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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谈起意识流，不少人似乎认为，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在西方，也有人持相仿的观点。例如，当代英国影响颇大的文学评论家里维斯教授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作品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因为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并说，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勃卢姆斯伯里集团
，乃是一群孤芳自赏、蔑视传统与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心胸狭窄，视野不广。我国某些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论调，譬如有人指责伍尔夫“对生活和现实的看法是片面的，她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把人际关系和主观感受放在社会的真空中来观察和描写”。
对意识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观点，涉及传统与创新。相当流行的一种见解是：在当年（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意识流是崭新的、独创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式，完全摆脱传统，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所云，均有一定根据与道理，但又不尽然。因为，意识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以至尖锐的批判性；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并非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而是在一定程度内，具有社会意识与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有时颇为激烈，甚至偏激哩。
就社会意识和民主思想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些论著中表达了自己的体验。譬如，在论文《斜塔》（The Leaning Tower）内，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现代英国杰出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除了D. H. 劳伦斯），攻读于高等学府，可称“天之骄子”，踞于金塔之顶，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众。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后，这座宝塔逐渐倾斜了，作家们再也不能“闭塔自守”，而逐步认识到：金塔原来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易言之，他们的家世、财富与教养，都来源于非正义的制度。即使像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成名后也不会保持矿工的本色。
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他们呼吁，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她强调，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提高其社会地位。例如，在名著《一间自己的房间》（
A Room of One's Own
，1929）中，她主张，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牛桥”
的感受。据说，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馆等图书馆内，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岂非不公平之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伍尔夫在文章及演讲中表示恳切的希望：战后能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或穷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此外，她还在书信内企望消除有产者同无产者的隔阂，让工人成为作家，从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文艺更多样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条件下，这些理想近乎“乌托邦”，但毕竟表达了这位作家的民主倾向。
