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监测理论将冲突适应效应分为冲突监测和冲突控制两个模块。然而,要对正在进行的行为进行调节,需要记忆系统将感知到的冲突保持下来,才能在下一次利用该冲突信息对控制水平进行调节。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应该将对冲突的短时记忆过程加入冲突监测理论框架中,以便更好地解释冲突适应过程(Mansouri et al.,2009)。在日常生活中,两次冲突解决策略的间隔时间有长有短,这个记忆系统可以弥补两次策略之间的时间间隔,在解决当前问题时能够利用先前的冲突经验来调整控制水平。
冲突监测过程:冲突监测系统最主要的任务是将冲突信息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进行提取和编码,为了调节下一个试次的冲突水平,冲突信息必须在记忆中保持一段时间。尽管成像研究发现被试在面对冲突时,一系列不同的脑区得到激活,然而冲突监测的机制仍然不清楚。只有一项人类被试的研究发现了ACC神经元的激活受到冲突信息的调节。在该研究中,细胞样本选择范围比较狭窄,被试有严重的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该疾病可能和不正常的ACC功能有关(K. D. Davis et al.,2005)。而在猴子的大脑中没有发现与冲突相关的ACC激活(Ito,Stuphorn,Brown,& Schall,2003;Nakamura,Roesch,& Olson,2005)。辅助眼区(supplementary eye field,SEF)和PPC中的神经元显示出冲突相关的激活,然而其中夹杂了其他任务相关的激活调节,并不是纯粹的冲突监测信号(Nakamura,Roesch & Olson,2005;Stoet & Snyder,2007)。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关于猴子的研究发现了纯粹的冲突监测信号的激活,其激活区域在DLPFC(Mansouri et al.,2007)。
对冲突的短时记忆:根据理论,对正在进行的行为进行调节,需要记忆系统将经历过的冲突保持下来。现在还不清楚冲突信息是如何保持下来以便在下一个试次时调节其控制水平。因此,我们认为需要一个单独的模块——负责将监测到的冲突保存在短时记忆中。之前很多研究都发现冲突任务中有DLPFC的激活,导致大家认为DLPFC负责控制调整过程。然而,也可能这些观察到的DLPFC的激活执行的是冲突过程中的记忆角色。实际上,有一项关于猴子的研究(Mansouri et al.,2007)发现,先前试次中检验到的冲突的编码和保持是在DLPFC中完成的,并且DLPFC的损伤会影响冲突后行为调整的能力。然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考查记忆过程的神经结构及神经基础。
执行控制过程:冲突监测理论认为,冲突信息激发了执行控制系统,进行不对称的偏向目标相关信息的加工。这个可以通过增强任务相关路径的加工或者抑制任务无关路径的加工来实现。这与选择性注意里的偏向—竞争模型是一致的(Desimone& Duncan,1995),通过自上而下的偏向信号来对两个感觉表征进行选择和抑制。DLPFC、顶叶以及脑岛可能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中起作用(Miller,2000;Egner & Hirsch,2005a,2005b;Egner,Delano,& Hirsch,2007)。在一项Stroop任务的研究中(Egner et al.,2007),研究者要求被试读出字的颜色或者读字的意义,DLPFC在被试辨认颜色时(高冲突条件)出现激活,并且其激活水平与随后的行为表现相关。研究者推测DLPFC通过表征和保持任务要求来实施控制。Kerns等人(2004)也发现,在高认知控制条件下,DLPFC的激活增加。Egner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使用Stroop任务和Simon任务,都发现相比低控制条件,在高控制条件下,左侧额中回和额上回以及顶叶和前运动皮层的激活增加(Egner & Hirsch,2005a;Egner et al.,2007)。他们进一步通过面孔Stroop任务考查任务相关信息加工以及控制加工脑区之间的协同关系,发现在面孔为目标时的高控制条件下,右侧DLPFC和面孔信息加工的脑区活动都增强;而当面孔为干扰物时,面孔信息加工脑区的信号没有削弱。由此,研究者得出结论:认知控制是通过增强目标相关信息加工而非抑制任务无关干扰信息来实现的(Egner& Hirsch,2005a)。这些研究都说明DLPFC可能在执行控制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