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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三国演义》和陈寿《三国志》立场、观点和方法绝然不同。陈氏《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列《魏书》在前，《蜀书》《吴书》在后。《三国演义》以刘备为正统，蜀汉继承后汉。原因是陈寿为西晋文人，虽撰私史，后来作为官书。西晋司马氏的帝位，从曹魏来。不承认曹魏正统，即不承认西晋的合法统治政权。到东晋时代，汉族的统治政权偏安在南方了。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即以蜀汉继承后汉，不承认曹魏的伪朝。据说习凿齿为桓温的别驾，桓温有篡窃帝位的思想，习凿齿痛抑曹操、曹丕，为了纠正这个思想。此事亦不尽然。把曹魏作为正统，自是西晋统治阶级的思想。当时的历史事实是后汉末年，天下分裂，鼎足而三，谁也不曾统一。为什么一定要挑选一个王朝作为正统呢？正统论，产生于统一的要求，分清敌我，以为斗争的目标。正统思想反映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不单纯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假定中国分裂，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合法的政府，那么就没有要求统一的斗争。所以历史家有正与闰、正统与窃伪的分别。秦汉是统一的，两晋也是统一的，他们都是正统。三国是分裂的，因而引起帝魏帝蜀的争论。《三国志》于《魏书》称帝，《蜀书》称先主、后主，《吴书》径称孙权等姓名。南北朝是分裂的，南宋和金是分裂的，汉族的历史家只承认南朝和南宋为正统王朝，而以北朝和金为窃据。
统治阶级的历史家向来以曹魏作为正统，其原因是从曹魏以后，统治政权的转移都用禅让的方式，汉—魏—晋—（东晋）—宋—齐—梁—陈。隋灭陈后得到正统。隋禅让给唐（李唐虽然利用隋末农民大起义得天下，但取得合法帝位还用禅让方式。李渊受隋恭帝禅让）。在北朝，东魏—齐，西魏—周，周—隋，也都是禅代。北宋赵匡胤受军人拥戴自立为帝，但也用从周帝禅代的仪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臣，一直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能不以曹魏为正统（到司马光时已有争论，不过他仍以魏年号纪年）。因为，魏受汉禅是后来一系列禅代的祖本，不承认它，即不承认本朝的合法地位。
正史家如此，人民的演说史书者却从人民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一系列的禅代方式是丑恶的、残酷的、没有正义的，所以要批驳。说三分的人就开始拥刘反曹了。为了忠奸之辨，为了爱憎，为了真伪，为了是非。以刘备为正统是比较民主的，反统治的。北宋说话人已经是这样说了，毫无顾忌。虽然赵匡胤得天下也用禅代方式。这里证明认为《三国演义》宣传正统思想是统治阶级思想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是批判了历代开国皇帝的丑恶行为的。《三国演义》着重描写曹操专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逼宫杀伏皇后（第六十六回）（见《后汉书·伏皇后纪》）、曹丕废帝（第八十回）、司马昭杀曹髦（第一百十四回）、司马炎废曹奂（第一百十九回），种种事端的描写，使读者有分明的同情和憎恶。这两代篡夺禅代的黑幕，残酷的史实，《三国志》作者陈寿都把它们隐蔽起来了。《三国演义》的材料从《后汉书》《魏略》《汉晋春秋》来。不一定是罗贯中参考了这些书，乃是历代相传说《三国志》者都愤愤不平，把真相揭露。
民间三国故事在南宋和元蒙统治时期，把刘备作为正统，拥刘反曹，更有深刻的意义，反映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忠于汉室，尊汉的思想。南宋偏安在江南，中原为异族割据。这时朱熹的《通鉴纲目》也以刘备为正统，以蜀汉纪年继承后汉了。陆游《得建业倅郑觉民书，言虏乱，自淮以北，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一诗云：“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把金虏、张邦昌、刘豫等比之曹魏，把宋高宗比之刘备。汉成为汉族的汉，因此，刘、关、张、诸葛亮的斗争取得了民族意义。岳飞常常写诸葛亮的《出师表》，以抒他的忠义抗战的决心。元末农民大起义，反抗蒙古贵族的统治，忠汉的思想更其重要。
