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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一旦潮湿，我的骨头又开始酸痛起来。这病有很长的历史：好了之后又会反复发作。疼得厉害时，我晚上难以入眠。每天夜里，我想睡却睡不着；睡神像是一块沾满烟垢的窗帘在我的面前飘来荡去。当然，我还有安眠药，可医生又不让我服用。
昨天夜里，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我觉得身上汗津津的。我从床上爬起来，赤着脚，凭借外面照进来的昏暗的街灯光线摸索着下楼。安全到达楼下以后，我蹒跚地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在耀眼的雾气中找些吃的。冰箱里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一小捆湿乎乎的芹菜、一个有点发霉的面包头、一只发软的柠檬。还有一点用油纸包着的奶酪，硬邦邦的，看上去像半透明的脚趾甲。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每顿饭只求快速和随意。一个人默默地吃点心，默默地款待一下自己，或者来个野餐。我用食指直接从广口瓶中挖了一点花生酱来填肚子。干吗还要弄脏一把匙子呢？
我站在那里，一手拿着瓶子，一面吮吸着手指，不由得产生一种感觉：似乎某个看不见的女人——这座房子的真正主人——正要走进屋来，问我在她的厨房里到底干什么。这种“擅自进入”的感觉我以前也曾有过，甚至在合法的日常起居中也有，比如在剥香蕉或刷牙的时候。
一到夜晚，这座房子对我来说就更像是陌生人的了。当我摸着墙壁走过前面房间、餐厅和客厅的时候，种种属于我的财产在它们自己的影子中飘浮起来，离我而去，并且否认我对它们的拥有权。我用一个盗贼的眼光看待这些物品，看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冒险一偷的，而哪些不要也罢。盗贼是见什么要什么的，比如祖母的银茶壶、手绘的瓷器、刻有姓名缩写的匙子和电视机，而我却什么都不想要。
所有这些东西，在我死后都会被别人清点后处理掉。毫无疑问，米拉会争着把这项工作包下来。她认为，她已经从她母亲瑞妮那里把照顾我的任务接过来了。米拉也很乐意做这个值得信赖的家仆。我并不嫉妒她：人活着的时候生活本来就像一堆垃圾，死了以后就更加如此。如果死者留下的垃圾很少，等到处理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以后别人处理你留下的垃圾时将少用多少绿色的垃圾袋了。
还有鳄鱼形的胡桃钳、只剩下一颗珠母的袖扣、掉齿的玳瑁梳子、坏了的银打火机、缺了碟的咖啡杯、少了醋的调味瓶架以及抹布等各种家传杂物，零零碎碎的就像是海难后被冲到岸上的沉船物品。
今天，米拉说动我去买一台立式电扇——比我整天用的那台嘎吱作响的小玩意儿要好。她想好的那一种电扇正在若格斯河桥那边新开张的购物中心打折销售。她要开车带我去；她反正是要去的，这倒没问题。只是她找的借口令我扫兴。
路上我们经过了阿维隆庄园，或者说是过去的阿维隆庄园。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的名字已经改成了“瓦尔哈拉庄园”。不知哪个愚蠢的政府官僚给一座老房子改了这个他自认为恰当的名字？据我所知，“瓦尔哈拉”早先是指人死后去的地方。不过，也许他们有这个意思吧。
阿维隆庄园地处一个黄金地段——卢韦托河的东岸，若格斯河在此与前者交汇。这地方将峡谷浪漫迷人的景致尽收眼底，同时又是帆船的安全泊地。房子很大，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拥挤，因为战后在它两旁冒出了许多简易平房。三个老妇人坐在前门廊里，其中一个在轮椅上偷偷地抽烟，就像是躲在厕所抽烟的顽童。总有一天，她们会把这地方烧毁的。
