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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好的流程就好比拥有精心排兵布阵的棋盘，可以应对不利的局面。有了这个流程，当幸运降临时，你可以更好地利用它，而当厄运当道时，你可以抵御它。
——贾森·卡普
HumanCo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Having a good process basically sets up your chessboard to deal with more crap. It sets it up in a way that you can take advantage of luck when it comes your way, and that you can defend against the crap when it comes your way.
——Jason Karp
Founder and CEO, HumanCo
在制定了策略之后，投资者将转向实施策略的过程。贾森·克莱因认为，这个过程是在投资者世界观的指导下，把策略变成经济上可行的计划。
首席投资官负责制定投资策略，并定期与董事会一起进行审视。然后，首席投资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实施投资策略，包括寻找基金经理、督导研究、构建投资组合和监控投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
如果投资哲学和策略被很好地定义，资产配置者就能有效地缩小潜在投资标的的搜寻范围。根据NEPC咨询公司收集的数据显示，主动型基金经理管理着约3 850只美国股票基金、5 100只国际股票基金、4 800只固定收益基金、2 300只平衡策略基金和8 000只对冲基金，另外，大约还有3 200只私募股权基金、5 400只风险投资基金、1 200只房地产基金、400只基础设施基金。在资产配置者投资范围内的至少有34 250只基金。
审视这些投资标的的最大约束是时间。投资团队的首要任务是监控他们现有的基金组合。一个典型的机构会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中投资100只左右的基金，每年需要与这些基金经理会面2～4次不等。他们还要花费大量时间来衡量绩效和管理风险，仅维护现有的投资组合可能就要占到投资团队一半以上的时间。
投资团队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任务是与内外部沟通，需要召开日常内部研究会议和定期投资委员会会议，每一次会议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剩下的时间投资团队才能去发掘新的机会。这个过程包括阅读新闻、策略报告、基金经理的文章和公司感兴趣领域的相关报告。这项工作在与候选基金经理会面之前就要开始。
一个投资团队的成员每年可能只能接触200～400只新基金。换言之，一个典型的投资机构能够研究的标的不超过潜在投资范围的1%。所以，一个基金经理获得与资本配置者会面机会的概率，只有一个高中生被耶鲁大学或哈佛大学录取概率的1/6。
那么，首席投资官到底如何带领团队找出适合其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呢？这个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先依据一系列的规则缩小搜寻范围，然后从现有的基金经理那里获得一些推荐人选，并从各种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灵感，再和同行交流想法，最后，对潜在人选发出邀约。
若有必要，首席投资官会根据一系列规则筛掉不匹配其投资组合的基金。比如，拉夫·阿恩特掌管着规模达1 600亿澳元（约1 05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未来基金，他不会把时间花在那些无法容纳数亿美元资金量的基金上。相比之下，伊利诺伊大学基金会首席投资官埃伦·埃利森管理的基金规模在30亿美元左右，她就更加偏好于管理规模适度或偏小的基金经理。她尽量避开超大规模的基金，在流动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其他常见的筛选依据包括基金公司的股权结构、产品供应的多样性、机构的任期、过往记录的时间长短和名下管理的资产等。
