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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四卷十期有仲英、潘世宜两君怀疑政治运动的作品，这样怀疑的表现，比醉生梦死、不识春秋者流，实胜一筹。再论两君持论，一则受历史观念的支配，大纯小疵；一则由怀疑而狐疑，论断错误！但是，综括两君指责之点，很够给我们一些反省的暗示，使我们瞻顾一番，愈觉自持更笃，自信更深，这是我们要感谢两君的。兹就管见所及，不揣固陋，将两君大作，分别正误。
在不才发表偏见以前，望读者认定二点：
（一）人民，社会，政治，是三位一体。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历代帝王，得民心者倡，失民心者亡。你想，在君主政治下面，民众的权力这样的大！再拿得民心与失民心来分析一下：得民心是不是人民和君主社会里的政治合而为一；反之，失民心是人民和君主社会的政治分裂，也就是崩颓的预兆。老实说，人民和他社会里的政治，简直不能分开；也好像我们在大地上吸空气样，这空气固然有清浊、燥湿、冷热、稀密的不同；也好像英日的帝国、法比的共和国、美的合众国，和苏俄的劳动政府，这政治有方式的不同，但是人民总是直接间在政治漩涡里，不因政治方式，就和政治分裂；充其量不过人民各自为政罢了。这也好像不论空气浊燥热密，我们总不能和他绝缘。进一层，我们吸空气，要吸新鲜空气，无非为的强健身体；人民做政治，要民主民治，无非为的民众利益。我们在混浊的军阀政治下，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挂了一个共和招牌，不想改良政治，觅新鲜空气，却在毒气里想和政治绝缘，到亡国那日，就是我国民寿终正寝。
（二）读书和作事是等重的，学校就是社会。学校和社会分立，学生埋头读死书，读书不识菽麦，出产品不是拿诺贝尔奖金的亡国学者，就是毫无勇气的白面书生；事急了，哼道：愧无半策匡时难，临危一死枉轻生！还有一层：我去研究工程学经济学社会学。他们说，人心不古！不是想强迫你读孔二之书，就是要递（褫）夺你读书的权利，还说学成以待，真是靠不住！再说：我们的工程学者，将工程学倒背得出的，仅有仅有；论到实际作事，有几个像詹天佑建筑过一条京绥路？我们的法学者王宠惠之流，将法条读得溜熟，其无补于我们看见得不到来的法治何？倘若王先生少读点死书，分一部工夫去革命，他的法学，才能收着实效呢！
认定了以上两点，我们先将仲英君的大作研究一番。仲英的大错，在误认政治运动为升官发财途径；并且受了传统的在工言工、在商言商、在学言学的暗示，于是进一步想出一个“从事政治运动的人不必多”的寡人政治，来作救济。他首先发个疑问说：“学工业的人，在好政治未成功以前的时间——长久无定的时间——应当去做甚么事？”这个问题，如果碰了我，我就这样解答：“在这长久时间内，以至永远的将来，学工业的人，一面要就工程的经验学识努力，一面要从事改革或促督国家政治，使不离常轨。”只管做工，不管政务，想旁人替你起炉灶，不说炉灶式样功用不对，结果自己不是资本家的工具，就是政治下的牺牲者。我们学工程的人，除赚钱外，分资本家余润外，对于福国利民的伟大工程事业，也不想一想！这伟大事业要做到福国利民地步，是不是要和政治相终始？学工业的人，如果“家财万贯，坐食无虞”，就可不谈政治，去读死书？岂知覆巢之下无完卵；就你是富有天下的独夫，也有崩裂的时候呢？学工业的人，尤其是民主国下的工程学者，缺少了政治智识，缺少了改革和督促政治入常轨的决心，才是不经济的学问。“拿学工业的人，来从事政治，也是所学非所用，很不经济的。”这话从何说起！我们不请工程司（师）去当法官，我们只要工程师在做工外，要尽国民天职，要享国民权利，不要做傀儡做工具。
南洋职工会的工人，大半加入我们崇仰的政党。这些工人入党，是不是废除卷烟工作，共谋暴动，希望革命成工（功）后，都得个官职？无非他们觉悟他们是国民一份，就作国民一份的事；他们所希望的是政治改良后，生活得比较安慰，不是结党谋乱，想做贿选大总统。诚然，中国不能位置这许多的总统。仲英君所顾虑的教育、工、商、农各界大多数加入政治的两个弊端：（一）社会事业停顿，（二）人浮于事和人材缺乏。这都受了“不离本行”思想的支配，以为从事政治运动，必得放弃职业，放弃学业，却放过了政治运动，是国民运动，是国民尽职运动！拿两个错误的弊端做前提，于是得了一个错误结论：“从上面讲来，可见要多数人从事政治运动，是不可能的；而学工程的人，更不必以从事政治为目的。”实际，学工程的人，就在政治修明的国度里，不应对于政治，袖手旁观，放弃做国民权利。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四万万人里，有百分之九十不识字，不管国事，他们有一大部正希望的真命天子出世呢。剩下的百分之十识字的，他们又有卖国的，择字的，讲精神文明的，作恋爱诗歌的，埋头故纸堆的，剩下了百分之十的又百分之一二的一小部份（分），乘着国耻纪念的日子，在那里摇旗呐喊。就这百分十的识字人，尽量加入呐喊，也不算回事；何况这百分十的百分之一二？就在那里力竭声嘶，也觉枉然！我们每一个觉悟的人，若负着指导家族，引领亲故，感化朋友的责任。这莫一来，不是放弃我们要学的工程，只消将吃番菜，逛新世界看《小说月报》《七侠五义》，百马竞赛……干这些的时光，划分一部出来，于事已足，何必前面摆着政治，工程请在后面呢？少讲爱因思（斯）坦的学理；可是在工厂试验室里，诚心工作，工程事业，大部分靠经验阅历，何必腮腮过虑于书本里的繁文缛节，硬要垂头以终日，写着座右铭：“不谈国事”。如果一个人，左右了他的亲族朋友的政治兴趣，同对于个人和国家观念的了解；十个人若此，百个人若此，那四万万浑浑噩噩的同胞，就有希望众生普渡！不然，我佛心虽慈悲，将自己对于政治，对于经验学识，都葬在肚子里，到死的时候，代（带）入棺廓，这样个人主义，有何用处？
仲英君以为政治运动的失败，是因为了解的人太少。我以为最大原因，是了解后不去做，推懒说：这不过一种学理，无补实际；或者以为这是异端，洪水猛兽，加入革命运动，多莫（么）危险，险些要丢狗命！仲英君走了不少羊肠间道，很好，走到了一个光明坦道上面，说着：“总之随时随地，有一分，做一分，能做一分，即尽力做一分，必须有此种在同一主义精神之下，各方面继续不断的努力，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仲英君呵，如果你真有这样决心，来吧，我们一齐杀上去，失望就是我们的希望了！ （待续）
注：凡有“……”为引用仲英君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