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然，我们很难精准追溯到硅谷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化从何而来。一些人将其归因于19世纪狂热的先锋物质主义者在圣弗朗西斯科发起的淘金热，这场热潮使受旧等级制度排挤的个人创业者获得财富，并催化了创业精神的爆发，李维斯牛仔裤就诞生于这个时期。其他人则强调，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和经济繁荣为进步、开放的思想和专注于工作的狂热态度提供了养分。事实上，解放资本为这种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另一种滋养，一种比以往更值得关注的驱动力。通过帮助人才“兑现”天赋，将想法转化为产品，以及将非传统实验和硬性商业目标相结合，这种独特的金融形式所培育的商业文化充分激发了硅谷的发展活力。早些时候，美国以摩根大通为主导的金融行业擅长将企业塑造成强大的寡头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发起的利用“垃圾债券”为兼并企业提供资金的举措引发了“企业买卖热”和大刀阔斧削减成本的风潮
。风险投资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工业文化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硅谷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在应用科学领域最持久多产的熔炉。多亏了风险投资，“八叛将”得以离开威廉·肖克利，成立仙童半导体，并开启了硅谷的传奇发展之路。惊人的是，截至2014年，硅谷有7%的科技上市公司都可以追溯到与仙童半导体的关联。
在求助于解放资本的前一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年轻研究员们发现他们的老板既是个科学天才，又是个疯狂的暴君。当肖克利招募他们时，他们为被选中而感到荣幸：接到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电话“就像拿起电话与上帝交谈”。肖克利很英俊，戴着眼镜，稍稍后移的发际线彰显着教授派头。他不仅是半导体之父，还是个颇具冷幽默感的出色表演家：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他常在开课时承诺会探讨一个“热点课题”（get into a hot subject），接下来，他便会玩一个一语双关的小把戏——他翻开一本书，学生们会看到一股青烟从书里升腾出来，原来这便是他之前所提及的热点（hot subject）。但当这些年轻的新成员来到这位“神明”身边时，他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肖克利会公开解雇员工，在公司布告栏上公布员工工资，还嘲笑过一位接受低微薪水条件的科学家。他雇用了他能找到的最聪明的研究人员，但很快就开始贬低他们，有时还嘲笑员工：“你确定你有博士学位吗？”当他团队的一些成员大胆地提出要发表学术论文时，肖克利的反应轻蔑又自负。他写下一些关于自己提出的理论的笔记，然后告诉他们：“来，把它充实起来发表去吧。”后来，一位年轻研究员说：“我认为‘暴君’一词都不足以形容肖克利。”
1957年5月，在肖克利创办半导体实验室15个月后，他的资助人来拜访他。一年前，当肖克利需要资金时，风险投资还几乎不存在。所以肖克利求助于南加州贝克曼仪器（Beckman Instruments）的创始人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man）。贝克曼把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设为贝克曼仪器公司的分部，希望看到它快速发展，并创造盈利。现在，他要求肖克利增加商业化产出，同时改善管理不善的情况。肖克利对此轻蔑地回应：“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我可以带着这群人到别处去寻求支持。”他抱怨着，然后冲出了房间。
看着他们的老板对贝克曼大吼大叫，肖克利的年轻研究员们意识到自己面临抉择。20世纪50年代是大公司、大工会和大白领阶层的时代。1956年的畅销书《组织人》宣布了一种新美国人的存在，即温顺的、没有个性的“有组织的人”。该书有一章的标题是“科学家的官僚化”，与标题相对应的现象使得当时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也逐渐迟滞。肖克利的研究员们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屈从于时代，在令人窒息的管理者手下毫无成效地煎熬；要么抓住他情绪失控带来的机会，寻求自己的出路。在肖克利与贝克曼的对峙结束后，研究员们聚在一起吃午餐，他们决定向贝克曼诉苦，要求他向肖克利施压。“该死！”一名研究员愤恨道，“我们要么做点什么，要么以后别再谈这事了！”
后来成为仙童半导体研发主管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被选为团队的代表与贝克曼沟通。摩尔秃顶，浓密的眉毛藏在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眉线框眼镜后，但这掩盖不住他不卑不亢的好品质。研究员们的午餐会结束后，摩尔从同事家借电话打给贝克曼，他告诉贝克曼：“你不需要将肖克利的威胁当真。”他指的是肖克利情绪失控时放的狠话：“肖克利没法像他所想的那样在这个阶段带走整个团队。”“实验室的发展情况不太好，是吗？”贝克曼紧张地问。“是的，情况真的不好。”摩尔回答。
贝克曼同意与摩尔和其他研究员见面，在几轮讨论后，他承诺站在他们这边对抗他们的老板。尽管肖克利很有科学天赋，但他在扼杀公司发展——有时，资本要想前进，就需要好好地“把大人物拉下马”。贝克曼向研究员们保证，肖克利将被逐步卸下管理职责，他在公司的角色将仅限于顾问。
然而没过几天，贝克曼就失去了勇气。这是他投资的公司，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令自己不快的决定；他不像现代风险投资人，没有人要求他对资本回报率负责。这期间，东海岸的一位颇有名望的科学家来电向贝克曼抗议，声称肖克利会因为降职而被毁掉，这通电话足以动摇贝克曼的想法。贝克曼想着，虽然肖克利是个暴君，但毕竟是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暴君，并且未来他也许可以改过自新。于是，贝克曼通知年轻的研究员们，要求他们与肖克利握手言和。
体会了从内部改变公司的困难后，研究员们重新考虑了自己的选择。他们都很优秀，能轻易另谋高就，但他们知道，只有作为一个团队团结在一起，才最可能有所成就。与此同时，考虑到如果维持团队的完整意味着他们要在肖克利手下煎熬，这个前景就不太令人愉快了。在最近一起事件中，这位暴君竟然要求他的员工接受测谎仪测试。
某个晚上，在他们思考自己的困境时，研究员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是团队中唯一一个超过30岁的成员，他通过父亲与纽约一家投资公司建立了联系。克莱纳写信给父亲的投资顾问寻求帮助，他在信中询问，肖克利的研究员团队准备离开公司，是否有金融公司愿意借助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到一个愿意雇用整个团队的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