这些经验法则可能会将一些优秀的基金经理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但首席投资官们最担心的并不是错过。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首席投资官安妮·马丁（Anne Martin）认为：“宁可错过，不能做错。”同样，布雷特·巴思也表示，对于错过好的投资并不特别遗憾，但却十分在意选择的基金经理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大多数首席投资官会从现有基金经理的推荐中发现新的投资人选。因为投资组合中的基金经理与首席投资官拥有相同的投资理念、匹配的投资策略，又因投资技能高超而入选，并对首席投资官的业绩做出过实质贡献。斯科特·马尔帕斯认为，他的基金经理应该是市场上他所知的最聪明的一群人。否则，他不会投资他们。
马尔帕斯经常让他认识的基金经理推荐所知道的最优秀的人才。特别是在考虑新的投资组合基金经理时，他还会向已有的基金经理征询意见。
首席投资官还会利用团队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和专业领域的关系网络，来筛选和确定新的基金经理。罗兹·休森尼安会确保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她认为，年轻人更容易有差异化的发现，因为他们的想法尚未被偏见影响。
也有一些首席投资官会与外部顾问合作，以拓宽他们搜寻投资机会的范围。首席投资官会借鉴外部顾问的想法，利用后者做尽职调查或把他们作为传声筒，以确认尽职调查中的选项。与外部顾问的绑定程度与首席投资官拥有资源的多少有关，拥有更多资源的首席投资官往往较少依赖外部顾问。
机构投资者喜欢扎堆。尽管每个投资团队都以拥有独立的想法为荣，但大多数团队还是会找到一些值得信赖的同行，与他们分享想法，扩大亲密关系网。
对于许多基金经理来说，一个严酷的现实是，通过直接打电话的方式很难与资本配置者建立联系。除非这位基金经理已经从现有投资组合中的某位基金经理、资本配置团队的人际网络或他们的同行那里获得了某种推荐，否则要引起资本配置团队的注意是非常困难的。
当资本配置者面对一群热情恳切的基金经理进行发言时，总会不可避免地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希望寻找到什么样的基金经理？
将复杂的任务提炼成简单的框架不足以描述资本配置者的实际工作，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有条不紊地填充投资组合。但如果你在这个行业待得足够久，你总会听到一些关于选择基金经理有趣的经验口诀：
· 3A：接洽（Approach）、优势（Advantage）和一致性（Alignment）。
· 3P：人员（People）、流程（Process）和绩效（Performance）。
· 5T：才能（Talent）、趋势（Trendy）、跟踪误差（Tracking Error）、尾部风险（Tails）和费率（Tolls）。
每一个口诀都有可取之处，它们分别强调了人的重要性、竞争优势和结果。我是在一次行业会议上加入这场讨论的，从而提出了我自己的字母缩写口诀。“位置、位置、还是位置”是一句地产业人尽皆知的话，用来形容房地产投资的3个最重要的指标。我把它用到了资本配置领域，即挑选基金经理3个最重要的方面是3C：性格（Character）、性格，还是性格。
首席投资官们必然不会受限于这些口诀，他们更加注重性格、利益一致性、竞争优势和合同条款。
每一位首席投资官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都会强调的一个方面就是性格。播客的嘉宾们也用他们喜欢的格言来解释这么做的原因。
品格高尚的人永远不会丢失它，而没有高尚品格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它。
——查尔斯·埃利斯
过去的表现不一定代表未来的结果，除非在品性方面。
——乔恩·哈里斯
对性格的评价是非常主观的。判断力、谦逊、可信度和品德是最常被提及的内在特征，其他受欢迎的因素包括竞争力、出身、好奇心、驱动力、自我意识和气质等。
首席投资官将性格评估从单个领导者扩展到整个组织文化。兰德尔·斯塔特曼将企业文化定义为企业内部一整套的行为规范。资本配置者需要花时间去了解整个团队，观察其是否具有凝聚力且有一致性的文化。
“利益一致”这句话总是挂在首席投资官的嘴边。薪酬安排、适宜的管理规模以及透明度都有助于基金经理以投资者的利益为先。
埃利斯对资产管理这项业务和投资者这个职业做了区分。资产管理这项业务是靠收取管理费盈利的，而投资是为了获取超额回报。资本配置者更喜欢与专注于投资这个职业的人合作，并时时警惕着投资和资产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基金经理需要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来更有效地开展投资，但当经济上的激励使基金经理偏离投资这个职业太远时，其投资结果大概率会受到影响。
为某种投资策略确定一个适当的管理规模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支持的投资策略可能需要较大的管理规模才能彰显其威力，而受益于灵活性的基金经理可能认为资产规模的增长会减少他们能够把握的投资机会。
