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者是我的好朋友，我总称他谢老师，有尊重与客气，更多是戏谑。谢老师常有当教书先生的念头，却始终未能成行，迄今为止也没有执过一天教鞭。20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那时候我也还在央视做着一档法制节目，所以，我们时常见面，时常聊天，聊的多是看到的、听到的案例。他性格耿直，口无遮拦，看到判决不公的案件总咬牙切齿、拍桌子摔板凳，又同情心泛滥，每每遇到上访的人，必出手帮忙，结果屡屡碰壁，搞得心灰意冷、垂头丧气。我当时就料定他待不长久，一个热情洋溢的性情中人怎做得了冷眼旁观的理性事？

果不其然，他去读书了，读的是文学，拿了博士学位后，就去做出版了。

这是适合他的。他本来是编辑出身，曾经很风光地编过不少畅销书，还办过几本颇有影响力的杂志，到法院系统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老本行。

编书，他倒是做得风风火火，一个人，愣是做起了一家出版社。

说一个人，是不对的，出版社刚办时，确实只有他一个人，所有家当，都在他随身背着的一个书包里，没人，没钱，没地方办公，一穷二白，好在他有人缘，有朋友。

没过多久，一些我认识或者我听说的人，就追随他而去。

追随也不见得准确。不少朋友一定是被他“裹挟”或者“生拉硬拽”去的。他向来是一个对外人慷慨大度、对朋友“残酷无情”的家伙。

与他关系越铁，他压榨得越起劲，越肆无忌惮。

我就曾多次被他叫去参加他们的选题论证会，对他们将出的选题品头论足、出谋划策，尤其是他们草创时期，我们这帮朋友要不遗余力，白搭时间、白搭精力、白搭车费，看到他们穷得可怜兮兮的，有时还要白搭些咖啡和茶。

好在他们的书做得委实不错，如一股清泉般触动了文化人的脉搏，出版社由寂寂无闻到异军突起，也就几年的时间。

我自然成了出版社的常客。

在这里，能聊好玩的天，能见有趣的人，最主要的，能第一时间读到一些好书。

谢老师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努力耕耘的同时，还矢志不渝地坚持出版推理小说，这或许有一些他曾在法院系统工作过的情怀，但更多的还是基于热爱。

我也是推理小说的爱好者。

每次见面，我们总少不了聊这个话题，他对想要引进的一些海外的作品，会征求一下我的看法，看到国内有写得不错的稿子，偶尔也会给我看看，让我帮着提提意见。

他到香港工作后，出版社那边我也就较少去串门了，不过，他还兼着那套推理小说的主编，还在努力帮出版社找作者策划着选题，我们有时也会聊一些作品，聊聊各自看到的自认为还不错的稿子。

我不记得《黄雀》这部书稿是他主动给我看的还是我问他追要的。

看到题目，我不免先入为主地说了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不泄底了吗？”他憨憨一笑：“你先看，看完再下结论。”

我确实是一口气读完的，小说写得很通畅，如行云流水般，读得人激情澎湃又酣畅淋漓。

很多人写故事，喜欢故弄玄虚。有时候为博眼球，抑或是为了炫技，硬要把个好端端的故事讲得七弯八绕、支离破碎。这部小说则不然，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过多的矫饰，就拿故事说事，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每到关键节点，自以为“是”时又突然出人意外，细思默想，一切却又在情理之中，让人暗暗叫绝的同时，感慨万千又回味无穷。

而且，作品有很强的文学性，字里行间穿插着一种情绪，或者是暗含着一种力量，也就是在读完后，我才恍然明白小说取名《黄雀》原来另有一番深意。

“这确实是一部能打动人的小说。”我对他说。那时我完全不知道这小说出自他之手，我压根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写了小说。

虽然，我不否认他有这个能力。一个做了二十多年编辑的文学博士，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自然不在话下，他过去出版的两部学术专著我都认真读过，我也见过他过去写的一些文学性的小文章，但写小说是另外一回事。