正由于伍尔夫有这种思想，她在作品里对英国社会的阴暗面与顽固势力加以讽刺、暴露及批判；同时，对于被欺凌、被压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就以《达洛卫夫人》为例，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
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典型：一个是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另一个是平民出身的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由于在欧战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终于自戕。作者以锐利的笔锋强烈地谴责前者，而怀着由衷的同情描述后者的苦难。她把批判的锋芒凝聚在那名医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征的保守势力，乃是窒杀赛普蒂默斯这类牺牲者的个性，迫使他走上绝路的刽子手。
布雷德肖大夫有一个得意的口头禅，常用来告诫病人：必须有“平稳感”，即处世要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切忌与众不同、异想天开，而要为了社会的福祉，始终稳健。对此，作者鞭辟入里地讥讽：“威廉爵士崇拜平稳，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严禁其生育，惩罚其绝望的行径，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遵从他那‘平稳感’的教诲……”总之，要每个人都顺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制度和秩序，决不可离经叛道，事实上，要众人都成为毫无性灵的傀儡。在这种氛围里，赛普蒂默斯被逼得发疯，但不肯屈从，不愿随波逐流，宁可自尽来维护个性与独立的精神。
关于这一要点，小说里有一节饶有意味的描绘：当情节的关键（达洛卫夫人举行的晚宴）达到高潮时，贵宾们正在觥筹交错、尽情欢乐之际，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妇传来赛普蒂默斯跳楼自杀的消息。达洛卫夫人心有灵犀，立即想象，那青年的灵与肉都是被那名医扼杀的：“如果那年轻人曾去威廉爵士诊所求医，而爵士凭他的权力，用他一贯的方式迫使病人就范，那青年很可能会说：活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是以死来抗议压制与迫害，保持自由的心灵和人的本色。达洛卫夫人对死者深表同情，并在内心涌起息息相通的共鸣。然而，她毕竟是位贵妇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愿同习惯势力决裂，相反，却有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和迎合上流社会的本能；于是只得采取折中的办法，在热闹的宴会中，悄悄地躲入斗室，以消极方式卫护纯净而孤独的性灵，实质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她性格中独立不羁的一面，也表现在对家庭女教师基尔曼的深恶痛绝，主要因为那阴郁的女人力图转化其学生（达洛卫夫人的女儿伊丽莎白），千方百计企图改变那少女的信仰，强求她皈依基尔曼自己信奉的宗教。关于这一点，作者概括道：“稳健有一个姐妹，不那么笑里藏刀，却更强大、更可怕……她名唤转化，惯于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炫耀自己，强加于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铭刻在众人脸上而得意扬扬。”这种专横的作风使达洛卫夫人打心坎里憎恶，因为她“从来不想转化任何人，只愿每个人保持本来面目”。然而，基尔曼却煞费心机、不择手段地要转化伊丽莎白。这一强烈愿望充分体现在基尔曼带伊丽莎白去百货商店的场景中。那少女在店里伴着絮絮叨叨的女教师，委实不耐烦，渴望离去，基尔曼却兀自思量：“倘若我能抓住她，抱紧她，使她绝对服从自己，那死也甘心了。”最后，伊丽莎白忍无可忍，径自奔出店门，把女教师撇在里面。到了街上，少女“感到自由自在，真高兴呵！清新的空气那么爽快，而在百货商店里，简直闷死人呐”。
上述两节乃是这本小说揭露与批判的聚焦点。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画笔触描摹达洛卫家的清客——宫廷侍从休·惠特布雷德，俗不可耐的势利小人——只是轻描淡写而已，但也一语道破其本质：“他没有心肝，没有脑子，徒有英国绅士的仪表与教养罢了。”简括得很，却入木三分。
