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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结束后的第十天，我妹妹劳拉开车坠下了桥。这座桥正在进行维修：她的汽车径直闯过了桥上的“危险”警示牌。汽车掉下一百英尺深的沟壑，冲向新叶繁茂的树顶，接着起火燃烧，滚到了沟底的浅溪中。桥身的大块碎片落在了汽车上。她被烧得只剩焦黑的碎块。
这起车祸是一名警察通知我的：警方查了汽车牌照，知道我是车主。这位警察说话的语气不无恭敬，无疑是因为认出了理查德的名字。他说，汽车的轮胎可能卡在了电车轨道上，也可能是刹车出了毛病。不过，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我：当时有两名目击证人——一名退休律师和一名银行出纳，都相当可靠。他们声称目睹了事故的全过程。他们说，劳拉故意猛地转弯，一下子冲下了桥，就像从人行道上走下来那么简单。他们注意到她的双手握着方向盘，因为她戴的白手套十分显眼。
我认为，并不是刹车出了毛病。她有她自己的原因。她的原因同别人的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完全是义无反顾。
“你们是想找个人去认尸吧，”我说，“我会尽快赶去的。”我能听出自己声音中的镇定，仿佛是从远处听到的声音。事实上，我是相当艰难地说出这句话的；我的嘴已经麻木了，我的整张脸也因为痛苦而变得僵硬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刚看过牙医似的。我对劳拉干的这件傻事以及警察的暗示感到怒不可遏。一股热风吹着我的脑袋，我的一绺绺头发飘旋起来，就像墨汁溅在了水里。
“恐怕要进行一次验尸，格里芬夫人。”他说道。
“那是自然，”我说，“不过，这是一次事故。我妹妹的驾驶技术本来就不好。”
我可以想象出劳拉那光洁的鹅蛋脸、她那扎得整整齐齐的发髻，以及那天她穿的衣服——一件小圆领的连衫裙。裙子的颜色是冷色调的：海军蓝，或青灰色，或者是医院走廊墙壁的那种绿色。那是悔罪者衣着的颜色——与其说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颜色，倒不如说是她被关在这种颜色里。还有她那一本正经的似笑非笑、她那被逗乐的扬眉，似乎她在欣赏美景。
白色手套是彼拉多
在法庭上断案时戴的。她在断绝与我的关系，断绝与我们大家的关系。
当她的汽车滑下桥、坠落沟底之前的一刹那，像一只闪光的蜻蜓悬在午后的阳光中，她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亚历克斯，想到了理查德，想到了别人的欺诈行为，想到了我们的父亲和他的毁灭？也许想到了上帝，想到了她那致命的三方交易？还是想到了她那天早上藏在五斗橱抽屉里的廉价的练习本？（这个抽屉是我放袜子的，她知道我以后会发现这些本子。）
警察离开以后，我上楼去换衣服。要去停尸所，我得戴上手套和一顶带面纱的帽子。我得有东西遮住眼睛，因为可能会碰上记者。我得叫一辆出租车。而且，我还应该把消息告知正在办公室里的理查德；他一定愿意准备一份讣告。我走进更衣室：我需要穿一套黑色的丧服，再带上一块手帕。
我打开抽屉，看见了那些练习本。它们用粗绳扎成一捆，于是我解开了绳子。我感到自己的牙齿打颤，浑身发冷。我断定自己一定是中风了。
当时我想起的是瑞妮，想起我们小时候跟她在一起的情景。当我们有点擦伤或割伤，就是瑞妮来为我们包扎伤口。母亲也许在休息，或者在别的地方做善事，而瑞妮总是在我们身边。她会把我们抱起来，让我们坐在那张白色釉面的厨房长桌上，旁边就是她正在擀的馅饼面团，或者是正在切剁的鸡，或者是正在剖肚的鱼。她会给我们一块红糖吃，令我们闭上嘴。 告诉我哪儿疼， 她会说， 别嚎了。安静下来，让我看哪儿伤着了。
然而，有些人说不准是哪儿疼。他们安静不下来。他们无法不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