德三，省委代理书记、宣传部部长张经辰 ，省委军事委员刘平楷、张舫 ，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吴澄等人先后遭反动派逮捕并惨遭杀害。张永和被捕后，被关在昆明“模范监狱”，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张永和夫人匆忙到张冲家求救。不巧，当时张冲被龙云派到广西对桂军作战，不在昆明，张冲夫人龙志民安慰端木利芬说，张冲一回来即转告他设法营救。1930年底前，张冲由广西回到昆明，获知张永和被捕的消息后，明知营救的难度很大，仍决心冒险全力营救。张冲利用龙云设宴慰问的机会，在席间谈话高兴时，趁机向龙云说：“主席，我有一个同乡远房弟弟张永和，听说最近被裴存藩（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手下逮捕关押在‘模范监狱’里，他可是泸西县少有的大学生，我清楚他是个书呆子，还请主席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将他放了。”龙云当时出于应付滇桂战争和稳定云南政局的需要，还得倚重张冲所率的滇军，不便回绝，便说：“喊他们从轻发落就是了。”张冲顺势要求说：“主席刚才讲得好，从轻发落，请让秘书写个条子交代下面一声好不好？”龙云便当场叫秘书写了如下一个条子：“查张永和，泸西人，已被捕归案，妥为看管，听候从轻发落。龙谕。”

张冲拿到条子离开龙云后，立即让秘书通知“模范监狱”的监狱长，传达龙云的口谕和指示，使张永和免于遭到杀害，被判刑3年。后又经过张冲全力营救，张永和在服刑2年后即1932年被提前保释出狱。出狱后，张冲先安排他在自己部队当文书掩护，后来回到泸西县，先后到张冲筹划和主持的泸西海门洞水利工程处、一平浪盐矿等地工作。由于云南省地下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张永和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然按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在海门洞水利工程处工作时，张永和来往于泸西、昆明之间，他介绍中共地下党员刘璧华 到泸西县立中学任教，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他也曾和别的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商量派人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但没有联系成。

1935年9月，中共中央特科派李浩然 同志来云南恢复重建党组织。李浩然首先与张永和、马冰清等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发展进步青年李剑秋、李立贤、任灿光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1月建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这样张永和才又与省临工委建立了联系。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下，张永和除向组织缴纳党费外，还捐献经费，协助李浩然开展工作。

1936年初，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团和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长征路过云南，张永和当时在一平浪盐场工作，曾积极设法与红军联络，准备跟随红军北上，并在元永井准备了9桶汽油送给红军。但因元永井没有长途电话，张永和前往远离元永井的腰站盐场工程处打听红军消息，不巧此时红军正好路过元永井，因他不在场而错过了这次机会。红军取走汽油时曾给他留下联络方式，要他找杨一民联系党的关系，但他后来未能与杨一民联系上。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李浩然同志找张永和，告知国民党已宣布联共抗日，他打算去上海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张永和还设法帮助他筹集了部分路费。

十四、北上抗日，建立184师秘密党支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云南军队也奉命编成了六十军北上抗日，张冲被任命为滇军184师师长。张冲在组建184师时，特意向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六十军军长卢汉提出，要求让张永和担任军队政治部主任。龙云和卢汉答应了张冲的要求，张冲即通知正在元永井矿场工作的张永和迅速赶赴昆明。张永和抵昆后，张冲才向他说明，要他担任184师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上抗日，让他做好准备工作。张冲还带张永和参见了六十军军长卢汉，明确了张永和担任政治部主任职务。

出发前，张永和去找云南地下省委负责人李浩然联系时，李浩然同志已经离开了昆明，未能联系上。张永和另外找到了地下党员郑易里 ，告知将随184师去抗日前线。郑易里告诉张永和到汉口后，可以找“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人黄洛峰 同志联系。临出发前，又有云南石屏的青年工人刘孟田找张永和，坚决要求随军前往抗日前线。张永和说：“我没有用人的权利，只能带一个勤务兵。”刘孟田当即表示愿以勤务兵身份随行。后来张永和了解到，原来刘孟田是李剑秋同志1936年介绍入党的地下党员。刘孟田勤奋好学，能作诗和写文章，参加了政工队工作，并成为184师秘密党支部的成员。

1937年10月，184师从云南出发，开赴湖北、山东抗日前线，1938年元旦前到达长沙，由长沙乘车去九江、南昌一线驻扎，充当守卫马当要塞的后备队，司令部驻在德安县车站。张冲派张永和去武汉招收一些热血青年到184师，加强政治工作，并要他设法找到共产党，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张永和立即去汉口，根据郑易里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黄洛峰，请他帮助介绍热血青年去184师政工队工作，协助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黄洛峰先介绍革命青年蒋南生与张永和见面，蒋南生曾在北平念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

