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结束后的第十天,我妹妹劳拉开车坠下了桥。这座桥正在进行维修:她的汽车径直闯过了桥上的“危险”警示牌。汽车掉下一百英尺深的沟壑,冲向新叶繁茂的树顶,接着起火燃烧,滚到了沟底的浅溪中。桥身的大块碎片落在了汽车上。她被烧得只剩焦黑的碎块。
这起车祸是一名警察通知我的:警方查了汽车牌照,知道我是车主。这位警察说话的语气不无恭敬,无疑是因为认出了理查德的名字。他说,汽车的轮胎可能卡在了电车轨道上,也可能是刹车出了毛病。不过,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我:当时有两名目击证人——一名退休律师和一名银行出纳,都相当可靠。他们声称目睹了事故的全过程。他们说,劳拉故意猛地转弯,一下子冲下了桥,就像从人行道上走下来那么简单。他们注意到她的双手握着方向盘,因为她戴的白手套十分显眼。
我认为,并不是刹车出了毛病。她有她自己的原因。她的原因同别人的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完全是义无反顾。
“你们是想找个人去认尸吧,”我说,“我会尽快赶去的。”我能听出自己声音中的镇定,仿佛是从远处听到的声音。事实上,我是相当艰难地说出这句话的;我的嘴已经麻木了,我的整张脸也因为痛苦而变得僵硬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刚看过牙医似的。我对劳拉干的这件傻事以及警察的暗示感到怒不可遏。一股热风吹着我的脑袋,我的一绺绺头发飘旋起来,就像墨汁溅在了水里。
“恐怕要进行一次验尸,格里芬夫人。”他说道。
“那是自然,”我说,“不过,这是一次事故。我妹妹的驾驶技术本来就不好。”
我可以想象出劳拉那光洁的鹅蛋脸、她那扎得整整齐齐的发髻,以及那天她穿的衣服——一件小圆领的连衫裙。裙子的颜色是冷色调的:海军蓝,或青灰色,或者是医院走廊墙壁的那种绿色。那是悔罪者衣着的颜色——与其说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颜色,倒不如说是她被关在这种颜色里。还有她那一本正经的似笑非笑、她那被逗乐的扬眉,似乎她在欣赏美景。
白色手套是彼拉多 在法庭上断案时戴的。她在断绝与我的关系,断绝与我们大家的关系。
当她的汽车滑下桥、坠落沟底之前的一刹那,像一只闪光的蜻蜓悬在午后的阳光中,她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亚历克斯,想到了理查德,想到了别人的欺诈行为,想到了我们的父亲和他的毁灭?也许想到了上帝,想到了她那致命的三方交易?还是想到了她那天早上藏在五斗橱抽屉里的廉价的练习本?(这个抽屉是我放袜子的,她知道我以后会发现这些本子。)
警察离开以后,我上楼去换衣服。要去停尸所,我得戴上手套和一顶带面纱的帽子。我得有东西遮住眼睛,因为可能会碰上记者。我得叫一辆出租车。而且,我还应该把消息告知正在办公室里的理查德;他一定愿意准备一份讣告。我走进更衣室:我需要穿一套黑色的丧服,再带上一块手帕。
我打开抽屉,看见了那些练习本。它们用粗绳扎成一捆,于是我解开了绳子。我感到自己的牙齿打颤,浑身发冷。我断定自己一定是中风了。
当时我想起的是瑞妮,想起我们小时候跟她在一起的情景。当我们有点擦伤或割伤,就是瑞妮来为我们包扎伤口。母亲也许在休息,或者在别的地方做善事,而瑞妮总是在我们身边。她会把我们抱起来,让我们坐在那张白色釉面的厨房长桌上,旁边就是她正在擀的馅饼面团,或者是正在切剁的鸡,或者是正在剖肚的鱼。她会给我们一块红糖吃,令我们闭上嘴。 告诉我哪儿疼, 她会说, 别嚎了。安静下来,让我看哪儿伤着了。
然而,有些人说不准是哪儿疼。他们安静不下来。他们无法不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