至于本文开端标举的另一要点——传统与创新，也可用《达洛卫夫人》为例证。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识流技艺的特征，并且是主体；在当年，这种另辟蹊径的试验堪称创新。然而，伍尔夫并不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画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铺叙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运用对比手法与个性分明的对话，交替穿插锐利的讽刺、强烈的谴责、幽默的笔调和诗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谓一脉相承。
譬如，《达洛卫夫人》的情节仅仅描写这位议员夫人于一九一九年夏季，在伦敦一天的活动；从清晨离家去为即将举行的宴会买花，直到子夜晚宴散席为止。看来十分简单，却是经过蓄意构思的。全书以女主人公为核心，晚宴为枢纽，突出地塑造两个极端对立的典型，赛普蒂默斯与布雷德肖，同时描绘上、中层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衬托。通过所有这些角色的活动（包括内心波动和日常行为）、纠葛与冲突，特别紧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各种细节与事件跌宕起伏，步步深化，趋向高潮，戛然而止，却又余音缭绕。总之，在主题、内容和结构上，这部意识流小说基本上类似映照世态、描摹人情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不像后来许多标新立异的小说家不屑于刻意描绘形象，或苦心构思情节。
事实上，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在创作中而且在评论里结合新与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她在有代表性的论著《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中宣称：“小说首先是关于人；”又说，“一切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这同“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作为有创见的文艺批评家，伍尔夫并不全盘否定传统，而相当赞赏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如笛福、奥斯丁、劳伦斯·斯特恩和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赞扬哈代的小说。在评论法国文学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散文家蒙田、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以及倡导意识流的另一巨擘普鲁斯特同样赞美。此外，伍尔夫格外推崇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称托翁为“真正的大师”，“《战争与和平》描写了人类一切经验同感受”；而她和乔伊斯的作品仅仅是“零星的札记”而已。
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所以能综合传统与创新，除了其他因素，家庭教养同个人身世起了颇大作用。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为达官显宦。其父莱斯利·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崇尚理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家，又是文艺评论家和传记家（曾编纂巨著《国家名人词典》），并且是剑桥大学的“元老”之一。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萨克雷之女，续弦是朱莉亚·德克沃斯，即弗吉尼亚的生母。这位日后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熏陶，她继承了父亲高超的智力、颖异的悟性与洞察力（但逐渐怀疑以至背离老父严峻的道德观念）；同时继承了母亲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本能（尽管还有悲观厌世的一面）。