北平沦陷后，蒋南生流落到武汉，听说滇军北上抗日来到武汉，积极要求参加滇军部队去前线。经过交谈后，张永和同意接受蒋南生到184师政工队工作。一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罗炳辉将军来到黄洛峰处，黄介绍张永和与罗炳辉见面。张永和向罗炳辉汇报了滇军和184师的情况，并询问当年红军长征过云南的一些事情，罗炳辉热情地做了回答。罗还说，他听到云南军队已编成六十军开赴前线杀敌的消息，非常高兴，他也是云南人，很希望和云南的父老兄弟见见面。张永和进一步向罗炳辉介绍张冲本人很倾向于革命，希望能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并请示罗：“若张冲来汉口，可否与罗将军联系？”罗欣然表示同意。由于两人是云南同乡，交谈十分亲切融洽。张永和带着蒋南生一道回到部队，立即向张冲详细汇报了与八路军办事处罗炳辉将军见面交谈的情况。张冲听到罗炳辉愿意和他建立联系，感到非常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184师部队在德安驻防约两个月，2月份奉命调往武胜关。部队从九江乘船去江岸，再从江岸乘火车去武胜关。到达江岸后，张冲借口未到过武汉，向部队说要去武汉走一趟。于是，张永和陪同张冲穿便装由江岸乘轮船到汉口，两人顾不得旅途劳累，下船后即直奔江汉路去找黄洛峰。黄洛峰让二人就近找旅馆住下，并立即去八路军办事处通知罗炳辉将军。第二天，罗炳辉即来黄洛峰处，和张冲、张永和两人见面，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谈得非常满意。张冲进一步要求与叶剑英将军见面谈一谈，罗炳辉同意立即转告。叶剑英同意了与张冲见面的要求，由黄洛峰具体安排在一家旅馆。一天晚上，叶剑英和罗炳辉两位将军在黄洛峰的陪同下，在旅馆同张冲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张冲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本人要求参加共产党；第二，要求八路军、共产党遴选军事及政治工作人员来184师工作；第三，派人到延安接受军事训练。对张冲的要求，罗炳辉向周恩来同志做了报告，并安排张冲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关于入党问题，周恩来回答张冲“暂时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对于从延安派党员到184师工作和接受张冲派人到延安接受训练的要求，周恩来表示同意。至此，通过张永和的联络，张冲与共产党和八路军办事处建立了秘密联系。

罗炳辉从黄洛峰处了解到张永和早在上海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在昆明被捕，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在第二次与张永和见面时，罗炳辉特意对张永和说，党组织很关心这些同志，也在派人和这些同志重新建立联系，并鼓励张永和在滇军中做好党的工作。后来，通过张永和安排，罗炳辉还秘密到184师访问，会见张冲。张永和同张冲从武汉回到武胜关后，184师在武胜关、鸡公山驻防（师部在柳林车站）时，党中央从延安派来张天虚 、周时英 找张永和联系，张永和向张冲报告后，便将他们安排在政工队工作。不久，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薛子正 到184师参谋部工作，派杨华来做报务员以备急用。之后，延安又派了张子斋 到184师，云南早期的地下党员马逸飞 也到184师参谋部工作。这些党员在184师建立了中共秘密党支部，由周时英担任支部书记。

这段时期，张永和多次往来汉口和武胜关之间，与秘密支部书记周时英等人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开过会，并受到周恩来和秦邦宪同志的接见。秘密党支部建立后，工作十分活跃，一方面通过政治部和后来招收的进步青年组织的政工队，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组织官兵阅读进步书刊，并创办《抗日军人》小报，向官兵灌输抗日救亡的革命思想，激发官兵抗日士气，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先后在184师发展了张士明、宁坚、王立中、杨永新等11名党员，在滇军中培养和发展进步力量。

1938年4月，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张冲率184师在强敌面前固守台儿庄战略高地禹王山22天，打退号称日本王牌军的坂垣、矶谷师团所属部队的数十次疯狂进攻，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直下徐州的企图。在艰苦的战斗中，地下党员和政工人员，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一面协助救护伤员，运送弹药，一面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将地下党支部创办的油印小报《抗日军人》散发给官兵传阅，鼓舞官兵斗志。184师在战斗中杀伤日军千余人，坚守住了禹王山，并消灭了潜入的敌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战利品中有一把日本天皇赏赐给百川一义大将的指挥刀，鲨鱼皮包裹着刀鞘，刀锋异常锋利，寒光闪闪。张冲让政治部利用这些战利品搞了一次展览，大长了官兵们的士气，灭了日军不可一世的威风。184师坚守禹王山22昼夜的战例被蒋介石编为军事教材，提供给国民党军和军事院校学习。由于台儿庄战役立下的突出战功，张冲成为抗日名将，受到蒋介石通令嘉奖，并提升为新三军军长。

