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扣厂

夏日的炎热真的来了，像奶糊一样笼罩着整个小镇。这是一种让人得疟疾或霍乱的气候。我走在树荫下，头顶上的枝叶犹如一把把疲软的伞；手里的纸被我捏得湿乎乎的，就连我写在上面的字都像涂在苍老嘴唇上的口红一般化开来。甚至回家爬楼梯也让我脸上渗出一层汗。

我不应该在这样热的天气散步，这使得我心跳加快。想到这里，我心中不免涌起一丝怨恨。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心脏不健全，不该再让它经受这样的考验。然而，我对此又有一种反常的愉悦，仿佛我是一个霸道的女人，看不起一个爱哭的小孩。

晚上雷声隆隆，就像是天上的神在远处愠怒地发威。我起来小了一次便，然后又躺回了床上。我在潮湿的床单上翻来覆去，耳畔传来风扇单调的呼呼声。米拉让我买一台空调，可我不想要，也买不起。“谁有钱来买这玩意儿？”我对她说道。她一定认为我的额头里藏着一颗钻石，仿佛神话故事里的蟾蜍那样。

今天我散步的目的地是钮扣厂；我想去那儿喝早咖啡。医生嘱咐我不要喝咖啡，但他才五十岁——他穿着短裤慢跑，两条长满毛的腿十分显眼。他对世上的事情并不都了解，尽管这一点他不会承认。即使咖啡不会要我的命，别的东西照样会要我命的。

伊利街上的游客不多，大多数是中年人。他们在午饭后的一段空闲时间里，会去纪念品商店里东瞧瞧、西看看，去书店里挑挑拣拣。他们会开车去附近举办夏日戏剧节的剧场，观看有关背叛、性虐待、偷情和谋杀的节目来轻松几个小时。还有些人和我走一个方向——去钮扣厂。他们要去那里看看有些什么稀奇的玩意儿可以买回去，作为他们二十世纪在这个小镇一日游的纪念。瑞妮会用“废物收藏者”这个雅号来形容这些游客。

我与这群稀稀拉拉的游客一同往前走，从伊利街拐过磨坊街，沿着卢韦托河前行。提康德罗加港有两条河流：若格斯河和卢韦托河——这两条河的名字可以追溯到当年在这两条河的交汇口建立的一个法国贸易站。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在这个地方用法文名称；这两个词在我们英语中分别为“乔格斯”和“洛维托”。卢韦托河湍急的水流最早吸引人们建起了磨坊，后来又建起了发电厂。而若格斯河的水很深，水流也较缓慢；作为伊利湖的上游，它有三十英里的航道。人们利用若格斯河运送石灰石，这可是小镇上最早的工业；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多亏了干涸的内海。（是佩尔缅海还是朱拉西克海？我记不清了。）镇上大部分的房屋都是用这种石灰石建造的，我家的也不例外。

郊外有许多废弃的采石场，现在只留下一个个或长或方的空洞，就像所有的房屋都是从那里挖出来的一样。有时候，我会想象整个小镇是从史前的某个浅海中升腾出来的；对它吹一口气，它就会像海葵或橡皮手套一样伸展开来，如同电影院里故事片开场前放映的褐色粒状花芯冒出来开花的快镜头。收集化石的人经常来这里转悠，寻找鱼化石、古羊齿植物或珊瑚。这里也成了青少年寻欢作乐的好地方。他们会在此生起篝火，酗酒吸毒，互相在对方的衣服里乱摸——似乎这是他们刚发明的新鲜游戏。在回城的路上，他们往往撞坏父母的汽车。