透明度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资本配置者希望尽可能地掌握关于他们所投资的机构、所追求的策略以及所持有的风险敞口等所有信息，所以，沟通渠道越开放、越坦诚，资本配置者就越觉得舒服。
成功的投资者需要找到自己的优势。迈克尔·莫布森使用缩写“BAIT”来描述基金经理可能拥有的竞争优势，以及资本配置者致力于寻找的竞争优势种类。
· B：行为控制（Behavioral），对行为偏差的管理能力，包括过度自信、确认偏差、锚定效应、亏损厌恶和近期偏差。
· A：分析能力（Analytical），对于同样的信息拥有超越一般投资者的理解能力，拥有超群的智力和组合构建能力。
· I：信息处理（Informational），拥有比一般投资者更强的信息加工能力，如短时间内的计算能力。
· T：技术因素（Technical），能迅速确定其他人采取某种行动的非基本面原因，比如来自委托代理的问题或流动性需求，及趁乱抄底等行为。
合同条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资本配置者偏好把管理费与基金经理的激励挂钩、投资期限与策略相一致，以及基于长期视角的投资者。
管理费费率一般都会被仔细审查，因为董事会无法预知净回报率，但他们可以事先看到管理费费率。持有人最终也只能“吃”到费后的净回报。从历史上看，高管理费费率并不受行业待见。Aperture Investors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克劳斯（Peter Kraus）指出，基金经理设置收费结构和潜在动机都是为了增加资产，而资本配置者只能从这些基金经理中进行选择，双方利益并不完全一致。高管理费费率会使资本配置者的绩效受到损害。
拉里·科查德试图找出在不牺牲管理质量的情况下降低管理费费率的方法。但也有许多首席投资官表示，他们乐于为出色的业绩买单。
如果能拿到卓越的净回报，那么我愿意承受任何水平的费率。
——史蒂夫·拉特纳
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祈祷，希望今年我要交的管理费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乔恩·哈里斯
不要幻想你能获得非凡的业绩，同时支付很低的费用。当你找到真正优秀的人时，就必须出高价。
——安德烈·佩罗尔德
除了管理费费率之外，资本配置者还需要研究法律文件中的一系列条款，以明确基金经理是如何看待和对待投资者的。达拉斯儿童健康中心（Dallas Children's Health）投资主管克里斯蒂·汉密尔顿（Christie Hamilton）发现，这些法律文件阅读起来非常费时费力，因为“你应该质疑的常常是第30页的第10段”。哈里斯想搞明白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是“有限”合伙人还是有限的“合伙人”。他为投资者标示出了需要重点审查的一系列条款，而在这个市场中，基金经理在谈判时明显是更有利的一方。
研究新投资机会的过程，包括一系列面对面的会谈、幕后的研究以及最终给出投资建议。资本配置者需要评估基金经理身上的特质是否具有吸引力、一致性和可重复性，还要评估其投资流程。资本配置者在真正委托资金之前，一般都已经认识某位基金经理数年，除非这位基金经理之前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比尔·斯皮茨将挑选基金经理的过程比作约会：“你最好不要在第一次约会时就做决定。”
最初几次面谈的重点是要了解基金经理的背景和过往经历。资本配置者通常会找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面谈，以观察其一致性。在造访基金经理办公室的时候，NEPC咨询公司首席投资官蒂姆·麦卡斯克（Tim McCusker）会重点观察团队成员间如何相互协作。他会观察办公室的氛围、内部的等级以及交流的质量。
马丁喜欢将基金经理带出办公室，以进一步了解他们。她想知道她和这位基金经理的关系能否经受住“战壕”里的“恐怖”考验。她认为如果她不想和某位基金经理共进晚餐，那就不应该投资他。
随后的面谈可以深入讨论投资流程、投资组合构建和底层投资品种。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首席投资官斯科特·威尔逊（Scott Wilson）及其团队会重新承保基金经理的某些投资品种，进行独立的安全性分析，以确认其投资想法对他们的吸引力。
在一系列的面谈之后，资本配置者会对面谈记录进行独立审阅。他们会阅读基金经理所提供的材料，并通过查阅公开信息进行验证，还会与其竞争对手交流，并进行详尽的背景调查。资本配置者一般会列一张尽职调查的清单，以确保所有的工作都落实到位。