1938年10月，战局发生变化，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新三军184师撤往通山休整半个月后，调往崇阳外围的南林桥一带布防。11月间，蒋介石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长、师长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张永和陪同张冲参加这次会议。从武汉撤退后，184师失去了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联系，在会议期间，张冲让张永和设法再和共产党办事处取得联系。张永和向周恩来做了请示，周恩来告诉了张永和联络地址。张冲和叶剑英开会时恰巧坐在前后一排，叶剑英也写了一个联络地址给他。南岳会议后，张永和在衡阳住了几天，根据周恩来留给的联络地址，先去见到了叶剑英，后来特意去见到周恩来，向周恩来汇报了张冲和新三军在南林桥的作战情况。周恩来帮助分析了战局，并做了重要指示。

新三军后来移住浏阳，部队仍保持着旺盛的士气。然而，由于滇军第一集团军内部矛盾重重，集团军司令卢汉病假离职后，由183师师长高荫槐代理。1939年，184师内地下党支部活动被敌特察觉，受到监视，高荫槐向国民党密报张冲私通共产党，想拉部队投靠共产党，并指责张冲放弃南林桥突围，导致崇阳失守，以推卸责任。高荫槐等人的诬告，使张冲受到蒋介石“撤职留用”的处分，调回云南。蒋介石密令龙云“看管教育”，并密派特务暗中监视。

张冲被调回云南不久，张永和被调到醴陵军部，薛子正和周时英找张永和共同分析了张冲被调走后的形势，一致认为由延安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秘密党支部成员，已不宜继续留在184师工作，准备离开部队撤走。张冲回到昆明后，听说张永和处境危险，也要受处理，于是连忙给张永和发电报，告知张母病逝，要其立即请假回云南奔丧。当时，滇军集团军军部的机要秘书吴禾生是地下党员，高荫槐等人给国民党统帅部和龙云的电报都经过吴禾生，吴禾生都转告了张永和。张永和心中有数，抢在被处理前请假离开184师，回到昆明。由于在昆明仍有危险，遂返回泸西老家。离开部队前，张永和曾赶到184师，找地下党支部书记周时英提出办理转组织关系，但因当时军队地下党组织与地方地下党组织之间无横向联系，未能办成。因此，张永和回到云南后与党组织再次失去了联系。

184师地下党支部的这一阶段工作，虽然历时不长，但已在184师播下了革命种子，并留下了杨华、张士明、杨滨、宁坚、马逸飞、张子斋、杨永新等未暴露的党员继续开展地下党支部工作，为184师后来在1946年东北海城起义打下思想和政治基础。1946年4月，蒋介石密令前往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滇军六十军调往东北“剿共”。六十军一踏上东北大地即被分隔调用，由国民党中央军加以控制并充当炮灰，激起了184师广大官兵的无比义愤。184师是张冲的旧部，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较深。1946年5月30日，师长潘朔端率领184师官兵于辽宁海城举行了反独裁、反内战的和平起义。184师海城起义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整师起义，此举打乱了蒋介石在东北的部署，对东北和云南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1946年6月6日，原滇军老将、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特发来贺电，称赞云南军队“素有光荣的民族传统”，“抗战受降，立功甚伟”；海城起义可谓“振臂一呼，张滇军之荣誉，揭和平之义旗，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振奋，欢欣鼓舞”。而张冲军长本人，通过张永和的联络介绍，与共产党和八路军办事处建立了秘密联系，并认识了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等党的领导人，为张冲后来摆脱国民党的监视与控制，投奔延安，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创造了条件。

1946年底，张冲以伪国大代表身份去南京参会，在云南地下党的联络安排下，先乘飞机到上海，找到当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认识的云南籍共产党员黄洛峰，通过黄洛峰联系，与董必武同志见了面，正式提出去延安的要求。经过党中央的周密考虑和安排，张冲在参加伪国大会议后，借口去北平观光和处理家庭事务，与共产党在军调部的人员取得联系。叶剑英特意指定军调处中共代表、曾在184师地下党支部工作过的薛子正同志具体负责安排张冲一家到延安。

