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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丁的积极行动主义投资风格在20世纪70年代被复刻过几次。1973年，比尔·德雷珀的萨特山创投与菊花轮打印机的发明者奎茂公司（Qume）达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这笔交易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萨特山创投强加了一个条件，即奎茂必须辞退能力不足的首席执行官，由萨特山创投聘请一名哈佛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担任首席执行官。当奎茂取得成功时，这位首席执行官所持有的股票期权为其带来了巨大回报，而且这一信息传到了他哈佛商学院校友们的耳朵里。相比于这位首席执行官的丰厚收入，很多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在《财富》500强企业里只能挣到勉强称得上是体面的薪水。有此成功先例之后，萨特山创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奎茂公式，解雇那些声名远扬的大公司高管，将西海岸的风险投资模式与东海岸的区分开来。波士顿的风险投资人不愿支持没有可信首席执行官的初创企业，而西海岸的风险投资人更愿意通过积极地招募首席执行官来控制风险，大胆投资。
其中最大胆的风险投资先驱是汤姆·珀金斯，他与唐·瓦伦丁一起定义了后阿瑟·洛克时代的风险投资风格。作为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孩子，珀金斯是靠吃“世棒午餐肉、人造黄油、神奇面包和酸橙果冻”长大的。与他那爱好运动的父亲所期待的不同，比起户外运动，珀金斯更痴迷于电子产品。他在青少年时期渴望成为电视修理工，好在他的物理老师引导他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珀金斯在那里学习电子工程专业，加入了游泳队和兄弟会，如珀金斯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我）从运动员学校里的书呆子变成了书呆子学校里的运动员。”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珀金斯在一家军事承包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他在那里成为乔治斯·多里奥特的学生。1969年，多里奥特试图说服珀金斯放弃在惠普的工作来执掌ARD，但珀金斯因为薪酬太低拒绝了。
1972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五早上，珀金斯到帕洛阿尔托的瑞奇凯悦酒店吃早餐，这家酒店曾是“八叛将”为肖克利获得诺贝尔奖而庆祝的地方，后来他们也在这里庆祝自己得到解放。珀金斯来此用餐的目的恰巧是会见“八叛将”之一尤金·克莱纳。克莱纳曾写信给海登斯通请求帮助，后来作为仙童半导体的创始成员之一助推风险投资这一新金融形式诞生。克莱纳正考虑直接出资成立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像多里奥特一样，他也想招募珀金斯。毕竟珀金斯现在已经成了西海岸的知名人物。他是惠普计算机部门的总经理，还创办了一家开发新激光技术的初创企业。
克莱纳和珀金斯的早餐会谈延续到近中午才结束，酒店的工作人员在11点45分时把他们赶了出去，以便布置餐厅迎接中午的客人，于是他们走到珀金斯家继续交谈。珀金斯言辞激昂，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克莱纳用他浓郁的维也纳口音优雅、平静地应答，珀金斯觉得，克莱纳在应答他人时很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为他的患者提供咨询。
第二天，两人开始研究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他们决定以自己的姓名为公司命名
：他们相信自己的智慧结晶，便不该羞于用自己的姓名为其命名。他们决定为此基金设置时限，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拿出一些积蓄；在这方面他们模仿了戴维斯-洛克公司的先例，克莱纳曾是戴维斯-洛克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他对其运作模式颇为熟悉。最重要的是，克莱纳和珀金斯都坚定地推崇积极行动主义投资风格。两人都曾在西海岸的知名公司担任过经理，并且都创办过自己的公司。珀金斯后来说：“我们从最初就与众不同，我们不是普通的投资人。与华尔街的那些交易员和投资人不同，我们本身就是创业者，将以创业者的方式与创业者开展合作……我们将全情投入。”
美国劳动节过后不久，克莱纳和珀金斯开始了筹款之旅。珀金斯坚持要开车，因为克莱纳有个习惯，当他专注于谈话时车子就会偏离道路。他们的首个目标是匹兹堡大亨亨利·希尔曼（Henry Hillman）。希尔曼十分歆羡戴维斯-洛克公司的成功，曾试图让汤米·戴维斯管理他的资金，但戴维斯没有同意。希尔曼从克莱纳和珀金斯身上看到了从西海岸蓬勃发展的风险投资行业中分得一杯羹的机会，他承诺出资，且金额高达500万美元，前提是克莱纳和珀金斯能从其他人那里筹集到相当的金额。克莱纳和珀金斯从洛克菲勒大学筹集了100万美元，从两家保险公司也筹到了差不多的数额，还从信托基金和富有的个人投资人那里筹到了100多万美元。到1972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们为基金筹集的资金合计达840万美元，数额远超唐·瓦伦丁曾设法筹集到的500万美元。
克莱纳和珀金斯在沙丘路3000号新建的低矮办公区设立办公室，成为未来的风险投资公司集聚地的第一家合伙企业。他们在第一次石油禁运危机前夕推出了基金，这一糟糕的时机让他们最初的几项投资表现都十分差劲。他们支持了一家看似可靠、有前途的半导体初创企业，但它被缺乏经验的管理者搞砸了。后来他们出资支持研发一种名为“雪上作业”的奇怪装置，该装置能将摩托车改装成雪地摩托。珀金斯天真地想象着地狱天使
的车手们带着女朋友在雪地上疾驰的画面。不幸的是，政府对石油禁运危机的应对方案之一是禁止向运动型车辆销售汽油，“雪上作业”项目注定破产。到1974年底，凯鹏华盈已斥资250万美元进行了9项投资，尽管最终的结果表明其中4家企业表现良好，足以使投资组合获得正向盈利，但在当时凯鹏华盈无法预料到这一圆满结局。那时的克莱纳和珀金斯十分沮丧，想要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