自从他们改造了这房子之后，我就再没有进去过。如今的阿维隆庄园无疑弥漫着婴儿的爽身粉味、酸尿味，以及不新鲜的土豆味。我宁愿记着它的旧模样，即便那时它已开始破败——大厅里冷冷清清，厨房里空空荡荡，前厅的樱桃木小圆桌上的法国瓷碗里装满了干花瓣。楼上劳拉房间的壁炉有一处破了，那是她不当心把炉中薪架掉下来砸破的。她老是这样，只有我才知道此事。看到劳拉的模样——她那光洁的皮肤、柔美的身段以及芭蕾舞演员般的长脖子，人们总是把她想象得优雅不俗。
阿维隆庄园不是标准的石灰石结构的房子。设计者为了让它与众不同，就用鹅卵石加水泥将它构砌起来。远远望去，阿维隆庄园的房子浑身长满了瘤，就像恐龙的皮肤，又像是连环画中的“愿望井”的井壁。在我看来，它现在更像是野心的坟墓。
阿维隆庄园不算是特别优雅的房子，但它曾经也被认为是富丽堂皇的。它是一座商人的宫殿，有一条弯曲的私家车道、一座矮胖的歌德式塔楼，还有一个宽敞的俯视两条河流的半圆形游廊；女士们会戴着花帽在世纪末懒洋洋的夏日午后在此喝茶。在举行露天招待会的时候，这里曾有常驻的四重奏乐队演奏弦乐助兴。黄昏的时候，祖母和她的朋友把这里当成舞台，在游廊四周点上火把，表演业余戏剧；我和劳拉总是躲在游廊下面。现在游廊已开始下陷了，而且也需要油漆一下。
阿维隆庄园曾有一个露台、一个砌着围墙的菜园、几个种观赏植物的花圃、一个养着金鱼的莲花池，以及一个用蒸气供热的玻璃暖房。那时，暖房里种着羊齿植物和菌类植物，偶尔也种些瘦柠檬和酸橘，可现在暖房已被破坏殆尽。屋内有一个弹子房、一间休息室、一间起居室和一间书房。书房的壁炉台上有一尊大理石的美杜莎
雕像——十九世纪风格的美杜莎雕像：一双可爱的眼睛冷漠地凝视着前方；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条条蠕动的蛇，仿佛带着痛苦的思想。壁炉台是法国产的。原先他们订购的壁炉台是带有酒神狄俄尼索斯和葡萄藤雕像的，可是带有美杜莎雕像的壁炉台先到，而法国又路途遥远，因此就用了这一个。
饭厅宽敞却光线昏暗，四壁贴着“威廉·莫里斯”牌墙纸，印有“草莓贼”的图案。枝状吊灯的支干上缠绕青铜色的莲花；三扇高高的彩色玻璃窗是从英国运来的，上面的彩绘表现了圆桌骑士特里斯坦
与伊索尔特的爱情故事中的部分情节。（伊索尔特敬奉装在红宝石般的杯子里的春药；特里斯坦单膝跪地，而伊索尔特披散着金黄的长发，渴望着特里斯坦的爱，颇像一朵感伤的金雀花——这样的情景玻璃彩绘难以描述；伊索尔特孤单一人，身穿紫色的百褶裙，一脸沮丧，身旁放着一把竖琴。）
房子的设计和装修是在祖母阿黛莉娅的监督下进行的。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了，而我听说她温柔如丝，遇事冷静，但意志坚定。她很看重文化修养，这使她在道德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如今也许不会这样，但当时人们认为文化修养能使人变得更高尚。他们相信，它可以净化一个人的心灵，至少妇女们认为是如此。那时，他们还未在歌剧院看过有关希特勒的剧目。
阿黛莉娅的娘家姓蒙特福特。她出生于一个望族，或者说是加拿大的望族。她是第二代蒙特利尔英国人与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混血后裔。蒙特福特家族靠着投资铁路曾经一度发过大财，但由于冒险投机和惰性，他们那时已经是家道中落。因此，阿黛莉娅到了出嫁的年龄已经没有称心如意的郎君可挑了，于是她只好嫁给了钱——粗俗的钱，靠钮扣赚来的钱。人们指望她来净化这些金钱，就像提炼石油一样。
（她不是结婚，而是被嫁了出去。瑞妮一边刮姜皮，一边如是说。这是家庭的安排。在这种家庭里，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谁又能说清这种做法比自己择偶要好还是坏呢？不管怎么说，阿黛莉娅·蒙特福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幸运地有了这个机会，因为当时她年龄已经不小了——大概已经有二十三岁了。姑娘到了这个年龄，在那个时代可是相当不利了。）