还有一点，资本配置者一定会研究基金经理过往的业绩，有些人会把它作为预测未来业绩的一个指标。绝大多数精明的资本配置者都会试图从过往的业绩记录中挖掘基金经理在顺境和逆境时的行为方式，过往的业绩固然无法预示未来，但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是很难改变的。
首席投资官会汇总所有团队成员的研究结果，并对机会和风险进行衡量。马丁不喜欢凑热闹，而是喜欢挖掘尚不为人所关注的投资机会。如果发现了某位心仪的基金经理，而他还没有被其他优秀的投资者所关注，马丁就会思考她到底看到了哪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她也许是对的，但这也需要反复地验证和确认。
拉特纳坦陈，即便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要做出投资某位基金经理的决策依然是一门艺术。他会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去感受他到底有没有成为伟大的基金经理的动力和决心。
资本配置者会在书面投资建议中将他们的研究进行总结，然后将总结好的备忘录提交给决策机构。这些备忘录涵盖了基金经理的方方面面，包括背景、团队、投资机会、投资想法、研究、决策制定、投资组合构建、风险管理、绩效和运营风格。
就如同交易员写交易日志以实时记录思维过程一样，有思想的资本配置者也会写简明的投资报告以阐明投资主题和所预见的风险。一篇有效的报告应该建立在坚实的论据基础上，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这样资本配置者就可以定期做回顾和审视，而不会受近期业绩表现的影响。我曾经告诉我的团队，写一篇关于基金经理智商的报告对投资没有帮助，除非我们能做到定期测试他们的智商，并在智商下降时加以弥补。好的投资报告可能也会进化成一种投资优势，就如同私募股权公司通过卓越的运营能力帮助被收购企业提高利润率。
首席投资官会综合考虑资产配置的目标、对基金经理的信心、流动性状况和风险来确定单个头寸的规模。而在考虑投资组合中头寸的占比时，他们会通过项目查看基金经理所持有的底层资产。
构建投资组合有一个棘手的地方，是必须将静态的名义回报承诺与估值随市场波动的资产组合到一起。资本配置者试图对投资者申购和赎回的时间进行建模，以预估适当的仓位。但金融危机等因素使许多金融机构对投资者做出的承诺变得过高了。例如，2008年金融市场的崩溃使他们的资产规模严重缩水。
投资机构是动态变化的。资本配置者会定期回顾其投资报告和预期风险，并重新评估组合中的基金经理，此过程聚焦在组合中投资产品的预期业绩和实际业绩的相对变化上。
投资公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斯皮茨认为，基金经理的更替与公司的战略、风格、人员或激励的重大变化有关。
初创公司逐渐会有成长的烦恼。斯塔特曼认为，投资方面的专业知识无法用于运营公司。基金经理可能真的不知道如何创建一个组织、确立团队文化或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也不知道如何让组织对其投资过程有积极的贡献。
当企业成功地渡过早期阶段并开始产生丰厚回报时，资本配置者会密切关注基金经理的反应。好的企业经营业绩给基金经理提供了很好的成长机会，这种情况下有些基金经理依然遵守纪律、洁身自好，而有些则迷失在金钱中。
扩大管理规模后基金经理会获得激励，但这也为投资者带来一系列问题。卢森堡资本公司（Lux Capital）联合创始人乔希·沃尔夫（Josh Wolfe）指出，当资源丰富的时候，人们就会比较放松而且喜欢冒险。但没有节制的资产规模增长可能会损害现有策略的完整性，而内在的利益冲动则会使基金经理增加产品的供给。适度的资产规模增长和新产品供给有助于增加现有基金的价值和公司的整体实力，但太多就只会分散基金经理的注意力，增加公司运营的复杂性。
投资界有一句格言叫作“规模是业绩的敌人”，商业界则有一句口号叫作“要么成长，要么消亡”，基金经理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求取平衡，而资本配置者也深谙这一点。安德鲁·戈尔登深知基金经理深度耕耘的好处，但也认识到世界在变化，所以基金经理也必须进步。他关心的问题是，基金经理是否在以一种能够激发自信的方式进步。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好的年景是一个观察人性的机会，有些基金经理会变得傲慢，而有些则永远谦逊，资本配置者当然更喜欢后者。当资本配置者感觉到基金经理变得过度自信和贪婪时，危险的信号就会出现。高观投资（Overlook Investments）创始人兼执行总裁理查德·劳伦斯（Richard Lawrence）认为，相较于规模，贪婪是更危险的敌人。克劳斯发现，自负的基金经理在获得成功后往往会丧失自我意识，他们过于相信自己，导致看不清真相。基普·麦克丹尼尔发现，当人们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后，就想要掌控生活的所有方面。