我家的后花园临近卢韦托峡谷，河面在此变得狭窄起来，落差也一下子增大了。泻下来的水足以形成一团团雾气，还真有点令人敬畏呢。在夏日的周末，游人会在悬崖边的小路上散步，临崖拍照留念。我可以看到他们戴着无伤大雅而又令人讨厌的白帆布帽子走过。悬崖边的岩石不断风化破裂，可是小镇却不愿花钱来筑围栏。这地方，大家都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你干了一件傻事，那么你就活该承担它的后果。甜甜圈店出来的纸杯子被人用完后丢在下面的涡流中，越积越多。偶尔水上还会漂来一具尸体——是不慎跌入，被人推下，还是自己跳河的？那就难以弄清了，除非死者留下遗书。

钮扣厂位于卢韦托河的东岸，在峡谷上游四分之一英里处。已经有几十年都没有人去管它了，厂房的玻璃窗破的破、碎的碎，屋顶也漏了雨；这儿成了老鼠和醉鬼的窝棚。后来，有一届积极的市民委员会将这块地方抢救下来，并将它改造成了服饰商场。另外，还重建了花坛，对它的外表作了喷沙美化，又修复了年久破败和人为毁坏的景致。不过，人们还是可以从底层窗户上残留的烟黑上找到六十多年前那场火灾的痕迹。

厂房是褐红色的砖结构建筑，大扇大扇的方格玻璃窗是为了更好地采光，也是为工厂节电。作为厂房来说，这样的设计是相当体面的：每幢房子都有垂花饰，中央镶着一朵石刻的玫瑰，窗子都是山墙形的，复式屋顶是由紫绿相间的石板铺成的。厂房边上是一个整洁的停车场。指示牌上用老式的圆形字体写着“欢迎来钮扣厂参观”的字样，另外的一排小字写着“禁止停车过夜”。再下面则是一排黑体草书： 你他妈的不是上帝，这地方也不是你他妈的私人车道。 这可谓是真正的当地风格。

前门入口处拓宽了，另外还加修了残疾人的专用坡道。原来那道沉重的门也换成了玻璃门，上面写着“进、出、推、拉”的字样——二十世纪权威的四字说明。大门里面音乐阵阵，那是用乡村小提琴演奏的轻快的、断肠的三拍华尔兹。在中央有一块地方，阳光透过玻璃顶篷照射进来；地上铺着人造鹅卵石，放着几张新漆的绿色长椅，另外还有一些无精打采的盆栽灌木。周围一圈开着各种各样的小服饰店，看上去就像一个购物中心。

光光的砖墙上挂着从镇档案馆借来放大的巨幅老照片。首先是摘自一八九九年某日蒙特利尔一家报纸上的一段话：

人们一定无法想象旧时代英国磨坊中那令人恐怖的黑暗情景。如今，提康德罗加港的工厂位于一片繁花似锦的绿树丛中，并有悦耳的流水声日夜相伴。厂房洁净，通风良好，工人们心情愉快，工作效率高。夕阳西下，站在横跨卢韦托河瀑布的这座彩虹般美丽的新铁桥上，望着蔡斯钮扣厂闪烁的灯光及其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的倒影，你会感到仿佛置身于迷人的仙境一般。

当时的这段话所言不虚。至少有不长的一段时间，这里确实很兴旺，足以闻名。

接下来就是我祖父的照片。他身穿长礼服，戴一顶黑色大礼帽，胡须雪白，与一群其他的显要人物正在恭候英国的约克公爵；那年是一九〇一年，公爵访问加拿大。再下来是我父亲的照片。他站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敬献花圈——他高高的个子，一脸肃穆。他留着八字胡，一只眼睛戴着眼罩。照片上有一些黑点，于是我退后几步，观察他的眼睛在看什么。可他并不看我，而是望着远处的地平线。他脊背笔直，挺出胸膛，就像是面对着一队行刑队员。人们会说他很强健。

紧接着的一张照片是钮扣厂，注解上说摄于一九一一年。机器上叮当作响的长臂就像是蚱蜢的腿一般，有钢轮和齿轮，还有上下运动的活塞，打出钮扣的模型。长工作台旁的一排排工人弯着腰，手中干着活。机器由男人们操作；他们戴着护眼帽檐，衣服外面套着马甲，袖子卷得高高的。长台边的工人都是妇女；她们穿着围裙，头发一律往上梳。女人点着钮扣的数量，将它们装入盒内，或者将它们缝在印有“蔡斯”字样的纸板上——每一板上的钮扣从六粒、八粒到十二粒不等。