我现在仍然保存着祖父母的合影；这张照片是他们结婚后不久照的，被镶在刻有牵牛花的银制相框中。背景是带有流苏的天鹅绒窗幔和两盆羊齿植物。祖母阿黛莉娅斜倚在一张躺椅上，厚厚的眼睑，看上去很漂亮。她穿了好几件衣服，戴着长长的两圈珍珠项链，低低的花边开领，雪白的双臂胖鼓鼓的好似鸡肉卷。祖父本杰明穿着全套礼服，站在祖母身后，看上去壮实却不好意思，似乎是为拍结婚照而被人刻意打扮出来的。他们俩显得有些拘谨。
到了我十三四岁似懂非懂的年龄，我在心目中把阿黛莉娅理想化了。每天夜晚，我会注视窗外，目光越过屋外的草坪和银色月光照耀的花圃，看到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花边茶会礼服，心事重重地慢慢走过庭园。于是，我向她投去一个懒洋洋的、略带嘲讽的微笑。不久，我又在幻想中加进了她的一个情人。她将与她的情人在暖房外相会。那个时候，由于父亲对蒸汽加热的柑橘树毫无兴趣，因此没人注意这块地方。然而，我却把这地方印在脑子里，并且还为它添了许多花卉——兰花或山茶花。（我那时并不知道山茶花是什么样，可我在书上看到过。）祖母与她的情人会消失在暖房中。然后他们做什么？我说不准。
实际上，阿黛莉娅不可能有情人。小镇很小，而且道德观念褊狭。她犯不着为这事坏了她的好名声；她可不是一个傻子。再说，她自己也没有钱。
作为女主人和家里的管事，阿黛莉娅按照本杰明·蔡斯的要求做得很好。她为自己的高雅情趣而自豪，祖父在这方面也是顺着她的。高雅情趣是她身上的优点之一，为这个祖父才娶了她。祖父是四十岁才结的婚；在此之前他一直努力工作来积累财富，而现在他打算体现金钱的价值，也就是说他要让他的新婚妻子指点他的衣着、纠正他的餐桌礼仪。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向文化修养靠拢，至少接触一下具体的实物。一日三餐，他要使用高雅的瓷器。
他买来了全套餐具，吃起了十二道菜的大餐：先上芹菜和咸果仁，最后是巧克力。其间有清炖的肉汤、炸丸子、烘馅饼、鱼、烤肉、奶酪、水果，以及放在蚀镂玻璃盘上的葡萄。现在想来，我觉得这像是铁路旅馆里或远洋班轮上供应的食物。镇上当时有好几个知名的制造商，他们对政治党派的支持都举足轻重。因此，历届首相都来过提康德罗加港，而且都住在阿维隆庄园。祖父本杰明分别与约翰·斯帕罗·汤普森爵士、麦肯齐·鲍厄尔爵士、查尔斯·塔帕爵士三位首相合影的照片镶在金框中，挂在书房的墙上。他们一定最喜欢这里提供的食物，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阿黛莉娅的任务是为宴会配菜订菜，然后还要提防被人瞧见自己在大吃大喝。按当时的习俗，妇女在公众场合只能斯文地小口慢吃，而大嚼大咽的动作是十分粗俗的。我猜想，宴会过后她一定叫人把一盘子食物送到她的房间去。她十指并用，大吃一顿。
阿维隆庄园于一八八九年完工，并由阿黛莉娅命名。她是从丁尼生的诗中取来“阿维隆”这个名字的。
有一个叫做阿维隆的岛上低谷；
没有冰雹、雨水和大雪的光顾，
没有大风吹得呼呼；
有的只是绿草茵茵和果树丰收的欢愉，
低谷种植园的上面是夏日的海域……
她将这几行诗印在圣诞卡的内左页。（根据英国的标准，丁尼生的诗歌有点过时了——王尔德的诗歌正占优势，至少在年轻一代中是如此。不过，当时提康德罗加港的一切都有点过时了。）
镇上的人看到这几行引诗肯定都会笑话她，甚至包括社交圈子里那些具有虚荣心的人——他们称她为“夫人”或“公爵夫人”。不过，如果未被列在受邀请的名单之内，他们却会感到伤心。对于她送出的圣诞卡，他们一定会说： 唉，她真不走运，我们这里又下冰雹又下雪。也许她能跟上帝说说这事。 工厂里的人可能会说： 这里哪有什么低谷种植园，是在她的裙子里面吧？ 我深知这些人的德性，看来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了。