业绩表现不佳对基金经理来说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可能会导致资金赎回，从而带来业务上的压力。机构越小，就越承受不起赎回压力。即便是那些将短期业绩压力视为未来机遇的资本配置者，也会对其他投资者危及公司诚信的行为很敏感。如果基金经理能够正确地应对低潮期，那么这也可能会成为变革的催化剂。基金经理可能会从一个不再奏效的周期性策略上转移，从而带来业绩的起色。亚当·布利茨发现，如果基金的持有人基础比较薄弱，在业绩不佳时会变得非常紧张，因此可能会将暂时性亏损变成永久性损失。此时的赎回将迫使基金经理在最糟糕的时点卖出。
低潮期也会暴露合伙人之间的潜在冲突。许多投资机构其实是不稳定的，要依靠少数几个关键人物来维系组织运转。当摩擦导致有人离开之后，资本配置者需要仔细审视留存的组织和人员。通过与即将离职的员工面谈，资本配置者可以有机会了解组织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有些公司禁止前雇员谈论任何关于公司的话题，而也有些公司对此采取支持的态度。当然，这些交谈是需要结合具体背景的。离职的团队成员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想法，而公司也需要保护自己的声誉和生意，尽管资本配置者可能不得不对他们听到的内容打一些折扣，但与前雇员进行交谈还是有助于从内部视角观察他们所委托的机构。
能够保持冷静的基金经理可以更好地应对业务中不可避免的挑战，韧性和决心是能获得长期成功的基本特征。如果企业经历了一场风暴，而基金经理的表现依然很稳定，那么资本配置者也会有勇气坚持到底。
聪明的首席投资官会利用业绩的高潮期和低潮期来校准期望值。强劲的业绩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变化，而较弱的业绩则会检验组织的稳定性和基金经理的性格。
人类的行为特点导致基金经理和资本配置者对业绩天然的追逐。尽管投资备忘录中会事先阐明某一策略所隐含的风险，但首席投资官在真实面对这些风险时依然可能会步履维艰。某些风险不可避免地会在业绩低潮期发生，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某位基金经理不适合继续管理该投资组合？抑或是在通往投资成功的坎坷道路上，风险只是收益的自然组成部分？
莫布森分享了一种常见的情况：
如果你把钱交给了某家投资机构，但回报率一直不好，也许是投资技能不行，也许是基金经理丧失了理智。于是你决定重新评估你的投资行为。评估的过程也许会涉及以下这些问题：“我们能否经常对投资流程进行评估？”“投研骨干们还在继续努力吗？”“这家机构能否较好地管理和减轻行为偏差的影响？”“他们是否恰当地处理好了委托代理问题？”
首席投资官业绩的核心引擎，是在严苛的投资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基金经理的组合。如果你愿意等待，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烤蛋糕。这种蛋糕的烘焙需要很多年，其配料的混合过程也很缓慢。
首席投资官以与基金经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荣。长期关系的好处包括，对目标和价值观的相互认可、为追求长期投资提供稳定的资金，以及对收益与风险预期有相似的理解。
投资组合中的基金经理名单虽然不会频繁变动，但间或也会有些更替。这给首席投资官提供了寻找其他投资机会的空间，或者称为寻找蛋糕上的糖霜（锦上添花）。这些行为包括再平衡、叠加、共同投资、低成本的替代品、内部管理和关系管理。
当市场波动使组合的资产配置偏离了目标时，投资者可以通过反复、严格地调整资产组合与配置目标之间的再平衡来增加收益。 [1] 摩根大通市场与投资策略主席迈克尔·塞姆巴莱斯特（Michael Cembalest）发现，机构客户的投资委员会对再平衡有着类似宗教般的狂热，当资产价格上涨时，他们会通过再平衡使组合回到正常状态，而当市场下跌时，他们会增加风险承担。
再平衡通常发生在美国股票、国际股票、固定收益和现金这几类资产之间。而在具体资产类别内部，根据市值、地理区域和其他风险因素等，资本配置者可以进行更小精度的再平衡。
低成本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激增为首席投资官提供了现成的工具，可以在不需要改变基金经理配置的情况下对投资组合进行再平衡。劳伦斯指出，再平衡是一种完美的手段，因为它完全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主动型基金经理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筛选出来的。资本配置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汇总每个基金经理的风险敞口，以评估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当市场波动推动投资组合偏离配置目标时，除了再平衡策略外，首席投资官还可以使用叠加策略来改变投资组合的构成。马特·惠内雷采用了战略偏离组合来应对风险预算中长期的均值回归。