在鹅卵石铺设的空地的最里面是一个酒吧，名字叫“俱全”；每逢星期六播放现代音乐，啤酒据说是当地小型啤酒厂生产的。酒吧的陈设是木制台面搁在啤酒桶上，旁边是早期那种用松木做的火车座。我发现橱窗内陈列的菜单上都是异国食品（我从未进去过）：肉饼糊、土豆皮、烤玉米片之类。米拉告诉我，这些都是不太体面的年轻人常吃的油腻食品。她在隔壁店里一个有利于观察的位子上坐下来。“俱全”酒吧不管发生什么怪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说，一个拉皮条的和一个毒贩子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来酒吧吃饭。她一边将他们指给我看，一边还兴奋地对我耳语了一番。那个拉皮条的穿了一件三件套的西装，看上去像一个掮客。而那个毒贩子留着灰白的八字胡，穿着劳动布套装，活像从前的工会领袖。

米拉的店叫“姜饼房”，兼售礼品和收集品。一走进她的店堂，就可以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有点像肉桂香型的房间清香剂。小店还出售许多别的东西：广口瓶装的果酱，瓶盖是印花棉布纤维制成的；塞满干草的心形枕头散发着稻草的气味；“传统艺人”雕刻的盒子，开启却很费劲；据称是门诺派教徒缝制的被子；手柄头做成傻笑的鸭子状的马桶刷等等。米拉对店堂的布置是要体现乡村的气息，让城里人感受一下他们祖先的田园式生活——到家以后还能回味一下历史。但据我回顾，历史并不是如此可爱，尤其不是如此干净。然而，真正的历史是卖不出去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他们的历史洁净无味。

米拉喜欢从她那一堆宝贝中拿出几样作为礼物送给我。换句话说，她会把店里没人买的东西塞给我。我有一个用树枝做的畸形花环、一套不完整的画有菠萝的放餐巾的木环，以及一支满是煤油味的粗胖蜡烛。在我生日的时候，她送给我一双龙爪似的烤炉抗热手套。我相信，她是出于好意。

或许她是想软化我；她是浸礼会教友，总想尽早地让我皈依基督，或者让基督感化我。可她的家庭却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她母亲瑞妮就不大信奉上帝。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问题。如果你遇到麻烦，你自然就会想到求助于上帝，就像求助于律师一样。但如果真到了求助律师的地步，那就必然是大麻烦了。不然的话，也犯不着花一笔律师费。当然，瑞妮在厨房中靠她的一双手就足够了，用不着求谁帮忙。

盘算一下之后，我在格莱姆林甜甜圈店买了一份燕麦巧克力甜饼和一塑料杯咖啡，然后坐在一张长椅上歇歇脚，边喝边吃。耳畔传来了录音机放出的轻快、哀伤的乐曲。

钮扣厂是我的祖父本杰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创建的。随着大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制衣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钮扣的需求量很大。钮扣的成本低，价钱也便宜。瑞妮说，这一点正是祖父稳操胜券的原因。祖父早就看准了机会，运用了上帝赋予他的智慧。

他的祖先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迁移到这里来的；当时这里的地价便宜，又有很多建设的机会。这个小镇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中被烧毁了，因此有大批的重建项目。这里的人除了普通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三个巡回牧师、两个无能的土地投机商和一个小贪污犯之外，都是日耳曼正统派与第七代清教徒的混合人种——不仅勤劳，而且狂热。对于我祖父来说，这就像一次赌博，尽管他的赌注只是他自己。