1947年1月的一天，张冲一家随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办事处的飞机平安飞抵延安。张冲将军是远在西南边陲的滇军著名将领，在国民党军队和云南少数民族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摆脱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毅然奔向延安，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称得上是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个重大胜利。张冲到达延安后，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张冲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经党中央研究和批准，1947年4月1日，张冲将军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一名国民党旧军官转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当年夏天，党中央派张冲到哈尔滨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张冲多次给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等人写信，策动起义。在辽沈战役关键时刻，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1948年10月16日，曾泽生将军率六十军举行长春起义。

新中国建立后，张冲随陈赓、宋任穷的解放大军回到云南，之后历任云南省副省长，省民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张冲在昆明住在翠湖东路2号，一次张永和去拜访他，两人闲聊回忆起往事，张冲感慨地说：“我这个人要不是你引导与党取得联系，我的脑壳现在还不知道摆在什么地方。”张永和则回答说：“1930年我被捕入狱，要不是你全力营救，我早就见马克思去了！”这段对话，是两人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革命情谊的肺腑之言。

十五、以泸西师范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1940年张永和回到泸西县后，张冲向省政府推荐他担任泸西县教育科科长。到职后，他发动陶瑞生等进步师生把当时省立泸西师范学校的反动校长张正武赶下台，由省教育厅另行委派不问政治的陈少铭任校长。为了增强学校的进步力量，他又亲自到昆明，聘请李慕白、吕烈卿等一批进步教师到泸西师范任教。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一些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受到监视和威胁。张永和积极联络、接纳这些同志到泸西师范学校任教。1941年初，中共云南临时省工委获悉国民党军警准备抓捕地下党员的黑名单后，安排泸西地下党员张木天以到昆明聘请教师为名，将10名党员和进步人士接应到泸西来，通过张永和，分别安排到泸西师范学校和城区小学教书，其中包括20世纪40年代初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黄德卿 、徐慧敏 、孙思白 、廖涤生 。对张永和的这段历史，孙思白同志在1986年有这样的记述：

致中兄长（即张永和）为党内老同志，初无所知。1942年春，余与“群社”社友刘忠渊（善之）同志赴泸西师范学校任教，其时皖南事变后，须寻边地荫蔽故也。行前，有人向余等指示曰：“到泸西若遇困难，可寻张致中君相助。”到泸西后，果与张致中兄长结识，半年内各种风波，多赖致中兄多方维护，友情亦日渐深厚。然于致中兄之真面目，仍莫知识。解放后，与华岗 校长偶语及之，华岗曰：“致中，我党之老同志也！”始恍然。

1942年，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第七旅驻防泸西时，旅长万保庶利用抓兵丁敲诈勒索，对上虚报兵员冒领军饷，在县城主使下属抢劫富商钱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张永和不畏强暴，在县政府公开揭露万保庶的土匪行为，被万保庶借口“抓共党”拘捕关押，后经泸西地下党组织串联开明士绅和学生家长向七旅交涉，最后又经张冲出面干预才被释放。

张永和担任泸西县教育科科长期间，虽然当时他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在政治上仍保持坚定的抗日和革命的立场。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打到云南边境的保山、腾冲时，张永和特意写了一本《组织武装斗争》的书，让魏筱涵 同志送到昆明交楚图南 、张子斋同志印刷散发，进行抗日宣传。

1944年8月，经张冲将军推荐，云南省教育厅委任张致中为泸西师范学校校长。到任后，他大胆摆脱国民党奴化教育的羁绊，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先后聘请刘璧华、赵国徽 、魏筱涵、刘宝芸、张木天 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并亲自到昆明，通过地下党员张子斋、楚图南以及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等人的介绍，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聘请罗铁鹰 、杨俊林、段现龙、周铎、董康、吕祖荫、符文松等一批进步青年教师来泸西师范任教，使得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在学校教师比例中占绝对优势，以学校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张永和安排地下党员赵国徽担任教务主任，进步作家、抗战诗人罗铁鹰担任训导主任，加强对学生开展民主革命思想和抗日救亡爱国主义教育；同时想尽多种办法购进大量进步书籍，订阅《新华日报》《民主周刊》《群众》等进步刊物，在学校图书室陈列，供师生阅读。教学上除一般课程外，还开设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大纲等课程，以多种方式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