说实话，如果不是他让我写序，我还蒙在鼓里。因为按照与出版社的约定，书稿正式出版前，外请审稿者既不能将内容外漏，也不能私下与作者沟通，何况，他给我看的稿件上根本也没有署名。

“如果让作品再残酷一些，小说会不会更有冲击力？”我似乎跟他说过这样的话，请他向作者转达，直到落笔写这篇序言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朋友谢老师做事虽然雷厉风行，对朋友也总吆三喝四，但内心不是一个冷硬的人，这作品，恰是他的风格。

是为序。

张绍刚（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SsM2wCESG42l/vE9HH0vfBW7yj7pn5n5zfJEdpZYigWMBkJ4y4/GzXo2FrakpfN+

一

二叔一大早把我叫过去的时候，我还醉着未醒。

睡眼惺忪，蒙蒙眬眬，走路也有些头重脚轻。

对我这种吊儿郎当的状态二叔早就见怪不怪了，只皱着眉摇了摇头，然后就开始跟我交代正事。

所谓“正事”，无非是告诉我到宁州后，怎么去拜会沈家，怎么与沈家人打交道。

其实这些事，他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而且，早在他三番五次劝我到宁州大学读博士时，我自己也预想到了。

去宁州，一定与沈家有关系。

否则，我在北京待得好好的，为啥他突然怂恿我去读书？再说，北京有那么多大学呢，读个博士干吗非要去宁州大学？

但二叔的话，我不能不听。

二叔现在在国家发改委当着一名颇有权力的副司长。二叔不像我的父亲那样一意孤行，他重感情，讲道理，做事细致缜密，一旦他决定了的事，任别人说破大天也没用。

我与父亲已经闹了好多年别扭。

按说我应该是个快乐无忧的人，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因为我父亲是雄踞一方的民营企业家，创办了在水土治理领域极为著名的黄河集团。

黄河集团是我们老赵家的家族企业。

我还在襁褓里时，我的爷爷、奶奶和姑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生病，住院，去世，在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时代，家里欠下了好几万的外债。经历了一段以泪洗面的日子后，作为长子的父亲毅然辞去了公职，借钱买了一辆大卡车，干起了贩运河沙的生意。为了多赚钱，他舍不得雇人，自己在河里挖沙，自己装卸，自己运输。那时我的三叔还在读高中，我的二叔高考落榜后在一所小学里任代课老师，他们去帮忙时总被父亲骂回来，父亲对两个弟弟的要求就是好好复习功课考大学，老赵家不能一辈子低着头求人。

每次说起这段往事时，在官场上养尊处优多年的二叔依然会潸然泪下，不能自已。他说：“我哥在烈日下光着膀子往车里装沙的那一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即使面对我，他对我父亲的称呼也总是“我哥”而不是“你爸”。

二叔考上了大学，当了政府官员；三叔还读了研究生，成了著名的水利学家。经过几十年的辛苦打拼，父亲积累了丰厚的家业，创办了黄河集团，成了腰缠万贯的企业家。

我这一代，老赵家只有我这一个男丁，在把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还很当回事的齐鲁大地，我不仅受到父辈们的宠爱，也被家族寄予了厚望。

按照父亲为我设定的成长轨迹，我大学毕业后，就应该进入家族企业锻炼，为以后接班做准备。可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既不喜欢颐指气使，也不够雷厉风行，更接受不了父亲那种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的做派，于是我横下心，像大姑娘逃婚般跑到英国，一待就是四五年，赖着不想回来。

是二叔连哄带骗把我弄回国的。

回国后，我依旧拒绝到父亲的公司上班，在北京郊外与朋友合开了个马场，随性地过日子。骑马开车，看书喝酒，吟风弄月，放浪形骸，快意地挥霍着自己的青春。我没啥追求，也不愿意给自己脑子里硬塞个什么理想。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没有觉得不好，也没有觉得有多好，日子嘛，总是要过的，一旦停下来，就变成回忆了。