她父亲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如小说家哈代、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美术史家与评论家鲁斯金等，经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此外，他有大量藏书，因而弗吉尼亚于青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读遍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同斯宾诺莎等所撰文、史、哲经典名著，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础。由于她自幼羸弱，未入学校受正规教育，而是在父亲教导下，以自修为主。这使她在以后的创作及评论中，既摆脱了清规戒律与学究气，又养成了非正统观念，我行我素，随意抒写。
另一方面，她同剑桥大学的渊源很深，因为父、兄曾在那古老的学府里攻读或任教。她正是通过兄长沙佩的介绍，结识了剑桥的不少师生，其中包括伦纳德·伍尔夫，即她日后的丈夫，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婚后，于一九一七年，夫妇俩创办霍加斯出版社，陆续刊行了当年的“新秀”如小说家E. M. 福斯特、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史学家与传记家列顿·斯特莱切（《维多利亚女王传》等的作者）以及诗人T. S. 艾略特的作品，对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久，勃卢姆斯伯里区的伍尔夫家成为一个小集团的中心；除了上述诸人，尚有美术评论家罗杰·弗莱（首先评介法国后期印象派的英国人）、画家邓肯·葛兰特、哲学家罗素与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均为当时的“新星”。
这个小圈子是影响深远的英国早期先锋派，其特征是独树一帜，情趣隽雅，审美感与鉴赏力极为敏锐，文艺创作标准甚高，学术气氛浓厚；并且蔑视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在这方面深受剑桥哲学教授G. E. 摩尔（中间偏左的不可知论者）的启迪。
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在这新旧递嬗的时代、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中生活与创作。她一生共写了九部长篇小说，若干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和一部传记，三百五十多篇文艺评论及随笔。她逝世后，由丈夫和友人整理并出版其日记（1953）、书信（1956）以及自传（1976）。长篇小说内的重要作品是：《达洛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奥兰多》（1928），《海浪》（1931）和《岁月》（1937）。西方评论家一般认为，最具意识流特色的是《达洛卫夫人》，迄今读者最欣赏的是《到灯塔去》，而在独特的艺术上臻于化境之作则是《海浪》。
伍尔夫撰述的文艺批评起先大都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因为她是特约撰稿人。以后结集，题为《普通读者》（两卷，1925，1932）。这是作者自谦，意为这些文章是一个普通读者所写，任意鉴赏，信笔拈来，并非严肃的论文。其实，这正是伍尔夫评论的特点：独抒己见，挥洒自如，夹叙夹议，机趣横生，娓娓而谈，毫无说教或枯索之嫌。在所有评论中，代表性的力作有四篇：除了上文所引《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之外，乃是《论现代小说》与《狭窄的艺术之桥》。这几篇和大部分评论，在她去世后，由伦纳德汇编成《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四卷，1966—1967）。
在女作家三十余年笔耕生涯里，贯串着一出悲剧，使她身心交瘁，创作蒙受损害；即她反复被忧郁症侵袭，屡次濒于精神分裂，终于绝望，投河自尽。
实际上，每当伍尔夫完成一部小说，病魔便来纠缠，困扰不堪，几乎精神崩溃；但每次她都竭力挺住，同病魔周旋、搏斗，复原后又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写作。这种献身于艺术的韧性，同乔伊斯晚年濒于失明而坚持创作的毅力足以媲美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她致力于创作是为了战胜病魔，追求解脱吧。
尽管伍尔夫写作时神志清醒，但痼疾的阴影势必在小说与文章内隐现，甚至相当浓重。譬如在《达洛卫夫人》里，当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在晚宴将散席时，听到赛普蒂默斯自杀的噩耗，立刻觉得自己“很像那陌生的年轻人……多奇怪，对他毫无所知却又那么熟悉”。同时，她猜准了那青年是跳楼而死的，迫使他寻短见的是布雷德肖之流。所有这些感触与想象，在一定程度内，折射了作者的心境。