阿黛莉娅分送圣诞卡是在出风头，但我以为并不这么简单。“阿维隆”是亚瑟王死去的地方。阿黛莉娅选用这个名字无疑是要表明，她流放至此是多么绝望；她也许通过意志力就能够再现诗歌中所描述的快乐小岛，但这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现实。她想组织一个沙龙，把艺术家、诗人、作曲家、科学思想家等等这些人都聚集起来，就像她们家当年有钱的时候，她去英国拜访她的第三个表兄时所看见的那样。这才是拥有广阔空间的金色人生。
然而，在提康德罗加港是找不到这样的人的，况且本杰明又拒绝出游。他说，他离不开他的工厂。十有八九是他不想被拖进一大群人中间；他们会嘲笑他是个做钮扣的。餐桌上也不知会冒出什么样没见过的餐具。阿黛莉娅会因为他而感到羞愧的。
没有丈夫的陪伴，阿黛莉娅不愿独自去欧洲或其他地方旅行。外面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可能会不想回来了。在外面四处漂泊，就像飞艇放气一样把钱一点点地花掉，不得不委身于那些下等人或会逗乐的粗汉，最后沦落风尘。穿这样低领的衣裙，她会很容易成为男人的猎物。
就其他方面来说，阿黛莉娅还爱好雕塑。在暖房两侧，各有一尊狮身人面的石雕；我和劳拉常常骑到它们的背上玩耍。一尊快活的半人半羊的农牧神从石凳后面投来不怀好意的目光；他长着两只尖耳朵，私处用一片硕大的葡萄叶遮着，看上去像戴着一枚政府官员的徽章。莲花池边坐着一位端庄的仙女。她有一对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女乳房，大理石做成的头发拧成一条辫子甩在肩后，一只脚轻轻地探入水中。我们常常坐在她身边吃苹果，观看金鱼啃她的脚趾。
（这几尊雕像据说都是“真品”，但真在哪儿？阿黛莉娅是怎么弄来的？我怀疑是上当受骗——某个可疑的欧洲掮客以低价把它们买下来，编造了它们的来源，以欺骗的手法卖给了远隔重洋的阿黛莉娅，从而侵吞了中间的差价。这个掮客断定，他盯上的这个北美洲富婆是不会明白的。）
阿黛莉娅还设计了我们家族墓地的墓碑，并且雕上两个天使。她本想让祖父把他祖先的坟墓也迁到那里去，以显示我们家族赫赫的“王朝史”，可他坚决不同意。结果，她自己倒第一个埋进了那块墓地。
阿黛莉娅死后，祖父本杰明是不是感到松了一口气呢？虽然祖父对祖母的崇拜显然到了敬畏的程度，但他知道他怎么做也达不到她的苛刻标准；对此他可能也厌烦了。祖母走后，阿维隆庄园一切照旧，未有丝毫的改变——照片仍挂在老地方，家具也未移位。也许，他把整座房子都看成是她的一座真正的纪念碑。
因此，我和劳拉可以说是她抚养大的。我们在她的房子里长大，也就是说在她的观念中长大。然而，我们却没有成为她要求的那种人。既然她已经作古，我们也无法同她争辩了。
我父亲是三个兄弟中的老大，阿黛莉娅为他们取了三个高雅的名字：诺弗尔、埃德加和珀西瓦尔——带有亚瑟王的影子和瓦格纳
的隐意。我想，他们该为自己庆幸没被取名为“尤瑟”、“西格蒙德”或“乌尔里克”。祖父本杰明很溺爱他的三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学做钮扣业，但阿黛莉娅却有更高的目标。她送他们去霍普港的“三一”学校就读；如此一来，本杰明和他的机器就无法使他们变粗俗了。她对本杰明财富的用途很满意，但是却希望掩饰它的来路。