张永和还经常利用课堂和全校大会，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分析国民党内政外交的反动性和国民党政府必然走向灭亡的规律性。在纪念周会上，他大胆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反共反人民的投降政策。在国民党县党部召集的纪念黄花岗72烈士的大会上，张永和公开痛斥国民党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幌子，搞假民主的种种罪行。与会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报以热烈掌声，拍手称快，使在场的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张国威张口结舌，狼狈不堪。1945年底，昆明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潘琰等4人惨遭杀害，消息传到泸西师范，广大师生闻讯声援。进步教师董康、段现龙、杨俊林、周铎等与学生骨干陈春、李光业、朱荃、袁兆祥等组成罢课委员会。张永和、赵国徽等分别做了县长龙翔和部分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并启发教育学生明确斗争目标，把主要矛头指向国民党泸西县党部书记长张国威，孤立三青团主任刘开榜，争取县长龙翔的同情和支持。在12月9日县城赶集时，泸西师范和县中的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课、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高呼“严惩杀害四烈士的凶手”“反对内战”“打倒国民党”等口号。游行队伍还不顾张国威的叫骂阻拦，冲进县党部院内，张贴标语和宣传材料，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

张永和在泸西坚持开展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痛恨。1945年12月，泸西县党部张国威等特务分子向省教育厅举报张永和“心性赤化，曾被捕下狱，不知自悔，仍欲施行赤化教育，反对政府”。1946年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向昆明市警察局密令：“张致中……从事异党活动。肆意攻击党国，煽动民众，反对政府”。1946年5月，云南省政府又发快邮代电，指张永和“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即1945年“一二·一”学生运动），不但不予禁止，反在幕后主使罢课”。1946年10月，云南省警务处密令“据报泸西县云兴乡张致中……继续活动，企图不轨，希即密查具报”，并饬令泸西县县长龙翔查办。因龙翔倾向进步，与张永和素有交往，将密令转告了张永和，张永和便提前辞去校长职务，转移到昆明。

张永和任泸西县教育科科长和省立泸西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学校民主空气浓厚，成为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聚集开展革命活动的民主堡垒，也成为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泸西师范学校的许多学生后来纷纷投身到党领导的滇桂黔边区武装斗争中，成为云南解放事业的革命骨干。

对张永和的这一段历史，云南省委组织部1985年的审查意见为：“在敌人不断监视、通缉下，仍无所畏惧，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

十六、毅然投身武装斗争，为云南解放做出贡献

1946年末，张永和离开泸西到昆明，找到1925年在上海认识的“新滇社”成员、曾是共产党员的民族企业家赵贯一介绍工作。赵贯一安排他在其开办的昆明恒通公司盘溪糖厂任职员。这段时期，张永和经常往来于昆明和盘溪之间，而且仍与地下党员张子斋、赵国徽、张木天等泸西同乡暗中保持着联系，密切关注国内和云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但他的行踪，连同赵贯一的恒通公司，依然受到昆明市警察局等特务机构的严密监视。

1947年末，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央“关于发动农村武装斗争”的指示，决定在盘江两岸的滇东南地区首先发动反蒋武装起义。与此同时，隐蔽在云南境外开展革命活动的朱家璧 等也正奉命回滇开展武装斗争。特派员祁山 被派到弥泸地区，与何现龙 初步决定于1948年2月15日在泸西、弥勒、路南交界的圭山、西山地区举行反蒋武装起义。不料2月5日，泸西爆发了由进步青年刘诚、张望带领泸西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以及贫苦农民参加的旧城武装暴动，祁山和何现龙只好因势利导，采取应急措施，调动已组织的民兵武装力量接应。2月15日，祁山、何现龙组织圭山、西山人民武装及泸西人民武装共600余人，向进入泸西境内驻扎在午街铺的国民党军保安营进攻，打响了弥泸地区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第一枪。2月下旬，朱家璧、张子斋、马仲明 由缅甸回国来到弥勒西山地区，与何现龙、祁山等同志会合，根据省工委“迅速建立主力部队”的指示，将弥泸地区西山、圭山和东山的民兵武装组成3个大队，诞生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在盘江南北两岸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山区根据地，开展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

当张永和获知云南省工委决定在弥泸地区组织武装斗争的消息后，即于1948年初辞去恒通公司的工作，由昆明回到泸西永宁乡阿楼村，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当朱家璧、张子斋由缅甸回滇到达丘北、泸西边境时，张子斋派人与张永和联络，张永和请送信人转告了联络地址。1948年6月，云南人民讨将自救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家璧与赵国徽等率领游击武装到达泸西东山，派人通知张永和去舍母依村见面。张永和连夜从阿楼村赶到舍母依村，见到了朱家璧等同志，并提出要求随游击队一起参加武装斗争。朱家璧要他留在泸西，利用本地关系发动组织地下武装，建立根据地，支援纵队在盘江两岸开展武装斗争。由于张永和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1948年11月，经祁山、陈光逵 介绍，纵队党委批准他重新加入党组织。张永和按党组织要求留在泸西云兴乡和永宁乡，组建中共东山区工作委员会，与张希先等同志组织发动当地武装斗争，筹备组建地方革命政权。