小说并非自传，其中人物不等于作者，然而，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会以间接而曲折的方式，移植在某些形象及细节内。在这一点上，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影射了伍尔夫的复合性格以及内心冲突。具体地讲来，克拉丽莎代表作者乐生、理智与随俗的本性，特别体现在她同丈夫理查德·达洛卫和情人彼得·沃尔什的“三角”纠葛中；经过不少波折与再三权衡之后，克拉丽莎终于嫁给平庸而可靠的议员达洛卫，舍弃了心地淳厚、耽于幻想而不谙世故的“浪子”沃尔什，尽管未能忘情于他，即使在他浪迹天涯（印度）之时，也念念不忘。
另一方面，赛普蒂默斯则象征伍尔夫内心深处孤傲、高洁和厌世的情绪。事实上，伍尔夫曾在日记中透露，她要“探讨疯狂与自杀的根源，比较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态”。按这本小说最初的计划，并无赛普蒂默斯这一角色，最后自尽的乃是克拉丽莎；以后，作者改变初衷，增加了那年轻的“疯子”，为了让他体现“狂人的真谛”，而克拉丽莎成为“正常的真理”的化身。其实，前者更真切地映现了作者的深层心理。她还在日记中流露，她曾听见鸟儿用希腊语啁鸣，正如赛普蒂默斯的幻觉。此外，她在第二次精神危机中，也如小说里那狂人的结局，渴望跳楼，一死了之。
长期的精神抑郁以至几乎错乱，乃是伍尔夫厌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动荡的时代、紊乱的社会以及植根于异化的思潮，也起了很大的反面作用。伍尔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的烽火使她震惊，尤其是法西斯对伦敦的反复大轰炸，更使她震撼不已，甚至想象希特勒很可能胜利，到那时她只能自戕了。这种阴霾密布的局势，加上种种异化现象的冲击，更促使她趋向出世和超脱。她深感古老的欧洲文明脆弱不堪，昔日“太阳不落”的帝国如今摇摇欲坠，以及人际隔阂，人生渺茫，而于幻灭中沉沦。在思想上，她曾受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潜意识与“性本恶”等学说颇深的感染，从而助长了孤寂之感和阴郁的心理。
这些心态在伍尔夫的散文内不时流露，她曾在一篇随笔内感叹：“红尘中的幻觉回响着芸芸众生的呻吟……”，“我们对自己的心灵都茫然，更谈不上渗透他人的心灵了……”，“我们在人间孤零零地走一遭，这样倒更惬意呢。”又如，她在日记中惴惴不安地写道：“生活恰似万丈深渊边上的羊肠小道……”这些话不但透露悲观的心思，并且表明，这位意识流作家惯于剖析深层心态，挖掘自我意识，剥茧抽丝般解剖心灵深处的疑虑、惶惑及恐惧。这，也许是意识流作品大都悲观色彩浓郁的一个缘故吧。
时代的脱节同社会的杌陧加剧了伍尔夫避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创作和评论的领域内，却又是刺激她力求创新的动力。为什么要革新？简言之，时代变了。伍尔夫认为：“显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点，周围一切都变了，人本身也在变。”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识同人际关系，等等，都在剧烈变化；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处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而是在纷纭的生活漩涡中，特别在战争的阴影下挣扎。
对这种新局面，伍尔夫曾阐述：“所有的人际关系，诸如父子、夫妇、主仆之间的关系，都变了。随着这种变化，宗教信仰、人的行为、政治与文艺等也必然要变。我们姑且说，这种变更从一九一〇年开始。”
她还申述：“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底左右，人性开始变了。”变得更卑琐、更丑恶：“如今的人，无论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看起来都那么蠢，那么丑。”
此外，由于现代生活变得更乱，节奏加快，人的意识也流动得更快，变幻多端，捉摸不定。
上述各种嬗变必然促使审美标准以及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相应地变革。新时代的作家应超越旧时代的前辈，而肩负创新的使命。至于如何划分新旧时代，伍尔夫明确地讲：“我建议，把爱德华时代与乔治时代
的作家分为两大阵营。我主张，把威尔斯、贝奈特、高尔斯华绥归入爱德华时代，而把福斯特、劳伦斯、斯特莱切、乔伊斯与艾略特纳入乔治时代。”
对于前者，即代表传统的老作家，伍尔夫曾以贬义称他们是“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总是描写鸡毛蒜皮，煞费苦心，孜孜矻矻，却把琐碎与飘渺的东西写成真实和持久的。”
讲得具体些，就是老一辈作家只描写外表，而没有抓住核心与本质。什么才是本质呢？伍尔夫认为是人的性灵或精神世界。她在同一篇文章内用精妙的比喻来阐述：
“生活并非一组排列得匀称的车灯，而是一圈明晃晃的光晕，一种半透明的罩子，环绕着人的意识，贯串始终。因此，小说家的任务难道不是要传达这变化莫测、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不管它表现得如何畸形或复杂吗？难道不是要尽可能少羼杂外界与外表的东西吗？”随即强调：“至关重要的乃是性灵，包括激情、骚动，以及令人惊叹的美与丑的混合。”这番话不仅概括了作家本人的观点，也表达了意识流的特色。
