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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超市的无人购物通道，通过少刷的方式偷了一棵圆白菜、两个南瓜、一根火腿肠和一根风味肠，大概32元钱。
但是因为是分四次偷的，所以说是多次盗窃，就构成犯罪了。所以被抓了，所幸最后检察机关做了相对不起诉处理。
每每看到这种案件，我心里就发酸：一棵圆白菜、两个南瓜、一根火腿肠和一根风味肠，他是不是平时就吃这些东西？吃不起什么贵的东西，也就不偷什么贵的东西？
他是做什么的？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他是不是碰到什么难处了？他到底为什么会偷这些东西？
我们会不会问这些问题？
当然，偷东西总是不对的。但是32块钱，是不是就算犯罪了？
我们只敢做相对不起诉，不敢轻易动用法定不起诉。
因为没有标准，没有哪部司法解释说，盗窃三次但是数额低于50块钱的就可以不按犯罪处理。
但是法律不是还有一个“情节显著轻微”的但书规定吗？
我们为什么不敢用，为什么不敢说盗窃32块钱可以做法定不诉？
因为我们不敢把好事做绝。
我们明知道盗窃32块钱没有必要起诉，但还是会选择留有余地的处理。
我们害怕法定不起诉激怒公安机关，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错案，会承担责任。而他们的直接反应是申请复议复核，这样会增加案件比。而且复议复核就存在被改变的风险，被复议复核多了，也会被当作负面指标来评价。
既然如此，何必做得那么绝呢，做相对不起诉就好了，这样大家都好接受一些。
但是法律的应然状态是怎么样的？这个案件到底应该怎样处理才合适？我们能否超脱世俗的关系和考核压力，而只问法律和良知？
工作时间长了，很多人会成为现实主义者。
好像更加成熟、圆融了，但是非呢？别人的人生呢？
相对不起诉，也就是承认有罪，和法定不起诉是一个意思吗？对当事人是一个意思吗？
我们还在乎吗？
我们明知什么是对的，但不敢做到底，想必内心还是有过挣扎的。
但是盗窃100块钱就有起诉的了。当然，法院也给判，判了几个月的拘役。虽然刑期不长，但这就有前科了。
这样的案件真的需要刑罚处罚吗？刑罚真的是用来惩罚这样的人的吗？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这个被告人，还有他的未成年子女，上学就业可就不好办了。他们以后可怎么办？
我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可曾想过刑罚的负面效应，某种“株连”效应？
当然了，这只是良知问题。
这种机械执法案件在质量上反而是安全的：没有延期退补，效率上说不出来什么；证据、事实没有瑕疵，诉得出，判得了，甚至都没有上诉和申诉，更不会有复议复核。
没有人会复查这样的案件。
轻轻松松处理，踏踏实实过日子，没人找麻烦。
如果是不起诉，那可就不得了了！可能成为被永远怀疑和猜忌的对象。
每一轮复查都逃不掉了。
所以，即使32块钱的盗窃做了相对不起诉，也是鼓起了一些勇气的，也是值得鼓励的。我甚至相信换一个承办人，可能就起诉了。
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法律规定得有问题。盗窃罪降低入罪标准是为了解决废除劳动教养之后的轻罪处理问题，是不得已才扩大了犯罪圈，特殊情况下，犯罪数额减半。
这号称是“积极的刑法观”。不要以为提到积极就一定是好的。
积极的刑法观就是积极地用刑罚参与社会治理，对更多的人动用刑罚，把更多的人判刑，让更多的人带上前科，让更多的家庭蒙上犯罪的阴影。
对于这种积极，我们最好还是抱有高度的警惕。
这是对刑法谦抑功能的某种背叛，是以“刑法要跟上形势”的借口，来扩大刑法在整个社会治理方面的势力范围，扩大刑法手段在社会总的治理手段中的占比。让刑法更多地发挥作用，就是让其他手段少发挥作用。这背离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是通过民事自治、经济调节、社会政策等方式就能够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暴力的使用。