1949年1月1日，在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即将胜利结束的形势下，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战斗在滇、桂、黔边区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滇东南的弥泸、罗盘、开广地区与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地区、黔西南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边纵”在泸西建立了“盘北指挥部”，统一指挥弥泸地区的武装斗争和领导地方的党政建设工作。

1月初，何现龙、祁山率部队到达泸西东山，在拖革村张永和家研究泸西的武装斗争和准备解放泸西县城的问题。1月下旬，盘北指挥部在泸西周边部署了已组建的武工大队，何现龙率部队在县城东距城仅3华里的东寺驻扎，通知县长万华忠到东寺，警告其不得与“边纵”武装作对，并令其限期离开泸西。后来又派陈光逵同志秘密进入县城，在张凤梧家与万华忠进行谈判。因泸西周边广大山区和农村，均已处在“边纵”武装力量的控制之下，县政府已陷于瘫痪，万华忠只得同意离开，由盘北指挥部安排“护送”其离境。之后，国民党泸西政权实际为城防大队长赵鸿基把持。为了配合策动泸西县城防大队起义，盘北指挥部经过周密调查安排，于1949年2月1日夜晚，派人潜入县城，将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城防大队长赵鸿基击毙，促使城防大队于2月5日宣布起义。盘北指挥部派张凤梧、许国柱接管城防大队，张凤梧任大队长，许国柱任政治教导员，泸西县城遂获得解放。

2月5日，张子斋、祁山、何现龙、马仲明等人在永宁乡城子村开会，决定成立中共泸西县委员会，书记由陈光逵担任。会议同时决定成立泸西县解放委员会，于2月6日由马仲明代表盘北指挥部宣布，张永和任主任委员，李艺群任副主任委员，段仲三、张木天、陶瑞生、李艺圃、张凤梧为委员。另设仲裁委员会，李艺圃兼主任，段仲三、陶瑞生为委员，并决定布告全县人民，号召在解放委员会组织领导下，建立和巩固政权，努力生产，支援前线。

2月中旬，盘北指挥部为培养骨干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永宁乡城子村举办干部短期训练班，张永和、李艺群与边纵二支队政工干部吕梁等负责训练班的工作。学员来自盘北指挥部所属各部队和泸西县委选送的人员。以后又连续办了两期培训班，包括培训从昆明南下到泸西参加革命的学生和革命青年，为壮大二支队武装力量和建立地方政权输送骨干。2月下旬，盘北指挥部进驻泸西县城，发布了《告泸西人民书》，并召开绅士商人和人民代表座谈会，宣布革命政权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保证正常的经商活动，保护人民的生产生活。3月初，张永和随泸西县委和县解放委员会进城接管工作，迅速建立县政府机关，设置调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及时明确当时的七项工作任务：（一）恢复和安定社会秩序；（二）恢复市场；（三）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四）做好财经工作；（五）加紧培训干部；（六）加强民兵组织，配合主力歼灭来犯之敌；（七）接受、改造、利用旧人员。县解放委员会实行合理负担，征收税捐，向开明士绅筹集财物支援部队和政府开支。泸西县的解放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使泸西县成为弥泸地区的后方根据地，也是云南最早建立人民政权的县之一。

泸西县城的解放，使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和驻云南的中央军26军十分恐慌。它们妄图将新生的泸西县人民政权绞杀于革命摇篮中。1949年5月，中央军481团（黄贤齐团）及579团两个营、577团一个营近3 000人，分别由弥勒、路南县向泸西进犯，沿泸西的东山、圭山、旧城、爵册一带进行疯狂“扫荡”。5月26日上午，敌481团与“边纵”32团赵洪福营在龙甸坡遭遇激战，敌以优势火力发起进攻，战斗中“边纵”王应龙等11人牺牲。中午，边纵部队在城北骑鹤山一带制高点，配合城内武装阻击敌军攻城，击毙敌炮兵连长及士兵39名。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为了减少敌军对城内居民的炮击伤害，避开其锋芒，县委会和县解放委员会决定撤离县城。