在另一篇评论中，伍尔夫更明确地批评传统小说的缺点而阐述自己鲜明的观点：“小说被当作一种寄生动物，她从生活吸取养料，并且必须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作为报答……文字必须局限于为生活服务，去描绘那茶壶和哈巴狗……如果他们不是如此孜孜不倦地维护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权利，英国的小说家或许会变得勇敢些。他就会离开那张永恒的茶桌和那些貌似有理而荒唐无稽的日常程式……”
假如能冲破传统的樊篱而开辟新途径，则“故事可能会摇晃，情节可能会皱成一团，人物可能被摧毁无遗。总之，小说就有可能变成一件艺术品”。
此外，伍尔夫曾在《一个作家的日记》内叙述其晚期杰作《海浪》的题材和创作时的心境：“一切在我脑海中闪现……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艺术……一切都飘忽着，变幻着，却又浑然一体……此刻我的心态处于不断变化、或张或弛的流程中……”
根据以上引语和其他有关论述，可以说伍尔夫及其同道反对用自然主义的老框框描绘生活表象，而重视人的内心活动，情绪的千变万化，一瞬间的感觉以及触发的联想；必须尽力开掘潜意识和深层心理，信赖本能、直觉、幻想与万花筒似的印象，怀疑以至否定理性。为了表现这一切，意识流小说大都运用内心独白，抒情旁白，自由联想，时空交错或融合，枝蔓式立体交叉，以及多维结构等技巧。
例如，在《达洛卫夫人》开端部分，作者描写女主人公为了给晚宴生色而去采购鲜花，一路上“克拉丽莎的心灵摄取了层出不穷的印象——琐细的、奇幻的、稍纵即逝的，或锐利如钢，铭刻在内心”。第一个印象是六月清晨的空气沁人心脾，她随即联想到少女时期，在故居布尔顿庄园度过同样清新的夏日之晨，从而勾起对往日的情人彼得·沃尔什的忆念，并把他同现在的丈夫理查德比较一番；尔后又想起大战中牺牲的青年士兵，从而触发对生与死的沉思；然后又设想晚宴将是何等情景，自己同赴宴的贵妇淑女们相比，兴许会逊色吧；于是又联想到女儿伊丽莎白（她将在宴会上露面），紧接着就想起专横的家庭教师基尔曼，不禁怒火中烧，等等，等等。不断变幻而又互相关联的印象及情思在克拉丽莎内心飘浮着，波动着，伴随她沿着伦敦的大街去买鲜花。
这一片断可谓典型的意识流，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印象。这不仅是伍尔夫个人创作的特征，而且与时代思潮息息相通，因为当时正是印象主义（主要是后期）盛行的年代。首先起源于绘画，以莫奈、塞尚等为代表；随即在音乐界展开，以德彪西、拉威尔等为中坚；在文学领域内，则普鲁斯特、王尔德、伍尔夫与乔伊斯等相继倡导，蔚为一代风尚。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意识流作为创新的手法，是在印象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流派启迪下产生的。更广义地来讲，上述那些新文艺的开拓者大都属于早期先锋派。名目繁多，实质相仿。
至于意识流作家常用的具体手法，大致有下列几种：
从小见大——即以特殊（或局部）表示（或暗示）普遍，以个体反映群体，微观内蕴含宏观。譬如《达洛卫夫人》仅仅描述了女主人公及其周围人物一天内的行动与心理，实际上包含了大半生的经历、思想感情和人际关系，多层次地展示性格。《到灯塔去》只描绘了拉姆齐一家以及有关的人物，在相隔十年的两个半天内的活动（行为和意识），却在时空的延展上宏大得多，并且内涵深邃。
顿悟（epiphany）——同上述技巧密切相关。乔伊斯对此下过中肯的定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领神会……唯有一个片断，却包含生活的全部意义。”
或如法国传记家和文学批评家莫洛亚赞美普鲁斯特善于使“一刹那显示永恒”。在《达洛卫夫人》里，克拉丽莎听到赛普蒂默斯自尽的信息时，思绪万千，憬悟生与死、孤独与合群、脱俗与媚俗、出世与人世等人生奥义。同时，这一细节和心理刻画揭示了主题，总结全书，并曲传作者的深层意识。
象征性意象（symbolic imagery）——运用具体事物来象征或暗示抽象观念，或作为艺术表现的手段。《达洛卫夫人》中屡次描述伦敦的大本钟，一方面渲染地方色彩与气氛，更重要的是象征眼前的现实，把人物从沉思或幻想中唤醒，因而是意识同现实之间的媒介；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作为转折点，使一个人物的意识流转到另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又如彼得·沃尔什从印度归来，跟克拉丽莎久别重逢，虽然藕断丝连，但旧梦难以重圆。当两人像昔日那样会晤时，彼此故作镇静，克拉丽莎尤为矜持，手里握着剪子；彼得则按老习惯，不时掏出小折刀，心神不定地拨弄。这两把小刀象征了割裂与分离，暗示这对有情人终于不能成为眷属。再如女主人公一再回忆田园风味的故居布尔顿，特别是在庄园作客的挚友萨利，那爽朗而大胆的、放浪不羁的姑娘；这些意象影射少女时期的纯洁、热情和青春的活力。
