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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一个好的投资者，你不需要有特定的投资风格，但你需要非常清楚你到底在做什么。
——本·英克尔
GMO公司资产配置主管
To be a good investor, you don't need to have a particular style to your investing, but you do need to have a strong view of what you are doing.
——Ben Inker
Head of Asset Allocation, GMO
由首席投资官领衔的资产配置机构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商业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在耶鲁基金会担任分析师时，我可能是全美国唯一一个担任资产配置角色的人。播客上的首席投资官们具有非常广泛的职业背景。第一代首席投资官基本是自学成才，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大卫·史文森的《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被奉为这一领域的圣经，但纸上谈兵与实战截然不同。
首席投资官通过阐述一整套关于投资运作的理念，来构建他们的投资活动，接下来要做的一切都将基于这些理念。
投资策略的核心要紧密贴合资本的目标和预期，它会影响投资的时间期限、持有人的偏好、投资政策的制定和投资过程。
捐赠基金的任务是管理代际权益、平衡当前支出，同时为后代保持资产的购买力。安德鲁·戈尔登将这种视角称为“超越长期”（Beyond the Long Term，BLT）。他不仅要努力在未来10年内取得尽可能好的投资业绩，还要确保在接下来的10年里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拥有具备竞争优势的项目。他们拥有极长的久期和每年的开支需求，这决定了捐赠基金公平的基调和多样化的投资取向。
基金会和医院会在其章程中阐述具体的使命。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按照原始捐赠者的意愿回报社会。医院资产管理的使命是为了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它们中的许多都是为长期存续而设计的。其他的基金会，比如查克·菲尼（Chuck Feeney）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是为了帮助创始人在有生之年捐出所有的钱。
澳大利亚退休基金为年轻人的退休需求服务。Hostplus养老基金首席投资官萨姆·西西利亚负责管理一个资金池，在产生第一笔支出之前，这个资金池将有数十年的资金流入。所以，他的投资理念专注于资产的增值，而无须考虑短期流动性需求。
企业和公共养老基金是为了满足退休人员的需求。此类基金具备有限期限的固定负债流特征，这使得其负债与固定收益类资产相匹配。
每个人都可以自主支配自己所积累的资金，但如果用于投资的话，里霍尔茨财富管理公司（Ritholtz Wealth Management）首席执行官乔希·布朗（Josh Brown）认为：少即是多。那些在第一次会谈中就吹嘘自己投资组合的人，会被他排除在潜在投资目标之外。他认为这样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机构资金池的久期比任何一位首席投资官的任职时间都要长，所以职业风险是投资决策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但首席投资官普遍认为，耐心对成功来说至关重要。
对马里奥·塞里恩来说，耐心意味着在困难时期还能坚持。在他看来，长期投资同时也意味着表现不好的时间会比别人长。体育记者本·赖特（Ben Reiter）在回顾2017年休斯顿太空人队参加世界系列冠军赛的经历时，也分享了类似的心得。让太空人队夺得冠军的就是耐心。他们已经在大联盟忍受了多年的挣扎和折磨，这给了他们将计划贯彻到底的信念。
从理论上讲，投资者倾向于把过长的投资期限缩短来看。尽管戈尔登赞成用长期的视角，但他认为现实的时间约束也很重要，也就是首席投资官能够多长时间、多大程度地忍受不利局面，而不随意改变他们的策略。多元化信托公司（Diversified Trust）创始人比尔·斯皮茨认为，这个时间期限可能是3年。他发现委托人在经历一年的糟糕业绩后就会变得焦虑不安，两年后则变得非常焦虑并开始扣动扳机，然后再花一年时间真正完成赎回。西西利亚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时暂停了配置资金的工作，因为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向民众提供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特殊提款权，从而使整个养老金行业遭受了打击。
首席投资官在各自的投资机构中逐步发展和完善了投资理念。史文森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将其投资理念植根于学术研究之中。耶鲁基金会长期以来擅长权益、价值导向，偏好小盘股和集中投资的基金经理。他的学徒们在为耶鲁基金会服务的同时，也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相同的理念。
安娜·马歇尔在美国以外的地方长大，她的职业生涯始于对高收益债和新兴市场债券的研究，所以她对国际市场有着浓厚的偏好，并非常强调下行风险保护。
资金管理者越来越强调将价值观和使命整合起来。纵观历史，首席投资官的任务是在给定风险水平下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然而最近，他们在投资决策中会纳入对于公司广泛使命的考量。
通过将ESG（即环境、社会影响和公司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分析，实现可持续投资是资产管理业的一个显著变化。首席投资官可能会排斥对环境有害的资产，将ESG作为投资决策的考虑因素之一，并投资于顺应ESG趋势的资产，或直接投资于能对ESG产生正面影响的企业。在管理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时，前首席投资官水野弘道意识到，其1.5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非常庞大，以至于必须构建全球投资组合。他没有将团队的精力浪费在跑赢基准上，而是专注于提高回报率本身。水野认为，投资于可持续的资产、公司和市场，将增加GPIF本身的持续性。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GPIF及其相关机构在工作中重视ESG。