我不求上进，得过且过，放荡不羁，离经叛道，这让曾经以我为傲素来争强好胜的父亲极为恼怒和失望，如果不是因为他只有我这“一根独苗”的话，以他那刚愎自用的火暴脾气，早与我断绝父子关系了。

我虽然没啥出息，但也并非“废柴”一个。

至少，在大家心目中我是个爱读书的人。有多么爱读书其实也谈不上，我只是很会考试。高中毕业时我轻松考上了北大，大学毕业后我又考到英国，一边玩一边拿了两个硕士学位。

去宁大读书是二叔提起的。

“去宁大读个博士吧，”有一次我俩闲聊时，他劝我说，“你三叔虽是个水利学家，也只读到了硕士，咱们家还没正经出过博士呢。”

我并不认为二叔的话多有道理，老赵家凭啥就必须出个博士？再说，读博士就读博士呗，干吗非要千里迢迢地跑去宁大读？

虽然我有些放荡不羁，连一向说一不二的父亲都敢忤逆，但我最怕二叔。二叔是我们老赵家的智囊，谋略多，有胆识，许多事我不敢跟父母说，都是二叔帮我想办法。

在官场多年，二叔不仅性情温和，说话也不紧不慢，有时候还用与我商量的口气。我心里清楚，看似能商量的事在他那里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使你有一千个借口，他都立马能找出一万个说得你心服口服低头认㞞的理由。

读就读呗。

我本来就是个对什么事都无所谓的人，在北京游手好闲了好几年，换换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况，不在二叔的眼皮底下，我还更自由，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考了，不承想，竟然还真的就被宁大录取了。

二叔让我去拜会的沈家，其实是黄河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

有些事挺让人搞不懂，明明在生意场上争得头破血流，两家人却像亲戚一样在走动；明明见面时热络得就像和睦的一家人，却各自言谈举止间都留有分寸、存有戒心。

我不愿去父亲的公司上班，不光因为我没有杀伐决断的能力，还因为我确实不喜欢与我的性情格格不入的“商界文化”。

与我们赵家这个新兴的暴发户不同，人家沈家是实实在在的治水世家、江南旧族。

据说沈家祖上从清朝初年就负责治水，已历十几代了。民国时没有了朝廷，不用在红顶子下卑躬屈膝夹尾巴，自然富甲一方，企业做得很大。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沈家人纷纷移居海外，只有伯远公追求进步，留在了国内，后来却因言获罪，妻离子散，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获得平反。伯远公是著名的水利专家，以敢言著称，在业界具有很高的威望。

沈家的江海集团是嘉树伯从国外回来后才成立的，也才不到二十年的光景，但沈家的招牌、伯远公的声望加上嘉树伯精明能干，使得江海集团迅猛发展，奋起直追，现在已经是江南最大的水利工程集团，也是居于北方的黄河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

生意上是对手，沈家和赵家私谊却一直很好，特别是对伯远公，赵家三兄弟都极为敬重，逢年过节，都会派人向老人家表达心意，沈家也确实把我们当成了能时时走动的亲戚。爸爸喜欢我的时候，也曾带着我到沈家串过门，我也跟着妈妈在家里接待过沈家的人。只是这几年，伯远公年纪大了，嘉树伯又忙，两家走动比过去少了很多。

“去吧。”二叔看着我把他给沈家准备的礼物一件件搬到车上，然后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不是总强调不到公司上班不代表不想帮家里做事吗？那就看你在宁州的表现了。记住我交代你的那些事，哪一件都不能掉以轻心。”

我点点头，没说话。

这次让我到宁州读书，其实就是希望我能时不时地去沈家了解了解信息，沟通沟通感情。因为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就要启动了，这样一项超大工程项目，百年难遇，在水利行业深耕多年的沈家和赵家都摆出了架势，跃跃欲试，志在必得。 SsM2wCESG42l/vE9HH0vfBW7yj7pn5n5zfJEdpZYigWMBkJ4y4/GzXo2Frakp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