此外，《到灯塔去》内物象的主体“灯塔”本身，可能隐喻坚实的物质，即客观现实，而塔尖的闪光则有精神之光的含义，即象征主观真实，尤其暗示拉姆齐夫人灵魂之光。异曲同工的手法也用于《海浪》内：当六个青年在餐馆聚会，为朋友佩西远航印度而饯行时，桌上瓶内供着一朵石竹花，在六人眼里呈现各别的色泽和形态，因为视角不同。这一意象讽喻单一而又多元的现实生活，以及因人而异的主观心境。
对照——这是古往今来许多诗人及文人沿用的修辞手段，并非创新，不过伍尔夫之辈的作家运用得微妙些。在《达洛卫夫人》内，生与死、灵与肉、爱与憎、势利的俗物与孤傲的畸零人、“平稳”与“疯狂”、“名流”和“浪子”、社会习俗和自我意识，庸庸碌碌的理查德和不合时宜的彼得，渴望自由的伊丽莎白和窒杀性灵的基尔曼，尤其是克拉丽莎性格中的矛盾及内心冲突，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对照，此起彼伏，相互映带，或交错如网络，在深化主题，塑造个性，铺叙情节以及渲染气氛等方面，产生烘云托月的妙处。
上述各种技巧均以清丽而细腻、遒劲而畅达的词藻，以及诗意盎然、韵味悠然的文体来表达，一些抒情插曲和哲理化意境尤其精美，似行云流水，节奏感甚强。
综上所述，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愧为富于独创性的小说家，悟性灵敏而有真知灼见的文学批评家。诚然，她的创作和评论有美中不足之处。总的看来，由于家庭、身世与社会环境等因素，伍尔夫的作品深度有余而广度不足，颇有力度而气度欠恢宏，重视主观意识和深层心理的探索，而对客观现实及社会生活的描绘尚嫌肤浅些。所以，其创作成果可称为文艺百花园里的奇葩，还算不上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
伍尔夫的评论某些观点显得偏颇。她在《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等论著内批评阿诺德·贝奈特、威尔斯与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不完整”，他们只观察与描绘人及事物的外貌，如癌的症状、印花布图案、车厢的装饰之类，而“不观察生活”，“不观察人性”。实际上，那些老作家很讲究结构，其作品大都是完整的有机体。他们不仅刻画似乎琐碎的细节，并且相当敏锐地观察生活，洞悉人性，刻意再现世态，并描述细致的心理和强烈的感情。譬如在贝奈特的代表作《老妇谭》中，结尾时女主人公同穷愁潦倒而奄奄一息的丈夫诀别的场景，震撼心灵，催人泪下。在高尔斯华绥的名著《福尔赛世家》第一卷《有产者》内，女主人公伊琳同丈夫索姆斯及情人波西奈之间的“三角”纠葛，引起了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内心矛盾；对这一关键情节，作者描绘得扣人心弦，塑造的三个人物也个性分明。至于威尔斯，则在创作中熔历史、哲学和社会学于一炉，想象力丰富，视野广阔，洞察西方社会危机而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如《隐身人》、《盲人乡》等。
伍尔夫不但批判老一辈作家，也批评同代的创新的作家。她曾在《现代小说》等论著内，赞扬乔伊斯的创作“光彩夺目”，却又说其作品的内容以至文笔相当“猥琐”；她赞赏艾略特的诗富有“魅人的美感”，但流于“晦涩”。其实，乔伊斯是存心以“卑琐”的笔调描写卑琐的、精神麻痹的现代人。
况且，他的作品乍看似乎怪诞而支离破碎，实则具有史诗般的气魄与精致的内涵，如《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至于艾略特的某些诗篇，确有晦涩之弊；然而并非一概如此，主要是广泛引用典故或奇特的意象，来触发联想，引起思考，探讨和描摹现代人迷惘与失落之感，并通过精微的形象思维，反映了“荒原”似的现代西方社会。总之，从主流来看，伍尔夫对两位“新星”
的批评未免主观或片面。
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和评论是瑕不掩瑜的。因而莫洛亚在评传里赞美伍尔夫“在艺术技巧上的探索使她成为当代法国新小说的开拓者”；“她是继承英国散文传统的巨匠，又是开创新文体的奠基者”。
这位女作家备受病魔的摧残而笔耕不辍，数十年如一日，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果实。她不仅在欧美文坛上赢得显著的一席，并且其影响与日俱增。犹如约翰·但恩（1572—1631）和济慈，她受到当今西方学者与评论家愈来愈高的评价，或被“重新发现”。同时，英美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师生对伍尔夫的兴趣愈来愈浓（据说超过对劳伦斯的热衷），从而对其创作和论著的研究也日益深化。至于我们的态度，当然不可一味赞赏，也不宜一笔抹杀，而要实事求是地剖析和鉴别，撷取养料而扬弃糟粕。
为了介绍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我们不揣谫陋，迻译她的力作《达洛卫夫人》，以供借鉴和评议，并祈读者匡正。
孙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