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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共党团组织的前因后果

早在1919年(17岁时)我在北京读中学,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当时年纪轻,有一股爱国报国的思想,另外也有科学救国的思想。1920年我转入北师大读书(当时称北京高师),同学中有楚图南等。1921年到天津大学读书(当时称天津北洋大学)。1922年考进唐山交大,读铁路建筑,但我的志愿想学机械、电机学。1923年考入交通大学(当时称南洋大学)。在这阶段中,我总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读书,不大过问政治。

我参加政治活动,应该说是先参加国民党,后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对我影响较深的是读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其中读到要修建铁路、海港,提出要修建北方大港、东方大港,主张修铁路一万公里,修公路十万公里,当时一些外国人讽刺他是空想家、理想主义者,还有的称他谓“孙大炮”,但我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很拥护。1924年召开国民党一大,国民党一大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公布的纲领比较进步,我也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当时得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我是在交大布告栏里看到孙中山北上的通知而知道的。得知他将在十六铺上岸(注:据上海党史大事记记载,1924年11月17日,为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北上,途中,于今日抵沪。)我赶到十六铺去迎接,可惜扑了一个空,孙先生直接到了香山路寓所,我又从十六铺赶到香山路,见到孙先生在寓所门口向欢迎群众频频挥手,打招呼。此时我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党区分部的工作,当时区分部负责人是顾谷宜。1925年暑假期间,顾谷宜在交大毕业了,国民党区分部的工作就移交给我管了,当时国民党区分部分布很广,同文书院有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是梅电龙,复旦附中区分部负责人是邵志刚(邵力子的儿子),交通大学区分部负责人顾谷宜走后由我负责。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的主持人是叶楚伧、于右任,其中有共产党员恽代英、杨之华等。

1924年下半年,我由梅电龙介绍参加了共青团,与此同时,我也学习了一些进步的社会主义宣传刊物。当时处于国共合作阶段,国共两党是作为革命的联盟,但从我的思想认识来看,已有了变化,认为国民党革命不彻底,要彻底革命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我已是交通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常委。

1925年“五卅”以后,中国共产党团成立部委,国民党也划分区域,法租界划为国民党第九区,划区后我担任国民党第九区党部常委。在国共合作时期直到1926年7月北伐开始,当时国民党市区一级组织都有我的名字。

早在1925年初,五卅运动之前,徐家汇团支部的团员先后转为共产党,成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梅电龙,高尔松搞宣传工作,我搞学生运动。

关于顾谷宜入党时间问题,从时间上推算,我入党可能要比他早一些。我记得1925年下半年我和陆定一住同一宿舍,当时顾谷宜已不在了,他是1925年届交大毕业生,当时顾主要在搞国民党区分部的工作。

关于学联问题:“五卅”之前的校内的委员(联合)会,主要是管学生的福利,如学生的伙食是由学生联合会办的,还出过一本刊物,称《南洋周刊》,学生会一般在校内活动,不参加校外政治活动。所以说“五卅”运动之前,学生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五卅运动为掀起学生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是同交通大学分不开的。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事件发生后,5月29日,上海总工会派刘华到交通大学做报告,先是和我联系接头的,我向他介绍了学生思想情况,当时我有些担心,他做报告能否把学生发动起来,因为交大学生眼界很高,来我校做报告的都是些头面人物,如胡适、叶楚伧、吴稚晖、郭沫若等著名人氏,而刘华是一个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事实出乎意料之外,刘华同志的报告内容很实际,很生动,学生们听了深受感动。5月30日全校罢课,参加游行,游行队伍分头到租界各闹市区演讲,散发传单,游行队伍到达南京路老闸捕房前,学生和英国巡捕、印度巡捕发生冲突,英国捕头向学生开枪射击,当场有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和交大附中学生陈虞钦英勇牺牲,造成了“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我也很紧张,因为我是交大学联的负责人,学生牺牲后,家长面上如何交代。就在这个时候,团委书记贺昌即通知召开各校活动分子和党团员会议,讨论继续罢工罢课和反对英帝国主义事宜,同时要求健全学联组织,“五卅”以后,我被选为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同时也是交大学生会的主席。这时,李立三同志来看我,他检查了学联工作,发现很混乱,随即他帮助我们健全和建立学联组织,在委员会下面设立秘书、组织、宣传、财会等小组,当时,学联已收到各界资助的捐款累计已达4.5万元,我们就在南市东区医学院租了一间房子,开展学联工作,陆定一同志负责秘书工作,梅中林同志负责宣传工作,出版刊物,油印《打倒列强》歌诗等。

1925年下半年,国民党把法租界划为国民党第九区分部,我当时已负责搞法租界共青团团部工作,第九区分部工作和学联工作由李献一搞。1926年初,我又专搞党的工作。在搞团部工作时,直接领导是贺昌同志,搞党的工作时,直接领导是罗亦农同志,这样一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来罗亦农同志被捕,由赵世炎同志负责,再后由王若飞同志负责。

1927年初,调我到沪东[当]部委书记是由罗亦农同志决定的。在沪东部委任书记期间,有一位内部交通叫张三妹,此人现在还健在,住在上海杨浦区,她丈夫叫李思民,是沪东部委组织委员,后来,他夫妇两人被敌人抓去,当时立即有人通知我,叫我立即转移,因为我的身份已在沪东区暴露了。

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在成立中共江苏省委之前(注:江苏省委于6月26日成立,接着上海区委撤销),这阶段上海区委会议较多,我也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罗亦农同志,有时周恩来同志也来参加会议,我记得有一次在议论改组上海区委,成立江苏省委时,初步拟定江苏省委委员名单时,我听到省委委员初步名单中有郭伯和、张致中两人的名字。 EhQi6AJY/QaRgFq4VX9QMACfLRdnIozqkRkXBvdIL+kmSaU5M/nzOLWk2mbtMv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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