历史上，机构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来评估不同类别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以创建政策组合。通过定量分析和大势研判，首席投资官可以确定最可能实现其投资目标的战略性资产配置。这些目标是投资回报的重要驱动力，并为投资策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威利特顾问公司（Willett Advisors）总裁史蒂夫·拉特纳（Steve Rattner）坦承，在正常情况下，无论你在挑选基金经理方面有多出色，也不管基金经理本身有多优秀，大部分的回报都来自系统性收益（Beta收益），而超额收益（Alpha收益）一直是投资回报的较小部分。
直到最近，首席投资官们才找到了构建政策组合的感觉。在做业绩回顾时，可以看到资产配置是业绩回报的主要驱动力，但极少有首席投资官能很好地预测不同资产类别的回报。除了用作向董事会汇报之外，以资产类别作为投资组合的锚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资产类别的划分会派生出严苛的投资限制。罗兹·休森尼安认为“资产盒子法”可谓是灾难，它迫使基金经理为了把资产装进相应的盒子而改变选择的标准。
相较于近期的市场变化，传统的资产配置方法对历史数据更为敏感，马特·惠内雷发现各个资产类别都有生命周期。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买入某一类资产，超额回报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各个资产类别回报率的动态变化是影响组合回报率的重要因素。按照这个思路，GMO公司资产配置主管本·英克尔坦承，在回答“以什么价格买入”这个问题之前，投资者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估。
首席投资官们对传统资产类别的分类方法进行了创新。对一系列固定的资产类别分类进行适当地变通可以为投资过程带来灵活性。澳大利亚未来基金（Australia Future Fund）首席执行官拉夫·阿恩特（Raff Arndt）发现，灵活性并不是传统投资组合理论所考虑的因素。吉姆·威廉姆斯认为，归根结底，只有两种真正的资产类别：股权和债权，其他的都是这两种资产的排列组合。斯科特·马尔帕斯将圣母大学基金资金池中的资产类别从6个减少到3个，只剩下公开上市型、私募型和机会型，主要以流动性进行区分。这种更广泛的资产分类方法能让投资团队更好地匹配相应领域的优秀基金经理，并跨越传统的资产类别进行不同资产之间的风险收益特征比较。
麻省理工学院的塞思·亚历山大（Seth Alexander）采用了一种以基金经理为中心的配置框架来代替资产类别。他们致力于寻找独立于已有资产类别或策略的优秀基金经理，并根据对该基金经理的信心、对其所持有头寸的评估、彼此关系的融洽程度、组合的流动性以及该基金经理的策略相对于学院已有投资组合的偏离程度来确定仓位。
惠内雷是从风险因素的角度部署新西兰养老基金的。他首先建立了一个参考投资组合，这个组合由易于复制、低成本的被动投资品种构成。这个参考投资组合没有采用传统的资产类别分类，而是更强调底层的经济因素，比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流动性。它使新西兰养老基金的治理委员会可以估计预期收益，并衡量主动偏离基准所带来的绩效。
惠内雷的战略投资组合由一系列风险预算组成，以确保组合的多样性和持续承担主动风险。风险篮子与普通因子截然不同，它们定义了组合回报的驱动因素，而不是标的资产的特征。风险篮子包括资产选择、结构、套利和融资、另类资产和实物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引入灵活性因素可能会使训练有素的决策者产生动摇。“择机”几乎是灵活性的同义词，但这在机构投资中是一个“邪恶”的词。在传统机构投资的环境下，卡拉汉公司（CallagHan）执行总裁乔恩·赫特尔试图通过低频的介入来平衡纪律和灵活性，以期能够避免十年一遇的泡沫。
机构投资者更愿意专注于寻找外部基金经理。资产配置者相信，比起亲自下场，通过与各个资产类别、地区和策略领域中资源丰富的投资专家精诚合作，即便费用较高，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负责挑选基金经理的团队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吉姆·威廉姆斯认为，某一资产类别的专家有能力在该领域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宽广的人际网络，特别是在另类投资领域；相反，BBR合伙人公司（BBR Partners）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布雷特·巴思（Brett Barth）和金·卢更希望团队成员是通才，有能力对不同领域的投资机会进行风险和收益的比较；哈肯萨克子午线健康公司（Hackensack Meridian Health）首席投资官唐娜·斯奈德（Donna Snider）采用了混合的模式，她团队中的资深成员是通才，而资历较浅的成员是专才。这种模式让资历浅的成员可以专注于某一领域，学习到更多知识并更快地为团队做出贡献。
一些大型资本正逐步将资产转向内部管理。由内部团队直接管理的公募或者私募资产具有易于控制、流动性较好和成本较低的好处，但潜在的缺点是备选人才的数量较少。建筑工会养老金基金（The Construction & Building Unions Superannuation Fund，简称Cbus）首席投资官克里斯蒂安·福克（Kristian Fok）负责管理一只规模非常大的基金，大到他已经无法再继续外包。他亟须做一些改变，要么增加管理人员，要么重设投资回报目标，然后转向内部管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唐·菲茨帕特里克通过内部管理自己擅长的部分，把不擅长的部分外包给相应领域中的优秀管理者，从而解决了这一矛盾。
阿什·威廉姆斯认为，他可以找到愿意在佛罗里达海滩周边低成本生活，而不在纽约的熙熙攘攘中赚取高额薪水的优秀基金经理。拉特纳将内部投资称为捐赠基金投资模式中的一味特殊调料。他认为，提供有足够竞争力的薪酬，就能招到足够的内部投资人员，同时，薪酬支出总体低于外部基金经理20%。
资产组合的内部管理可能比想象中要难一些。拉里·科查德在UVIMCO任职期间曾经尝试过公开股票的内部投资组合。他的团队成员根据以往从外部基金经理那里学到的知识直接买入了头寸，但却不知如何管理，更不知如何卖出。
加拿大养老金基金在将资产转向内部管理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他们相信自己拥有成功所必需的管理能力、薪酬和人才。塞里恩见证了CDPQ过去20年向内部管理的转变，如今该基金约90%的资产由内部管理。然而，即使内部管理的比例不断增加，CDPQ依然认为外部基金经理拥有巨大的价值，视他们为“通向世界的窗口”。
首席投资官明确阐述了其投资战略，作为他们应对各种挑战的指路明灯。他们往往先从投资哲学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策略，为达到投资目标打下基础。然后，他们就要入场，开始执行既定的策略，这正是第8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