《三国演义》有其人民性、积极斗争的一面。文天祥在公元1277年从梅州出兵江西时，吉赣两州农民响应者有十几万人。张世杰支持南宋流亡政府于1279年遁守崖山时，民兵追随的有三十万人（参见王丹岑《中国革命史话》）。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刘福通推韩山童为明王（利用宗教），并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其后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即以宋为国号。这是利用正统思想，以忠于大宋旧主为号召。《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代有合刊的本子，称为《汉宋奇书》。一汉一宋，都是反元蒙的。这两部书在元末明初出现，而在明代大为流行有其历史背景。是对元蒙统治的斗争，而和朱明统治利益不冲突的（指政治上，非经济上）。因为朱元璋出身农民，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同时也曾拥戴过小明王韩林儿，用大宋龙凤年号，起义成功后重新建立了汉族统一政权。他就成为刘备、宋江的合身，且又斗争胜利的人物。
因此，《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在《三国演义》产生的历史时期是有人民性的，并非反动的。
这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之一。
有人认为《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描写人民向统治阶级的斗争，《三国演义》不然，所歌颂的是刘、关、张和诸葛亮，也是统治阶级的人物，刘备等曾镇压过黄巾起义而立功，不是反人民的人物吗？
这里我们要辨别全书的主题思想和其枝节部分。《三国演义》以蜀魏吴三国斗争为主题，黄巾起义一段，只在开始部分。抽象地写，对读者爱憎影响有限。在正史上看刘备参加镇压黄巾起义与否，还成疑问。曹操曾经参加过。主要镇压黄巾起义的是皇甫嵩和朱儁。
《三国演义》不是历史课本而是文艺，是人民口传的英雄故事。无可否认的是在封建时代的某一时期，文艺作品中歌颂过帝王将相，不过这些帝王将相是人民所塑造的形象，赋予了人民的优秀品质的。
《三国演义》中写刘备出身是“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履织席为业”（其父刘弘，曾举孝廉，亦尝作吏，早丧。刘备虽为中山靖王之后，但住在楼桑村，接近农民）。张飞，颇有庄田，卖酒屠猪。关羽出现时推一辆车子，是流浪汉（杀一势豪，逃难江湖者）。诸葛亮隐居卧龙岗。这几位英雄都可以说是平民出身，和袁绍、曹操等出于贵族官僚者大不同。刘、关、张和诸葛亮的出身与《水浒传》中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等距离不远。
勤王锄奸是《三国演义》前部分的主题思想，其中心部分是三国斗争，龙争虎斗，争天下的思想。所谓有志图王者的书。刘备、曹操、孙权三人都是有大志争霸业的人物，同《水浒传》有类似之处。假如没有《三国演义》刻画诸葛亮这个典型人物，便不会有《水浒传》中的吴用（加亮先生）。《三国演义》决不为残暴的统治阶级服务。在封建时代，农民起义成功，也不过是改朝换代。《三国演义》所写的故事是三国时期，其实三国人物具有典型性格，已脱离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人物。《三国演义》所写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有概括性，这部书能教给人民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知识，因此，这部书成为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所喜爱的书（鲁迅先生《小说旧闻钞》引黄摩西《小说小话》云，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清代带有民族革命色彩的洪门会中，新会员入会必须敬三炷半香，其中第二炷就是敬桃园结义刘、关、张。足见《三国演义》对农民起义、人民团结影响之大（至今海外侨胞做买卖的崇拜刘、关、张。西南兄弟民族崇拜诸葛亮）。
