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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中的一片绿意，被平静的春日阳光细细包围。
2014年4月上旬的一个周日。我们正走访于千叶县内的一处住宅街区。此地是一处典型的新兴城区
，带院子的独栋住家井然排列着。此前我们得到消息，在这里曾发生过认知症患者失踪、死亡的案例。
然而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只有当事人的失踪日期、性别、年龄及所在地的市町村名及地区名，仅此而已。当事人的姓名及具体地址不明。
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走访相关人士，进行问询采访。采访对象包括自治会长、在当地集会场所聚集的居民、在公园闲聊的主妇们。我们对可能了解情况的人们，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我们听说，在两个月前，有一名男性认知症患者下落不明，最终不幸过世。请问您知道这位当事人住在哪里吗？”
失踪者死亡的案件绝非小事。我们本以为很快就能够获得相关信息，然而意料之外的是，被采访者都表示毫不知情。
“有这样的事吗？我不知道啊。”
“没有听说过呢。不知道。抱歉啊。”
当场询问可能有些困难。基于此判断，我们决定改变方针，采取彻底排摸的方式进行采访。此地区的人口约为2 700人，约900户家庭。记者与导演划分了各自负责的区域，挨家挨户地按响门铃、调查采访。
问询采访的过程中，居民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在不经意间被我们看在眼里。正在洗车的中年男子、愉快地遛着狗的老妇人、玩球的孩子们。看着他们悠闲度过休息日午后的样子，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在这样寻常宁静的日常生活中，竟发生了认知症老人失踪、死亡的重大事件。
是不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出错了呢？纵然这样的想法不时掠过心头，我们还是抱着不放过一丝线索的执念，继续走访。
采访工作已经开始4个小时了，太阳悄悄挨近地平线，我们到了打算放弃的当口。此时拜访的人家玄关处整齐地摆着盆栽植物，一名身穿运动服的男子应了门，压低了声音告诉我们：
“这里稍微往前走一点，左边那户人家，应该就是那里了。那家人几乎不与邻里来往，家人去世了也没有告诉大家，但我听说似乎是得了什么病以后去世的，你们问的应该就是那户人家了吧。”
我们又确认了一些相关信息，应该没错了。之前我们刚刚拜访过那户人家，但通过对讲机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
我们再次按响了门铃。
“我们听说，您家中有一名男性认知症患者在失踪后不幸身亡。不知能否打扰您一会儿，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呢？”
然而这次我们得到的，仍然是同之前一样的否定回答：
“不清楚。不知道啊。”
会不会是搞错了呢？于是我们再次来到了之前为我们提供信息的男子的家，这次迎接我们的是女主人，她也认为我们打听的应该就是那户人家。
我们立刻回到那户人家，第三次按下门铃，试图了解相关情况。与前两次一样，通过对讲机传来的是一名中年女子的声音。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很忙，先挂了。”
这一次，她虽然没有否认有家人死亡的情况，但还是没有为我们开门。
一年内因认知症而走失的人数达到了1万人，死亡、下落不明的人数超过了550人。现在的日本社会，正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展现这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实，避免悲剧的重演。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走访更多的事发现场、了解当事人最真实的心声，这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全身心致力于开展采访工作。
然而，站在认知症患者家人的角度，家里有无患者是一件非常隐私的事，即便患者下落不明或是死亡，过着普通生活的人完全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警方、自治体、看护业者等即使面对我们的直接采访，也不会透露当事人的个人信息。
采访正式开始已经5个月了。那一天，我们再次意识到了挖掘、报道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