他的父亲曾是提康德罗加港最早的磨坊主之一，拥有一个不大的代客加工的磨坊；在那个年代什么都靠水力。他的祖父因所谓的中风去世时才二十六岁。他当年继承了那座磨坊，又借钱从美国引进了制造钮扣的机器。最早的钮扣是用木头和骨头做的，好一点的则用牛角。后两种材料在附近的屠宰场很难得到，而木头却到处都是，人们甚至嫌它妨碍耕地而将它烧掉。有了便宜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不断扩大的市场，他的事业怎么可能不兴旺发达呢？

祖父公司里生产的钮扣不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最喜欢的那种。他们没有小珠母钮扣，没有精致的黑玉钮扣，也没有淑女们白皮手套上的那种钮扣。他们生产的钮扣好比鞋子中的套鞋——古板而实用，用在大衣、外套和工作服上，外形不免有些粗笨，甚至粗糙。你可以想象它们被缝在女人长内衣后背以及男人裤子门襟上的样子。它们所遮掩的部位看上去仍是垂悬的、脆弱的、令人羞愧的，却又是无法避免的——这类器官世人虽然需要，却又无不鄙视。

除了钱之外，很难看出这样的钮扣对制造商的孙女有多大吸引力。然而，钱乃至关于钱的传言总会投下令人目眩的光环；我和劳拉就是在这种光环中长大的。在提康德罗加港，没人会认为家用钮扣可笑或没啥了不起。人们可是把钮扣当回事的：许许多多人的工作还指望它呢。

那些年来，我的祖父还买下了一些别的磨坊，把它们也改造成工厂。于是，他有了一家生产内衣和连衣裤的编织厂、一家袜厂，以及一家生产诸如烟灰缸之类的小陶件制品厂。他为自己工厂的良好状况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人斗胆向他抱怨，他会耐心地听；如果注意到有人受伤了，他会深感歉疚。他不断改善各种工作条件，包括机器设备。他是镇上第一个为工厂安上电灯的厂主。他认为建造花坛可以提高工人们的士气，于是就常年种植了百日菊和金鱼草；这两种花不贵，观赏性强，而且花期长。他宣称，他厂里妇女们的工作环境就像她们家的客厅一样安全。（他想当然地认为她们家都有客厅。他也认为她们家的客厅是安全的。他喜欢把每个人的情况都想得很好。）他不能忍受有人在工作的时候喝酒、说粗话或者行为不端。

这就是《蔡斯企业发展史》一书中关于他的描述。这本书是一九〇三年祖父委托别人写的，并未公开出版：绿皮封面，不仅有书名，还有他的亲笔签名——自然、遒劲的烫金字体凸出在封面上。他还将这本毫无价值的编年史分赠给他的商业伙伴；他们是否感到惊奇不得而知。这件事必定对他的生意有好处，否则我的祖母阿黛莉娅是不会同意他这样做的。

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点一点咬着甜甜圈。如今这东西味同嚼蜡，酥松而又油腻，而且大得像团牛屎，我吃都吃不完。这么热的天不该吃这东西。我还感到有点头晕，也许是喝了咖啡的缘故吧。

我把咖啡放在一旁。我的手杖从椅子上滑到了地上。我侧身弯下去，可是够不着。由于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我将咖啡打翻了。我感觉到我的裙子上泼到了咖啡，热乎乎的。如果我站起身来，裙子上准会留下一块棕色的污渍。别人还以为我脑子有毛病呢。

为什么我们在这时候总会猜想世人都在盯着我们看呢？通常情况下，没人会看你。不过，米拉却会。她一定是看见我进来了，于是就一直在留心我。她急忙从店里跑出来。“你的脸色像一张白纸！你看上去累坏了，”她说道，“我们来把这污渍擦掉！天哪，你是自己走来的吗？你不能再走回去了！我最好打个电话给沃尔特，让他开车接你回家。”

“我能行，”我对她说，“我没事的。”不过，我还是听从了她的安排。 qlsVIgHkpOEIOu1ltXQvxLGStSPUMMkv4GnrhqFfwzv+LPK9wt19sATKcZGP56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