在感知到市场极端风险的情况下，通常可以采用叠加策略来降低风险。完美地把握峰值时间是不可能的，但一些资本配置者依然会在感觉到市场充满风险时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往往从增加现金仓位开始，其唯一的成本是机会成本。然后，资本配置者会调整基金经理的整体规模和结构，倾向于低风险暴露的基金经理或者增加擅长处理尾部风险的基金经理。此外，首席投资官还会采用直接对冲下行风险的手段，比如通过看跌期权、期货、股票或固定收益指数的掉期等。
首席投资官通过与投资组合中的基金经理共同投资的方式，朝直接投资迈出了一小步。接受共同投资的理由因人而异。休森尼安利用共同投资以较低的成本增加对私募股权的风险敞口。吉姆·威廉姆斯认为，共同投资是他们在不同资产类别中表现最好的投资之一。威尔逊则利用共同投资来筛选比较集中的投资组合中的品种。
首席投资官会根据不同的项目意图来设置共同投资的流程，包括寻找、筛选和审视投资机会。休森尼安从选择基金经理的角度来审视私募股权的共同投资，事先确定每一位基金经理在市值、行业和地域上的不同优势，并在出现相应机会时进行共同投资。吉姆·威廉姆斯想知道的是，机构的合伙人和基金经理有没有将自己个人的资金投入到共同投资之中。威尔逊则会为每个单独的共同投资机会提供背书。
不过，共同投资并不适合所有人。沃夫拉公司（Wafra）高级董事丹尼尔·亚当森（Daniel Adamson）发现，资金方普遍眼高手低，在对即时性要求很高的交易中，大多数人都无法迅速做出决策。
资本配置者对于主动型基金经理的高管理费费率比较了解。当拥有议价的资本时，资本配置者会和基金经理就管理费费率条款进行谈判。
也有许多资本配置者会在市场中寻找机会，以折扣价获得与基金经理相似的回报。在耶鲁捐赠基金的时候，我负责跟踪美国的封闭式基金市场和英国的投资信托市场，寻找那些擅长投资ETF的基金经理。有一些家族办公室和机构通过创建投资项目来复制机构投资者持仓情况报告表——13F文件中所披露的股票组合。这类投资项目的产生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资本配置者和基金经理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服务才是恰当且能提供附加值的？
资本配置者并不一定要把所有仓位都委托给外部基金经理。一些机构将内部资源聚焦于市场最有效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他们可以购买低成本指数基金或在内部采用被动策略的组合。内部管理使得资本配置者能够对投资过程和市场波动进行更多的控制。阿什·威廉姆斯就采取了这种折中的方法，他自己的团队成员负责管理被动和定量的股票策略，而其他人则继续寻找优秀的外部基金经理。
开始一项新的投资是有趣而令人兴奋的。首席投资官有权让基金经理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步入长期“婚约”了，“蜜月期”即将开始。
然而，退出一段关系就远没有那么令人愉悦了，几乎所有的“婚姻”关系最终都会结束。最好的情况可能是资本配置者一直陪伴到某位基金经理退休。不过这也会给资本配置者留下一点点焦虑，因为资本配置者在结束这一段成功的合作关系之后，又需要寻找下一个接替者。
但更多时候，首席投资官会改变主意。他们可能对未来持消极的看法，或者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在私募市场，当某位基金经理开始为后续基金筹集资金时，首席投资官可能就会跟他翻脸，而在公募市场，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首席投资官都会仔细考虑他们在进入或退出某段合作关系时所传达的信息。在一开始就设定一个合适的基调，离开时再设法引起别人的共情，这会让市场对首席投资官及其所在机构有更好的印象。虽然无法与其他锦上添花的举措相提并论，但这会对他们获取未来的投资机会有所助益。
条理清晰的投资流程包括搜寻外部基金经理、尽职调查、构建组合、监控和提供附加值，这使得首席投资官能够顺利地实施其投资策略。这个流程中的许多技巧都是定性的。第一部分工具箱中的每个工具也都是如此。
但在一个快速拥抱科技的世界里，首席投资官们也需要考虑量化工具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投资业绩，这正是第9章的主题。
[1] . “Dynamic Strategies for Asset Allocation,”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Vol. 44, No. 1 (Jan–Feb, 1988), pp. 1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