三兄弟只有到暑假才回家。在最初的寄宿学校和后来的大学就读之后，他们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善意的藐视：他不懂拉丁文，一点都不懂；起码他们三个还懂一点。他们会谈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唱一些他从未听过的歌曲，讲一些他不明白的笑话。他们趁着月光，驾着他的小游艇航行；这条船被阿黛莉娅命名为“水妖”号——这是她迷恋哥特派艺术的又一实例。埃德加弹奏曼陀林，珀西瓦尔奏响五弦琴；他们还偷偷地喝啤酒，把船上的索具弄得一团糟，留给他们的老父去收拾。家中有两辆新车，他们会开走一辆去兜风。不过，镇上没有多少地方可去，因为镇上的路一年中有半年要么是积满冰雪，要么是泥泞不堪，要么是尘土飞扬。镇上有传言说，父亲的两个弟弟玩姑娘，玩过后又花钱摆平了这件事。也只有钱才能将这几位姑娘打发掉而保住体面——总不能允许出现蔡斯家的私生子到处乱爬的情景吧？不过，她们是外乡的姑娘，因而人们倒不指责本镇的小伙子；相反，男人们却指责那些姑娘。人们笑话这对兄弟，但是却不厉害，因为据说他们长得很结实，而且平易近人。埃德加和珀西瓦尔被昵称为“埃迪”和“珀西”，而我父亲却比较害羞，自尊心也较强，因此别人还是一直叫他诺弗尔。他们都是些帅小伙，只是像别的男孩子一样有点野气。到底什么是“野气”呢？
“他们是恶少，”瑞妮对我说，“但决不是流氓。”
“有什么区别吗？”我问道。
她叹了口气。“我希望你永远都别搞清楚。”她说道。
一九一三年，阿黛莉娅死于癌症——那病当时还没有名称，很有可能是妇科病变。在阿黛莉娅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瑞妮的母亲被叫来在厨房里帮忙，瑞妮也跟着来了。瑞妮那时十三岁，前前后后的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疼痛非常剧烈，于是他们每隔四小时就给她打一针吗啡；还有护士日夜看护。但她不愿意躺在床上，十分硬气。她总是从床上下来，像往常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你甚至可以认为她已经半疯了。我常常看到她穿着淡色的衣裙，戴着有面纱的大帽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姿势优美，腰挺得比大多数男人都要直。最后，为了她好，他们只能将她绑在床上。你的祖父心都要碎了。人们可以看到，这件事使他完全泄了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经越来越难以在脑中留下印象了。然而，瑞妮一讲这事还要加进一些令人窒息的尖叫、呻吟以及临终的誓言之类，可她的动机是什么我却不得而知。她是想让我也要表现出这般的刚毅——这般的藐视疼痛、这般的硬气，还是她陶醉于讲述那些揪心的细节？毫无疑问，两者兼有之。
阿黛莉娅去世的时候，三个兄弟都已长大成人了。他们怀念自己的母亲吗？他们为她的离去而悲伤吗？那是当然。他们对奉献了全部爱的母亲怎能不心存感激呢？不过，她对三兄弟管教得太严了，设法将他们束缚得牢牢的。她被妥善安葬以后，他们身上的束缚想必也可以松一点了。
三兄弟中没一个愿意从事钮扣业。虽然他们没有继承她的现实观念，但他们也像他们的母亲那样瞧不起这个行当。他们明白树上不会长钱，可他们对怎样才能赚钱也没什么好主意。我父亲诺弗尔认为他可能涉足法律界，然后再从政，以实现他改善国家的抱负。另外两个兄弟想外出闯荡；一旦珀西读完大学，他们俩就远去南美洲探寻金矿。通往南美的路正在向他们招手。
那么由谁来掌管蔡斯的企业呢？难道就没有蔡斯家族的人来继承吗？如果是这样，本杰明何苦要拼命创业呢？事已至此，他让自己相信：除了他自己的雄心和欲望之外，他这么干还另有原因——为了某种崇高的目标。他已经为蔡斯家族创立了一份家业。他想让这份家业一代代传下去。
在这个港市，这件事一定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带有指责口吻的、反复谈论的话题。然而，三兄弟坚定不移。你无法强迫一个年轻人将他的一生献给钮扣制造业。他们并不是刻意要令他们的父亲失望，但他们也不想挑起这副笨重而耗力的世俗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