《三国演义》倡导争王霸之业、独立建国、争取统一的思想。刘备、曹操、孙权都有大志。刘备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这里写他从小就有做皇帝的思想了。在《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孔明引法正等入见时说：“今曹操专权，百姓无主；主公仁义著于天下，今已抚有两川之地，可以应天顺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顺，以讨国贼。”玄德大惊曰：“刘备虽然汉之宗室，乃臣子也；若为此事，是反汉矣。”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愿主公熟思之。”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议长策。”诸将齐言曰：“主公若只推却，众心解矣。”后来孔明请玄德暂为汉中王，玄德还要待天子明诏，孔明认为可以从权。张飞大叫曰：“异姓之人，皆欲为君，何况哥哥乃汉朝宗派！莫说汉中王，就称皇帝，有何不可！”张飞的声音，很像《水浒传》里的李逵，反映农民起义拥戴农民领袖的思想。
《三国演义》第八十回写“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这回是史家笔法。诸葛亮托病不出，计与群臣拥刘备称帝。诸葛亮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这情景令人想到赵匡胤黄袍加身的一段历史。这是政治史的形象概括。《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与四十四回，写东吴降战未决，鲁肃力排众议，周瑜接见文臣，文臣一致主张降；接见武将，武将一致主张战，令人想到南宋的局面。尤其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描写，更显出小说家传神写照之笔。《三国演义》写曹魏方面，虚伪、欺诈、残酷。写东吴也有贬辞，无能、屈服、贪小便宜。如第八十二回“孙权降魏受九锡”，即大有贬义。
这种争王图霸的中国历史现实，是各个时代所共同的。演史家的小说从《东周列国志》到《隋唐演义》等都写的是这样一个内容。不过《三国演义》写得特别好，所暴露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情况，有现实意义，并不局限于三国故事，有典型的概括性。
《三国演义》倡导斗争到底，反对投降主义。赤壁之战、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伐魏，都加以煊赫描写和歌颂。反之，如张昭等的投降政策、孙权的降魏受九锡、刘禅孙皓失德亡国，使读者憎恨和惋惜。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尤为后代忠心耿耿为国家、为人民图生存的典范。
《三国演义》所歌颂的是义气，并不突出宣传忠。如上面所说，刘、孙、曹都是图王霸之业的，事实上汉末的政治已经很腐败，然后有农民起义，统治力量已经动摇。所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孙以讨曹忠汉的名义，那都是有名无实的。为了增加刘备的正面人物的描写，把奉衣带诏的情节特别加以宣扬。这是次要的。进步的方面，也是人民性的方面，是歌颂他的义。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后名为君臣，实同手足，完全平等的（正史上，刘备在，羽常侧侍）。“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梁山泊英雄们的誓言：“生不同生，死为同死。”朱武对史进说：“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其心则同。”《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第六十三回“张翼德义释严颜”，英雄爱惜英雄，临阵打仗，还讲义气。至于“关云长义释曹操”（第五十回），刘备为报关、张之仇，兴兵伐吴，虽都为了义气，但在政治上是失算的。《三国演义》这样写值得读者同情。吕思勉说，从史实上看，曹操从华容道遁走，守将未必是关羽。而刘备之伐吴，也未必单为报关、张之仇，其企图有先吞吴以广地盘之意。《三国志·魏书·曹操纪》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蜀书·关羽传》无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事。因此，曹操何以能遁走，诸葛亮何以不守华容道，特为关羽报恩仗义一节，此乃小说家的巧关目。
《三国演义》歌颂仁爱。刘备的仁爱与曹操、曹丕等的残暴相对比。第四十一回写“刘玄德携民渡江”，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充分表现了他的人本主义的思想。