刑法就是一种强制力，是一种必要的恶，对这种恶，不应该鼓励，而应该限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的刑法观并不值得鼓励。
因此，对于多次盗窃的犯罪构成要件，笔者建议增加必要的犯罪数额限制。比如设定在500块钱以上，因为特定盗窃情形数额减半的情况下构罪标准也是1000块钱，现在多次盗窃，再减一半也够可以了吧，这个范围已经不小了。
要想解决超市盗窃的问题，还需要社会政策：一方面是必要的福利和就业政策；另一方面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信息化零售模式的管理。
无人监管容易放大人性之恶；初次漏刷之后又会鼓励人性之恶；漏刷之后出口闸机不报警，又是在放纵人性之恶。
为什么初次盗窃，明明已经监控发现，却不提醒？
为什么没有在无人购物通道设置醒目的提示标志，提醒消费者漏刷可能构成犯罪？
为什么不能让无人购物通道的物品，走一下专门的传送带，从而通过机器扫码的方式避免漏刷？这也是一种监督方式。
零售企业在设置无人购物模式的时候，是否为违法犯罪的预防设置了必要的机制，投入了必要的设施？还是他们不愿意投入任何成本，而是放任或者变相诱导消费者犯罪，从而通过超额的买赔金额盈利？更别说有些安保管理人员还能从中大发敲诈勒索的横财了。
新的商业模式需要新的管理模式，在保证效率的同时也应该不纵恶不做恶。
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司法机关缺少以善治调和恶法的能力。
所谓“恶法”，并非坏的法律。很多法律只是没有那么灵活，与社会发展没有那么适应。如果机械地适用这样的法律，就会背离法律的初衷，也背离了常情常理常识的伦理基础，无法让公众感受到法律的温度，让法律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冰冷感。
司法机关的善治就是在调节法律的机械程度，也就是在调节它的温度。
就比如32块钱的盗窃，就做一个法定不起诉，你移送几起案件我做几起。公安看到这种情况也就不会再抓人了，超市也就不再动用刑事资源了，想敲诈勒索的也就不那么嚣张了。
不仅做法定不起诉了，检察机关还要对商超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完善无人购物模式，张贴明显标识，设置无人购物商品的检查通道，这些设置好了之后，一旦发现漏刷第一时间就报警。消费者知道了，也就没人敢漏刷了。这不就是诉源治理吗？也是最好的犯罪预防措施啊。
当然，建设这些必要的检查设施肯定要让商超多花不少钱，但对于降低商品损耗，改进购物体验而言，也是值得的。
其实经常报案被盗的超市也就那么几家，而且明显属于管理模式比较老旧的几家。
笔者建议，对这样屡次建议也不予以整改，甚至发生安保人员敲诈勒索顾客的商家，也可以适当予以曝光，引起社会的关注。
但更应该关注的，是司法机关自身的管理环境是否老旧，是否符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质量监管体系是不是与少捕慎诉慎押反着来的。比如谁少捕、慎诉、慎押就重点查谁，谁多捕、多诉、多押反而没事。
对司法官的态度不是信任而是怀疑，对司法的温度不是鼓励而是泼冷水。不是鼓励通过善治来弥补恶法，而是以对恶法的机械执行来否定善治的用心。这样的话，就与一些商超一样都没有进化出适应社会发展的运行模式，不愿意在好的制度上投入成本。也可以说，是我们内部的机械性带来了司法行为外部的机械性。
是超市内部管理的僵化导致了只能通过报案来解决商业管理问题，而僵化的司法管理模式将助长这种僵化的商业模式，从而导致一种商业+司法的双内卷。
一个僵化促成了另一个僵化的延续，最后冻结在一起。
只有人性才能融化这层僵化的制度坚冰，只有人性化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商业的还是司法的，才能适应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需求。
好的刑事政策可以推动社会政策的改善，好的社会政策可以让刑事政策更加从容宽和。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是舒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