撤离前，张永和与县解放委员会负责人李艺群、张木天召集开明士绅陶瑞生、段仲三、张陞三等人，要求他们在敌军入城后，做好应付敌人和掩护群众的工作。下午日落前，在边纵主力部队的掩护下，县委和县解放委员会机关安全撤离了县城。敌人入城后，派兵严密封锁四座城门，连夜挨家搜查边纵武装人员和县委会、县解放委员会负责人。后来，在开明士绅的灵活应付和掩护下，减少了群众的损失。张永和、张木天、张深等三家遭到重点查抄。张永和家虽然没有值钱财物，但卧室书柜内保存的革命书刊、抗战时期与罗炳辉将军赠送的相片以及台儿庄作战缴获日军战利品举办展览时所拍的大量照片等珍贵历史资料，都被洗劫一空。进入县城的黄贤齐团等中央军知道泸西县城处在周边广大农村游击武装和边纵主力部队的包围圈中，随时有被聚歼的危险，不敢在城内久留，3天之后即5月29日便向师宗、罗平方向撤走。

6月2日起，泸西县委会和县解放委员会相继在云兴乡和县城内召开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张永和做革命形势报告，总结反“扫荡”经验，讨论党员教育、党团组织发展、政权建设、军事工作、财经工作、民运工作、推行新税、纪律制度等问题，以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巩固和发展泸西县革命根据地做好准备。6月上旬，根据纵队党委指示，原边纵2支队所属4个团改编为第12、13、14主力团，共3 000多人；原五华大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二支队泸西县护乡独立大队，拨归泸西县委领导，是泸西县的主要武装力量。县委派申维扬代理教导员，张永和任名誉大队长，部队工作主要由副大队长和旭负责。6月16日泸西县委会和解放委员会回到县城后，根据边纵前委和弥泸地委指示，县解放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自7月1日起，将县解放委员会改为泸西县临时人民政府，并成立县临时人民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有王作琦、张永和、李艺群、张木天等共7人，县委书记王作琦任政治委员，张永和任县长，李艺群任副县长，张木天任中枢镇政府主席。至此，泸西县通过武装斗争和反“围剿”斗争，建立巩固了较为健全的人民革命政权。

随着滇桂黔边区纵队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以泸西为基础的弥泸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1949年7月，边区党委决定弥泸地区所辖县为泸西、弥勒、陆良、路南、宜良、马龙、曲靖等7个县，同时边区党委还决定在泸西成立弥泸地区行政专员公署，由何现龙任专员，张永和、赵国徽任副专员。8月中旬，张永和参加了弥泸地委在圭山亩竹箐召开的地委扩大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和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在弥泸地区发行公债、征收公粮、执行党的税收政策，支援解放战争。11月1日，弥泸地区行政专员公署正式开始办公，并颁布了滇桂黔边临时第一人民专员公署布告，号召全区人民执行《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政令，努力做好迎接解放大军进军西南的工作，迅速实现解放西南、完成解放全国的任务。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经过云南地下党组织和边纵党组织的长期工作，12月9日，原民国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解放大军迅速向华南、西南挺进，弥泸地区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大军。1950年1月，弥泸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已由泸西迁至路南，派张永和回泸西代表专署指导迎接解放大军的工作。泸西县委根据弥泸地委的指示，成立了以县长张木天和县委书记王作琦为领导的迎军委员会，各乡也成立了迎军分会，领导开展部队给养物资筹集和各项接待准备工作。1950年2月16—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114师和115师追歼敌军之后，由蒙自经开远、弥勒来到泸西；第二野战军四兵团42师也由广西百色经广南、丘北到达泸西。弥泸行政专员公署、泸西县委、泸西县临时人民政府组织各界代表在泸西师范学校大操场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军民联欢。整个迎军工作持续两月之久，直至云南全省获得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云南全省的解放，使张永和终于见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以满腔热情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而欢呼，在为弥泸地委机关报《盘江报》1950年新年特刊所写的《欢庆解放　迎接胜利》文章中写道：

全中国的人民很欢喜、很高兴地迎接1950年的新年，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的第一个新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开始抛弃了三千年来封建主义的包袱，打碎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的枷锁，走到人民空前的大团结、大翻身以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的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路程上，由黑暗走向光明，由长期的苦难走向自由幸福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了！

十七、整党审干错受处理　坚持信仰终获平反

1950年春，弥泸地委、弥泸地区行政专员公署由路南县迁到曲靖，正式成立曲靖地委、专署，张永和亦调到曲靖专署工作。1951年，张永和参加云南省委党校整党审干学习，因1930年在昆明被捕入狱的历史问题接受审查，被不公正地加上“叛徒行为”的罪名，1952年受到开除出党的错误处分，并被撤销副专员职务，降职为曲靖专署秘书室主任，成为首批被错误处理的党员。1951年至1953年，张永和任专署文教科长，曲靖中学副校长；1953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在云南第一工业学校、云南工学院任教员、职员。