《三国演义》揭示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规律。袁绍、袁术、吕布均失人。刘、孙、曹三方面都拥有足够的人才，所以能鼎足三分。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若渴，爱赵云甚于爱其子。君臣际遇，将相得人，是以能兴。
《三国演义》教育人民分清敌我。曹魏是敌国，蜀汉是我邦，东吴必须联合，以伐曹魏。诸葛亮隆中决策如此。不幸关羽轻视东吴，贪功冒进，造成大错。刘备报仇伐吴，以致大败。
《三国演义》并不歌颂愚忠愚孝的人，赞赏识时务者以为俊杰。第三十七回写徐庶至孝，闻曹操囚禁其母，将欲加害，母手书唤其北去。庶遂辞备奔操。岂知母书是伪造的。见到母亲，庶母骂曰：“辱子飘荡江湖数年，吾以为汝学业有进，何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读书，须知忠孝不能两全。岂不识曹操欺君罔上之贼？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况又汉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凭一纸伪书，更不详察，遂弃明投暗，自取恶名，真愚夫也！……汝玷辱祖宗，空生于天地间耳！”后来庶母自缢而死。庶遂终身不为曹操出一计谋。此节虽小小短文，却有极大教育意义。政治立场第一，为投明主，家庭孝道可以牺牲。这样才是聪明的人，有为的人，而且是全忠全孝的人，才对得起祖宗。徐母是这样解释忠孝的。
至于刘备方面，当徐庶要求北归时，众人认为不可放走。如果庶不去，操必杀其母，徐庶母死，那必定为了报仇，力攻曹操。玄德曰：“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此书以仁义教人。仁义是为了人民，是人民的道德，也是人民所要求于统治阶级的。
弃暗投明，《三国演义》中着重提出。文人武将不一其主，不以为非，看他所投靠者是谁。如第三十回，袁绍手下谋臣有田丰、沮授、许攸等，绍皆不用其谋。田、沮被囚，许攸投曹操。此谓弃暗投明，在许攸实不得已，读者不以为非（袁曹相比，曹明袁暗）。张松、法正原为刘璋部下，投刘备。黄权、王累则为刘璋尽忠。《三国演义》对黄权、王累亦为表扬。于法正不以为非，于张松略有微词。因此“忠”在《三国演义》中不是一个固定的道德标准。
《三国演义》是人才主义，歌颂智与勇。智勇双全，最为高贵。有勇无谋如吕布，智勇双全如关羽，机智的集中表现是诸葛亮的典型人格，周瑜有智谋而气量狭小。
《三国演义》尽量写曹操的奸诈。以曹操奸诈的极端表现，比照刘备的仁厚。但是，兵不厌诈，行军杀敌，尽量出奇谋制胜。诸葛亮、周瑜屡屡用诈计、伏兵、反间计等。这和曹操的奸诈又区别开来。
《三国演义》歌颂的英雄人物都赋予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刘、关、张和诸葛亮论出身地位是属于人民阶层的。袁绍、袁术、刘表等是贵族，曹操出身于官僚家庭。和这些人不同，刘、关、张和诸葛亮不是统治阶级，而是人民所热爱的人物。他们和《水浒传》中宋江、吴用、卢俊义、鲁智深等有类似之处。作者都赋予他们优秀的品质。《三国演义》写刘备在东吴结婚的一段，甘露寺相亲等，是传奇式的故事，极富人情味，是人民所创造，人民所喜欢听的故事。
《三国演义》的故事和人物不单是因为罗贯中的这部书而普及于中国人民大众的，主要靠连续不断的民间说书和三国戏。由于罗贯中的天才创作和丰富的民间文艺遗产相结合，产生这部文艺杰作。它的人民性，绝不在《水浒传》之下，以往论文学史者低估了这部书。
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重要的还不是把艺术给予那千千万万的国民当中为数只有几万、甚至几千的国民。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应当使自己最深的根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当中去。它应当为这些群众所理解并为他们所喜爱。它应当把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意愿结合起来，鼓舞他们。它应当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使他们得到发展。”古典小说中，在广大的劳动群众当中扎根的，《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数一数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