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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要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国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国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清朝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或国防重要性。英国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扬扬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贻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国人来做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早已声明它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