1969年5月，云南省革委会组织组传达康生指示说：“两个老叛徒都在昆明，刘披云（刘荣简，原任副省长）、张永和（据说在昆明作教员）。1927年上海暴动时刘作上海大学青年团书记，张是法租界区委书记，‘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刘、张都作了叛徒。”当时康生的点名，使张永和被再次集中到云南省委党校接受专案组审查。也就是说，从1951年起直到1982年云南省委党校撤销对张永和“开除党籍”处分为止，30年来张永和一直蒙冤戴上“叛徒行为”的帽子。关于康生的诬陷，张永和在1979年6月向党组织提供的调查材料中写道：

上海市的党组织在1926年划分为9个区，各区有书记一人，每周固定在上级交通机关举行书记联席会议。开初我是法租界区的书记，赵容（康生当时化名）也是一个区的书记，由于每周参加区书记联席会，碰在一起，但彼此素不相识，也由于当时地下工作情况的限制，不知不问，我和他没有交往接谈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前，1927年初，组织上调我任沪东区（包括杨树浦和引翔港）书记，法租界区委书记是刘平楷。康生所指，与当时事实不符。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组织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康生没有任何根据指名打击陷害当年曾在上海工作过的人，不能不说是怀有险恶的用心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云南省委着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云南省委党校专案组根据省委的指示和张永和提交给省委书记安平生的申诉书，开始对张永和专案进行全面复查。由于1952年对张永和的处理是解放初期省委领导定的案子；“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诬陷他为“老叛徒”，整个案件涉及国共两党不少军政要员，案情前后时间跨度长达60年，复查工作难度非常大。但专案组的同志本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对张永和参加革命的全部历史进行了全面调查。他们风霜劳顿，行程万里，在全国范围内向近百人进行了调查，查阅数十万字的敌伪档案，最后终于证明一位省委领导1930年的被捕与张永和无关，1951年判定张永和为“叛党行为”与事实不符。整个复查工作非但未发现张永和有任何叛党的行为，相反却了解到张永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贡献。

1982年8月，云南省委组织部同意省委党校复查报告撤销1952年开除张永和党籍的决定，先恢复1948年的党籍，再进一步研究处理。经过进一步整理张永和的专案材料，云南省委组织部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1985年4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张永和党籍问题批复云南省委组织部：“1985年3月6日报来《关于恢复张致中同志1925年党籍的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你们意见，恢复张致中同志1925年4月至1948年11月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4年12月加入共青团算起。”

至此，张永和这位20世纪20年代入党的云南省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全部党籍最终得到了恢复，他原本应有的革命地位与贡献也由此恢复，获得了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待遇。

十八、光明磊落，光辉一生

张永和的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和生死考验。在形势险峻的革命战争年代和党长期的地下工作年代，他曾多次与组织失去联系。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工作环境中，他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忠实于党的坚定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一直在为寻找党组织、建立党组织、发展党组织而不懈地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虽曾被错误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诬陷为叛徒一再被审查，但他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在子女和同事面前说过有损党组织形象的话。和他同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了，有的当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但他从未为自己的问题去找过任何领导人说情。

198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恢复党籍决定，纠正了以往对他的错误处理，还原了他一生革命的历史原貌，此时张永和已是83岁的老人了。在省委领导代表中组部找他谈话并询问他对组织有什么要求时，他非常冷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并满怀真诚感激地说：“即使在受处分的岁月中，我也只想到自己的不足，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服从组织安排。我的许多同志、好友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能坚持到革命胜利、坚持到‘四人帮’被粉碎已是最大的幸福。……党的决定对我是鼓舞，是鞭策，应该发挥余热，做些有益的工作……我感谢党在政治上为我解决问题，待遇上没有什么要求。”寥寥数语，充分展现出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张永和获得彻底平反后，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非常拥护，并且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他在1991年4月给陆定一同志的信中写道：“首都新闻，通过广播电视，当天在昆明能收看到，四月两会开会，很高兴得知您健好，参加会议活动。……我一九〇二年五月七日出生，今年满八十九岁，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将过渡到自己的九十年代；但愿在有生之年中，能看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胜利实现，能看到台、港、澳的回归祖国。”

1991年5月8日，在家人和老战友为张永和举办的90岁诞辰庆祝会上，他激动地赋诗抒怀道：“老有所养少羁牵，杯酒言欢庆延年。国破家亡忆历史，革命牺牲仰前贤。四化建设展宏图，开拓奉献喜争先。立足温饱求小康，振兴中华众志坚！”张永和以毕生信念和身体力行，为其光明磊落的一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bOOUnI6XNLyQEeqfwD/QAiw275xdpA60xQhxKMbKCOmWyq202NYPowFEdKip++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